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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2012年2月15日《北京大学校报》发表过一篇短文，题为《首任校长就职演说的简言弘旨》。文章说到，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总监督（实际上的校长）张亨嘉即职演说时说了最简短的14个字，“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文章认为其中训词的8个字“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简直可以成为北京大学的“校训”。
经过两年深入思索，笔者现在正式提议将这8个字作为北京大学校训，理由如下：
第一，历代政府教育当局都希望大学规定一个校训，写入学校章程。校训主要是根据学校的办学宗旨、功能定位、传统特色凝练出来的对师生，特别是对学生立德树人的关键要求，以简洁的座右铭式的语言表达出来。我国几乎所有大学都有自己的校训，唯独北京大学暂付阙如。据说北京大学历史上也曾试图制定过，但因未能形成共识，没有正式启用。因此，北京大学至今无校训[1]。这固然反映了北京大学特色：在众说纷纭中要取得统一意见是很难的。但这也未尝不是北京大学的一个缺憾。其实难归难，经过长期酝酿磨合，共识还是可以取得的。有一个校训，对凝聚人心，朝向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奋斗，更加鲜明地形成学校特色，都是有莫大帮助的。
第二，“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8个字是张亨嘉作为首任校长在就职演说中郑重提出来的、地地道道的“训词”。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由我国中央政府举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在张亨嘉之前，京师大学堂既是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同时也是政府主管教育的行政管理部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其首长称为“管学大臣”。八国联军战乱后，1904年初恢复的京师大学堂就成为一所单纯的高等教育机构，即大学了，其首长名为“总监督”，实际上就是校长；而政府管理教育的部门首长则称为“学务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长。张亨嘉这一经过精心筹划、慎密考虑的就职演说可以说是世界上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最为简短的，尤其是“训词”8个字可谓掷地有声，字字珠玑，是十分到位、非常珍贵的对学生的嘱咐和寄望。张亨嘉是一位学识品德兼优、深明大义、崇尚革新、久掌文化教育、具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家[2]，有这样一位首任校长对学生做“训词”，将它作为学校的“校训”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为国求学”4个字既体现了学校的办学宗旨，也说明了学生的基本职责。京师大学堂诞生于120年前甲午战败、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和亡国灭种之际，是有识志士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改革产物。办学宗旨是为了救国，学生上学当然首先也是为了国家。“为国”体现了我国举办高等教育与西方古典大学办学宗旨的根本区别，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为国”比通常所说的“爱国”更具积极进步意义。爱国是一种感情，而为国则是行动、是实践，表现出一种责任，一种担当。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宝贵品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北京大学成立以来，一直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并且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北大学子要胸怀大志，放眼世界，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学。“求学”是学生的主业。学的内容包罗万象：品德、知识、能力，态度、思维、方法、技艺，交流、合作、共处，身心健康、发明创新、组织管理等，而且既有专业的，也有跨学科的，既有理论性的，也有实践性的。总之，它们涵盖了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多维度的做人和做事的通體要求，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四，“努力自爱”4个字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自爱”是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首要特征。高等教育受众一般都是年龄超过18岁的成年人，他们已经具备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和能力。他们不是“被”受教育的，而是自觉自愿接受教育的。他们有责任、权利和义务来享用学校所提供的教育，以及为此所创造的教育机制、设施和各种保障条件，并且对学校所供给的教育环境和条件有提出批评和完善意见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的优劣，责任全在他们自己。因此，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去享受和利用学校的条件。“自爱”包含几个层次：一是自觉自愿；二是自主自为，即积极主动地学习；三是自律自重，即在学习和群体及社会活动中对自己的行为能有所约束和节制，做到遵纪守法、和谐共处；四是自省自识，即通过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周围的人与事和自己进行宽视野、批判性的审察和比较，充分了解自己的个体优势、特长和潜质，做到认识自我，从而使自己取得最大限度的学业成就；五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刻的自我反思和与环境的批判性对话，摆脱束缚或扭曲自己的各种力量从而达到运用自如、游刃有余的境界，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的最高目标—自我解放[3]和人的发展的极致—“自由”。在这里，轻而易举是不可能的，必须勤勉刻苦，倾全身心之功力才能奏效，这就要“努力自爱”。而学生的自主自为和具有宽视野的批判性学习也对办学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和挑战。
第五，“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8个字虽是110年前提出来的，在当今时代却仍显得鲜活有效，并且切中时弊。当下我们正在实现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目标的“中国梦”，大学生亟需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和谐融通，具有为国家民族诚信负责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我们又处于社会急剧变动、经济全球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繁多，大学生也亟需养成高瞻远瞩、审慎思考、深刻反思和进行自我批判的能力，从而能做到审时度势，应对复杂变幻的世界。因此，这“为国求学，努力自爱”8个字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六，“校训”作为“座右铭”，在用字遣词上应当做到朗朗上口，简明易懂，清新直白。“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8个字完全满足这样的要求，而且微言宏旨，言简意赅，却又显得高尚别致，不落俗套，能做到“雅俗共赏”。而且，它们是每一名学生都可以做到的，不是高不可攀或不可捉摸的。当然，不同的人所达到的程度会是各异的。这些文字也不像有的大学校训引经据典，却多少带点过于文绉绉的、陈腐的书卷气和学究气。这8个字的文词实在是绝妙又难得，因而不大可能被别校重复使用。这自然也彰显出北京大学别出心裁、与众不同之处。
第七，“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8个字的校训并不表示大学对师生，特别是对学生要求的唯一符号。学校还可以对办学宗旨、定位特色、精神传统、方针原则有其他的表述，他们共同对学校的运行、治理、发展和师生行为提供准绳和规范要求。在确定了这样的校训之后，北京大学“科学、民主、爱国、进步”的传统，“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与治学方针，将继续有效，并在学校的运作、治理和发展中发挥着承前启后、明志致远的重要作用。在原来三个“八字”的基础上，再新加一个“八字”：“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就形成了四八三十二个字。它们构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办学治校理念，将给北京大学的前程带来更为圆满、充实的好运，朝着世界一流的目标，更加强有力地奋勇前进！
2014年，正好是张亨嘉提出“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8字训词的110周年。如果这个提议能取得全校师生员工的共识，那就应当通过盛大的纪念会，将此8个字的蕴涵和深意广为宣传，成为每一名北京大学师生的座右铭。
参考文献：
[1]郭建荣.涵容博大守正日新—我眼中的北京大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84.该书节选《北大无校训》亦载《北京大学校报》2004年第1017期.
[2]张戡编.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张亨嘉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该文指出，时任太常寺少卿的张亨嘉曾与吏部侍郎兼暂任管学大臣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等力主反对滥杀外国使节和焚烧使馆，后两人因此惨遭朝廷杀害，张因福建话口音未被人听懂而得以幸免于难.
[3]（英）罗纳德·巴尼特著，蓝劲松主译.高等教育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责任编辑：蔡桂兰]
经过两年深入思索，笔者现在正式提议将这8个字作为北京大学校训，理由如下：
第一，历代政府教育当局都希望大学规定一个校训，写入学校章程。校训主要是根据学校的办学宗旨、功能定位、传统特色凝练出来的对师生，特别是对学生立德树人的关键要求，以简洁的座右铭式的语言表达出来。我国几乎所有大学都有自己的校训，唯独北京大学暂付阙如。据说北京大学历史上也曾试图制定过，但因未能形成共识，没有正式启用。因此，北京大学至今无校训[1]。这固然反映了北京大学特色：在众说纷纭中要取得统一意见是很难的。但这也未尝不是北京大学的一个缺憾。其实难归难，经过长期酝酿磨合，共识还是可以取得的。有一个校训，对凝聚人心，朝向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奋斗，更加鲜明地形成学校特色，都是有莫大帮助的。
第二，“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8个字是张亨嘉作为首任校长在就职演说中郑重提出来的、地地道道的“训词”。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由我国中央政府举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在张亨嘉之前，京师大学堂既是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同时也是政府主管教育的行政管理部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其首长称为“管学大臣”。八国联军战乱后，1904年初恢复的京师大学堂就成为一所单纯的高等教育机构，即大学了，其首长名为“总监督”，实际上就是校长；而政府管理教育的部门首长则称为“学务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长。张亨嘉这一经过精心筹划、慎密考虑的就职演说可以说是世界上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最为简短的，尤其是“训词”8个字可谓掷地有声，字字珠玑，是十分到位、非常珍贵的对学生的嘱咐和寄望。张亨嘉是一位学识品德兼优、深明大义、崇尚革新、久掌文化教育、具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家[2]，有这样一位首任校长对学生做“训词”，将它作为学校的“校训”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为国求学”4个字既体现了学校的办学宗旨，也说明了学生的基本职责。京师大学堂诞生于120年前甲午战败、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和亡国灭种之际，是有识志士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改革产物。办学宗旨是为了救国，学生上学当然首先也是为了国家。“为国”体现了我国举办高等教育与西方古典大学办学宗旨的根本区别，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为国”比通常所说的“爱国”更具积极进步意义。爱国是一种感情，而为国则是行动、是实践，表现出一种责任，一种担当。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宝贵品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北京大学成立以来，一直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并且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北大学子要胸怀大志，放眼世界，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学。“求学”是学生的主业。学的内容包罗万象：品德、知识、能力，态度、思维、方法、技艺，交流、合作、共处，身心健康、发明创新、组织管理等，而且既有专业的，也有跨学科的，既有理论性的，也有实践性的。总之，它们涵盖了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多维度的做人和做事的通體要求，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四，“努力自爱”4个字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自爱”是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首要特征。高等教育受众一般都是年龄超过18岁的成年人，他们已经具备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和能力。他们不是“被”受教育的，而是自觉自愿接受教育的。他们有责任、权利和义务来享用学校所提供的教育，以及为此所创造的教育机制、设施和各种保障条件，并且对学校所供给的教育环境和条件有提出批评和完善意见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的优劣，责任全在他们自己。因此，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去享受和利用学校的条件。“自爱”包含几个层次：一是自觉自愿；二是自主自为，即积极主动地学习；三是自律自重，即在学习和群体及社会活动中对自己的行为能有所约束和节制，做到遵纪守法、和谐共处；四是自省自识，即通过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周围的人与事和自己进行宽视野、批判性的审察和比较，充分了解自己的个体优势、特长和潜质，做到认识自我，从而使自己取得最大限度的学业成就；五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刻的自我反思和与环境的批判性对话，摆脱束缚或扭曲自己的各种力量从而达到运用自如、游刃有余的境界，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的最高目标—自我解放[3]和人的发展的极致—“自由”。在这里，轻而易举是不可能的，必须勤勉刻苦，倾全身心之功力才能奏效，这就要“努力自爱”。而学生的自主自为和具有宽视野的批判性学习也对办学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和挑战。
第五，“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8个字虽是110年前提出来的，在当今时代却仍显得鲜活有效，并且切中时弊。当下我们正在实现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目标的“中国梦”，大学生亟需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和谐融通，具有为国家民族诚信负责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我们又处于社会急剧变动、经济全球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繁多，大学生也亟需养成高瞻远瞩、审慎思考、深刻反思和进行自我批判的能力，从而能做到审时度势，应对复杂变幻的世界。因此，这“为国求学，努力自爱”8个字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六，“校训”作为“座右铭”，在用字遣词上应当做到朗朗上口，简明易懂，清新直白。“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8个字完全满足这样的要求，而且微言宏旨，言简意赅，却又显得高尚别致，不落俗套，能做到“雅俗共赏”。而且，它们是每一名学生都可以做到的，不是高不可攀或不可捉摸的。当然，不同的人所达到的程度会是各异的。这些文字也不像有的大学校训引经据典，却多少带点过于文绉绉的、陈腐的书卷气和学究气。这8个字的文词实在是绝妙又难得，因而不大可能被别校重复使用。这自然也彰显出北京大学别出心裁、与众不同之处。
第七，“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8个字的校训并不表示大学对师生，特别是对学生要求的唯一符号。学校还可以对办学宗旨、定位特色、精神传统、方针原则有其他的表述，他们共同对学校的运行、治理、发展和师生行为提供准绳和规范要求。在确定了这样的校训之后，北京大学“科学、民主、爱国、进步”的传统，“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与治学方针，将继续有效，并在学校的运作、治理和发展中发挥着承前启后、明志致远的重要作用。在原来三个“八字”的基础上，再新加一个“八字”：“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就形成了四八三十二个字。它们构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办学治校理念，将给北京大学的前程带来更为圆满、充实的好运，朝着世界一流的目标，更加强有力地奋勇前进！
2014年，正好是张亨嘉提出“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8字训词的110周年。如果这个提议能取得全校师生员工的共识，那就应当通过盛大的纪念会，将此8个字的蕴涵和深意广为宣传，成为每一名北京大学师生的座右铭。
参考文献：
[1]郭建荣.涵容博大守正日新—我眼中的北京大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84.该书节选《北大无校训》亦载《北京大学校报》2004年第1017期.
[2]张戡编.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张亨嘉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该文指出，时任太常寺少卿的张亨嘉曾与吏部侍郎兼暂任管学大臣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等力主反对滥杀外国使节和焚烧使馆，后两人因此惨遭朝廷杀害，张因福建话口音未被人听懂而得以幸免于难.
[3]（英）罗纳德·巴尼特著，蓝劲松主译.高等教育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责任编辑：蔡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