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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太臭，从来不看，我只看世界杯。”球迷赵京语带嘲讽地模仿他身边的这么一类人。他说，这句话是伪球迷的标志，世界杯现在更像是伪球迷的节日，像他这样的真正的球迷，对待世界杯的态度更像是隔岸观火。生于1950年代的北京人赵京，算得上世界杯在中国产生普遍影响力后的第一代球迷。30多年来，他见证了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热切而又悲情的过程。他说，我们这一代球迷是与世界杯共同成长的。
民族情绪被点燃
阿根廷的肯佩斯留着长发，完全就是一个嬉皮士的形象。这是赵京对世界杯的第一印象。1978年，赵京还是一个高二的学生，那一年，中国的国家电视台，转播了阿根廷世界杯的三四名和冠亚军决赛。在此之前，赵京只看过中国与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这些兄弟国家的比赛；了解国外足球的比赛情况，也只能是通过《参考消息》，从来没有看过真正的世界大腕踢球。即使是在电视转播的前几天，也没有正式的预告，只有小道消息传出有可能转播。
也是在这一届世界杯上，赵京第一次看到了铲球。“怎么能这么干呢？”赵京说，这种足球战术完全颠覆了他们这代人过去一直信奉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同时让他震撼的，还有球员的肢体表达和球迷所营造的宏大场面。进球之后，一队的球员叠罗汉，相形之下，他曾经看过的那些比赛中，进球了顶多是握握手或者拍拍肩膀。球迷将彩带和纸条扔向绿茵场，庆祝胜利。“没想到世界上的球迷是这么看球的。”赵京说。直到18年之后，赵京才在中国的体育场上亲历这种场面。1996年，北京国安夺得了足协杯冠军，高峰一脚进球后，球员叠罗汉、球迷扔纸片。“这个过程走了接近20年。”赵京感慨道，中国与世界杯的接轨，并不局限于参赛和技术，还有表达方式以及对足球文化的理解。
1957年，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就被淘汰，此后，由于政治因素，与世界杯一直处于隔断状态。时隔21年，中国人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到世界杯，外部世界的精神状态、行为方式对于这代经历了“文革”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最为直接的冲击。因此，1978年的世界杯被认为是中国球迷的启蒙时刻。自此之后，在中国，体育运动和国家荣誉的联系便开始植根于民族情结。尤其是1981年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后，“振兴中华”成为全民口号，被激发起来的民族情绪更加强烈地投射在了中国足球身上。
热情的顶点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队参加了世界杯预选赛。这是1979年国际足联接纳中国后的第一次比赛，球员和球迷都高度紧张。1981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小组赛决赛中，中国以2︰0战胜了朝鲜。“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队赢了朝鲜，黄向东的一脚进球让我觉得，原来中国队也可以远射。以前打友谊赛的时候，中国队也没有赢过朝鲜，当时的朝鲜在亚洲是强队，1966年世界杯的时候曾经打进过八强，可以说在亚洲很有名气了。”赵京说，赢得了这场比赛完全点燃了中国人对冲击世界杯的期待和对足球的热情。
打入预选赛决赛的中国，第一场对阵新西兰，主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那场球没怎么卖票，基本上都是各单位组织发的，大家都只是鼓掌，非常有秩序。”赵京说，他当时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外媒对中国球迷的评价是安静和礼貌。
接下来的比赛中，中国以对新西兰0︰0、0︰1的成绩一平一输。1981年10月17日晚上9点，距离第二天的比赛还有12个小时。赵京清楚记得这个时间，他去工人体育场排队等退票。“大家都觉得中国队已经没戏了，所以10月18日中国主场迎战科威特的比赛之前，很多球迷都开始退票，我才去熬夜排队等着。”赵京说，那场球必须要赢。“排队的时候，大家都在传播一个消息，据说上头有了指示，允许球迷在场外呐喊、叫嚷，可以像外国人一样闹了，不用再‘安静和礼貌’。”
“容志行进球之后，全场一片欢呼，大家喊着容志行万岁，中国队万岁，科威特拿到球的时候，就高呼打倒科威特。”赵京说，尽管用充满了“文革”色彩的语言释放力量，但那毕竟是中国球迷第一次获得了“解放”。最终，中国队以3︰0战胜科威特。“当时的科威特是亚洲冠军，赢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做中国人太牛了。”赵京说，散场之后，仍感到没有尽兴的球迷准备接着去打科威特球员，听说他们住在北京刚刚建起的涉外饭店，赵京和其他球迷们骑着自行车，从工人体育场出发奔赴复兴门饭店。骑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正赶上毛主席纪念堂翻修，广场上堆了很多集装箱，于是，球迷们便不再前行，纷纷站上去跳迪斯科，欢庆胜利。
尽管中国队最后没能出线，但是已经预感到离世界杯很近了，对1986年的世界杯也更加憧憬。
冰点时刻
“输给香港队的时候，觉得天都塌了。”赵京说，中国队从2002年之后，连亚洲十强都没进去过，这都比不上当年输给香港队让人生气。时间回到1985年5月1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1986年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中国大陆对战中国香港。彼时，正是港台文化开始在中国内地引起风潮的时期，同时，香港的经济优势也让内地人显得自卑，亟需用一场球赛赢得尊严。“结果当着全场8万人的面把我们给淘汰了，内地的球迷都受不了，觉得输谁也不能输给香港。”赵京说，尤其是看到他们赢球之后在场上打滚的情景，觉得更生气了。而且，当时内地对国际规则也不是完全熟稔，香港球员假摔之后，大家都觉得那是耍赖，国家队的队员李辉甚至把对方拖出了场外。
散场之后，绝望的球迷迟迟不肯走。他们冲出体育场，开始沿街破坏物品，其中包括部分外国人的汽车，而主帅曾雪麟和他的队员们，被迫躲在运动员楼中整整3天。这场中国首次球迷骚乱被官方定性为“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成为国足历史上黑色“5·19”。“从当时来看，球迷砸汽车、扔砖头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我们听说香港队员回去之后每个人都能拿到1万块钱奖金，更加羡慕嫉妒恨了。”赵京说，事过境迁，觉得当时非常狭隘。 由于“5·19”造成的恶劣的社会影响，主教练曾雪麟离开了国家队。中国足球也迎来了十余年的低谷期。而对于老一代的球迷来说，他们对中国足球信心不再。
直到1994年，中国开始建立职业联赛制度。甲A联赛开启的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成了世界杯情结的替代品和情绪释放口。原来只能看意甲的中国人开始热衷于本土联赛。经历了80年代民族失落感的中国人开始重新热爱足球。然而，甲A联赛火爆的场面并没有支撑多久，假球、黑哨开始横行，限制外援也降低了比赛的精彩度。1999年的“渝沈之战”更是让中国足球恶名昭著。“这起假球案件对球迷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赵京说，也就是从那以后，他们这些球迷开始明白，足球是一个游戏，中国足球若不按规则玩，就不可能出线。2002年出线，完全是90年代初累积的基础，注定了只是昙花一现。
梦想到来后的失落
2002年韩日世界杯是赵京球迷生涯的转折点。“从小就有一个愿望，中国如果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一定要去看，当梦想终于实现的时候，觉得也不过如此，挺没劲的。”赵京说，这看起来真像一个讽刺。2002年世界杯前夕，他托韩国的朋友买票，3场比赛都一票难求。原本他已经放弃了亲临现场的打算，但是前两场惨败的中国队使中国球迷的热情降到了冰点，到了第三场就有很多退票了。赵京这才有了去韩国的机会。与土耳其的比赛在前20分钟被连进两球，这让他彻底没了兴致，接下来的其他比赛也无心再看。
伴随着中国队在接下来的12年中持续低迷，不仅无缘亚洲十强，在世界足球排名中的位置也下滑到100位之后，像赵京这样老一代的球迷也开始不再那么狂热地看待足球和国家崛起之间的关系。而新一代的球迷成长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版图中的地位极速变强的时期。理性看待中国足球和它无法完成中国人世纪梦想的体制性原因被更多讨论。
2009年足球反腐风暴之后，谢亚龙、南勇、申思、祁宏、江津、李明等数十名足协高官、球员和裁判被判入狱。与此同时，新一轮资本角逐也开始上演。自2010年起，以恒大为首的民营企业纷纷投入中国足球市场，以赞助联赛、经营球队、扶持青训等方式介入。广州恒大在2013年夺得亚冠赛冠军。经历了数年的低迷期后，足球热情带动了球市的重新爆发。“中国的联赛现在也非常好看，国安对恒大，有点像皇马对巴萨，虽然技术上不能相比，但是火爆程度起码是很精彩的，也能够感受到国外联赛的那种氛围。中国的足球上座率也可以与意甲相媲美了。”赵京说，我们已经不太需要用足球去证明自己。的确，球场上的观战主力已经变成了“80后”、“90后”，他们的足球世界里，有更加好看的欧冠、欧洲杯、德甲，可以卸下足球之外的负担欣赏竞技美感。
中国与世界杯发生联系的30多年，世界杯情结经历了去政治化的过程。尽管中国足球与政治的联系开始以一种升级的方式出现，但国家领导人的偏好和民营企业的政治投资，看似是中国足球又一次历史机会。而对于为中国足球激越、悲情、绝望过的铁杆球迷来说，他们很乐见像马云这样的人加入进来。赵京说，真正产业化后，中国足球成为亚洲最强指日可待，但前提是：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