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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担忧的是，高校基建贪腐的内幕交易运作给校园工程留下了安全隐患。
2011年4月27日，南京市检方向高校发出预防提示并称，2010年检方在驻宁高校共查处了12件、涉及12人的腐败案件。其中，一半以上是招投标、基建、特长生招录等重点部门的负责人。
2011年3月9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方光罗，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此案去年经安徽芜湖市检察机关立案查明，方光罗在新校区建设期间，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71万多元。据办案人员介绍，除了收受贿赂，他还同三名女工程承包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为她们谋取利益。安徽省芜湖市检察机关称，仅2010年就查处了当地4所高校工程建设环节贿赂犯罪案件38件，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13人。
2011年2月17日，湖北省荆州市中级法院对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正厅级）陈昭方受贿案、武汉大学党委原常务副书记（正厅级）龙小乐受贿案分别宣判。该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陈昭方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判处龙小乐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2009年9月，陈昭方和龙小乐先后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其原因是涉嫌在武汉大学学生宿舍建设中受贿。此后，武汉市及其他省市又爆出多起大学领导因涉嫌他们任职高校基建贪污腐败的案件。一位检察官曾透露，所查武汉市高校系列腐败案件中，有80%左右与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有关。
内幕交易
参与办案的蕪湖市鸠江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叶森说，一些高校以建设工期紧、招标耗时长为由，不按规定招投标，而是采取议标形式，即由发包单位直接与选定的承包单位就发包项目进行协商，不具有公开性和竞争性。议标决定权主要掌握在招标领导小组几个人手中。于是，得到好处的人就会倾向评标。
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园林绿化工程在议标一开始时，包工头赵某报价600万元，得到好处的高校负责人方光罗私下透露学校心理价位在400万元左右，同时还告诉赵某，为使投标时不出现反对的声音，还应找一找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其他成员。方光罗还介绍赵某认识了副院长金跃武，赵某又找了总务处长骆泽敬、副处长赵浪等人。赵某报价409万元；而其他单位的最低报价是387万元，按说应是最低价单位承揽工程，实际上该工程最后还是由赵某承揽。但为了防止投诉，赵某在签合同时以387万元承揽，而到最后经学校多次追加工程量，决算时工程额达700多万元。为感谢关照，赵某送给该校负责人24万元。
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反贪局长鲍维民指出，由于涉案高校人员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其作案手段更为狡诈、隐蔽，已突破传统的“一送一收”形式。这些人当中，有通过装修房屋仅支付一部分费用受贿的，有不缺钱却向行贿人“借钱”购房、买股、买车受贿的，有向行贿人高价出售住房受贿的，有采取与行贿人一起赌博的手法收受贿赂的，也有人将小部分受贿款交公来掩饰受贿犯罪。
南京工业大学基建处办公室主任孙义在研究高校基建贪腐案例中发现，这些高校贪腐人员中，有的人常常把受贿活动混杂在合法的公务活动之中。在实施受贿行为时，几乎是“一对一”地与行贿人进行，没有证人，不留物证；有的人在受贿过程中，边贪边退，贪大退小，或收小退大，认为就是出事也仅是违纪，以退为挡箭牌；有的人则下收上送，在犯罪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寻求保护伞。
体制弊端
分析人士指出，导致高校基建贪腐案例频发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其一，扩招与扩建。孙义分析了中国高校基建部门100份犯罪样本，其数据反映出高校腐败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面积爆发的。而那时恰恰就是中国高校扩招的开始。此后的近10年，随着招生人数同步增长的就是高校基础设施的大幅度跟进。而在短期内出现巨量基建项目，无疑为高校提供了腐败的“温床”。
其二是，管理模式有漏洞，权力过于集中。高校的基建部门多采取了矩阵式的管理模式，而这种模式其本身就有缺陷。由于所有职能科室都设在基建部门，而基建处长有权干涉、决定一切基建业务流程，而整个基建的主管权、决策权则掌握副校长或校长一人手中。
其三是监管缺失。根据孙义的调查统计，高校基建犯罪人员从初次犯罪到被查处为止，犯罪持续时间最长的为12年以上，平均持续时间为4.56年。更能说明监管缺失的是，在孙义调查的100人中，在平均持续4年半的犯罪持续期内，没有一个人因为实施犯罪行为而职务下降，相反还有32人因为“工作实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接近总人数的1/3。
高校之外，主管部门则“鞭长莫及”。比如对武汉地区教育部所属高校，以及在十堰、恩施等武汉外市州的省教育厅所属高校，当地教育、财政部门“既管不了它的帽子，又管不了它的票子”。同时，行政及财务的不透明，也让普通师生也无从监督，加上高校校级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收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导致的心态失衡等因素均是造成高校基建贪腐的原因。
防治免后患
时下，高校基建贪腐案件的频发已引起公愤，但人们更担忧的是，其内幕交易运作给校园工程留下了安全隐患。据办案人员介绍，这些高校建设的施工环节还普遍存在非法挂靠、层层分包现象，工程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如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学楼完工后，屋顶即漏水导致无法使用。
以此来看，如何防治高校基建腐败显得更加重要。专家分析认为，如果不改革中国教育体制、不创新高校管理模式，除武汉、芜湖之外，很快会有新的大学加入基建腐败名单。
为此，一方面，遏制高校基建腐败现象需要祛除制度缺陷。在加强对财务、基建、采购、科研经费、校办企业的管理和监督的同时，提高校务公开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加强约束权力、监督权力。另一方面，中国高校自身要力推改制，创新管理模式，加大软件投资力度，增加项目招标与资金运转的透明度，而不是把盲目扩招扩建，高校厅堂楼所越建越豪华。如北京的某中国名牌大学，建个三层楼的食堂都要安装两部电梯，用来搞学术的钱都用来搞面子工程了。
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著名高校，其建筑有几百年历史，教学设施堪称陈旧。一位知名德国学者说，很多亚洲的留学生看到德国一些大学破旧的教学设施就走了，可这些大学在软件上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其学术成就也不是那些只有良好硬件设施的中国高校所能比的。
2011年4月27日，南京市检方向高校发出预防提示并称，2010年检方在驻宁高校共查处了12件、涉及12人的腐败案件。其中，一半以上是招投标、基建、特长生招录等重点部门的负责人。
2011年3月9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方光罗，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此案去年经安徽芜湖市检察机关立案查明，方光罗在新校区建设期间，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71万多元。据办案人员介绍，除了收受贿赂，他还同三名女工程承包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为她们谋取利益。安徽省芜湖市检察机关称，仅2010年就查处了当地4所高校工程建设环节贿赂犯罪案件38件，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13人。
2011年2月17日，湖北省荆州市中级法院对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正厅级）陈昭方受贿案、武汉大学党委原常务副书记（正厅级）龙小乐受贿案分别宣判。该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陈昭方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判处龙小乐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2009年9月，陈昭方和龙小乐先后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其原因是涉嫌在武汉大学学生宿舍建设中受贿。此后，武汉市及其他省市又爆出多起大学领导因涉嫌他们任职高校基建贪污腐败的案件。一位检察官曾透露，所查武汉市高校系列腐败案件中，有80%左右与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有关。
内幕交易
参与办案的蕪湖市鸠江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叶森说，一些高校以建设工期紧、招标耗时长为由，不按规定招投标，而是采取议标形式，即由发包单位直接与选定的承包单位就发包项目进行协商，不具有公开性和竞争性。议标决定权主要掌握在招标领导小组几个人手中。于是，得到好处的人就会倾向评标。
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园林绿化工程在议标一开始时，包工头赵某报价600万元，得到好处的高校负责人方光罗私下透露学校心理价位在400万元左右，同时还告诉赵某，为使投标时不出现反对的声音，还应找一找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其他成员。方光罗还介绍赵某认识了副院长金跃武，赵某又找了总务处长骆泽敬、副处长赵浪等人。赵某报价409万元；而其他单位的最低报价是387万元，按说应是最低价单位承揽工程，实际上该工程最后还是由赵某承揽。但为了防止投诉，赵某在签合同时以387万元承揽，而到最后经学校多次追加工程量，决算时工程额达700多万元。为感谢关照，赵某送给该校负责人24万元。
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反贪局长鲍维民指出，由于涉案高校人员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其作案手段更为狡诈、隐蔽，已突破传统的“一送一收”形式。这些人当中，有通过装修房屋仅支付一部分费用受贿的，有不缺钱却向行贿人“借钱”购房、买股、买车受贿的，有向行贿人高价出售住房受贿的，有采取与行贿人一起赌博的手法收受贿赂的，也有人将小部分受贿款交公来掩饰受贿犯罪。
南京工业大学基建处办公室主任孙义在研究高校基建贪腐案例中发现，这些高校贪腐人员中，有的人常常把受贿活动混杂在合法的公务活动之中。在实施受贿行为时，几乎是“一对一”地与行贿人进行，没有证人，不留物证；有的人在受贿过程中，边贪边退，贪大退小，或收小退大，认为就是出事也仅是违纪，以退为挡箭牌；有的人则下收上送，在犯罪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寻求保护伞。
体制弊端
分析人士指出，导致高校基建贪腐案例频发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其一，扩招与扩建。孙义分析了中国高校基建部门100份犯罪样本，其数据反映出高校腐败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面积爆发的。而那时恰恰就是中国高校扩招的开始。此后的近10年，随着招生人数同步增长的就是高校基础设施的大幅度跟进。而在短期内出现巨量基建项目，无疑为高校提供了腐败的“温床”。
其二是，管理模式有漏洞，权力过于集中。高校的基建部门多采取了矩阵式的管理模式，而这种模式其本身就有缺陷。由于所有职能科室都设在基建部门，而基建处长有权干涉、决定一切基建业务流程，而整个基建的主管权、决策权则掌握副校长或校长一人手中。
其三是监管缺失。根据孙义的调查统计，高校基建犯罪人员从初次犯罪到被查处为止，犯罪持续时间最长的为12年以上，平均持续时间为4.56年。更能说明监管缺失的是，在孙义调查的100人中，在平均持续4年半的犯罪持续期内，没有一个人因为实施犯罪行为而职务下降，相反还有32人因为“工作实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接近总人数的1/3。
高校之外，主管部门则“鞭长莫及”。比如对武汉地区教育部所属高校，以及在十堰、恩施等武汉外市州的省教育厅所属高校，当地教育、财政部门“既管不了它的帽子，又管不了它的票子”。同时，行政及财务的不透明，也让普通师生也无从监督，加上高校校级领导法制观念淡薄、收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导致的心态失衡等因素均是造成高校基建贪腐的原因。
防治免后患
时下，高校基建贪腐案件的频发已引起公愤，但人们更担忧的是，其内幕交易运作给校园工程留下了安全隐患。据办案人员介绍，这些高校建设的施工环节还普遍存在非法挂靠、层层分包现象，工程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如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学楼完工后，屋顶即漏水导致无法使用。
以此来看，如何防治高校基建腐败显得更加重要。专家分析认为，如果不改革中国教育体制、不创新高校管理模式，除武汉、芜湖之外，很快会有新的大学加入基建腐败名单。
为此，一方面，遏制高校基建腐败现象需要祛除制度缺陷。在加强对财务、基建、采购、科研经费、校办企业的管理和监督的同时，提高校务公开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加强约束权力、监督权力。另一方面，中国高校自身要力推改制，创新管理模式，加大软件投资力度，增加项目招标与资金运转的透明度，而不是把盲目扩招扩建，高校厅堂楼所越建越豪华。如北京的某中国名牌大学，建个三层楼的食堂都要安装两部电梯，用来搞学术的钱都用来搞面子工程了。
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著名高校，其建筑有几百年历史，教学设施堪称陈旧。一位知名德国学者说，很多亚洲的留学生看到德国一些大学破旧的教学设施就走了，可这些大学在软件上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其学术成就也不是那些只有良好硬件设施的中国高校所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