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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在面临全球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最大危机。公众和政府在接下来几周所做的决定可能会影响世界未来几年的样貌。这些决定不只会影响我们的医疗体系，还会影响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面对危机，我们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但是也该考虑到这些行动带来的长远影响。当在不同选项间进行抉择时，我们不只要考虑如何克服眼前困难，更要自问危机过后我们生存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是的，危机终将过去，我们大多数人会幸免于难——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将不再一样。
许多短期的紧急措施将变成生活的常态。这就是紧急情况的性质——加速历史的进程。有些决策在正常情况下需要花费数年审议，但在紧急情况下几小时就被通过了。不成熟的、甚至危险的技术被赶鸭子上架，因为什么都不做的风险更大。整个国家都成了大型社会实验中的小白鼠。所有人转向远程通信和居家办公会带来什么后果？大中小学改为在线教学会带来什么后果？在正常时期，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绝不会同意进行这种实验。但现在属于非常时期。
在非常时期，我们面临两个格外重要的抉择：第一是在控制和公民赋权间做抉择；第二是在民族主义孤立和全球团结间做抉择。
——“近年来，一场关于个人隐私的激烈争论一直在进行。冠状病毒危机可能是这场争论的转折点。因为当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做选择时，通常会选择健康。实际上，让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选择是问题的根源。因为这是一道错误的选择题。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有隐私和健康。”
为了阻止流行病暴发，所有人都需要遵守一些指导方针。想要控制疫情，主要有两个方法，其中之一是控制，惩罚破坏规则的人。如今，是人类历史上头一次，技术做到了时刻监视所有人。在与冠状病毒疫情的抗争中，通过严密监控人们的智能手机，数亿个面部识别摄像头，并要求人们报告体温和身体状况，不仅可以快速识别出疑似冠状病毒携带者，还可以追踪他们的活动范围和密切接触者。此外，一系列的移动应用程序还随时提醒市民与感染患者的距离。
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限于东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授权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采用监控技术（该技术通常用于反恐），追踪冠状病毒患者。当以色列议会拒绝批准该措施时，内塔尼亚胡通过颁布“紧急状态法令”，迫使该措施得以实施。
你可能会争辩说这些不是新鲜事儿。近年来，政府和企业都在使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来跟踪、监控和操纵。如果我们不加小心，冠状病毒的流行可能会成为监控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很多国家原本抗拒的大规模监控工具部署会变得合理和正常；监控也会发生从“皮肤上”到“皮肤下”的戏剧性转变。
原先，当你的手指划过智能手机屏幕，并点击链接时，企业和政府想知道你的手指到底在点击什么。但是疫情当前，关注重点已经转移。现在，是想知道你手指的温度及其皮肤下的血压。这是历史性的转变。
跟踪人们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的行为可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大量信息，但比起从生物识别技术中收集的信息，这不算什么。例如，如果你知道我点击的是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链接而不是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你可以由此了解我的政治观点甚至个性。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我观看视频的过程中监控我的体温、血压和心率变化，你就可以知道使我发笑、哭泣或非常生气的原因。
请务必记住，愤怒、喜悦、无聊和爱是生物现象，就像发烧和咳嗽一样。识别咳嗽的技术也可以用来识别笑声。如果企业和政府开始大量收集我们的生物特征数据，他们就能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预测我们的感受，还可以操纵我们的感受并向我们推销任何一个产品或者一个政客。生物特征监控将使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数据入侵策略看起来像石器时代的技术。
你当然可以争辩说，允许进行生物特征监视只是在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一旦紧急状态结束，它将随之消失。但是临时措施往往比紧急状态要持久，尤其新的紧急状态层出不穷。例如，我的祖国以色列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期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大到新闻审查和征用土地，小到制作布丁的特殊规定（我不是在逗你）。以色列独立战争早就取得了胜利，但以色列从未宣布紧急状态结束，并且也没有废除1948年的许多“临时”措施（关于制作布丁的紧急法令在2011年才被废除）。
即使新增冠状病毒感染者降至零，一些渴望数据的公共当局也可能会继续使用生物特征监测系统，因为冠状病毒有可能再次暴发；或者因为中部非洲正在出现新的埃博拉病毒株；或是因为……你懂的。近年来，一场关于个人隐私的激烈争论一直在进行。冠状病毒危机可能是这场争论的转折点。因为当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做选择时，通常会选择健康。
实际上，让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选择是问题的根源。因为这是一道错误的选择题。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有隐私和健康。最近几周，韩国和新加坡实施了一些成功的抗疫措施。这些国家虽然使用了追踪应用程序，但它们更多地依赖于广泛的病毒检测、诚实的疫情报告以及公众的自愿合作。
集中监控和严厉惩罚并不是使人们遵守准则的唯一方法。當公共当局告知民众科学事实，并且民众信任这些事实时，民众也可以做出正确决定。一个奋发进取和信息透明的人群通常比受监管的无知人群更强大、更有效率。
例如，用肥皂洗手是人类卫生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这个简单的动作每年可以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虽然我们把这当作理所当然，但直到19世纪，科学家才发现用肥皂洗手的重要性。以前，哪怕医生和护士，也做不到先洗手再进行手术。今天，数十亿人每天洗手，不是因为他们惧怕肥皂警察，而是因为他们了解事实。我用肥皂洗手是因为我听说过病毒和细菌，我知道它们会引起疾病，但可以被肥皂杀死。
但是这样高水平的配合与合作需要信任。人们需要信任科学、公共当局以及媒体。在过去的几年中，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故意破坏了对科学、公共当局和媒体的信任。正常情况下，已被侵蚀多年的信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重建。但现在不属于正常情况。在危机时刻，想法也会迅速变化。比如，你和兄弟姐妹难免会发生激烈的争吵，但当出现紧急情况时，你们就会突然意识到彼此间隐藏的信任和友善，于是开始互相扶持。要建立人们对科学、公共当局和媒体的信任，现在还为时不晚。
我们当然应该利用新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应该赋予公民权利。我完全同意监测自己的体温和血压，但这些数据不该用来创造功能强大的政府，而应该用来帮我做出更明智的个人选择，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如果我每天24小时追踪自己的健康状况，我不仅可以了解自己是否对他人的健康构成风险，还可以了解哪些习惯对我的健康有益。如果我可以访问和分析有关冠状病毒传播的可靠统计数据，我将得以判断政府是否披露真相、是否采取正确的措施对抗疫情。当人们谈论监控时，请记住，同样的技术，公共当局可以用它监控个人，个人也可以用它监控公共当局。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相信科学数据和医疗专家，而不是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如果我们未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会发现自己放弃了最宝贵的自由，还以为这是守护健康的唯一途径。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3期。作者为以色列历史学家）
许多短期的紧急措施将变成生活的常态。这就是紧急情况的性质——加速历史的进程。有些决策在正常情况下需要花费数年审议，但在紧急情况下几小时就被通过了。不成熟的、甚至危险的技术被赶鸭子上架，因为什么都不做的风险更大。整个国家都成了大型社会实验中的小白鼠。所有人转向远程通信和居家办公会带来什么后果？大中小学改为在线教学会带来什么后果？在正常时期，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绝不会同意进行这种实验。但现在属于非常时期。
在非常时期，我们面临两个格外重要的抉择：第一是在控制和公民赋权间做抉择；第二是在民族主义孤立和全球团结间做抉择。
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有隐私和健康，而非对立
——“近年来，一场关于个人隐私的激烈争论一直在进行。冠状病毒危机可能是这场争论的转折点。因为当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做选择时，通常会选择健康。实际上，让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选择是问题的根源。因为这是一道错误的选择题。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有隐私和健康。”
为了阻止流行病暴发，所有人都需要遵守一些指导方针。想要控制疫情，主要有两个方法，其中之一是控制，惩罚破坏规则的人。如今，是人类历史上头一次，技术做到了时刻监视所有人。在与冠状病毒疫情的抗争中，通过严密监控人们的智能手机，数亿个面部识别摄像头，并要求人们报告体温和身体状况，不仅可以快速识别出疑似冠状病毒携带者，还可以追踪他们的活动范围和密切接触者。此外，一系列的移动应用程序还随时提醒市民与感染患者的距离。
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限于东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授权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采用监控技术（该技术通常用于反恐），追踪冠状病毒患者。当以色列议会拒绝批准该措施时，内塔尼亚胡通过颁布“紧急状态法令”，迫使该措施得以实施。
你可能会争辩说这些不是新鲜事儿。近年来，政府和企业都在使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来跟踪、监控和操纵。如果我们不加小心，冠状病毒的流行可能会成为监控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很多国家原本抗拒的大规模监控工具部署会变得合理和正常；监控也会发生从“皮肤上”到“皮肤下”的戏剧性转变。
原先，当你的手指划过智能手机屏幕，并点击链接时，企业和政府想知道你的手指到底在点击什么。但是疫情当前，关注重点已经转移。现在，是想知道你手指的温度及其皮肤下的血压。这是历史性的转变。
跟踪人们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的行为可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大量信息，但比起从生物识别技术中收集的信息，这不算什么。例如，如果你知道我点击的是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链接而不是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你可以由此了解我的政治观点甚至个性。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我观看视频的过程中监控我的体温、血压和心率变化，你就可以知道使我发笑、哭泣或非常生气的原因。
请务必记住，愤怒、喜悦、无聊和爱是生物现象，就像发烧和咳嗽一样。识别咳嗽的技术也可以用来识别笑声。如果企业和政府开始大量收集我们的生物特征数据，他们就能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预测我们的感受，还可以操纵我们的感受并向我们推销任何一个产品或者一个政客。生物特征监控将使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数据入侵策略看起来像石器时代的技术。
你当然可以争辩说，允许进行生物特征监视只是在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一旦紧急状态结束，它将随之消失。但是临时措施往往比紧急状态要持久，尤其新的紧急状态层出不穷。例如，我的祖国以色列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期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大到新闻审查和征用土地，小到制作布丁的特殊规定（我不是在逗你）。以色列独立战争早就取得了胜利，但以色列从未宣布紧急状态结束，并且也没有废除1948年的许多“临时”措施（关于制作布丁的紧急法令在2011年才被废除）。
即使新增冠状病毒感染者降至零，一些渴望数据的公共当局也可能会继续使用生物特征监测系统，因为冠状病毒有可能再次暴发；或者因为中部非洲正在出现新的埃博拉病毒株；或是因为……你懂的。近年来，一场关于个人隐私的激烈争论一直在进行。冠状病毒危机可能是这场争论的转折点。因为当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做选择时，通常会选择健康。
实际上，让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选择是问题的根源。因为这是一道错误的选择题。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有隐私和健康。最近几周，韩国和新加坡实施了一些成功的抗疫措施。这些国家虽然使用了追踪应用程序，但它们更多地依赖于广泛的病毒检测、诚实的疫情报告以及公众的自愿合作。
集中监控和严厉惩罚并不是使人们遵守准则的唯一方法。當公共当局告知民众科学事实，并且民众信任这些事实时，民众也可以做出正确决定。一个奋发进取和信息透明的人群通常比受监管的无知人群更强大、更有效率。
例如，用肥皂洗手是人类卫生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这个简单的动作每年可以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虽然我们把这当作理所当然，但直到19世纪，科学家才发现用肥皂洗手的重要性。以前，哪怕医生和护士，也做不到先洗手再进行手术。今天，数十亿人每天洗手，不是因为他们惧怕肥皂警察，而是因为他们了解事实。我用肥皂洗手是因为我听说过病毒和细菌，我知道它们会引起疾病，但可以被肥皂杀死。
但是这样高水平的配合与合作需要信任。人们需要信任科学、公共当局以及媒体。在过去的几年中，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故意破坏了对科学、公共当局和媒体的信任。正常情况下，已被侵蚀多年的信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重建。但现在不属于正常情况。在危机时刻，想法也会迅速变化。比如，你和兄弟姐妹难免会发生激烈的争吵，但当出现紧急情况时，你们就会突然意识到彼此间隐藏的信任和友善，于是开始互相扶持。要建立人们对科学、公共当局和媒体的信任，现在还为时不晚。
我们当然应该利用新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应该赋予公民权利。我完全同意监测自己的体温和血压，但这些数据不该用来创造功能强大的政府，而应该用来帮我做出更明智的个人选择，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依据。如果我每天24小时追踪自己的健康状况，我不仅可以了解自己是否对他人的健康构成风险，还可以了解哪些习惯对我的健康有益。如果我可以访问和分析有关冠状病毒传播的可靠统计数据，我将得以判断政府是否披露真相、是否采取正确的措施对抗疫情。当人们谈论监控时，请记住，同样的技术，公共当局可以用它监控个人，个人也可以用它监控公共当局。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相信科学数据和医疗专家，而不是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如果我们未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会发现自己放弃了最宝贵的自由，还以为这是守护健康的唯一途径。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3期。作者为以色列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