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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经常想起吴定宇，这时他那仁厚天真的面庞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有时候喜欢抱胸而立，眼中充满对于这个世界的敬畏和爱意。而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永恒。
结识吴定宇是一种缘分，甚至凝结着几代学人的深情大义。我1984年研究生毕业，未得恩师钱谷融先生应许就跑到了暨南大学，先生颇为担心，就把我托付给了两位老友吴宏聪先生和陈则光先生。吴宏聪先生与钱先生交谊深厚，在此之前曾到上海探望钱先生，席间当面就提出要我到中山大学，钱先生也当即笑而未许，没有想到我后来会自己去了暨南大学。为此吴宏聪先生多次说过此事。而陈则光先生与钱先生同是南京中央大学校友，在思想方面颇有默契。我到广东后得到这两位老先生多方面的照应，使我有可能在岭南文坛有所作为。当时凡属文学和学术活动，吴宏聪先生总是不会漏掉我，而且每次都为我站台打气：“让小殷谈谈，他思想开放，总有新的见解。”自然，也有很多时候，两位老先生不能不为我遮风挡雨，使我免于遭受一些无妄之灾。记得有一年，两位老先生去北京开会，提名我为中国现代文学会理事，结果被否定，两位老先生都很不高兴。吴宏聪先生曾多次用“莫名其妙”说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还发现，在那个时代几位老先生都习惯用“莫名其妙”这个词，来对应当时经常发生的莫名其妙的事。
其实，我已经记不清是何时认识吴定宇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从一开始我就被吴定宇对待老先生的态度打动了。他不仅人前事后毕恭毕敬，而且非常关心老先生的生活，不时来问安和看顾。而自此之后，我到暨南大学任教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我经常会骑着单车，从天河岗顶越过海珠大桥到中山大学去。通常我会先到定宇家，然后一起去拜访吴宏聪先生。因为吴先生年事较高，所以一般一起吃饭也可能不行，这要看情况而定。后来比较多的情况是，我们一起去看望黄修己老师，若方便还会去见见住在近旁的艾晓明，每次大家都是无话不谈，亲近畅快。黄修己先生是非常爽快之人，夫人更是大方心细，每次必定做东请客吃饭，最后大家一定尽兴才归。
我还记得，在一个风雨将即来临的傍晚，他还带我去看望了黄天骥教授，畅言台上台下戏劇性的时代变迁;而程文超教授举家从美国回来，吴定宇则为其生活排忧解难，忙前忙后;不久，我们一起在文超家中聚会，如一家亲朋互相嘱托。后来，文超荣获“德艺双星”称号，在广东文坛风生水起，却不幸得了喉癌，非常痛苦;又是定宇经常去看他，陪他散步，予以安慰。一次程文超实在苦痛难忍，竟高举双手朝天呼叫：“上帝啊！我犯了什么大罪，让我遭受如此痛苦和厄运啊！”定宇每逢语此都黯然神伤，充满人性厚谊。
这是一种别样的美丽生活。
当然，作为定宇家的常客，很多时候我都会在定宇家吃饭。而自从我赞美定宇爱人戴月所烧的地道的四川麻辣豆腐之后，定宇总是让爱人为我准备这道菜，实在让我感动，因为他爱人工作也相当忙。晚饭后，我并不会急急回家，而是一起在中山大学校园散步。我们会走过中山堂，围绕前面草地转转，然后绕到绿荫深处，走到陈寅恪住过的地方。一路上，基本上都是定宇在说话，从天南海北到故情热肠;从自己经历过的种种遭遇，到学术界的种种人情世故，时而金刚怒目，时而幽默风生，时而拊掌自得，时而悲叹惋惜，完全撇开了日常谦顺、拘谨、少语、甚至有点迁迂的样子，而表现出一种落拓无忌、尽善尽美的情怀。而我永远难忘的，是他那开怀爽朗的大笑，那笑声惊动了绿荫中栖息的小鸟，会在树丛之间引起一阵阵跳跃的回声，无止无息，我想会永远回荡在中山大学夜色之中。
可以说。对我来说，定宇不仅是知己，而且一直是一种心灵支撑。
由于向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气息，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去了广东。一是因为自己当时年盛气高，天性不羁，更由于修养薄浅，不知中国文化的山高水深;二是由于得到诸多广东同仁的鼓励支持，感动之余亦有得意忘形之时，所以在一些学术交流场合亦多有慷慨放言，以图一时之快。而每次如有定宇在座，总会得到他的赞许。当时饶芃子教授曾称我是一个骑着黑马来的哥萨克，而定宇曾私下对我说：“听你所讲，我总是觉得我们俩心性相通，但是你有叛逆的狼性，而我更多的是羊性，胆小顺从惯了。”我听后很是感动。其实，定宇和我都是属猴，他整整大我一轮，他的阅历和见识都比我丰富、深层得多。
感动的不仅是定宇的真诚和理解，而且还有他的一以贯之的情深义重。
记得1989年北京大学与现代文学研究会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讨论会”，规模隆重。经过论文筛选，吴定宇和我作为广东代表参会。我本来就是想去北京玩玩，见见朋友，没想到提交的论文《“五四”功绩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受到了某种过度的关注。开完会我就急急忙忙回广东了，然而，随着时间推进，文坛传出了一些对我不利的消息。这时，我突然发现朋友似乎一下子少了许多，人也感到孤独了许多。而就在此时，定宇来了，请我去他家吃饭，还说戴月专门为你烧了麻辣豆腐。
这又是一次难忘的晚餐，完后又是一次令我感动的散步。我们谈了很多，聊到后来我的眼眶湿了。还好，此时中大的月亮躲到云彩中去了，定宇看不到我的表情。
我相信定宇，他是一个不食言的真君子。他比我大一轮，他知道我表面坚强下面的内心的脆弱。其实，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渐渐淡出学界，很少参加、甚至接到邀请不去参加学术会议。但是还时不时会听到一些不知从何而来、为何而传的、莫名其妙的说法。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我的好友，定宇总是直言对我进行维护和申言。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况且定宇！
我想，我们对于文学的信心，除了大自然赋予的灵秀之外，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它来自千千万万优美的人生，来自我们周围很多像吴定宇这样的人，他们使我们感到真诚和爱。
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定宇转向了陈寅恪研究，我们见面交谈也越来越多涉及这个话题。在这期间，定宇渐渐仿佛变了一个人，精神和气色也与以前大有不同。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他都沉浸在对于陈寅恪生平资料研读之中，在用整个身心感受、接受和理解陈寅恪的人生及其选择，也把自己深深带入到对于中国整个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反思之中。我每次去，他都会把近期有所发现的点点滴滴讲给我听，充满醍醐灌顶的感悟和惊喜，不仅在学术议题和见解方面有诸多夺人之见，而且有一种喜获精神救赎和栖息之地的喜悦和自信，表现出一种仁厚、博大的文化情怀。而我，作为定宇的朋友，也作为一个心灵的聆听和陪伴者，也从这种心灵的历史力量的触动和感动中获取了很多教益。 我一直记得那些日子。
我想，这对于定宇的学术生涯乃至生命历程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触动和转变。定宇在郭沫若和巴金研究中都曾有所用心，亦有不小的成就，但是都不能與陈寅恪研究相提并论。接触和发现陈寅恪，对于吴定宇来说，不仅完全打开了他的视野和心窗，而且融进了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了归宿和栖息地，由此研究对于他不止于一种思想和学问的探寻，而且是一种世纪性的精神对话，与其说他从众多资料中发现了陈寅恪，不如说他从陈寅恪身上发现了自己，他从此获得了一个真正的知己，一扫其时代遭遇在其内心置放和淤积的种种思想余悸和意识障碍，使自己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解脱和解放，从此他的心灵也不再孤独和惆怅，一个大写的“我”开始在著述中凸显出来。这一点，从1996年出版《学人魂：陈寅恪传》（共284页），到2014年推出《守望：陈寅恪往事》（共502页），像一条不断跳动的生命红线飙升在字里行间，昭示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虽历经风雨，但是在跨越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依然文气相通，血脉相传。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之路是风雨兼程，那么，90年代则是一次再出发，是中国文心的一次再自觉;不过这次所“雕”不是“龙”，而是文人自己的灵魂、品相和精神。所以，尽管权位名位诱惑和拉走了很多曾经敢为天下先的作家和学者，但是锻造了文化的精魂，留下了一批真正的、坚定不移的追寻者和守望者。
吴定宇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两本书就贯穿着这种历史追寻，而定宇也总是在出版后第一时间寄给我。不过，此时我已经重返上海华东师大教书，我每每想起定宇时，也不时翻阅一二，心想写点什么，但是我却一直未曾开笔，写下只言片语。至今每次想想都会感到非常内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能写点什么，定宇一定会很高兴的，尽管他从来没有提出过此类的要求。
其实，自从我离开广东，一种不吉祥的影子就一直追随着我。其中一件事就是定宇的身体，他先后多次住院，最后做了换肾手术。这是一段令人心焦的日子，爱莫能助的我只能在异地默默祈祷。好在换肾手术比较成功，定宇的身体也慢慢有所康复。我回上海后，实际上很少有机会回广东。那一年，我返回广州，专门去探望了定宇全家。照旧，尽管定宇身体虚弱了许多，但是晚饭后我们还是一起在中大校园溜了一圈。那天的天气不错，一路上话题很多，而且，定宇不时会在一个地方停下来说：“你还记得吗？这里过去还有几棵树，现在没有了。”诸如此类。到了最后，话题又回到了陈寅恪，定宇这次又讲起“文革”期间吴宓从四川赶来探望陈寅恪的事情，他说得投入，我听得细腻。说到动情处，我们两人都站住了，在月光下定宇潸然泪下，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又说起这件事吗？”我也泪目了，说：“知道。因为你和我。”
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定宇家去，也是最后一次在中大一起散步。回到上海后，定宇和我偶尔也会通通电话，记得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现在发现了新的散步去处，就是中大后面的珠江江畔，非常美，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去过。他还说，你下次来，我们一定一起去散步。
是啊，多美啊！水波荡漾，微微江风吹拂，美丽的珠江游船彩灯辉煌，缓缓从江心驶过。我和定宇兄一起并肩而立，瞩目远望，共同面对和感受这一去不复返的岁月滔滔。
当然，还有戴翊，我们相互念念不忘的老友，此时他已经早走一步。
没想到定宇突然走了。
定宇千古。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结识吴定宇是一种缘分，甚至凝结着几代学人的深情大义。我1984年研究生毕业，未得恩师钱谷融先生应许就跑到了暨南大学，先生颇为担心，就把我托付给了两位老友吴宏聪先生和陈则光先生。吴宏聪先生与钱先生交谊深厚，在此之前曾到上海探望钱先生，席间当面就提出要我到中山大学，钱先生也当即笑而未许，没有想到我后来会自己去了暨南大学。为此吴宏聪先生多次说过此事。而陈则光先生与钱先生同是南京中央大学校友，在思想方面颇有默契。我到广东后得到这两位老先生多方面的照应，使我有可能在岭南文坛有所作为。当时凡属文学和学术活动，吴宏聪先生总是不会漏掉我，而且每次都为我站台打气：“让小殷谈谈，他思想开放，总有新的见解。”自然，也有很多时候，两位老先生不能不为我遮风挡雨，使我免于遭受一些无妄之灾。记得有一年，两位老先生去北京开会，提名我为中国现代文学会理事，结果被否定，两位老先生都很不高兴。吴宏聪先生曾多次用“莫名其妙”说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还发现，在那个时代几位老先生都习惯用“莫名其妙”这个词，来对应当时经常发生的莫名其妙的事。
其实，我已经记不清是何时认识吴定宇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从一开始我就被吴定宇对待老先生的态度打动了。他不仅人前事后毕恭毕敬，而且非常关心老先生的生活，不时来问安和看顾。而自此之后，我到暨南大学任教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我经常会骑着单车，从天河岗顶越过海珠大桥到中山大学去。通常我会先到定宇家，然后一起去拜访吴宏聪先生。因为吴先生年事较高，所以一般一起吃饭也可能不行，这要看情况而定。后来比较多的情况是，我们一起去看望黄修己老师，若方便还会去见见住在近旁的艾晓明，每次大家都是无话不谈，亲近畅快。黄修己先生是非常爽快之人，夫人更是大方心细，每次必定做东请客吃饭，最后大家一定尽兴才归。
我还记得，在一个风雨将即来临的傍晚，他还带我去看望了黄天骥教授，畅言台上台下戏劇性的时代变迁;而程文超教授举家从美国回来，吴定宇则为其生活排忧解难，忙前忙后;不久，我们一起在文超家中聚会，如一家亲朋互相嘱托。后来，文超荣获“德艺双星”称号，在广东文坛风生水起，却不幸得了喉癌，非常痛苦;又是定宇经常去看他，陪他散步，予以安慰。一次程文超实在苦痛难忍，竟高举双手朝天呼叫：“上帝啊！我犯了什么大罪，让我遭受如此痛苦和厄运啊！”定宇每逢语此都黯然神伤，充满人性厚谊。
这是一种别样的美丽生活。
当然，作为定宇家的常客，很多时候我都会在定宇家吃饭。而自从我赞美定宇爱人戴月所烧的地道的四川麻辣豆腐之后，定宇总是让爱人为我准备这道菜，实在让我感动，因为他爱人工作也相当忙。晚饭后，我并不会急急回家，而是一起在中山大学校园散步。我们会走过中山堂，围绕前面草地转转，然后绕到绿荫深处，走到陈寅恪住过的地方。一路上，基本上都是定宇在说话，从天南海北到故情热肠;从自己经历过的种种遭遇，到学术界的种种人情世故，时而金刚怒目，时而幽默风生，时而拊掌自得，时而悲叹惋惜，完全撇开了日常谦顺、拘谨、少语、甚至有点迁迂的样子，而表现出一种落拓无忌、尽善尽美的情怀。而我永远难忘的，是他那开怀爽朗的大笑，那笑声惊动了绿荫中栖息的小鸟，会在树丛之间引起一阵阵跳跃的回声，无止无息，我想会永远回荡在中山大学夜色之中。
可以说。对我来说，定宇不仅是知己，而且一直是一种心灵支撑。
由于向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气息，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去了广东。一是因为自己当时年盛气高，天性不羁，更由于修养薄浅，不知中国文化的山高水深;二是由于得到诸多广东同仁的鼓励支持，感动之余亦有得意忘形之时，所以在一些学术交流场合亦多有慷慨放言，以图一时之快。而每次如有定宇在座，总会得到他的赞许。当时饶芃子教授曾称我是一个骑着黑马来的哥萨克，而定宇曾私下对我说：“听你所讲，我总是觉得我们俩心性相通，但是你有叛逆的狼性，而我更多的是羊性，胆小顺从惯了。”我听后很是感动。其实，定宇和我都是属猴，他整整大我一轮，他的阅历和见识都比我丰富、深层得多。
感动的不仅是定宇的真诚和理解，而且还有他的一以贯之的情深义重。
记得1989年北京大学与现代文学研究会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讨论会”，规模隆重。经过论文筛选，吴定宇和我作为广东代表参会。我本来就是想去北京玩玩，见见朋友，没想到提交的论文《“五四”功绩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受到了某种过度的关注。开完会我就急急忙忙回广东了，然而，随着时间推进，文坛传出了一些对我不利的消息。这时，我突然发现朋友似乎一下子少了许多，人也感到孤独了许多。而就在此时，定宇来了，请我去他家吃饭，还说戴月专门为你烧了麻辣豆腐。
这又是一次难忘的晚餐，完后又是一次令我感动的散步。我们谈了很多，聊到后来我的眼眶湿了。还好，此时中大的月亮躲到云彩中去了，定宇看不到我的表情。
我相信定宇，他是一个不食言的真君子。他比我大一轮，他知道我表面坚强下面的内心的脆弱。其实，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渐渐淡出学界，很少参加、甚至接到邀请不去参加学术会议。但是还时不时会听到一些不知从何而来、为何而传的、莫名其妙的说法。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我的好友，定宇总是直言对我进行维护和申言。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况且定宇！
我想，我们对于文学的信心，除了大自然赋予的灵秀之外，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它来自千千万万优美的人生，来自我们周围很多像吴定宇这样的人，他们使我们感到真诚和爱。
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定宇转向了陈寅恪研究，我们见面交谈也越来越多涉及这个话题。在这期间，定宇渐渐仿佛变了一个人，精神和气色也与以前大有不同。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他都沉浸在对于陈寅恪生平资料研读之中，在用整个身心感受、接受和理解陈寅恪的人生及其选择，也把自己深深带入到对于中国整个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反思之中。我每次去，他都会把近期有所发现的点点滴滴讲给我听，充满醍醐灌顶的感悟和惊喜，不仅在学术议题和见解方面有诸多夺人之见，而且有一种喜获精神救赎和栖息之地的喜悦和自信，表现出一种仁厚、博大的文化情怀。而我，作为定宇的朋友，也作为一个心灵的聆听和陪伴者，也从这种心灵的历史力量的触动和感动中获取了很多教益。 我一直记得那些日子。
我想，这对于定宇的学术生涯乃至生命历程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触动和转变。定宇在郭沫若和巴金研究中都曾有所用心，亦有不小的成就，但是都不能與陈寅恪研究相提并论。接触和发现陈寅恪，对于吴定宇来说，不仅完全打开了他的视野和心窗，而且融进了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了归宿和栖息地，由此研究对于他不止于一种思想和学问的探寻，而且是一种世纪性的精神对话，与其说他从众多资料中发现了陈寅恪，不如说他从陈寅恪身上发现了自己，他从此获得了一个真正的知己，一扫其时代遭遇在其内心置放和淤积的种种思想余悸和意识障碍，使自己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解脱和解放，从此他的心灵也不再孤独和惆怅，一个大写的“我”开始在著述中凸显出来。这一点，从1996年出版《学人魂：陈寅恪传》（共284页），到2014年推出《守望：陈寅恪往事》（共502页），像一条不断跳动的生命红线飙升在字里行间，昭示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虽历经风雨，但是在跨越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依然文气相通，血脉相传。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之路是风雨兼程，那么，90年代则是一次再出发，是中国文心的一次再自觉;不过这次所“雕”不是“龙”，而是文人自己的灵魂、品相和精神。所以，尽管权位名位诱惑和拉走了很多曾经敢为天下先的作家和学者，但是锻造了文化的精魂，留下了一批真正的、坚定不移的追寻者和守望者。
吴定宇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两本书就贯穿着这种历史追寻，而定宇也总是在出版后第一时间寄给我。不过，此时我已经重返上海华东师大教书，我每每想起定宇时，也不时翻阅一二，心想写点什么，但是我却一直未曾开笔，写下只言片语。至今每次想想都会感到非常内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能写点什么，定宇一定会很高兴的，尽管他从来没有提出过此类的要求。
其实，自从我离开广东，一种不吉祥的影子就一直追随着我。其中一件事就是定宇的身体，他先后多次住院，最后做了换肾手术。这是一段令人心焦的日子，爱莫能助的我只能在异地默默祈祷。好在换肾手术比较成功，定宇的身体也慢慢有所康复。我回上海后，实际上很少有机会回广东。那一年，我返回广州，专门去探望了定宇全家。照旧，尽管定宇身体虚弱了许多，但是晚饭后我们还是一起在中大校园溜了一圈。那天的天气不错，一路上话题很多，而且，定宇不时会在一个地方停下来说：“你还记得吗？这里过去还有几棵树，现在没有了。”诸如此类。到了最后，话题又回到了陈寅恪，定宇这次又讲起“文革”期间吴宓从四川赶来探望陈寅恪的事情，他说得投入，我听得细腻。说到动情处，我们两人都站住了，在月光下定宇潸然泪下，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又说起这件事吗？”我也泪目了，说：“知道。因为你和我。”
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定宇家去，也是最后一次在中大一起散步。回到上海后，定宇和我偶尔也会通通电话，记得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现在发现了新的散步去处，就是中大后面的珠江江畔，非常美，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去过。他还说，你下次来，我们一定一起去散步。
是啊，多美啊！水波荡漾，微微江风吹拂，美丽的珠江游船彩灯辉煌，缓缓从江心驶过。我和定宇兄一起并肩而立，瞩目远望，共同面对和感受这一去不复返的岁月滔滔。
当然，还有戴翊，我们相互念念不忘的老友，此时他已经早走一步。
没想到定宇突然走了。
定宇千古。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