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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11月1日在大选中重获议会多数，推翻了专家和民意调查机构的预测，金融市场欢呼雀跃。第二天，伊斯坦布尔证交所指数涨幅超过5%，土耳其里拉也有所升值。
如今在金融圈要找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或他在2014年当选总统前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好话的人很难。而且不要搞错：虽然土耳其总统本该超脱于党派政治之上，但正义与发展党的事务仍然完全由埃尔多安掌握。
其实是埃尔多安的分而治之策略—即推动宗教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并煽动与库尔德人的民族紧张—让正义与发展党取得了胜利。可以说，这是唯一可能有效的策略。毕竟，埃尔多安政权对媒体的攻击已经疏远了自由主义者；在所谓葛兰运动中没收昔日盟友所属的企业又疏远了商界领军人物；其对抗性语言和对待伊斯兰国的多变立场又得罪了西方盟国。
至于金融市场，则有稳定方面的考虑，才对选举结果鼓与呼。投资人显然认为正义与发展党占多数的政府应该比可能的替代—在一段时间的政治动荡之后，民众迎来软弱而优柔寡断的少数派政府联盟—这一选项要好得多。
然而这一次，真理并没有掌握在多数人手中。
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末首次执政后的确有一段黄金时期。对于它执政带来的危害，国外的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内的世俗主义者都共同起到了遏制作用。然而一旦去除了这些限制，埃尔多安政府就开始实施经济民粹主义和专制政策。正义与发展党当选后投资者显而易见的乐观情绪让人想起了爱因斯坦对精神错乱的定义：一遍又一遍做同样的事，但却期待不同的结果。
土耳其肯定不是金融市场误读国家政治的唯一案例。比方说巴西，其货币雷亚尔从2014年年中开始就一直遭受重创—雷亚尔所受的打击比其他多数新兴市场货币更为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那里发生的一次重大腐败丑闻。检察官已经揭露了以国有石油公司巴西石油为核心的涉及面极广的回扣计划，高管、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全都参与其中。因此金融市场自然被吓得不轻。
但丑闻最重要的结果却是彰显了巴西法律和民主制度的非凡实力而非弱点。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都被允许完成他们的工作，尽管迪尔玛·罗塞夫总统政府无法避免地会有推翻调查的冲动。而且，从表面上看，调查一直遵循着恰当的司法程序，并没有被反对派用来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
除司法机关外，一系列机构，包括联邦警察和财政部，也都同步参与了调查。颇具影响力的商界和政界人士被关进监狱，其中也包括工党政府的前任财长。
金融市场应该具有前瞻性，而且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其分配资源的方式反映了所有的信息汇总。但准确地对比巴西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它们的腐败不逊于巴西）的经验应该会导致巴西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提升。
再回到土耳其，外界掌握的电话交谈录音直接牵涉到埃尔多安及其家人。同时受牵连的还有几位政府部长，他们都卷入了与伊朗贸易和建筑交易相关的利润丰厚的腐败丑闻。政府采购被用来填满政治家及其商界亲信的口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从种种迹象看，腐败涉及的级别比巴西更高，涉及面也比巴西更广。
但今天被关进监狱的却是领导对埃尔多安调查的警方官员。支持调查的有些媒体被关闭，有些则被政府接管。
正义与发展党认为警方官员是葛兰运动的追随者，且调查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推翻埃尔多安。这两种说法很可能都有真实的成分，但它们却都无法解释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镇压腐败指控的明目张胆和无法无天。结果是土耳其和巴西不同，其腐败和受控制的程度将阻碍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土耳其不是对大规模腐败听之任之的唯一国家。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拉扎克自从其银行账户发现近7亿美元的不明资金后就一直处在大规模政治丑闻的中心。据称有数十亿美元从由纳吉布控制的政府投资基金1MDB中不翼而飞。纳吉布已承诺开展全面清算，但却解雇了马来西亚总检察长，后者正在对1MDB展开调查。
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和墨西哥两国都在控制腐败和保持透明度的国家名单中排名垫底— 它们的排名比巴西要低得多。2014年43名学生在墨西哥城以北遭到绑架和残忍杀害，这仅仅是该国犯罪团伙、警察和政客勾结的最新例子。
我们从痛苦的经验中得知，金融市场对短期的关注和从众行为往往会导致他们忽略重大的经济基本面。同样，这种情况将扭曲市场对国家治理和政治前途的判断。
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
如今在金融圈要找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或他在2014年当选总统前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好话的人很难。而且不要搞错：虽然土耳其总统本该超脱于党派政治之上，但正义与发展党的事务仍然完全由埃尔多安掌握。
其实是埃尔多安的分而治之策略—即推动宗教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并煽动与库尔德人的民族紧张—让正义与发展党取得了胜利。可以说，这是唯一可能有效的策略。毕竟，埃尔多安政权对媒体的攻击已经疏远了自由主义者；在所谓葛兰运动中没收昔日盟友所属的企业又疏远了商界领军人物；其对抗性语言和对待伊斯兰国的多变立场又得罪了西方盟国。
至于金融市场，则有稳定方面的考虑，才对选举结果鼓与呼。投资人显然认为正义与发展党占多数的政府应该比可能的替代—在一段时间的政治动荡之后，民众迎来软弱而优柔寡断的少数派政府联盟—这一选项要好得多。
然而这一次，真理并没有掌握在多数人手中。
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末首次执政后的确有一段黄金时期。对于它执政带来的危害，国外的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内的世俗主义者都共同起到了遏制作用。然而一旦去除了这些限制，埃尔多安政府就开始实施经济民粹主义和专制政策。正义与发展党当选后投资者显而易见的乐观情绪让人想起了爱因斯坦对精神错乱的定义：一遍又一遍做同样的事，但却期待不同的结果。
土耳其肯定不是金融市场误读国家政治的唯一案例。比方说巴西，其货币雷亚尔从2014年年中开始就一直遭受重创—雷亚尔所受的打击比其他多数新兴市场货币更为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那里发生的一次重大腐败丑闻。检察官已经揭露了以国有石油公司巴西石油为核心的涉及面极广的回扣计划，高管、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全都参与其中。因此金融市场自然被吓得不轻。
但丑闻最重要的结果却是彰显了巴西法律和民主制度的非凡实力而非弱点。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都被允许完成他们的工作，尽管迪尔玛·罗塞夫总统政府无法避免地会有推翻调查的冲动。而且，从表面上看，调查一直遵循着恰当的司法程序，并没有被反对派用来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
除司法机关外，一系列机构，包括联邦警察和财政部，也都同步参与了调查。颇具影响力的商界和政界人士被关进监狱，其中也包括工党政府的前任财长。
金融市场应该具有前瞻性，而且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其分配资源的方式反映了所有的信息汇总。但准确地对比巴西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它们的腐败不逊于巴西）的经验应该会导致巴西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提升。
再回到土耳其，外界掌握的电话交谈录音直接牵涉到埃尔多安及其家人。同时受牵连的还有几位政府部长，他们都卷入了与伊朗贸易和建筑交易相关的利润丰厚的腐败丑闻。政府采购被用来填满政治家及其商界亲信的口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从种种迹象看，腐败涉及的级别比巴西更高，涉及面也比巴西更广。
但今天被关进监狱的却是领导对埃尔多安调查的警方官员。支持调查的有些媒体被关闭，有些则被政府接管。
正义与发展党认为警方官员是葛兰运动的追随者，且调查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推翻埃尔多安。这两种说法很可能都有真实的成分，但它们却都无法解释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镇压腐败指控的明目张胆和无法无天。结果是土耳其和巴西不同，其腐败和受控制的程度将阻碍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土耳其不是对大规模腐败听之任之的唯一国家。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拉扎克自从其银行账户发现近7亿美元的不明资金后就一直处在大规模政治丑闻的中心。据称有数十亿美元从由纳吉布控制的政府投资基金1MDB中不翼而飞。纳吉布已承诺开展全面清算，但却解雇了马来西亚总检察长，后者正在对1MDB展开调查。
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和墨西哥两国都在控制腐败和保持透明度的国家名单中排名垫底— 它们的排名比巴西要低得多。2014年43名学生在墨西哥城以北遭到绑架和残忍杀害，这仅仅是该国犯罪团伙、警察和政客勾结的最新例子。
我们从痛苦的经验中得知，金融市场对短期的关注和从众行为往往会导致他们忽略重大的经济基本面。同样，这种情况将扭曲市场对国家治理和政治前途的判断。
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