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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灿若星河的开国将帅中,傅秋涛上将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传奇人物。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描述皖南事变时有这样一段话:“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国民党8万余人的重兵包围下,除千余人突围外,余者大部牺牲。”这突出重围的千余人,就是傅秋涛指挥下的新四军一纵的指战员。
独创“大游小击”
打破“铁桶包围”
1907年6月25日,傅秋涛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鸣山村程家园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母亲生育了三男四女,秋涛排行老大。二妹冬凤被反动派活活折磨死,四妹因病无钱治疗,不幸早夭。傅秋涛只读过半年小学,七八岁就上山捡柴,10岁给人家放牛,16岁给地主杀猪打豆腐,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
1925年,他加入了党领导的雇农工会,结识了共产党员钟期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俩从此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亲密战友。1926年8月,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先遣团进入平江,傅秋涛投入了支援北伐军的战斗,协助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徐正坤,把工农运动搞得热火朝天。
1927年“马日事变”后,傅秋涛组织工人纠察队,先后两次参加县委领导的扑城暴动。1929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任嘉义区赤卫团政委,带领2000多名赤卫队员配合红军攻入长沙城。翌年,他任红十六军第八师师长。1932年4月18日,傅秋涛在湘鄂赣省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省总执委扩大会上当选为委员长。
1933年3月,傅秋涛转入红军部队工作。1934年1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任省委副书记。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傅秋涛临危受命,担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坚持在湘鄂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在数十倍于我军的敌人包围下,敌军团长写信给傅秋涛劝降,傅秋涛当即回应:“哪怕剩下一个人、一条枪也要打出去,突出去就是胜利!”在突围中,他的爱人、省委妇女部长曾相娥中弹牺牲。他忍痛指挥部队,从敌人的“铁桶包围”中突围而出,终于到达黄金洞老区。
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发展红十六师的决议,并派傅秋涛等前往鄂东南收集部队和开展扩大红军的运动。受命后,傅立即率一支7人短枪队出发。几天后,傅秋涛等人在通山冷水坪找到了湘鄂赣军区参谋长严图阁,二人率队由通山、崇阳,向临湘、平江方向前进。沿途边打边扩大队伍,队伍迅速发展到1100多人。
红十六师的大胆行动让蒋介石极为震惊,急忙命令国民党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第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部1万多人,对红十六师展开“围剿”。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傅秋涛没有一味蛮干,而是拉起部队在山上和敌人兜起了圈子。一连20多天,敌人连红十六师的影子也找不到。
此时,湘鄂赣省委主要领导不明敌情,认为傅秋涛畏首畏尾,不敢出击。省委书记陈寿昌找到傅秋涛,用省委的名义命令傅率部出击,与强敌进行运动战、阵地战。
傅秋涛拒绝与敌硬拼,陈寿昌指令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他自己率领红十六师与敌作战。结果在陈寿昌的盲目指挥下,不到1个月,红十六师便一败涂地,部队伤亡惨重,陈寿昌也中弹身亡。之后,傅秋涛又回到红十六师,他组织红军运动作战,避实就虚,寻机歼敌,先后取得崇阳县大源、高枧,平江县虹桥,通山县三界尖等战斗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另4个营,击溃3个团,红军部队扩充发展到5000多人。
1935年7月,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向湘鄂赣省委驻地发动大规模“进剿”。傅秋涛率部突出重围,但在麦市突围战斗中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牺牲,部队锐减到1000多人。傅秋涛带领余部在平江芦洞、白水、修水、铜鼓一带发展游击队,领导湘鄂赣根据地军民坚持进行了3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
1936年3月,国民党军由大规模进攻转为分区“清剿”,傅秋涛领导的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斗争方式,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运用“大游小击、专打弱小”等战术,寻机歼敌。
1936年7月初,傅秋涛带领游击队深入敌后作战,在连云山南麓初战获胜,歼敌湖南保安第四团1个加强连,缴枪70多支。接着在黄茅、书堂一线,击溃江西保安团2个连;在罗坊镇全歼守敌保安队30多人。之后,游击队攻取了“白区”纵深的分宜县城,缴获一大批军用物资。游击队撤出分宜后,国民党部队尾随追赶。游击队又在乱石岭二度设伏,歼敌200多人。
1936年8月,傅秋涛带领集散为整的红十六师,第二次深入敌后。在铜鼓附近,红十六师歼敌一个连,接着在铜鼓、修水、武宁交界的枯家桥歼敌保安六团1个营。9月,敌三十六旅一一二团2000多人从宜丰方向我军追来。红十六师在山高路狭、林深草密的山坳设伏,歼敌1200多人。
1936年11月,傅秋涛带领红十六师第三次出击敌后,在武宁的澧溪镇歼敌海军陆战队数十人,接着在瑞昌县城歼敌1个连,打开监狱救出100多名地方干部,没收了豪绅和奸商的一批布匹、棉花、药品及银圆。之后,部队在行进中,采取火攻的方法,摧毁了沿途许多敌碉堡。
七七事变爆发后,傅秋涛从缴获敌方的报纸上,看到我党关于和平谈判、一致抗日的主张,便主动要求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谈判中,傅秋涛作为我方主要代表,有勇有谋,不卑不亢,进退有据,终于迫使国民党方面满足了我方的全部条件。
1938年1月,傅秋涛领导的游击队奉命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支队长。
皖南事变中
巧妙突破重兵包围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傅秋涛时任新四军直属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当时情况万分危急,9000多名新四军将士被8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包围。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三天,傅秋涛部惟一的电台在战火中焚毁,与军部失去了联系。傅秋涛在梓坑召集纵队营以上干部会议,商讨部队突围路线。
经过3个小时的讨论,形成了一致决议,决定部队向苏南转移。因为苏南是一纵队战斗过的地方,傅秋涛担任团长的老一团曾在苏南战斗了半年,沿途群众基础好。之后,一纵队把突破口选择在球岭岭南六华里处“三节水”地区。这是一个峡谷地带,因地形险要,敌人防守较松,仅有五十二师一五四团的1个营防守。经过3次殊死搏斗,在付出重大牺牲后,一纵队的连以上干部和部分战士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围,实现了初步的胜利。
突围出“三节水”后,傅秋涛部进入泾县、宁国、宣城三县边境的山区。在老虎坪,傅秋涛迅速恢复了部队编制,编了1个步兵连、2个手枪连,为继续突围作准备。
由于国民党“围剿”力度加剧,傅秋涛又将队伍化整为零,让各部独立突围。突围前,傅秋涛安置好病号、伤员,并将爱人陈斐然留下照顾伤员,甚至将刚满1岁的女儿也送给老乡,自己仅带着老侦察兵出身的营教导员汪克明以及孔诚、汪其祥等12名干部组成的队伍,于1941年2月2日,离开坚持斗争了20多天的老虎坪、大斧山地区,展开了又一次往苏南方向的化装突围。
沿途他们灵活机动,或装作百姓,或装作国民党五十二师的便衣,晓宿夜行,风雨兼程。行至第三天,当小分队进入宣城境内的一道山沟里休息时,汪克明掏出怀表看时间,这时旁边有两个人凑上来看表,经过交谈,始知对方是江南青洪帮大头目陈玉庚门下的两个徒弟。陈玉庚正是傅秋涛在江南做统战工作交下的朋友。在这两人的帮助下,傅秋涛等越过了五十二师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进入广德、郎溪、宣城交界地区。
队伍在一个村子休息时,遇上了国民党保安队。小分队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南漪湖边。此时,湖边停着两只大船,船主误认为他们是五十二师的便衣队,不肯摆渡。眼见追兵已到,汪其祥急了,拿出枪来说:“不走就打死你!”船老大被迫开船。
船至湖心,傅秋涛向船老大道歉,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船老大笑了,说:“要不是你们及时说出是新四军,到了湖水深处,我就准备沉船,将你们全淹死。”
为了确保傅秋涛等人的安全,船老大把船停在湖心,驾一条小船先上岸,进入江苏高淳县境内了解情况。就这样,在群众的掩护下,傅秋涛一行晚间上了岸。
到达东坝地区后,五十二师又封锁了渡口,傅秋涛决定折回七八里地住下,派汪其祥到中坝去侦察。不料汪被保安团抓住,幸亏他斗争经验丰富,在押解的途中逃了回来。
接着,傅秋涛在离下坝约两里的地方雇了一条船,过了河,经溧水到溧阳。2月10日,傅秋涛终于到达罗忠毅、廖海涛的新四军十六旅驻地,一行12人全都胜利地回到了新四军的怀抱。
一个月中,傅秋涛领导的一纵队先后有1000多人突出重围。傅秋涛是皖南事变中胜利突围的新四军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员,一纵队突围出来的战士,占皖南事变全部突出重围的新四军官兵的90%。
淮海战役“支前”
的坚强保障
陈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我军以60万对国民党部队80万,最后歼敌55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我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山东解放区540万名抬着担架、推着小车的支前民工的鼎力支持。
这540万名浴血支前的民工和他们所运送的数以百万吨的军需物资,就是以傅秋涛为首的华东支前委员会筹集组织的。
淮海战役前夕,中共华东局决定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由傅秋涛任主任,统一调配华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傅秋涛一上任,立即从各部队调集300名有经验的后勤干部,充实支前机构,带领民工随军服务,并群策群力地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支前计划,有效调动了人民群众支前的积极性。
为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傅秋涛带领部下和民工,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支前工作。
首先,修复了通往前线的道路和通讯线路,确保战时交通和通讯联络畅通。华东支前委员会动员数万名群众,在10月20日起的一个多月中,对陇海路以北大片新区内的道路进行整修。解放军占领到哪里,道路就修通到哪里,使鲁中南地区交通干线畅通无阻。支前委员会还组织3600多名民工,协助华东野战军通讯部队,在战役发起前架设了临沂到沂水、莒南、郯城、兰陵、峄县、滕县和随后架通至徐州等地的长途电话线,这对保证参战部队和党政机关的通讯联络起了重要作用。战役发起前,傅秋涛迅速组织力量抢修被国民党部队炸毁的铁路线。数天时间,以徐州为中心、四方长达800多公里的铁路全部修竣通车。
其次,在靠近前线地区建立粮站和粮库,确保了前线部队的粮食供应不间断。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每天需要粮食约300万斤。这些粮食,要从黄河之滨、胶东半岛、沂蒙山区的广大农村,用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等方法运到前线。华东支前委员会建立了严密的粮食运输体系,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建立粮站、粮库,部队打到哪里,支前的粮站、粮库就建到哪里。
1948年11月30日,徐州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弃城逃跑,华东野战军神速追击,当时部队每天行军百里。华东支前委员会紧急调集2000多名干部,配合部队就地筹借粮食,仅三四天时间,就筹借到粮食300多万斤,解决了一线部队的燃眉之急。傅秋涛还亲自带领支前干部,借到257辆汽车,在18天内,往一线部队赶运了430多万斤粮食和大批弹药,保证了部队的急需。
第三,调集大批民工随军支前,保证了弹药、物资的前运和伤员的后送。淮海战役期间,山东出动民工218万多人。其中,鲁中南区就近组织调用随军常备和二线转运民工34万人、临时民工140多万人,共计174万多人。他们向前线运送粮食、弹药、被服,向后方转送伤员,还执行打扫战场、押送俘虏、修路等多项工作,为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出了大力。
第四,动员青年参军,将优秀儿女送到部队。战争必然有伤亡,兵员补充成为各级支前机构的重要任务。淮海战役中,华东支前委员会共动员3.6万多名青年参军,还调集地方武装组成4个补充团开赴淮海前线,及时补入主力部队中。
第五,积极协助部队缝制棉衣、棉被,赶制鞋袜。那时,部队军需工厂生产能力低,供不应求。华东支前委员会动员山东各地广大妇女为部队缝制棉衣、棉被和鞋袜。仅鲁中南区做的军鞋,就达100多万双。
正是因为以傅秋涛为首的华东支前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安徽、山东、河南、江苏、河北五省有关地区的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动员了大批人力、物力,组成了数百万民工的支前大军,在粮食、弹药、被服、医疗、运输、建立兵站和粮站以及俘虏的收容管理等各个方面,作了全面充分的准备,保证了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
独创“大游小击”
打破“铁桶包围”
1907年6月25日,傅秋涛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鸣山村程家园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母亲生育了三男四女,秋涛排行老大。二妹冬凤被反动派活活折磨死,四妹因病无钱治疗,不幸早夭。傅秋涛只读过半年小学,七八岁就上山捡柴,10岁给人家放牛,16岁给地主杀猪打豆腐,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
1925年,他加入了党领导的雇农工会,结识了共产党员钟期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俩从此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亲密战友。1926年8月,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先遣团进入平江,傅秋涛投入了支援北伐军的战斗,协助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徐正坤,把工农运动搞得热火朝天。
1927年“马日事变”后,傅秋涛组织工人纠察队,先后两次参加县委领导的扑城暴动。1929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任嘉义区赤卫团政委,带领2000多名赤卫队员配合红军攻入长沙城。翌年,他任红十六军第八师师长。1932年4月18日,傅秋涛在湘鄂赣省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省总执委扩大会上当选为委员长。
1933年3月,傅秋涛转入红军部队工作。1934年1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任省委副书记。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傅秋涛临危受命,担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坚持在湘鄂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在数十倍于我军的敌人包围下,敌军团长写信给傅秋涛劝降,傅秋涛当即回应:“哪怕剩下一个人、一条枪也要打出去,突出去就是胜利!”在突围中,他的爱人、省委妇女部长曾相娥中弹牺牲。他忍痛指挥部队,从敌人的“铁桶包围”中突围而出,终于到达黄金洞老区。
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发展红十六师的决议,并派傅秋涛等前往鄂东南收集部队和开展扩大红军的运动。受命后,傅立即率一支7人短枪队出发。几天后,傅秋涛等人在通山冷水坪找到了湘鄂赣军区参谋长严图阁,二人率队由通山、崇阳,向临湘、平江方向前进。沿途边打边扩大队伍,队伍迅速发展到1100多人。
红十六师的大胆行动让蒋介石极为震惊,急忙命令国民党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第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部1万多人,对红十六师展开“围剿”。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傅秋涛没有一味蛮干,而是拉起部队在山上和敌人兜起了圈子。一连20多天,敌人连红十六师的影子也找不到。
此时,湘鄂赣省委主要领导不明敌情,认为傅秋涛畏首畏尾,不敢出击。省委书记陈寿昌找到傅秋涛,用省委的名义命令傅率部出击,与强敌进行运动战、阵地战。
傅秋涛拒绝与敌硬拼,陈寿昌指令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他自己率领红十六师与敌作战。结果在陈寿昌的盲目指挥下,不到1个月,红十六师便一败涂地,部队伤亡惨重,陈寿昌也中弹身亡。之后,傅秋涛又回到红十六师,他组织红军运动作战,避实就虚,寻机歼敌,先后取得崇阳县大源、高枧,平江县虹桥,通山县三界尖等战斗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另4个营,击溃3个团,红军部队扩充发展到5000多人。
1935年7月,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向湘鄂赣省委驻地发动大规模“进剿”。傅秋涛率部突出重围,但在麦市突围战斗中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牺牲,部队锐减到1000多人。傅秋涛带领余部在平江芦洞、白水、修水、铜鼓一带发展游击队,领导湘鄂赣根据地军民坚持进行了3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
1936年3月,国民党军由大规模进攻转为分区“清剿”,傅秋涛领导的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斗争方式,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运用“大游小击、专打弱小”等战术,寻机歼敌。
1936年7月初,傅秋涛带领游击队深入敌后作战,在连云山南麓初战获胜,歼敌湖南保安第四团1个加强连,缴枪70多支。接着在黄茅、书堂一线,击溃江西保安团2个连;在罗坊镇全歼守敌保安队30多人。之后,游击队攻取了“白区”纵深的分宜县城,缴获一大批军用物资。游击队撤出分宜后,国民党部队尾随追赶。游击队又在乱石岭二度设伏,歼敌200多人。
1936年8月,傅秋涛带领集散为整的红十六师,第二次深入敌后。在铜鼓附近,红十六师歼敌一个连,接着在铜鼓、修水、武宁交界的枯家桥歼敌保安六团1个营。9月,敌三十六旅一一二团2000多人从宜丰方向我军追来。红十六师在山高路狭、林深草密的山坳设伏,歼敌1200多人。
1936年11月,傅秋涛带领红十六师第三次出击敌后,在武宁的澧溪镇歼敌海军陆战队数十人,接着在瑞昌县城歼敌1个连,打开监狱救出100多名地方干部,没收了豪绅和奸商的一批布匹、棉花、药品及银圆。之后,部队在行进中,采取火攻的方法,摧毁了沿途许多敌碉堡。
七七事变爆发后,傅秋涛从缴获敌方的报纸上,看到我党关于和平谈判、一致抗日的主张,便主动要求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谈判中,傅秋涛作为我方主要代表,有勇有谋,不卑不亢,进退有据,终于迫使国民党方面满足了我方的全部条件。
1938年1月,傅秋涛领导的游击队奉命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支队长。
皖南事变中
巧妙突破重兵包围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傅秋涛时任新四军直属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当时情况万分危急,9000多名新四军将士被8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包围。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三天,傅秋涛部惟一的电台在战火中焚毁,与军部失去了联系。傅秋涛在梓坑召集纵队营以上干部会议,商讨部队突围路线。
经过3个小时的讨论,形成了一致决议,决定部队向苏南转移。因为苏南是一纵队战斗过的地方,傅秋涛担任团长的老一团曾在苏南战斗了半年,沿途群众基础好。之后,一纵队把突破口选择在球岭岭南六华里处“三节水”地区。这是一个峡谷地带,因地形险要,敌人防守较松,仅有五十二师一五四团的1个营防守。经过3次殊死搏斗,在付出重大牺牲后,一纵队的连以上干部和部分战士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围,实现了初步的胜利。
突围出“三节水”后,傅秋涛部进入泾县、宁国、宣城三县边境的山区。在老虎坪,傅秋涛迅速恢复了部队编制,编了1个步兵连、2个手枪连,为继续突围作准备。
由于国民党“围剿”力度加剧,傅秋涛又将队伍化整为零,让各部独立突围。突围前,傅秋涛安置好病号、伤员,并将爱人陈斐然留下照顾伤员,甚至将刚满1岁的女儿也送给老乡,自己仅带着老侦察兵出身的营教导员汪克明以及孔诚、汪其祥等12名干部组成的队伍,于1941年2月2日,离开坚持斗争了20多天的老虎坪、大斧山地区,展开了又一次往苏南方向的化装突围。
沿途他们灵活机动,或装作百姓,或装作国民党五十二师的便衣,晓宿夜行,风雨兼程。行至第三天,当小分队进入宣城境内的一道山沟里休息时,汪克明掏出怀表看时间,这时旁边有两个人凑上来看表,经过交谈,始知对方是江南青洪帮大头目陈玉庚门下的两个徒弟。陈玉庚正是傅秋涛在江南做统战工作交下的朋友。在这两人的帮助下,傅秋涛等越过了五十二师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进入广德、郎溪、宣城交界地区。
队伍在一个村子休息时,遇上了国民党保安队。小分队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南漪湖边。此时,湖边停着两只大船,船主误认为他们是五十二师的便衣队,不肯摆渡。眼见追兵已到,汪其祥急了,拿出枪来说:“不走就打死你!”船老大被迫开船。
船至湖心,傅秋涛向船老大道歉,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船老大笑了,说:“要不是你们及时说出是新四军,到了湖水深处,我就准备沉船,将你们全淹死。”
为了确保傅秋涛等人的安全,船老大把船停在湖心,驾一条小船先上岸,进入江苏高淳县境内了解情况。就这样,在群众的掩护下,傅秋涛一行晚间上了岸。
到达东坝地区后,五十二师又封锁了渡口,傅秋涛决定折回七八里地住下,派汪其祥到中坝去侦察。不料汪被保安团抓住,幸亏他斗争经验丰富,在押解的途中逃了回来。
接着,傅秋涛在离下坝约两里的地方雇了一条船,过了河,经溧水到溧阳。2月10日,傅秋涛终于到达罗忠毅、廖海涛的新四军十六旅驻地,一行12人全都胜利地回到了新四军的怀抱。
一个月中,傅秋涛领导的一纵队先后有1000多人突出重围。傅秋涛是皖南事变中胜利突围的新四军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员,一纵队突围出来的战士,占皖南事变全部突出重围的新四军官兵的90%。
淮海战役“支前”
的坚强保障
陈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我军以60万对国民党部队80万,最后歼敌55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我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山东解放区540万名抬着担架、推着小车的支前民工的鼎力支持。
这540万名浴血支前的民工和他们所运送的数以百万吨的军需物资,就是以傅秋涛为首的华东支前委员会筹集组织的。
淮海战役前夕,中共华东局决定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由傅秋涛任主任,统一调配华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傅秋涛一上任,立即从各部队调集300名有经验的后勤干部,充实支前机构,带领民工随军服务,并群策群力地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支前计划,有效调动了人民群众支前的积极性。
为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傅秋涛带领部下和民工,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支前工作。
首先,修复了通往前线的道路和通讯线路,确保战时交通和通讯联络畅通。华东支前委员会动员数万名群众,在10月20日起的一个多月中,对陇海路以北大片新区内的道路进行整修。解放军占领到哪里,道路就修通到哪里,使鲁中南地区交通干线畅通无阻。支前委员会还组织3600多名民工,协助华东野战军通讯部队,在战役发起前架设了临沂到沂水、莒南、郯城、兰陵、峄县、滕县和随后架通至徐州等地的长途电话线,这对保证参战部队和党政机关的通讯联络起了重要作用。战役发起前,傅秋涛迅速组织力量抢修被国民党部队炸毁的铁路线。数天时间,以徐州为中心、四方长达800多公里的铁路全部修竣通车。
其次,在靠近前线地区建立粮站和粮库,确保了前线部队的粮食供应不间断。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每天需要粮食约300万斤。这些粮食,要从黄河之滨、胶东半岛、沂蒙山区的广大农村,用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等方法运到前线。华东支前委员会建立了严密的粮食运输体系,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建立粮站、粮库,部队打到哪里,支前的粮站、粮库就建到哪里。
1948年11月30日,徐州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弃城逃跑,华东野战军神速追击,当时部队每天行军百里。华东支前委员会紧急调集2000多名干部,配合部队就地筹借粮食,仅三四天时间,就筹借到粮食300多万斤,解决了一线部队的燃眉之急。傅秋涛还亲自带领支前干部,借到257辆汽车,在18天内,往一线部队赶运了430多万斤粮食和大批弹药,保证了部队的急需。
第三,调集大批民工随军支前,保证了弹药、物资的前运和伤员的后送。淮海战役期间,山东出动民工218万多人。其中,鲁中南区就近组织调用随军常备和二线转运民工34万人、临时民工140多万人,共计174万多人。他们向前线运送粮食、弹药、被服,向后方转送伤员,还执行打扫战场、押送俘虏、修路等多项工作,为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出了大力。
第四,动员青年参军,将优秀儿女送到部队。战争必然有伤亡,兵员补充成为各级支前机构的重要任务。淮海战役中,华东支前委员会共动员3.6万多名青年参军,还调集地方武装组成4个补充团开赴淮海前线,及时补入主力部队中。
第五,积极协助部队缝制棉衣、棉被,赶制鞋袜。那时,部队军需工厂生产能力低,供不应求。华东支前委员会动员山东各地广大妇女为部队缝制棉衣、棉被和鞋袜。仅鲁中南区做的军鞋,就达100多万双。
正是因为以傅秋涛为首的华东支前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安徽、山东、河南、江苏、河北五省有关地区的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动员了大批人力、物力,组成了数百万民工的支前大军,在粮食、弹药、被服、医疗、运输、建立兵站和粮站以及俘虏的收容管理等各个方面,作了全面充分的准备,保证了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