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教授专访
那个时代老师和学生关系密切，身教对学生的影响特别大。所谓身教，就是他们做学问的谨严、逻辑思考的过程他都让你看得见。
他，是王小波在美国匹茨堡大学的老师。
许倬云永远记得，一个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午后，慵懒的阳光照射进室内，让人感到有些疲倦。可是他和王小波分明是清醒着，甚至异常地兴奋，因为理想，因为他们共同的兴趣追求。
王小波把他的小说放在许倬云的面前，可是两人热烈讨论的却总是自由与政治的话题。
作为台湾第一代的自由主义者，许倬云在台湾专制统治面前从未屈服，并因此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迫远走美国。不过，也正因为他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历史学家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多次面见蒋经国，为蒋经国讲解自由的真义。在他面前，蒋经国总是静静地听着，虽然他们之间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题写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十个大字——也永远铭刻在包括许倬云先生在内的一批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的心中。
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先生在蒋介石面前不卑不亢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许倬云。许倬云从小身体残疾，不良于行，可是他也是幸运的。除了王世杰，李济、董作宾、李宗侗也都言传身教，教会许倬云对待学问的敬畏和对待人事的慈悲，所以面对李敖的无礼挑衅，他以沉默代替回应，他对本刊记者说了很多李敖和他老师姚从吾的往事，但是临走前，他却说：“李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已经过世了，你们不要刊登这些话了，因为死者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
今年10月开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始陆续推出许倬云先生的作品集，由三联书店的许医农女士担任编选任务，从许倬云卷帙浩繁的作品中精心挑选出十卷，显示出编辑者的良苦用心，出版之后也立即在各大书店的学术排行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近期，记者在南京大学逸夫楼的许倬云教授办公室里见到了前来南大讲学的他，他看上去精神很好，温文谦和的他把整个下午交给了记者，和记者侃侃而谈。
采访完毕，记者帮许先生穿上大衣，扶上轮椅，护送他走下电梯，挥手自兹去，望着一个坚强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视野中，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言传与身教
《新民周刊》：我知道您父亲许风藻（号伯翔）是海军将领，他在国民政府中担任的是什么样的职务？您父亲给您读《史记》，从那时候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许倬云：我父亲是晚清的海军军官，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参加起义。北洋政府时期，南北方都自己管自己，所以海军没人管，司令部设在上海。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海军建制，他就转变为文职——海关监督。抗战期间，负责第五战区的经济事务。
他对我的影响当然很大。我父亲并不是特意让我看《史记》，他看我在读小说，他就对我说：历史里有比小说更有趣的。于是，他就给我拿来了《史记》。第一篇看的就是《项羽本纪》，我觉得比小说还要热闹。那时候我其实很小，9岁，古文知识并不够用，但因兴趣而努力去看。其实我的古文水平都是那时候练出来的。高中之前，我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我到现在也常念别字，因为没有老师教，我能理解那个字的意思，但它读什么，我常常是靠猜测。
《新民周刊》：在台大，李济之先生、李宗侗先生、董彦堂先生各有各的专长，对您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许倬云：董彦堂先生研究甲骨文字和年历学，我跟他学年历学。李济之先生教的是商周考古，也就是商代考古或新石器考古。李宗侗先生教我古代社会史和希腊罗马史。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身教。
所谓身教，就是他们做学问的谨严、逻辑思考的过程他都让你看得见。比如沈刚伯先生，一开始是我老师，后来是我的院长（他是台大文学院院长），宁静淡泊，无为而治。他指导我做事，在指导做事的过程中也让我知道怎么做人。李宗侗先生除了教我念书之外，温文谦和，从来没看他发过脾气，对人从来不疾言厉色，为我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个人榜样。
这些老师对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教授也好，门口小贩也罢，一视同仁。这种身教是我们学生最大的福气。那时师生关系密切，招生人数少，现在师生之间关系是很淡漠了，几万人的学校你怎么常见面？尤其你像东南大学搬到九龙湖，南京大学在仙陵，每个校区都那么大，老师都不住在那儿，除了上课见个面也很难，无从身教可以言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新民周刊》：《西周史》是您的代表作，董彦堂先生是“四堂”之一，研究甲骨文是否是促使您写《西周史》的一个主要原因？
许倬云：《西周史》是后来的事了。我每本书都是别人来找我写，但越写越和他们最初的构想有距离，《西周史》也是如此。那时耶鲁大学要出一套丛书，张光直写商代历史，李学勤写东周史，王仲殊写秦汉史，西周没人写，所以想到我。我对整个周代也比较熟悉，也比较有兴趣，就答应了下来。结果写出来我们四本书都不一样，李学勤、王仲殊是拿国内的考古报告做了简要的介绍，一个遗址一个遗址，一类器物一类器物地介绍，张光直写的是考古遗址报告，我写的则是一部华夏民族文化发展史，他们原来也是希望以介绍方式写一个西周的简要历史，我不干，我只琢磨我的想法，结果我这本书销路不坏。
涉外工作
《新民周刊》：到“中央研究院”以后，您就开始跟随院长王世杰先生，主要是辅助他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吗？
许倬云：我帮他做涉外事件、谈判工作。我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因为李济之是“中央研究院”主要的国际知名大学者，对外办的事常把李济之搬出来，我是他徒弟，他就派我跑腿，我替他做了几回，最后，王世杰索性就不麻烦李济之，而直接差唤我。
不仅在“中央研究院”，在台大我也办这个差事。我出去开个什么会的时候，钱校长就对我说你顺便帮我办个事吧，一顺便就越顺越多。这种事很少有人做，原因有几个，一个是我的外语还够用，第二，我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大家平起平坐，我既不抬杠对抗，也不低头，人家也会对你合理对待。办外交需要坦荡荡的态度，但要维护民族尊严的时候，绝不能让步。我外交的事做多了，王世杰和钱校长就觉得我办事靠得住，也信任我。
《新民周刊》：王世杰先生是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您觉得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许倬云：他是法学家，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参加北伐，有才华，国际法的知识非常好，国际法的译本是他翻译的，他创办武汉大学的时候也只有30多岁，两年就把武汉大学办成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大学，今天全中国的大学中，校园风景好的大学，武大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
他的才华没话说，后来他做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他和苏联交涉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东北问题，跟斯大林签的条约，这是英国、美国、苏联架着中国签的，被逼无奈，非要如此做不可。别人不愿意去签约。宋子文宁可辞去外交部长，也不愿意去，蒋介石就说总要有个人来签，这个耻辱要有人来背，背了，我们国家以后肯定会把这主权拿回来。外蒙古没有拿回来，但是东北拿回来了。李敖老骂王世杰是不公平的。国家的不幸，不能归罪一个人，骂一个人是不公平的。就像李鸿章签了那些不平等条约，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的责任。李鸿章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心如刀绞，一条命丢掉，哪是他愿意卖国求荣？
那个时代老师和学生关系密切，身教对学生的影响特别大。所谓身教，就是他们做学问的谨严、逻辑思考的过程他都让你看得见。
他，是王小波在美国匹茨堡大学的老师。
许倬云永远记得，一个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午后，慵懒的阳光照射进室内，让人感到有些疲倦。可是他和王小波分明是清醒着，甚至异常地兴奋，因为理想，因为他们共同的兴趣追求。
王小波把他的小说放在许倬云的面前，可是两人热烈讨论的却总是自由与政治的话题。
作为台湾第一代的自由主义者，许倬云在台湾专制统治面前从未屈服，并因此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迫远走美国。不过，也正因为他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历史学家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多次面见蒋经国，为蒋经国讲解自由的真义。在他面前，蒋经国总是静静地听着，虽然他们之间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题写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十个大字——也永远铭刻在包括许倬云先生在内的一批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的心中。
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先生在蒋介石面前不卑不亢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许倬云。许倬云从小身体残疾，不良于行，可是他也是幸运的。除了王世杰，李济、董作宾、李宗侗也都言传身教，教会许倬云对待学问的敬畏和对待人事的慈悲，所以面对李敖的无礼挑衅，他以沉默代替回应，他对本刊记者说了很多李敖和他老师姚从吾的往事，但是临走前，他却说：“李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已经过世了，你们不要刊登这些话了，因为死者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
今年10月开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始陆续推出许倬云先生的作品集，由三联书店的许医农女士担任编选任务，从许倬云卷帙浩繁的作品中精心挑选出十卷，显示出编辑者的良苦用心，出版之后也立即在各大书店的学术排行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近期，记者在南京大学逸夫楼的许倬云教授办公室里见到了前来南大讲学的他，他看上去精神很好，温文谦和的他把整个下午交给了记者，和记者侃侃而谈。
采访完毕，记者帮许先生穿上大衣，扶上轮椅，护送他走下电梯，挥手自兹去，望着一个坚强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视野中，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言传与身教
《新民周刊》：我知道您父亲许风藻（号伯翔）是海军将领，他在国民政府中担任的是什么样的职务？您父亲给您读《史记》，从那时候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许倬云：我父亲是晚清的海军军官，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参加起义。北洋政府时期，南北方都自己管自己，所以海军没人管，司令部设在上海。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海军建制，他就转变为文职——海关监督。抗战期间，负责第五战区的经济事务。
他对我的影响当然很大。我父亲并不是特意让我看《史记》，他看我在读小说，他就对我说：历史里有比小说更有趣的。于是，他就给我拿来了《史记》。第一篇看的就是《项羽本纪》，我觉得比小说还要热闹。那时候我其实很小，9岁，古文知识并不够用，但因兴趣而努力去看。其实我的古文水平都是那时候练出来的。高中之前，我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我到现在也常念别字，因为没有老师教，我能理解那个字的意思，但它读什么，我常常是靠猜测。
《新民周刊》：在台大，李济之先生、李宗侗先生、董彦堂先生各有各的专长，对您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许倬云：董彦堂先生研究甲骨文字和年历学，我跟他学年历学。李济之先生教的是商周考古，也就是商代考古或新石器考古。李宗侗先生教我古代社会史和希腊罗马史。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身教。
所谓身教，就是他们做学问的谨严、逻辑思考的过程他都让你看得见。比如沈刚伯先生，一开始是我老师，后来是我的院长（他是台大文学院院长），宁静淡泊，无为而治。他指导我做事，在指导做事的过程中也让我知道怎么做人。李宗侗先生除了教我念书之外，温文谦和，从来没看他发过脾气，对人从来不疾言厉色，为我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个人榜样。
这些老师对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教授也好，门口小贩也罢，一视同仁。这种身教是我们学生最大的福气。那时师生关系密切，招生人数少，现在师生之间关系是很淡漠了，几万人的学校你怎么常见面？尤其你像东南大学搬到九龙湖，南京大学在仙陵，每个校区都那么大，老师都不住在那儿，除了上课见个面也很难，无从身教可以言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新民周刊》：《西周史》是您的代表作，董彦堂先生是“四堂”之一，研究甲骨文是否是促使您写《西周史》的一个主要原因？
许倬云：《西周史》是后来的事了。我每本书都是别人来找我写，但越写越和他们最初的构想有距离，《西周史》也是如此。那时耶鲁大学要出一套丛书，张光直写商代历史，李学勤写东周史，王仲殊写秦汉史，西周没人写，所以想到我。我对整个周代也比较熟悉，也比较有兴趣，就答应了下来。结果写出来我们四本书都不一样，李学勤、王仲殊是拿国内的考古报告做了简要的介绍，一个遗址一个遗址，一类器物一类器物地介绍，张光直写的是考古遗址报告，我写的则是一部华夏民族文化发展史，他们原来也是希望以介绍方式写一个西周的简要历史，我不干，我只琢磨我的想法，结果我这本书销路不坏。
涉外工作
《新民周刊》：到“中央研究院”以后，您就开始跟随院长王世杰先生，主要是辅助他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吗？
许倬云：我帮他做涉外事件、谈判工作。我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因为李济之是“中央研究院”主要的国际知名大学者，对外办的事常把李济之搬出来，我是他徒弟，他就派我跑腿，我替他做了几回，最后，王世杰索性就不麻烦李济之，而直接差唤我。
不仅在“中央研究院”，在台大我也办这个差事。我出去开个什么会的时候，钱校长就对我说你顺便帮我办个事吧，一顺便就越顺越多。这种事很少有人做，原因有几个，一个是我的外语还够用，第二，我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大家平起平坐，我既不抬杠对抗，也不低头，人家也会对你合理对待。办外交需要坦荡荡的态度，但要维护民族尊严的时候，绝不能让步。我外交的事做多了，王世杰和钱校长就觉得我办事靠得住，也信任我。
《新民周刊》：王世杰先生是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您觉得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许倬云：他是法学家，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参加北伐，有才华，国际法的知识非常好，国际法的译本是他翻译的，他创办武汉大学的时候也只有30多岁，两年就把武汉大学办成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大学，今天全中国的大学中，校园风景好的大学，武大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
他的才华没话说，后来他做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他和苏联交涉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东北问题，跟斯大林签的条约，这是英国、美国、苏联架着中国签的，被逼无奈，非要如此做不可。别人不愿意去签约。宋子文宁可辞去外交部长，也不愿意去，蒋介石就说总要有个人来签，这个耻辱要有人来背，背了，我们国家以后肯定会把这主权拿回来。外蒙古没有拿回来，但是东北拿回来了。李敖老骂王世杰是不公平的。国家的不幸，不能归罪一个人，骂一个人是不公平的。就像李鸿章签了那些不平等条约，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的责任。李鸿章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心如刀绞，一条命丢掉，哪是他愿意卖国求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