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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泰是我二十多年的朋友，开着一家市值十多亿元的公司，这些年，只托我办过一件事，就是读EMBA。
他十七岁就开始跑单帮，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而根据有关规定，每个EMBA班只有5%的名额留给他这样的学生。我为他当推荐人，先后报名了三家商学院，最后才被录取。阿泰读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吸吸氧，二是交朋友。
可是，从明年开始，像阿泰这样的企业家基本上就与EMBA绝缘了。
2016年4月，教育部下发文件，要求从2017年起，EMBA统一纳入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由教育部划定统一的分数线并向社会公布，培养院校按照国家统一招生政策自主录取。”据说，这个政策的出台，“主要是针对部分院校办学定位不准、办学思想不够端正、办学行为有失规范等乱象。”
也是在6月，还有一则与企业家教育有关的新闻。马云在杭州拿下300亩地，要建湖畔大学的实体校园，阿里巴巴集团参谋长，曾是长江商学院教授的曾鸣出任教务长。
与EMBA新制度截然不同的是，湖畔大学的入学制度是举荐制，报名者必须有三位推荐人，至少一位是湖畔大学指定推荐人，指定推荐人则包括校董、保荐人和往期校友。保荐人由校董提名并投票产生。
如果你是一位企业经营者，同样的学费，你是愿意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读EMBA，还是去读湖畔大学？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选择前者的比例，应该不会超过三成。
原因不是湖畔大学多么优秀，而是它符合企业家教育的基本原理。全国统考模式，很可能让繁荣了十多年的EMBA陷入一个空前的尴尬。
在所有的专业能力上，作家、企业家，是无法通过考试的检验，甚至不能用学院的模式培养出来，他们基本上都属于天生地养的自由物种，他们的工作是对不确定性提出挑战。
阿泰，或者其他读过大学的企业家们，到商学院读书，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要一张文凭——那东西真的只值一张A4纸的价格。“百战归来再读书”，他们学的是各取所需。
过往这些年，EMBA教育遭到的最大的诟病有两个，一是它成为了官商勾结的温床；二是有些商学院的EMBA更像一个俱乐部而不是严谨的在职教育平台。
关于前者，这是整肃吏政的内容，与EMBA教育没有必然的关联。关于后者，那是各家商学院自己的事情，EMBA招生在地域和行业上没有限制，企业家如何选择，全靠口碑和自由决定。
在我看来，就整体而言，中国EMBA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教育质量的提升不足。当今中国的企业发展越来越具备自己的特征，在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变革、企业组织的迭代以及技术突破的路径选择等方面，都有很多可以切磋和深入研讨的课题，EMBA实则是学院研究者与一线实践家共同参验的、最合适的课堂。
但可惜的是，当今商学院绝大多数的教授们离企业实践实在太远了，他们还在拿哈佛商学院的案例上课，还在用五年前甚至十年前的PPT，或者拿几个网络笑话驱走课堂里的哈欠。
所以，中国的EMBA教育要提高质量，唯一可能的驱动者是商学院本身，教育部屈尊干预，不知能否对结果负责。
说实在的话，有关部门为什么要将EMBA纳入全国统一考试，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企业家群体对EMBA集体失去兴趣，转而投向于其他的教育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倒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它将极大地推动民营企业家教育机构的活跃。
罗纳德·科斯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即改革的成果非常喜人。可是，它的实现路径无法用逻辑理性全面地解释。
只是这样的过程，太幽默了。
他十七岁就开始跑单帮，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而根据有关规定，每个EMBA班只有5%的名额留给他这样的学生。我为他当推荐人，先后报名了三家商学院，最后才被录取。阿泰读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吸吸氧，二是交朋友。
可是，从明年开始，像阿泰这样的企业家基本上就与EMBA绝缘了。
2016年4月，教育部下发文件，要求从2017年起，EMBA统一纳入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由教育部划定统一的分数线并向社会公布，培养院校按照国家统一招生政策自主录取。”据说，这个政策的出台，“主要是针对部分院校办学定位不准、办学思想不够端正、办学行为有失规范等乱象。”
也是在6月，还有一则与企业家教育有关的新闻。马云在杭州拿下300亩地，要建湖畔大学的实体校园，阿里巴巴集团参谋长，曾是长江商学院教授的曾鸣出任教务长。
与EMBA新制度截然不同的是，湖畔大学的入学制度是举荐制，报名者必须有三位推荐人，至少一位是湖畔大学指定推荐人，指定推荐人则包括校董、保荐人和往期校友。保荐人由校董提名并投票产生。
如果你是一位企业经营者，同样的学费，你是愿意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读EMBA，还是去读湖畔大学？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选择前者的比例，应该不会超过三成。
原因不是湖畔大学多么优秀，而是它符合企业家教育的基本原理。全国统考模式，很可能让繁荣了十多年的EMBA陷入一个空前的尴尬。
在所有的专业能力上，作家、企业家，是无法通过考试的检验，甚至不能用学院的模式培养出来，他们基本上都属于天生地养的自由物种，他们的工作是对不确定性提出挑战。
阿泰，或者其他读过大学的企业家们，到商学院读书，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要一张文凭——那东西真的只值一张A4纸的价格。“百战归来再读书”，他们学的是各取所需。
过往这些年，EMBA教育遭到的最大的诟病有两个，一是它成为了官商勾结的温床；二是有些商学院的EMBA更像一个俱乐部而不是严谨的在职教育平台。
关于前者，这是整肃吏政的内容，与EMBA教育没有必然的关联。关于后者，那是各家商学院自己的事情，EMBA招生在地域和行业上没有限制，企业家如何选择，全靠口碑和自由决定。
在我看来，就整体而言，中国EMBA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教育质量的提升不足。当今中国的企业发展越来越具备自己的特征，在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变革、企业组织的迭代以及技术突破的路径选择等方面，都有很多可以切磋和深入研讨的课题，EMBA实则是学院研究者与一线实践家共同参验的、最合适的课堂。
但可惜的是，当今商学院绝大多数的教授们离企业实践实在太远了，他们还在拿哈佛商学院的案例上课，还在用五年前甚至十年前的PPT，或者拿几个网络笑话驱走课堂里的哈欠。
所以，中国的EMBA教育要提高质量，唯一可能的驱动者是商学院本身，教育部屈尊干预，不知能否对结果负责。
说实在的话，有关部门为什么要将EMBA纳入全国统一考试，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企业家群体对EMBA集体失去兴趣，转而投向于其他的教育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倒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它将极大地推动民营企业家教育机构的活跃。
罗纳德·科斯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即改革的成果非常喜人。可是，它的实现路径无法用逻辑理性全面地解释。
只是这样的过程，太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