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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卫星集体农庄”叫了不到3个月,又改名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细品这个名字,的确很有内涵,它既有地域特色,又融入了巴黎公社、苏联卫星上天及公社属于人民的含义。因此,这个名字一经问世,便被闻讯而至的河南省新乡七里营的带头人史来贺借鉴,将七里营改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这一借鉴很及时,1958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到七里营视察,当他看到门口挂着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时,点头称赞道:“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8月7日凌晨,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在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当毛泽东专注地听完《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试行简章(草案)》后,非常高兴地说道:“这个东西好,给我!”
这个《章程》规定: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简章》基本保留了“大社”的“部委”机构,还决定在公社内设立缝纫组、幼儿园、敬老院、妇产院等福利性单位。同时,总结了集体吃食堂的好处,推广公共食堂。公社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日常运作做到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人民公社的这一《简章》,毛泽东颇为赞赏。他在听取河南省委领导汇报时,还特别强调了人民公社的特点:“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
毛泽东视察的消息相继见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1958年9月,由毛泽东修改、批示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在《红旗》杂志上全文刊发。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河南省更是雷厉风行,不到一个月,全省农村便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随之,“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形象说法便成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口头禅。
那么,人民公社制度到底给农民尤其是嵖岈山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呢?据周留栓回忆,公社成立初期,还确实不错。比如,在教育方面,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以下简称公社)在多个大队建有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则集中在土山村的小学高年级班,按照“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四集体”原则上学。对于初中生,公社适当收取学杂费,推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师生均在学校吃住,每天都要出操、走队形,还进行投手榴弹、打靶等训练。但与此同时,学习抓得也很紧。据公社第一批初中毕业生之一钟栓说,1960年,他所在的班54名同学,仅有一名同学没考上高中。此外,公社也重视群众的文化补习,规定将所有没上过学的青壮年都补习到高小文化程度。
同时,为了“使妇女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一心一意从事生产”,公社成立不久,就在韩楼大队建立了幼儿园。据原公社幼儿园园长赵常玉回忆,当初幼儿园一共有53个孩子6名教师,其中3名教师还是省会郑州来的。“孩子学习吃住都在园里,都不收钱,都是好饭好菜,想吃啥做啥。一个个养得都是白白胖胖的。”
公社成立后,实行的是公费医疗制,社员生病了,小病不出大队,由诊所医治;一般大病由公社医院收治,难治的病人则由公社医院开证明送适当医院诊治;妇女生小孩还发3斤鸡蛋和2斤红糖。敬老院里的10多位老人整天就是聊天,吃饭。“他们生活得真不赖。”赵常玉每忆起当年,多少还有些惋惜和留恋。
据当年的韩楼大队妇女大队长孟秀芝回忆,1958年9月,公社决定实行社员劳动报酬“逐步推行工资制”,并召集群众开过一次发薪大会(最高工资是每月6元)。孟秀芝不但领到满勤工资,而且还被报社的记者拍了满脸笑容领工资的照片,上了报纸。不过,像发工资这样的好事也就这一次。忆及当年,老人们都觉得那时大家的思想觉悟很高,就是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至于发不发工资,并不怎么影响生产、工作积极性。
盛极而衰:昔日荣光不再
据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档案资料显示,在它存在的20多年时间里,真正“风光”的岁月最多两年时间。它曾经红红火火的公共食堂,则在1958年到1961年经历了由生而灭的全过程。
据周留栓介绍,1958年4月,成立“大社”不久,韩楼大队先锋一社就出了一个典型———农忙大食堂。由于要赶劳动进度,这个社就把劳动力集中起来,中午也不让回家,就在地头支锅做饭,社员饭后继续劳动。这种并不新奇的办法,除了加快了劳动进度外,还省去了妇女们的做饭时间,体现出“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气势,因此,这种做法一经“大社”领导得知,便马上在全社迅速推广开来。很快,众多的“农忙大食堂”被集中成一个“大社”食堂,出现了全社老少同吃一锅饭的壮观景象。“那时,家家户户都把锅碗瓢盆交到了公共食堂。到了饭点儿,男女老少都去吃。按量供应,不收钱。吃完抹抹嘴就走,碗筷有人收拾。觉得可得劲。”周留栓笑着说。
公共食堂刚开办时,顿顿是好饭好菜,隔几天就会改善一次生活。但时间稍长,这种“大锅饭”便暴露了它的弊端。首先是浪费严重,由于众口难调,就餐者觉得饭菜不对胃口,随手倒掉的、剩下大半不吃的现象不断发生。过去,群众各家做饭,做好做坏极少抱怨家庭主妇,吃起公共食堂,大家在一起总爱评价饭菜质量,一顿饭做得失手了,埋怨声便是一大片。加上好饭菜有时分配不均,大家意见更大了。此时,便传出了这样的顺口溜:“娃啊娃啊快点长,长大当个司务长。又喝辣,又吃香,吃饱了还能往口袋里装。”
公共食堂上述弊端还是枝节问题,更主要的是“嵖岈山卫星农庄”放了那颗“高产卫星”不久,公共食堂就开始出现了粮食危机。这种危机,绝对是“吹牛也要报税”的典型例证。1958年夏、秋两季粮食征购时,遂平县的实际粮食产量是2400万斤,可在由省委召开的口气强硬的粮食征购会议上,给该县定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他们的账面上当年产量是100279万斤,比上年增长31倍,人均产量1565斤。对此,有人担心地问当时的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把粮食征光了,老百姓吃啥?”蔡很无奈地说:“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在省、地、县的一层层高压政策下,嵖岈山人终于“完成”交粮任务。可是,因为1958年冬播时大部分劳动力仍在砍树修炉大炼钢铁,错过时令播种的小麦生长不良,又遭遇第二年的春旱灾害,1959年,嵖岈山人的“大锅饭”便越做越差了。满指望熬过了一段日子会好起来,谁知老天一变脸就连着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又加上当初的“老大哥”苏联也和我国关系破裂,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干部群众,渐渐陷入了一场要命的大饥荒中。那时,到地里能捡到几粒夏收后的麦子、秋收后的黄豆嚼嚼,对放学后饥肠辘辘的周留栓和小伙伴们来说,就是最美味的“点心”了。
“唉,现在想想,那段时期真跟演戏一样,一会是正剧、喜剧,一会又是闹剧、悲剧!”周留栓深有感慨地说,“浮夸风真是害人不浅啊!”
1961年底,办了将近4年的公共食堂终于黯然熄火。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尽管没有像大食堂一样被解散,但它已失去了昔日的荣耀。随着毛主席及党中央对“大跃进”运动的一定程度的反思,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运动期间的许多作为,社会各界甚至已不愿提及。失去“表现”机会的嵖岈山人在若有所失的心态中,又多少感到有些委屈:为什么大家的干劲那么大,热情那么高,当初的想法那么美好,到最后竟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反面典型”。
70多岁的孟秀芝老人总结道:“十七大开过后,电视上经常提到‘科学发展观’这句话,我没学问,吃不透它的意思,可从我经历的事说,‘大跃进’时的浮夸风肯定不科学。啥事都得一步一步去做。”
“卫星集体农庄”叫了不到3个月,又改名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细品这个名字,的确很有内涵,它既有地域特色,又融入了巴黎公社、苏联卫星上天及公社属于人民的含义。因此,这个名字一经问世,便被闻讯而至的河南省新乡七里营的带头人史来贺借鉴,将七里营改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这一借鉴很及时,1958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到七里营视察,当他看到门口挂着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时,点头称赞道:“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8月7日凌晨,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在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当毛泽东专注地听完《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试行简章(草案)》后,非常高兴地说道:“这个东西好,给我!”
这个《章程》规定: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简章》基本保留了“大社”的“部委”机构,还决定在公社内设立缝纫组、幼儿园、敬老院、妇产院等福利性单位。同时,总结了集体吃食堂的好处,推广公共食堂。公社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日常运作做到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人民公社的这一《简章》,毛泽东颇为赞赏。他在听取河南省委领导汇报时,还特别强调了人民公社的特点:“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
毛泽东视察的消息相继见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1958年9月,由毛泽东修改、批示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在《红旗》杂志上全文刊发。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河南省更是雷厉风行,不到一个月,全省农村便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随之,“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形象说法便成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口头禅。
那么,人民公社制度到底给农民尤其是嵖岈山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呢?据周留栓回忆,公社成立初期,还确实不错。比如,在教育方面,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以下简称公社)在多个大队建有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则集中在土山村的小学高年级班,按照“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四集体”原则上学。对于初中生,公社适当收取学杂费,推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师生均在学校吃住,每天都要出操、走队形,还进行投手榴弹、打靶等训练。但与此同时,学习抓得也很紧。据公社第一批初中毕业生之一钟栓说,1960年,他所在的班54名同学,仅有一名同学没考上高中。此外,公社也重视群众的文化补习,规定将所有没上过学的青壮年都补习到高小文化程度。
同时,为了“使妇女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一心一意从事生产”,公社成立不久,就在韩楼大队建立了幼儿园。据原公社幼儿园园长赵常玉回忆,当初幼儿园一共有53个孩子6名教师,其中3名教师还是省会郑州来的。“孩子学习吃住都在园里,都不收钱,都是好饭好菜,想吃啥做啥。一个个养得都是白白胖胖的。”
公社成立后,实行的是公费医疗制,社员生病了,小病不出大队,由诊所医治;一般大病由公社医院收治,难治的病人则由公社医院开证明送适当医院诊治;妇女生小孩还发3斤鸡蛋和2斤红糖。敬老院里的10多位老人整天就是聊天,吃饭。“他们生活得真不赖。”赵常玉每忆起当年,多少还有些惋惜和留恋。
据当年的韩楼大队妇女大队长孟秀芝回忆,1958年9月,公社决定实行社员劳动报酬“逐步推行工资制”,并召集群众开过一次发薪大会(最高工资是每月6元)。孟秀芝不但领到满勤工资,而且还被报社的记者拍了满脸笑容领工资的照片,上了报纸。不过,像发工资这样的好事也就这一次。忆及当年,老人们都觉得那时大家的思想觉悟很高,就是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至于发不发工资,并不怎么影响生产、工作积极性。
盛极而衰:昔日荣光不再
据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档案资料显示,在它存在的20多年时间里,真正“风光”的岁月最多两年时间。它曾经红红火火的公共食堂,则在1958年到1961年经历了由生而灭的全过程。
据周留栓介绍,1958年4月,成立“大社”不久,韩楼大队先锋一社就出了一个典型———农忙大食堂。由于要赶劳动进度,这个社就把劳动力集中起来,中午也不让回家,就在地头支锅做饭,社员饭后继续劳动。这种并不新奇的办法,除了加快了劳动进度外,还省去了妇女们的做饭时间,体现出“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气势,因此,这种做法一经“大社”领导得知,便马上在全社迅速推广开来。很快,众多的“农忙大食堂”被集中成一个“大社”食堂,出现了全社老少同吃一锅饭的壮观景象。“那时,家家户户都把锅碗瓢盆交到了公共食堂。到了饭点儿,男女老少都去吃。按量供应,不收钱。吃完抹抹嘴就走,碗筷有人收拾。觉得可得劲。”周留栓笑着说。
公共食堂刚开办时,顿顿是好饭好菜,隔几天就会改善一次生活。但时间稍长,这种“大锅饭”便暴露了它的弊端。首先是浪费严重,由于众口难调,就餐者觉得饭菜不对胃口,随手倒掉的、剩下大半不吃的现象不断发生。过去,群众各家做饭,做好做坏极少抱怨家庭主妇,吃起公共食堂,大家在一起总爱评价饭菜质量,一顿饭做得失手了,埋怨声便是一大片。加上好饭菜有时分配不均,大家意见更大了。此时,便传出了这样的顺口溜:“娃啊娃啊快点长,长大当个司务长。又喝辣,又吃香,吃饱了还能往口袋里装。”
公共食堂上述弊端还是枝节问题,更主要的是“嵖岈山卫星农庄”放了那颗“高产卫星”不久,公共食堂就开始出现了粮食危机。这种危机,绝对是“吹牛也要报税”的典型例证。1958年夏、秋两季粮食征购时,遂平县的实际粮食产量是2400万斤,可在由省委召开的口气强硬的粮食征购会议上,给该县定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他们的账面上当年产量是100279万斤,比上年增长31倍,人均产量1565斤。对此,有人担心地问当时的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把粮食征光了,老百姓吃啥?”蔡很无奈地说:“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在省、地、县的一层层高压政策下,嵖岈山人终于“完成”交粮任务。可是,因为1958年冬播时大部分劳动力仍在砍树修炉大炼钢铁,错过时令播种的小麦生长不良,又遭遇第二年的春旱灾害,1959年,嵖岈山人的“大锅饭”便越做越差了。满指望熬过了一段日子会好起来,谁知老天一变脸就连着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又加上当初的“老大哥”苏联也和我国关系破裂,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干部群众,渐渐陷入了一场要命的大饥荒中。那时,到地里能捡到几粒夏收后的麦子、秋收后的黄豆嚼嚼,对放学后饥肠辘辘的周留栓和小伙伴们来说,就是最美味的“点心”了。
“唉,现在想想,那段时期真跟演戏一样,一会是正剧、喜剧,一会又是闹剧、悲剧!”周留栓深有感慨地说,“浮夸风真是害人不浅啊!”
1961年底,办了将近4年的公共食堂终于黯然熄火。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尽管没有像大食堂一样被解散,但它已失去了昔日的荣耀。随着毛主席及党中央对“大跃进”运动的一定程度的反思,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运动期间的许多作为,社会各界甚至已不愿提及。失去“表现”机会的嵖岈山人在若有所失的心态中,又多少感到有些委屈:为什么大家的干劲那么大,热情那么高,当初的想法那么美好,到最后竟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反面典型”。
70多岁的孟秀芝老人总结道:“十七大开过后,电视上经常提到‘科学发展观’这句话,我没学问,吃不透它的意思,可从我经历的事说,‘大跃进’时的浮夸风肯定不科学。啥事都得一步一步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