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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枝有双农民的手——肤色黝黑，指节粗大，纹路密且深。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他用这双手翻开厚厚的相册，点过一张张照片：他是站在十任广东省委书记身边的年轻人;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的“首席接待官”;还当选过“全国扶贫状元”“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获得者”……这些照片构成了一个坐标：横轴是长度，他的面容从青涩到沧桑，记录的是79年的人生;纵轴是宽度，他的人生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了交织，刻下的是他与新中国70年的同行路。
“他在我心头埋下了一颗火种”
1992年，11天。
如果拿笔在陈开枝的人生曲线上圈出一段峰顶，一定是这两个数字定义的范围。它们指向的不仅是陈开枝，亦是中国的关键节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南方谈话，其中在广东停留11天，由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全程陪同并负责安全接待工作。
陈开枝是在南海市沙头镇考察时收到的消息。电话那头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做出安排”，陈开枝就懂了。
“为什么懂了？”《环球人物》记者问。
“因为我们那几年太压抑了，早就希望老人家来了。”陈开枝感慨道。
那几年，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实践面临困境、批评改革开放的声浪迭起、人们再起担忧疑虑的年月。走在改革开放潮头的广东，在那个时刻，自然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能在历史时刻留下痕迹的人，大都有多走几步的勇气。陈开枝便是如此。在他接到通知的两天后，北京派来的先遣组抵达广州，提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把“不劳累”作为安排行程的重要原则。邓小平出京前，又让工作人员通知：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陈开枝却大胆地试探行程安排的边界。“我认为小平同志不是来休息那么简单，因此努力说服先遣组，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让他多看看、多谈谈。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中山、顺德等地变化很大。经过争取，最终敲定了‘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的行程。”
“应对‘不报道’的要求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时刻总该留下历史资料，就对相关负责同志说，我不公开报道，但拍内部片总可以吧？经过争取，广东电视台去了两个人，南方日报社去了一位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广东分社去了一位副社长。将小平同志在车上谈、走着谈、座谈时谈的内容，尽最大的努力保留了下来。”
时隔27年，陈开枝依旧记得邓小平看到繁荣的拱北海关时笑得欣慰;在清朝海关遗址时感慨“贫穷落后就要挨打”的凝重;谈及改革开放时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坚决。
“有没有最难忘的？”
“他抵达深圳的第一天上午，按原计划应该休息，结果进屋没一会儿，就走出来说：‘到了深圳，坐不住啊！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吧！’我只好立即调车，安排他去看市容和参观皇岗口岸。他在边境久久地凝视对面的香港土地，神情我无法形容，也难以忘记。”
“这段往事您已经讲腻了吧？”
“不腻，他在我心头埋下了一颗火种，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另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深切缅怀与忠实继承。我愿意用一生讲述‘春天的故事’。”
从云浮大山到省委大院
这样的火种，陈开枝心中埋了很多。它们一簇又一簇地，点亮了一个山娃子前行的路。
“1940年，我出生在广东云浮县的一户贫苦农家。5岁时全家被迫逃难，我差点被扔在半道上。没有东西吃，我们就靠野菜充饥，经常饿得一边干呕一边哭。1947年饥荒时，最小的叔叔因为饿，吃了太多泥炭土，撑死了。”
对那时的陈开枝而言，活着就是一件最难的事。如此的惶惶不安，直到1949年的秋天，才終于结束。“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我们家可以分牛分田分房子，我三哥又当了合作社的主任，家里的生活才终于稳定了一点。”
但读书依旧是不易的事。小学四年级时，家里让陈开枝退学，老师匆忙找上门：“这孩子学习很用功，让他继续读吧！”初中三年，陈开枝每月拿4元8角的助学金，刚够买30天的白饭，若是有第三十一天，只能靠班主任帮忙。初中毕业后，他准备回家务农，校长劝他去考师范学校，“免费的，包食宿，出来可以教小学”。等到他从罗定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前夕，国务院又来了通知，要挑选优秀毕业生保送去念师范大学。
“当我们校长将保送我去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的消息告诉我时，我却哭着说不可能。因为母亲不想让我再读下去了，要我工作贴补家用。”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家户户都很困难。校长很快发动全校教师募捐，并让教导主任拿着捐来的100块钱和60斤粮票去说服陈开枝的母亲。还有一名考上空军的同学，承诺每月从津贴里抽出5元钱来补贴。最终，陈开枝的母亲点了头。“校长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进入华南师范学院读书，彻底改变了陈开枝的人生轨迹。“1963年冬，学校领导告诉我，上面决定从大学里面挑选优秀的毕业生到机关去‘掺沙子’。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下来物色人，选了我。”
“比如习（仲勋）老主政广东时，干了很多大事。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细节很重视。1979年开省人代会，主席台的人员名单经过了省委常委会讨论，但没有规定得很具体。于是我们想当然地安排了座位，第一排是现任省委书记、副书记等，把民主党派人士排得很靠后。习老拿到排位表，发了大火。我跑去问：‘习书记，怎么了？’他说：‘你还问怎么了？你们怎么这么胡闹！’原来他觉得我们没尊重其他党派人士，没把他们摆在参政党的位置上。从这个小细节上，我体会到了他对民主协商制度的尊重和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我在任（仲夷）老身边也工作过。他当省委书记的时间不长，但威信很高，大家都敬重他。有段日子因为沿海走私的问题，北京一下子发了28个文件来广东。任老硬是顶住了压力，说走私要打击，但不能因为泼脏水把婴儿也倒掉，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我从他身上看到一名坦坦荡荡、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该是什么样的。”
“我和林若书记相识14年。他担任省委书记后，依旧骑自行车上下班，还坚决禁止公务宴请，调研时只吃工作餐，多弄一个菜都要批评。正派清廉的作风，始终令我钦佩。”
……
陈开枝一位一位地回忆着，脸上挂着笑，眼中有怀念。“我多幸运啊，总是不缺机遇，总有人在前方。”
后来，他也成了别人的前方。
“我为了整治白云山，差点把命搭上”
陈开枝最接近死亡的一天是在1996年1月20日。那天是周六，清晨，大雾弥漫。在去郊区检查石场整治的路上，陈开枝遭遇了车祸。事后医院检查，他的右手腕粉碎性骨折，第四腰椎、右上臂骨折，还断了两条肋骨。
这次车祸带来了出人意料的震动效果。市里几套班子的领导赶到医院看望他，省里、中央也派人来慰问，社会上更是议论纷纷。“其实只是个意外，司机没注意到迎面而来的卡车。但那时大家都在传说，这是别人制造的车祸，说我为了整治白云山，差點把命都搭上了。”
他口中的白云山，距离广州市中心20多公里，如今是国家5A级风景区，也是广州的“肺”。但在当时，白云山驻山单位从“文革”前的41个增加到164个，占据了风景区1/3的土地，200多栋违章建筑密布于山间，占地逾10万平方米，而且这样的蚕食还呈蔓延之势。
“从1979年开始，历届市委市政府都感到白云山的问题这样下去不行。但一是阻力太大，二是以经济发展优先，整治工作总是推进不下去。1991年省里绿化检查组检查广州的绿化状况，对白云山及广州十大进出口岸的描述，用了‘山河破碎，满目疮痍’8个字。整治白云山又被提到了面前。”
陈开枝在1992年底从广东省委副秘书长调任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很快站到了整治白云山的第一线。“其实当时的书记、市长都想带头。但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能在一线，你们在一线就被动了。你们在后面指挥，我在一线压阵。’他们同意了我的自告奋勇。”
正式的攻坚战从1995年开始。翻阅当时的报道，依旧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虽阻力重重，但其志甚坚——
“陈开枝强调，在这次清理白云山违章建筑的行动中，任何搞特权、硬顶等都是行不通的。”
“陈开枝副市长在广州市清理白云山风景区违章建筑动员大会上严正指出，任何企图通过首长、熟人打通关系，或强调部门利益特殊性以逃避处理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如果整治不好白云山，我这个副市长难以向广州695万市民交代。整治白云山不但要落实政策、措施，还要有勇气、不怕死。”
……
“真有生命危险？”
“有提着洋酒想‘收买’市领导的，有冒充人民日报记者要‘曝光’我的，有训练打手要干掉我的。”
“不怕？”
“有什么好怕？大不了当个市长烈士嘛，也光荣。”
类似的话不是他第一次说，类似的事也不是他第一次做。整治珠江污染、整顿郊区违章开采石场、清理脏乱差市容……最难啃的骨头，陈开枝都硬碰硬地啃下来。
“您的底气在哪儿呀？”
“因为我后台硬嘛。那时我后面站着中国共产党和近700万广州人民。”
他确实能有这样的底气。陈开枝车祸后，市政府在医院成立值班小组，帮助他处理事务。他住了33天，在医院里开了17次办公会。广州市民来医院看他，最多的一天来了107批，最少的一天也有48批。事后整理送来的营养品、水果，装了7辆面包车，床头床尾塞的钱总计4.7万余元。“东西都拉到了孤儿院、老人院，钱交给了党支部，捐给了贫困生。这算是我扶贫的第一笔钱。”
“扶贫就要像中国官员，像陈开枝先生”
2012年12月8日，深圳莲花山顶，72岁的陈开枝站在队伍的第一排，注视着不远处的习近平总书记伸出双手细心整了整花篮两边的绸带。随后，他和在场所有人跟随习总书记向邓小平铜像鞠躬。 陈开枝是作为1992年陪同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老同志之一，受邀出席敬献花篮仪式的。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对他说：“听说您现在搞的扶贫工作也卓有成效。”
扶贫，是陈开枝最近20余年的关键词。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东部较发达的省市对口帮扶西部省区。帮扶广西百色地区的重任落到了广州，尤其是时任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开枝的肩上。
陈开枝站起身，把相册翻到其中一页，指着照片问《环球人物》记者：“你猜这个小姑娘多大？”茅草屋下，背着竹篓的女孩瘦瘦小小。“六七岁？”记者回答得不太确定。陈开枝摇摇头：“她已经十七八岁了。”
小女孩只是那时百色的一个缩影。陈开枝对媒体一遍遍地讲述过自己第一次走进百色时的情形：新春佳节，贫困户住的茅草屋四面透风，一家人缩成一团蹲在火塘边，一个9岁和一个13岁的小孩只穿着破烂的单衣，躺在地上瑟瑟发抖。陈开枝与同行人都落下泪来。
“我去的头10次，都是流着眼泪离开的。去扶贫的人要有感情，看了老百姓的苦难要流眼泪。不流眼泪的人，他动不了感情，就做不好这项工作。”
动了感情的陈开枝，走遍了百色的每个角落。事务繁忙，他就利用休息时间去百色，清晨5点赶飞机，8点多到南宁，再乘汽车颠簸300多公里。同行的人编了首打油诗：“跟着陈开枝，累死无人知，吃饭不准时，加班無贴士。”有一次，他因劳累突然昏倒在山路上，被抢救了半天才苏醒过来。当地干部吓得劝他回去，陈开枝却摆摆手：“没事的，百色不脱贫，马克思是不会同意我去的。”他捡了树杈当拐棍，踩着乱石继续往上走。
他成了百色人心中的“大好人陈开枝”。只要有吉普车经过，当地孩子都会敬礼，因为“那肯定是陈爷爷的扶贫队伍”。1998年6月陈开枝升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百色未解决温饱的人数从63万降到了13万，20个月建起了50所希望学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到百色考察后感慨：“扶贫就要像中国官员，像陈开枝先生。”
调任市政协主席意味着陈开枝能卸下扶贫百色的担子了。百色的同志曾担心地问：“您换了岗位，年纪也大了，还来不来？”陈开枝斩钉截铁地回答：“来！”履新不到两个月，他又筹集到250万元扶贫款赶到百色。
2005年，陈开枝从政协主席岗位退休，又有人问：“还跑吗？”陈开枝答：“我之前去了50次，现在退休了，只要我能活到85岁，一辈子一定要来100次。”2017年8月19日，77岁的陈开枝提早完成了他与百色的百次之约。至今，他已经去了106次。
“到2020年以后还去吗？”
“你们千万不能理解到了2020年中国就没有扶贫任务了。扶贫问题是动态的，今年脱贫了，明年突然一场大病就有可能返贫，况且贫困标准也可能提高。等到了2020年，全国人民全面进入小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能认为2020年以后的扶贫工作就一劳永逸了。”
“那您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了。”
“我的某一职务会有画句号的时候，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辈子的事。共产党员没有‘退休’一说，共产党员生命终止前永远是逗号、分号，而不是句号。”
1960年6月，20岁的陈开枝把补丁摞补丁的文化衫小心翼翼地洗干净，当成新衣穿在身上，面对党旗，举起右手郑重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岁月如珠江奔涌，而他初心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