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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大隐于市者，无不属于功底深厚、身手非凡却又不显山露水的厉害角色。就如我眼前的延安楼，虽身居闹市却低调而不事张扬，以至于我几次欲前往踏访都不得其门而入。然而，它在土楼族群里却绝非名不见经传的泛泛之辈，恰如其分的“大隐于市”。它建于明万历癸未年（1583），是平和县内目前已发现确切载明建造年份最早的一座土楼。
一
延安楼不在遥远的革命圣地延安，它就在平和县小溪镇新桥村的后巷社，在小巷里边打听边寻找，七拐八弯后才能摸到延安楼跟前，当真颇为隐秘。新桥村是平和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县城繁华闹市的中心点，商业中心东大街就从村中穿过。往前追溯，在平和县政府移址小溪镇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小溪圩市的繁华大抵仅限于三角坪一带，新桥后巷只是偏安一隅的小村社，可见彼时的延安楼与“大隐于市”是沾不上边的。机缘巧合之下，平和县政府于1949年7月自九峰迁至小溪三井，后又移至距延安楼不到200米远的现址。有幸成为平和县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之后，新桥村的发展也便日新月异，随着县城逐渐东扩，后巷渐渐被圈进闹市区，延安楼也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城中隐居者。
这是一座单元式与通廊式结合的方形楼，楼体不大，单边长约40米，三层夯土墙瓦房结构，两米多高的条石墙基显得坚固厚实。楼内共计18个单元26开间，各单元均有斜梯上楼，三层原设有内通廊，如今已隔断无法通行。楼为单进式结构，单元进深较浅，屋空间显得较为逼仄，采光不足。内院正对大门的中轴为花岗岩条石铺设地面，两边则为卵石铺设地面。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延安楼独特的楼门构造。一般土楼多为石砌拱券门或条石矩形门，延安楼却独有双重门构造，或者说在楼门外叠加一座石牌坊，这在闽南西成千上万座土楼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云霄县火田镇的“菜埔堡”北门外亦建有一座“贞德垂芳”功德牌坊，但并非与楼门叠合，而是互为独立的存在）。楼门与寻常土楼一样的花岗岩石砌弧顶拱券门，宽约1.7米，高2.85米，门颊厚度超过1米，原有内外两副木门扇，如今仅存朝外开启的外门扇，内门扇已被拆除；门外则是一座石牌坊式门楼，牌坊为四柱三门三层结构，通体花岗岩石制构件，飞檐翘角的仿琉璃瓦石雕庑殿顶，尾脊饰鱼龙形螭吻，中脊置一石葫芦脊刹起避邪镇宅作用，整体构造与九峰镇东门城隍庙外的 “龙章褒宠”石牌坊有异曲同工之妙，均具有明代牌坊建筑的典型特征。与“龙章褒宠”坊不同的是，延安楼牌坊中门向内凹进与楼门贴合，二层中间嵌一石雕匾额，楼名“延安楼”为浮雕行楷字体，左边落款“万历癸未绍虞建”；匾额两边各嵌一块身着官服的人物浮雕，匾额下方横梁置两八圆形菊花门簪。四根门柱顶端各置一块方形栌斗以承接顶部，两边门上方又各有一根石制额枋以牵制两根门柱，额枋两端以三角形雕花雀替承托。整个石牌坊雕凿工艺神乎其技，石构件巧妙运用了古建筑中的榫卯工艺，结构严谨、造型端庄，与延安楼两侧石砌墙体贴合紧密，形成严丝合缝的整体。
延安楼为平和琯溪张氏世居之所，据《琯溪张氏族谱》记载，张氏以“清河”为郡望，平和琯溪张氏属宋代张端支系，张铁崖于宋末元初自宁化石璧村至平和开基，至明初已成望族，永乐四年状元、翰林院侍讲林环曾为之题匾“琯溪清河，四世七贤”。至1996年修谱之际，琯溪张氏已衍传至二十八世，人口位居全县第二位。追本溯源，延安楼从字面上解读，“延”有长、久之意，《尔雅·释诂》：“延，长也”。楼名“延安”，蕴含有寄望张氏子孙长久安定、平安乐业之意。从楼名匾额落款可知，延安楼建于万历癸未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至今已有430多年历史。“绍虞”应为人名，大抵为延安楼的肇建者或发起倡建者。令人遗憾的是，族谱所列，仅从远祖修至琯溪张氏七世祖，后世又自十八、二十世补续，中间因史料轶缺难以补全出现十几世断层，有关张绍虞的记载也便相应缺失，无从追溯了。无独有偶，在小溪镇玉溪村一座天门寺地藏王的记事碑里又提到，该寺系“明朝万历三年，由四约先贤张绍虞，举人蔡锡，举人林霞山，监生李仕林，国学曾宪儆，商贾朱觉等倡导兴建。”天门寺兴建时间比延安楼早8年，以此推断张绍虞应该算是当地一位比较知名的士绅贤达。另据张氏族人祖辈流传的说法，张绍虞应为万历年间闽南一带享有盛名的富商，毕生从事贸易，曾拥有十八条大船，将克拉克瓷、烟草、茶叶等平和特产沿九龙江经由海澄月港运往东南亚一带销售，攒下莫大家业。
二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清时期，石牌坊系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有很严格的等级限制，尤其贞节、孝义、功德牌坊，往往需由官府逐级上报，经当朝皇帝恩准，或由皇帝直接封赠方可建造，且一般只能建四柱三门，最高不超过七层。延安楼门前建有这种符合规制样式的石牌坊，是否有特别意义呢？
数百年来，琯溪张氏秉承孝友薪传，百忍家风，历代人文荟萃、英才辈出，仅明、清两朝即有10余人荣登进士、举人榜，其中较知名者，当属明朝景泰二年进士，曾当过云南道监察御史的“跛脚御史”张宽，以及曾任湖广按察副使的张惟方。张宽（1417～1462），字周弘，琯溪张氏六世祖，为官清正廉明，在任颇有政声，据道光版《平和县志》记载，张宽中举之后，“尝捐谷三百石作南山陂千余丈，又割地为圳万余丈，以兴水利，乡人德之。”出仕为官前就为乡闾百姓做过许多善事，在族中有很高声望。张宽后人多有居于延安楼者，张绍虞亦可能为其后代。但张宽所处年代比延安楼早了一百多年，要说延安楼门牌坊系为彰其功而立，似乎太过牵强附会。再來看看这个张惟方，道光版《平和县志·选举志》载明其为万历十一年癸未科进士，好巧不巧，张惟方金榜题名之时，正值延安楼基业骤起之际，这对琯溪张氏来说绝对是值得举族欢庆的天大喜事。据张氏族人考证，张惟方父亲与张绍虞系堂兄弟，张绍虞乘机在延安楼前建牌坊以旌表侄儿功名，也算是与有荣焉的一件盛事。当然，张惟方进士登第按理也只有竖石旗杆的资格，但其仕途经历却不平凡，查光绪版《德安府志》可知，张惟方曾于万历辛丑年任德安（今湖北省孝感市）知府，其“理学渊湛，耿介不阿。一意锄奸厘弊，即权贵居间，不顾也。”道光版《平和县志·宦绩》又载：“张惟方……与温陵李廷机、福清叶向高理学气质相尚，称为‘福建三君子’。”这里提到的李廷机、叶向高同为万历十一年进士，李廷机累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叶向高曾于万历、天启年间两度出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两人皆为一代名臣。而张惟方无论在德安知府还是湖广按察副使任上都是实打实的四品官，也算是位高权重的地方要员了，家乡为其修建牌坊以旌表功名也算恰如其分，并无僭越之嫌（据此推测，也可能是张惟方官居高位后，才在延安楼前加建一座牌坊以旌表其功名）。叶向高工书法，尤擅草书，据说“延安楼”三字系其题写，显得尤为珍贵。
与延安楼有关的历史人物，人们较常提起的还有两位，分别是曾为郑成功麾下”五虎将“之一的万礼，以及天地会创始人万五道宗。
万礼，大约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生于琯溪后巷（延安楼），乳名张要（一说张耍），因母亡家贫，被诏安县二都官陂富商张子可收为养子，少年时热心习武，喜欢打抱不平，得罪了不少富贵人家，受乡里族长多次逼迫，不得不外出闯荡，广交朋友。崇祯年间，张要与一帮兄弟义结金兰，为表示“万人同心”，全部改姓为“万”，张要因此改名万礼，又称万大、万一。大家推举万礼为首领，揭竿起义，几年之间，队伍从几百人发展到兩千多人。顺治七年（1650）五月，万礼在施琅引荐下，带领两千多名义军投奔郑成功。因英勇善战、屡立战功，郑成功对万礼刮目相看，提拔为前冲镇总兵，又擢为后都督，与赫文兴，王秀奇、黄廷、甘辉并称郑军“五虎将”。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万礼随郑成功大军北征，次年七月，与清军在南京城外大战，因误中清军缓兵之计贻误战机，郑军大败，万礼战死沙场。据说后世在台南延平郡王祠山门右侧建有一座“张万礼将军祠”，里边供奉有万礼将军雕像，与郑成功一起受众人膜拜。
万五道宗又称达宗，本名张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生于延安楼，与万礼为堂兄弟。道宗少年时前往诏安凤山报国寺出家，后云游四方，广交贤士，成为明末清初闽南一带名僧。宗祯年间，道宗与张要等人同组“以万为姓集团”，因道宗排行第五，故称万五。揭竿起义后，义军在乌山一带活动，万五道宗为义军出谋划策，成为实际的军师。万礼率军投奔郑成功后，万五道宗亦随军常住铜山、厦门等地。此期间，万五道宗和隆武年间任浙江巡抚，后投奔郑成功的卢若腾交往相知，又和郑成功本人及其部曲洪旭、黄廷、张进等人交好，得其协助，修建了诏安的长林寺和铜山的九仙岩观音堂外殿，自称“长林寺开山僧”。顺治十八年（1661）五月，发生万二郭义和万七祭禄叛郑降清的“铜山之变”后，道宗回到诏安县长林寺。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乱起之际，反清复明的浪潮再度掀起，造成时局纷乱，地方政权更迭频繁。其时，投靠万五道宗的蔡禄余部和“以万为姓集团”旧部在长林寺、上岩（关帝庙）和平和大溪的高隐寺一带活动。当此时机，早有反清复明之志的万五道宗带头成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帮会组织——天地会（注：天地会是明末清初秘密发起的民间组织，关于其最早创立的时间与地点至今尚无定论，从近年陆续挖掘的一些史料显示，闽南曾为早年天地会活动最频繁地带，其中高隐寺、长林寺均可能是天地会的主要活动据点）。
三
岁月如梭浪淘沙，无论延安楼的肇建者张绍虞还是张宽、张惟方等张氏先贤都已在人们记忆中渐行渐远，万礼、万五道宗两位近乎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也不过是延安楼漫长岁月里的匆匆过客。昔时延安楼虽远离市井繁华，但楼内也曾住过百数十号人口，可以想象当时邻里往来其乐融融的热闹场景。如今的延安楼虽身处闹市，却因老态毕显，住户陆续搬离而门庭冷落。经过四百多年岁月的延安楼，除楼门牌坊保持原样外，整体概貌已改变了许多，楼内单元多有改造重建的痕迹，有部分单元被改为两层砖瓦房结构，二楼临中庭一侧铺设了阳台，仅个别单元保留了原来的三层夯土墙，整体显得不太协调，甚至部分单元屋顶已然坍圮，只有半堵残墙遗存。此时此刻，我不禁心生感慨——平和土楼何其多，处于县城周边的亦不在少数，近年来随着城区不断向外拓展，如玉溪高平楼、宝善圆楼与方楼、鼓楼（上楼）、合泰大厝等土楼建筑也已被纳入城区，与延安楼相比，这些土楼显得平淡无奇，更因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大都已坍塌破落，终将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相比之下，延安楼也许是幸运的，如今人们已经着手对其进行修缮保护，楼前原有一些搭盖民房已被拆除，露出一片空旷的场地，平整的花岗岩条石地面，与威严端庄的石牌坊和楼内中轴地面形成一个整体。毫无疑问，延安楼独特的建筑结构是富有一定文化底蕴，远非普通平民土楼能比的。离别之际，我不经意间发现，就在牌坊顶部，裸露的楼墙长出了几棵数米高的榕树，向苍穹蔓延生长的枝丫，似乎隐喻着延安楼在以另一种姿态，向人们展示着不屈精神与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