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3月10日，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谁来代表？ 第一届全国人大在中南海召开时，“人大制度的见证人”申纪兰24岁，是63名农民代表之一。那届人大有工农代表163人，占全部1226名代表的13.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左”风劲刮，到了1975年的第四届人大，工农比例一度高达51.5%（蔡定剑教授数据）。 畸形的比例反映了特定年代对“人民”的理解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词汇看治理思维之变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是每次全国人大会议的重头戏，国务院总理在报告中总结过去，部署来年工作，历来是外界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依据。人大制度60年中，7任总理累计有47次政府工作报告，内容繁杂，《人物周刊》记者分析了每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报告，列出频率最高的10个词汇，从中发现中国政治治理的思维变化。
1959年到1978年之间，“人民”一词始终占据高频词汇第一位，1983年开始频率下降，1993年退出高频词汇行列。“人民”作为政治概念，因其涵义笼统和意识形态色彩浓重，不再能够表征国家治理思维转变背景下的复杂现实。
与此类似，从1993年开始，“国家”一词的使用频率快速下降，到1998年不再是高频词汇。与之对应的是“政府”频率攀升，大体意味着国务院的角色定位日益明细。
从1983年的总理报告开始，“发展”一直占据高频词汇第一位，一万五千余字的报告中使用超过100次，成为凝聚党心民心的“硬道理”。“经济”一词也十分频繁，反映了类似的政治内涵。
1978年之后，每年的报告均有昭示改革方向的词汇出现，如“现代化”、“市场”、“国有（改革）”，但2003年之后，词汇透露的“方向感”逐渐消失，代之以更加笼统的词语——这既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标志，也是改革找不到着力点的表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语）。
2003年“农村”成为高频词汇，并一直持续到2013年，印证了十年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施政重点。2014年新一届政府开始，“农村”的重要性被相对应的“城镇”取代。
如果说以上词汇反映的是政治“基本盘”和政策重点的话，“管理”、“社会”、“服务”、“制度”、“体系”等新词的出现，无疑是国家治理思维转变所致。今年两会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历年报告中，口语化的“他们”极少成为高频词，仅有的两次出现在国际或国内政治形势的严峻时刻。1959年冷战深入、中苏交恶，人大会前夕发生西藏叛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报告中63次使用“他们”来指代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1978年华国锋做报告时，全国正清理“四人帮”时代的政治余毒，“他们”出现了84次。
“宪法”出现最多是在人大制度依据宪法创立的1954年，计11次，1983年8次，1993年到2003年没有提及，2008年以后每次报告均提及1次，表述分别为“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2008年），“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2013年），“各级政府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2014年）。
其他文献
去岁潇湘重九时。满城风雨客思归。 故山此日还佳节，黄菊清樽更晚晖。 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且吹衣。 相看下视人寰小，只合从今老翠微。 ——朱熹《九日登天湖，以“菊花 须插满头归”分韵赋诗得归字》 朱子是孔孟之后最重要的儒学宗师。谈起朱子，自不免谈到理学，那声名远播的“存天理，灭人欲”六个字，成了后人攻击朱子的一个把柄，一些人乐于把朱子的地位拉低，而不去探究这六个字是什么含义。此外，关
经济学在读博士 为什么我们会做一些明明对我们有害的事情？ 杰拉德·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发现人类的消费文明是如此荒谬和不合理，比如人们去吸烟、喝酒，而这明明损害了我们的身体。他认为，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也在发生。 例如，雌性的天堂鸟喜欢拖着大尾巴的雄性天堂鸟，然而这尾巴严重阻碍了天堂鸟的运动，大大增高了被吃掉的可能性。雌性天堂鸟喜欢这种对个体有害的特征。这岂不是很奇怪？
我们家老爷子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我从小就住在北三环西路。除了上学，生活基本上就局限在院内。5岁开始踢球，除了训练，很少有时间能够出这个院。 老爷子教体操，但他爱好篮球和足球，就天天带着我踢足球，完全是野路子。我9岁进到专业体校，练两年后就离开了，因为专业体校不上学，老爷子不认可，他觉得要想踢出来，先得把学上好。后来在传统的足球学校一边训练，一边上学。 老爷子的性格比较倔，从来不借钱，但为了我，
乔乔还是不太习惯正式的着装，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他都生活在野外。这个行业中，绝大多数人在等着走红地毯的时候，他宁愿安静地守在一个地方，等待一只鸟、一条鱼的出现。 马云说，下辈子，你我也许就是那只鸟、那条鱼。 乔乔是“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创始人。8年前，他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然后试图用电影向我们展示，这个地球被我们弄得糟透了，试图让我们觉醒，当我们变成那只鸟、那条鱼的时候，我们的“家”何处安放
我出生在甘肃天水，历史上这个地方叫秦州。我们村是西北农村最穷的地方，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树下有一口井。我家住在三河交汇处，三条河分别是渭河、牛头河和东柯河。那些年渭河滩有很多鸟儿，我曾在渭河滩上捕到一只很大的受伤的天鹅。 我的亲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爷爷的弟弟，我也叫他爷爷。一天爷爷被村里的民兵抓走了，家里人让我给爷爷送馍去。到了大部队门口，民兵班长用枪口对着我，质问我干什么。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
1992年6月28日，事先并未公开，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突然在萨拉热窝现身。彼时彼地，正是波黑战争的核心地带。年事已高的密特朗为什么选在这一天造访此地？因为78年之前，也是在6月28日，也是在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而暗杀事件随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再一次面临危机之时，这位老政治家似乎想以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提醒世人波黑战争的可能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密特朗强烈的暗示几乎没有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前往位于台北罗斯福路News98电台的路，音乐主持人马世芳走过几千遍，也压过了无数的斑马线。 母亲陶晓清被称为“台湾民歌之母”，马世芳于是被戏称为“民歌本身”。父亲亮轩则是教授和作家，从小耳濡目染，令侯德健感叹，父母给了马世芳一对难得的“大耳朵”。机缘巧合，他正好做了听与写结合的职业：广播人和音乐推介。二十多年里，他持之以恒地介绍和推动台湾民歌，普及西方摇滚乐，并率先
我曾經供职于一家互联网巨头企业，大约两三年前，公司的核心业务是微博。这是为了与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仓促推出的业务。当时相关部门的同事有一项主要考核任务叫“微博上墙”，就是在一切大小活动场合，大到电影节和博鳌论坛，小到三流明星粉丝见面会，总要因地制宜，拉起白幕，号召现场观众用手机发微博，再从中挑选没那么口水和粗俗的，投影到白幕上。 因为当年饱受现场观众冷遇，以至于我们作为工作人员不得不自己努力发言，赞
6月6日，刀纸早早坐在电脑前，对于刚上高一的她而言，即将直播的一年一度AKB48总选举是不亚于考试的大事。她只关注指原莉乃，这位团员在两年前夺取第五届总选举第一名后被称为“指皇”。 AKB48，这个由一群日本少女在2005年组成的组合一度只是二次元文化的代表。它以“可以面对面的偶像”为理念，几乎每天都在位于日本秋叶原的AKB48剧场进行公演。总制作人秋元康以相近模式陆续成立了姐妹组合，朝不同市场
1 大概没有人会去拨那个电话，尽管此时这里的通讯信号很好。偶尔会有走过的人掏出手机，那是为了拍照。 在茅坝中学的乱石堆旁，篮球架还在，国旗杆和国旗应该是新换的。倒下来的钢质吊臂上，不知什么时候贴上了长长的一条寻人启事：“贺川，你在哪里啊，又过年了，妈妈每次来看你就听见你喊，妈妈来救我。妈妈就是走不到你身边来，就像有一层玻璃把你隔在外面。儿子，妈妈每次来看你的时候，每一个脚步都有千斤重，每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