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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内在的成因，是根脉，是抗体。正如人长得像自己的父母是因为遗传基因的作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正因为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基因，才形成不同于他国、他民族的人文性格和文化习惯。[1]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根脉就根植在传统文化里，融入在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
弘扬传统文化是历史教学的育人职责，也是历史课程的学科优势。2011年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2]为了在历史教学中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科的人文特性，弘扬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笔者尝试以人带史，追寻历史人物的足迹，激活传统文化的基因，滋养历史课堂的精神。以统编教材八年级上册 第12课 《新文化运动》教学为例：
课标要求“知道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了解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3]然而，何为“新”文化？“旧”文化又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倡新文化？如何看待旧文化？学生对这些问题都很陌生，更难以理解。鉴于此，笔者以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为主线，引导学生跟随他的足迹，感受文化的力量。
1. 懵懂少年，在传统文化中浸润成长。1879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当时社会最大的传统就是“科举”，从六岁到八九岁，由祖父直接教他读书。陈独秀与祖父的关系很紧张，严厉的祖父“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陈独秀对母亲十分敬爱，当祖父生气时，他的母亲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2. 励志青年，在家国情怀中启蒙蜕变。1895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战败的消息让陈独秀夜不能寐，他在《说国家》一文中写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就在那时，他开始思考一个小国为什么会把中国打败？他开始关注国家命运，主动接触西方文化，参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从1901年开始，陈独秀先后五次到日本，除因去日本比较经济和方便之外，主要是因为当时各国先进学说的图书在日本都可以读到，而且日本本身就是一个由落后迅速转变为强盛的样板。他曾说：“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生也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負，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
3.一枝独秀，树时代青年风标。1915年初夏，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此时距离甲午中日战争失败20年，中华民国成立4年，大总统袁世凯正忙着复辟帝制。陈独秀对中国的问题有了新的反思：“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印发，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揭开了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然而，《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从创刊到1917年1月，都在上海出版，完全由陈独秀一人主编、主笔，俨然“独人杂志”，寂寞独行。正如鲁迅后来所描写的“不特没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 。[4]
4.群星璀璨，闪亮文化“新”空。1917年1月，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后《新青年》杂志社也迁到北京，这成为陈独秀一生的转折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1917年，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兼文科教授;1917年7月，鲁迅之弟周作人进入北大，后来成为陈独秀与鲁迅的牵线人;1917年8月，在陈独秀的推荐下，胡适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1918年1月，陈独秀特邀鲁迅参加《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当时像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这样与陈独秀志同道合的“新文化”好友还有许多，几乎网罗了北大各科的优秀人才。从此，新文化运动由一人一刊为中心，变成一校一刊为中心;由寂寞的行者，蓬勃发展为辐射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5.荡涤神州，培育一代“新青年”。由于《新青年》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销售处，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为试点辐射全国学校教育，使新文化运动很快成为荡涤神州大地的冲击波，培养了一代“新青年”。例如：
鲁迅，从《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第4卷第5号开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号止，在杂志上共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五部小说，及四部翻译日本和俄国的小说，还有多则随感录、通信等。特别是他的五部小说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巨匠地位。
毛泽东说：“……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一生中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1918年4月，毛泽东与几个朋友创立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新民学会”。
《新青年》也使周恩来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周恩来立志救国，但对如何救国很茫然，直到1918年才渐渐走出痛苦。他在1918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持排孔、独身（指陈独秀提倡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5]
……
历史是一部书，它书写着前人的智慧、勇气和毅力;足迹是前行的印记，它见证了前人的艰辛、奋斗和创造。千百年来，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又塑造了中国人。因此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奥秘，就必须了解历史实践的中国人。同样，要了解中国人，则必须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 1.沿着人物的生活轨迹，还原传统文化的时空坐标。所谓传统文化，首先是指一种时间存在状态的文化，即文化的过去式。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宗教、科技、教育、文学、艺术，以及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等。[6]探讨传统文化首先就要沿着时间的维度，寻找文化的踪迹和成果。正如上述课例中节选了陈独秀在1879年-1917年的时间维度，展示了他的求学、成长和工作，他所处的家庭、时局和朋友圈，凸显了这一时空坐标下的教育、科技、文化氛围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古代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治中国长达几千年。但近代工业文明使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空前强大起来，并迅速走上了殖民扩张道路，将西方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陈独秀所处的时代正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发生冲突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遭遇西方近代文化冲击的时代，在这一时空坐标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正是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学习西方的近代化探索，陈独秀等人将这种探索推向了纵深，从经济、政治制度发展到思想文化领域。
2.追寻人物的视角路径，感受传统文化的基因裂变。从某种意义上看，“传统”文化也是文化的现在式或正在进行式，即从过去一直绵延到现在的文化观念。那些出现在过去且依然存在于今天的文化，方能称之为“传统文化”。[7]例如：在教学《新文化运动》时，学生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几乎一无所知，这些封建社会时期的核心理念之所以销声匿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裂变的结果，具体来说，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上述课例透过陈独秀的视角，使时代变迁历历在目：僵化落后的传统教育，埋下了少年的逆反之心;列强欺凌下的失败使大国形象轰然倒塌，刺激了少年的国家之思;革命的艰难曲折促使他探求救国之路;留学经历使他找到了“民主”“科学”大旗;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使他走上了思想文化运动之路。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抨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恰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裂变之战。
3.思辨人物的心路历程，感悟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也可以是指文化的将来式，即对未来的文化建构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它们会成为未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8]今天的文化，是昨天的文化演变过来的;同样，明天的文化，是今天文化的延续。因此，未来的传统文化是怎样的面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传承与创新，在这一方面，陈独秀等人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堪称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的样本。聚焦陈独秀的心路历程，他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逆反承受，即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承受着某些传统，使一些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早已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母亲的眼泪能打动倔强少年，正是他尊老孝亲的传统美德;甲午战败使他痛苦愤懑，一次次到那个曾打败中国的“小国”学习，其内在动力正是他深深的家国情怀;创办《新青年》，面对资金、人力、经驗等重重困难，他凭着热情和胆识“革故鼎新”，正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另一方面，他又以敏锐而挑剔的眼光，激烈反对那些他认为是错误的传统，例如：厌恶《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不满祖父刻板的教学方式等。然而，对传统文化的“逆反”，不仅需要勇气和胆识，更需要有传承与创新的前瞻和智慧：陈独秀等人抨击儒家道德和文化而非全盘否定孔子，提倡白话文也非全盘否定文言文，新文化运动在保留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同时，又注入了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新鲜血液，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如今，我们正处在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世界各国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我们既要用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又要弘扬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初中阶段正是学生价值观形成的模糊期，历史教学必须发挥历史学科的人文作用，挖掘历史课程的传统文化资源，将传统文化的基因在学生的精神世界里激活并根植、发扬。
【注释】
[1]叶小文：《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 中国青年报 》2014年3月17日第2 版。
[2][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9页。
[4]鲁迅：《呐喊·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74页。
[5]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以上文中内容均选编自该作。
[6][7][8]朱汉民：《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6、8页。
弘扬传统文化是历史教学的育人职责，也是历史课程的学科优势。2011年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2]为了在历史教学中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科的人文特性，弘扬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笔者尝试以人带史，追寻历史人物的足迹，激活传统文化的基因，滋养历史课堂的精神。以统编教材八年级上册 第12课 《新文化运动》教学为例：
课标要求“知道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了解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3]然而，何为“新”文化？“旧”文化又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倡新文化？如何看待旧文化？学生对这些问题都很陌生，更难以理解。鉴于此，笔者以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为主线，引导学生跟随他的足迹，感受文化的力量。
1. 懵懂少年，在传统文化中浸润成长。1879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当时社会最大的传统就是“科举”，从六岁到八九岁，由祖父直接教他读书。陈独秀与祖父的关系很紧张，严厉的祖父“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陈独秀对母亲十分敬爱，当祖父生气时，他的母亲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2. 励志青年，在家国情怀中启蒙蜕变。1895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战败的消息让陈独秀夜不能寐，他在《说国家》一文中写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就在那时，他开始思考一个小国为什么会把中国打败？他开始关注国家命运，主动接触西方文化，参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从1901年开始，陈独秀先后五次到日本，除因去日本比较经济和方便之外，主要是因为当时各国先进学说的图书在日本都可以读到，而且日本本身就是一个由落后迅速转变为强盛的样板。他曾说：“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生也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負，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
3.一枝独秀，树时代青年风标。1915年初夏，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此时距离甲午中日战争失败20年，中华民国成立4年，大总统袁世凯正忙着复辟帝制。陈独秀对中国的问题有了新的反思：“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印发，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揭开了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然而，《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从创刊到1917年1月，都在上海出版，完全由陈独秀一人主编、主笔，俨然“独人杂志”，寂寞独行。正如鲁迅后来所描写的“不特没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 。[4]
4.群星璀璨，闪亮文化“新”空。1917年1月，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后《新青年》杂志社也迁到北京，这成为陈独秀一生的转折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1917年，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兼文科教授;1917年7月，鲁迅之弟周作人进入北大，后来成为陈独秀与鲁迅的牵线人;1917年8月，在陈独秀的推荐下，胡适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1918年1月，陈独秀特邀鲁迅参加《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当时像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这样与陈独秀志同道合的“新文化”好友还有许多，几乎网罗了北大各科的优秀人才。从此，新文化运动由一人一刊为中心，变成一校一刊为中心;由寂寞的行者，蓬勃发展为辐射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5.荡涤神州，培育一代“新青年”。由于《新青年》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销售处，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为试点辐射全国学校教育，使新文化运动很快成为荡涤神州大地的冲击波，培养了一代“新青年”。例如：
鲁迅，从《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第4卷第5号开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号止，在杂志上共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五部小说，及四部翻译日本和俄国的小说，还有多则随感录、通信等。特别是他的五部小说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巨匠地位。
毛泽东说：“……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一生中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1918年4月，毛泽东与几个朋友创立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新民学会”。
《新青年》也使周恩来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周恩来立志救国，但对如何救国很茫然，直到1918年才渐渐走出痛苦。他在1918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持排孔、独身（指陈独秀提倡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5]
……
历史是一部书，它书写着前人的智慧、勇气和毅力;足迹是前行的印记，它见证了前人的艰辛、奋斗和创造。千百年来，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又塑造了中国人。因此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奥秘，就必须了解历史实践的中国人。同样，要了解中国人，则必须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 1.沿着人物的生活轨迹，还原传统文化的时空坐标。所谓传统文化，首先是指一种时间存在状态的文化，即文化的过去式。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宗教、科技、教育、文学、艺术，以及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等。[6]探讨传统文化首先就要沿着时间的维度，寻找文化的踪迹和成果。正如上述课例中节选了陈独秀在1879年-1917年的时间维度，展示了他的求学、成长和工作，他所处的家庭、时局和朋友圈，凸显了这一时空坐标下的教育、科技、文化氛围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古代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治中国长达几千年。但近代工业文明使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空前强大起来，并迅速走上了殖民扩张道路，将西方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陈独秀所处的时代正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发生冲突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遭遇西方近代文化冲击的时代，在这一时空坐标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正是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学习西方的近代化探索，陈独秀等人将这种探索推向了纵深，从经济、政治制度发展到思想文化领域。
2.追寻人物的视角路径，感受传统文化的基因裂变。从某种意义上看，“传统”文化也是文化的现在式或正在进行式，即从过去一直绵延到现在的文化观念。那些出现在过去且依然存在于今天的文化，方能称之为“传统文化”。[7]例如：在教学《新文化运动》时，学生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几乎一无所知，这些封建社会时期的核心理念之所以销声匿迹，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裂变的结果，具体来说，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上述课例透过陈独秀的视角，使时代变迁历历在目：僵化落后的传统教育，埋下了少年的逆反之心;列强欺凌下的失败使大国形象轰然倒塌，刺激了少年的国家之思;革命的艰难曲折促使他探求救国之路;留学经历使他找到了“民主”“科学”大旗;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使他走上了思想文化运动之路。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抨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恰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裂变之战。
3.思辨人物的心路历程，感悟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也可以是指文化的将来式，即对未来的文化建构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它们会成为未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8]今天的文化，是昨天的文化演变过来的;同样，明天的文化，是今天文化的延续。因此，未来的传统文化是怎样的面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传承与创新，在这一方面，陈独秀等人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堪称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的样本。聚焦陈独秀的心路历程，他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逆反承受，即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承受着某些传统，使一些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早已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母亲的眼泪能打动倔强少年，正是他尊老孝亲的传统美德;甲午战败使他痛苦愤懑，一次次到那个曾打败中国的“小国”学习，其内在动力正是他深深的家国情怀;创办《新青年》，面对资金、人力、经驗等重重困难，他凭着热情和胆识“革故鼎新”，正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另一方面，他又以敏锐而挑剔的眼光，激烈反对那些他认为是错误的传统，例如：厌恶《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不满祖父刻板的教学方式等。然而，对传统文化的“逆反”，不仅需要勇气和胆识，更需要有传承与创新的前瞻和智慧：陈独秀等人抨击儒家道德和文化而非全盘否定孔子，提倡白话文也非全盘否定文言文，新文化运动在保留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同时，又注入了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新鲜血液，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如今，我们正处在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世界各国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我们既要用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又要弘扬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初中阶段正是学生价值观形成的模糊期，历史教学必须发挥历史学科的人文作用，挖掘历史课程的传统文化资源，将传统文化的基因在学生的精神世界里激活并根植、发扬。
【注释】
[1]叶小文：《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 中国青年报 》2014年3月17日第2 版。
[2][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9页。
[4]鲁迅：《呐喊·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74页。
[5]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以上文中内容均选编自该作。
[6][7][8]朱汉民：《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