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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
日本趋势大师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提到:日本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约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动,M型社会即将成型。这本书的中文版主编、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旅美学者薛涌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中产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焦虑的中上产
建外SOHO,星巴克。
“别跟我谈中产,中国没有中产。”李想一坐下来就对记者说。
李想,1997年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在IBM混到中层,2003年去美国读MBA,2007年回国创业,现在经营一个SP公司,也就是手机内容提供商。李想在东四环边上有一个上下两层大概200多平米的房子,是出国前给父母买的,现在自己住一层,父母住一层。
在美国的几年生活后,李想一回国,他就和欧美同学会的朋友们筹办了一个基金,支援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有房有车有公司,有坚定的价值观,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想是个典型的“中国中产”。
“中产?我快破产了!”年初的风险投资没到账,李想正准备搬出建外SOHO,找个便宜点儿的办公楼。在李想看来,中国即使有中产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四面楚歌,上面有“天花板”,只能往下行,不能往上走。
2007年,李想和另外一个合伙人江涛由于看好中国未来的3G事业,毅然决然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生平第一次当老板的李想自嘲很抠门,对公司的每一笔开支,他会用自己最擅长的统计数学仔细算计,必需的设备一定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他的设备,有的是二手的,有的是国产的。李想精打细算、勤俭创业的风格给投资者流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最开始2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顺利到账。“即使是这么精打细算,最开始每个月还是要烧100万人民币。”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每天中午李想都和员工在一起吃15块钱的快餐,周末和研发部的同事一起加班。“和在美国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起来,仿佛时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李想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公司养大了,把公司连同自己一起卖掉。”但是实在没想到中国的3G产业走的道路是如此波折,“到处是壁垒,人家吃肉,我们连汤有时候都喝不到一口。”
第二笔风险投资融资失败了。为了让公司生存下去,李想只得裁员,被裁掉的员工一纸诉状把公司告到了法庭。现在的李想,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处理官司,寻找投资。“颈椎痛得要命,每次出差坐飞机都要带着自己特制的枕头,要么晚上睡不着觉。”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上个月,李想去韩国和三星手机公司的负责人商谈在三星的裸机里面安装他们通过测试的手机游戏。在韩国的一个月,让李想感受最深的是:韩国的私营企业占有韩国实业资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正好相反。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记者说:“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在中国,像李想一样的年轻人创业,则面临种种制度、金融、创新支持上的壁垒,包括但不限于灰色的规则训练,以及其他种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得到的困难。
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有时候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李想就会后悔自己选择了创业。当时创办公司的时候,李想一狠心把北辰那套180平米的房子卖掉了,到现在公司成立快3年了,所有盈利全部未分配,因为成立时股东会曾约定,5年之内不分红。
其实公司一直在烧钱,要像养猪一样养着。而当年卖掉的那套房子,已经涨了1.5倍,从每平方米一万三涨到了快三万,如果不卖这套房子去倒腾公司,现在比当时能多赚300万。可是卖掉房子,办了这个公司,辛辛苦苦3年一分钱没赚着,这是他爸妈最不理解的事。“中国的中小企业真艰难,早知道,还不如炒房了。”
夜色已晚,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李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创业失败,我将选择回美国做职业经理人,也许那个时候,我才会是中产。”
出逃的中产
杨新,《安徽商报》的新闻部副主任,曾经在北京的报纸杂志“混迹”六年。2007年,杨新带着从外企辞职的妻子回了合肥。
在北京的时候,夫妻俩月收入税后13000元,每月租房2000元,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和聚会,几乎没有自费旅游等其他不必要的开销,每月能攒6000元左右。
和那些想“死磕”在北京的人一样,杨新忍受着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和养老,结婚六年还是在意外中迎来了他们的儿子牛牛。牛牛的到来,让杨新的生活更加纷乱和茫然。尤其他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毛孩竟然这么能糟蹋钱,而且糟蹋的全是他未来一平米一平米的房子。
定居北京的愿望随着房价的上涨越来越难实现,再加上没有户口担心日后孩子的教育,未来养老也是问题,于是杨新夫妇选择了离开。但是他强调,这不是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被选择”。
“长安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让像杨新一样的中产们在北京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而这部分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形式,也从简单的“进城打工”-“定居城市”-“终老此生”,演变为“进城打工”-“寄居城市”-“落叶归根”。
回合肥之后,杨新夫妇很快找到了现在的工作。2009年3月份,杨新在报社附近买了个房子,房价不及北京的三分之一,“五分钟就到单位。”他很得意。在北京,他有几年要跨越半个北京城去上班。
杨新夫妇在合肥的家庭收入有一万多,看起来比在北京少,但是因为解决了买房的压力,消费多出不少。朋友聚餐、看电影,藏南旅游,通过淘宝购买高档品牌,开始出现在二人的消费行为中。
不久前,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表了《麦肯锡-2009年度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新增的富裕家庭将有3/4来自于二级城市与其他城市(从110万户增加到320万户),而在一级城市只从50万户增加到70万户。也就是说,二线城市的中产们,将成为未来中国消费的主力军。
但是形容在二线城市的生活,杨新还是觉得“有点拧巴” 。“主要也看工作性质,那些做营销的回来后,由于有人脉、有资源,会很抢手,可是做传媒在这里会觉得很不过瘾。”而杨新的妻子也由于当地没有外企,就选择了当地一个还算大的企业,但仍觉得“水土不服”。
“有时候会很失落,人的脚步也慢了很多,原来还想创业、创造生活,现在每天就是‘撞钟’了。”杨新说,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于北京某个区的新闻,还是会莫名的兴奋,会和别人吹嘘一下“那个地方我住过好几年”。
但是,杨新很肯定自己不会再回去。“在北京,我是压抑地在挣扎,可是怎么都挣扎不上去,现在虽然苦闷,但是轻松也很难得。”杨新说,如果这篇稿子要他来写,他就写“中产的精神守卫”。
而就在2009年的11月份,上海《新闻晨报》调查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生活。《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6.6%的被调查者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成本高、节奏快”而产生离开的想法。
挣扎的中产后备军
2009年12月10日,离2010年研究生考试还有一个月,北大金融系刚刚本科毕业半年多的张晶,已经成为大城市的新“蚁族”。
张晶和早她一年毕业的男朋友杨雷住在海淀区的马连洼,那里是北京很多大学生“蚁族”聚居的主要地点。为了节省吃饭的开支,他们还会经常来北大的学生餐厅“蹭饭”吃,所谓蹭饭就是找一个有饭卡的在校生划卡,然后再付钱给他们。“菜的品种很多,很便宜,经常可以大快朵颐。”
公务员考试的失利和进银行系统的无望,让张晶只能选择考研。父母给她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待在北京。没有考上公务员,张晶的父母很失望,他们在山西老家托人帮张晶介绍了一个大她四岁、在国企上班的男朋友。“他们觉得在国企上班,是‘不是公务员的公务员’。”
但是张晶还是选择了和杨雷在一起。她和杨雷是在大二那年,在北大英语角认识的。去年杨雷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而去年也正是大学生找工作最难的一年。
北京到处都是招聘会。杨雷每天六点多起床,简单吃些油条包子,跟同学一块出门。九点左右到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然后在招聘会场外买点鸡蛋饼、煎饼当午饭,晚上再回马连洼。连着参加了一个月的招聘会,“经常是一天一个北京一日游。”
杨雷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至少投了600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最后,一个刚刚建立的网站挑中了他,过程非常顺利:周三投简历,周四面试,周五体检,下个周一就去上班了。主要工作是为网站做后期的技术支持,工资3000元,三险一金,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年终奖。
在马连洼,他们和另外一对情侣合租一个60多平的小两居,每月房租800。屋内是现实版的“家徒四壁”,除了两部电脑之外,唯一能称得上电器的也许只有电热水器和电饭锅。张晶忙着考研,杨雷每天朝九晚九不停地工作,周末若是不要加班就经常蒙头大睡。
张晶告诉记者,她曾经因去菜场买二两韭菜而被人笑,拒绝卖给她。“吃是花费的大头,超高的基尼系数是我们贫穷的直接证据。”
张晶很详细地和记者介绍了他们的生活开支:每天晚上,他俩计划买水果的预算是3元钱;四分之一个西瓜,或者两个梨,或者半个柚子,然后再买两块钱的酸奶。杨雷手机费每月100,她每月50,化妆品都是屈臣氏买的。衣服方面,她只买打折货,ONLY之类的五折以上绝对不买;而杨雷偶尔买李宁,因为李宁折扣比较大,有时一件外套不到100块钱。去年的情人节,他们原来打算去欢乐谷,600块钱两个人,最后还是没舍得,只是吃了顿饭,看了场电影。
而杨雷也有自己的未来规划:工作两年-读研-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开自己的公司。“真是一份宏大的、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计划。”张晶每次都嘲笑他愿望的不切实际,但是很鼓励他这种挥之不去的激情,因为他们都不想被这座城市边缘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尤其农村出来的孩子,房子要靠自己,未来要靠自己,他们起码要推迟10年才能成为中产。”
采访结束,张晶和杨雷奔向了北大学生食堂旁边的北大百年讲堂,那里正在上演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张晶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物质上不中产,精神上总可以中产吧。”★
日本趋势大师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提到:日本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约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动,M型社会即将成型。这本书的中文版主编、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旅美学者薛涌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中产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焦虑的中上产
建外SOHO,星巴克。
“别跟我谈中产,中国没有中产。”李想一坐下来就对记者说。
李想,1997年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在IBM混到中层,2003年去美国读MBA,2007年回国创业,现在经营一个SP公司,也就是手机内容提供商。李想在东四环边上有一个上下两层大概200多平米的房子,是出国前给父母买的,现在自己住一层,父母住一层。
在美国的几年生活后,李想一回国,他就和欧美同学会的朋友们筹办了一个基金,支援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有房有车有公司,有坚定的价值观,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想是个典型的“中国中产”。
“中产?我快破产了!”年初的风险投资没到账,李想正准备搬出建外SOHO,找个便宜点儿的办公楼。在李想看来,中国即使有中产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四面楚歌,上面有“天花板”,只能往下行,不能往上走。
2007年,李想和另外一个合伙人江涛由于看好中国未来的3G事业,毅然决然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生平第一次当老板的李想自嘲很抠门,对公司的每一笔开支,他会用自己最擅长的统计数学仔细算计,必需的设备一定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他的设备,有的是二手的,有的是国产的。李想精打细算、勤俭创业的风格给投资者流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最开始2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顺利到账。“即使是这么精打细算,最开始每个月还是要烧100万人民币。”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每天中午李想都和员工在一起吃15块钱的快餐,周末和研发部的同事一起加班。“和在美国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起来,仿佛时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李想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公司养大了,把公司连同自己一起卖掉。”但是实在没想到中国的3G产业走的道路是如此波折,“到处是壁垒,人家吃肉,我们连汤有时候都喝不到一口。”
第二笔风险投资融资失败了。为了让公司生存下去,李想只得裁员,被裁掉的员工一纸诉状把公司告到了法庭。现在的李想,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处理官司,寻找投资。“颈椎痛得要命,每次出差坐飞机都要带着自己特制的枕头,要么晚上睡不着觉。”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上个月,李想去韩国和三星手机公司的负责人商谈在三星的裸机里面安装他们通过测试的手机游戏。在韩国的一个月,让李想感受最深的是:韩国的私营企业占有韩国实业资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正好相反。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记者说:“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在中国,像李想一样的年轻人创业,则面临种种制度、金融、创新支持上的壁垒,包括但不限于灰色的规则训练,以及其他种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得到的困难。
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有时候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李想就会后悔自己选择了创业。当时创办公司的时候,李想一狠心把北辰那套180平米的房子卖掉了,到现在公司成立快3年了,所有盈利全部未分配,因为成立时股东会曾约定,5年之内不分红。
其实公司一直在烧钱,要像养猪一样养着。而当年卖掉的那套房子,已经涨了1.5倍,从每平方米一万三涨到了快三万,如果不卖这套房子去倒腾公司,现在比当时能多赚300万。可是卖掉房子,办了这个公司,辛辛苦苦3年一分钱没赚着,这是他爸妈最不理解的事。“中国的中小企业真艰难,早知道,还不如炒房了。”
夜色已晚,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李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创业失败,我将选择回美国做职业经理人,也许那个时候,我才会是中产。”
出逃的中产
杨新,《安徽商报》的新闻部副主任,曾经在北京的报纸杂志“混迹”六年。2007年,杨新带着从外企辞职的妻子回了合肥。
在北京的时候,夫妻俩月收入税后13000元,每月租房2000元,除了偶尔看看电影和聚会,几乎没有自费旅游等其他不必要的开销,每月能攒6000元左右。
和那些想“死磕”在北京的人一样,杨新忍受着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和养老,结婚六年还是在意外中迎来了他们的儿子牛牛。牛牛的到来,让杨新的生活更加纷乱和茫然。尤其他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毛孩竟然这么能糟蹋钱,而且糟蹋的全是他未来一平米一平米的房子。
定居北京的愿望随着房价的上涨越来越难实现,再加上没有户口担心日后孩子的教育,未来养老也是问题,于是杨新夫妇选择了离开。但是他强调,这不是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被选择”。
“长安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让像杨新一样的中产们在北京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而这部分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形式,也从简单的“进城打工”-“定居城市”-“终老此生”,演变为“进城打工”-“寄居城市”-“落叶归根”。
回合肥之后,杨新夫妇很快找到了现在的工作。2009年3月份,杨新在报社附近买了个房子,房价不及北京的三分之一,“五分钟就到单位。”他很得意。在北京,他有几年要跨越半个北京城去上班。
杨新夫妇在合肥的家庭收入有一万多,看起来比在北京少,但是因为解决了买房的压力,消费多出不少。朋友聚餐、看电影,藏南旅游,通过淘宝购买高档品牌,开始出现在二人的消费行为中。
不久前,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表了《麦肯锡-2009年度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新增的富裕家庭将有3/4来自于二级城市与其他城市(从110万户增加到320万户),而在一级城市只从50万户增加到70万户。也就是说,二线城市的中产们,将成为未来中国消费的主力军。
但是形容在二线城市的生活,杨新还是觉得“有点拧巴” 。“主要也看工作性质,那些做营销的回来后,由于有人脉、有资源,会很抢手,可是做传媒在这里会觉得很不过瘾。”而杨新的妻子也由于当地没有外企,就选择了当地一个还算大的企业,但仍觉得“水土不服”。
“有时候会很失落,人的脚步也慢了很多,原来还想创业、创造生活,现在每天就是‘撞钟’了。”杨新说,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于北京某个区的新闻,还是会莫名的兴奋,会和别人吹嘘一下“那个地方我住过好几年”。
但是,杨新很肯定自己不会再回去。“在北京,我是压抑地在挣扎,可是怎么都挣扎不上去,现在虽然苦闷,但是轻松也很难得。”杨新说,如果这篇稿子要他来写,他就写“中产的精神守卫”。
而就在2009年的11月份,上海《新闻晨报》调查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辞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生活。《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做的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6.6%的被调查者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成本高、节奏快”而产生离开的想法。
挣扎的中产后备军
2009年12月10日,离2010年研究生考试还有一个月,北大金融系刚刚本科毕业半年多的张晶,已经成为大城市的新“蚁族”。
张晶和早她一年毕业的男朋友杨雷住在海淀区的马连洼,那里是北京很多大学生“蚁族”聚居的主要地点。为了节省吃饭的开支,他们还会经常来北大的学生餐厅“蹭饭”吃,所谓蹭饭就是找一个有饭卡的在校生划卡,然后再付钱给他们。“菜的品种很多,很便宜,经常可以大快朵颐。”
公务员考试的失利和进银行系统的无望,让张晶只能选择考研。父母给她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待在北京。没有考上公务员,张晶的父母很失望,他们在山西老家托人帮张晶介绍了一个大她四岁、在国企上班的男朋友。“他们觉得在国企上班,是‘不是公务员的公务员’。”
但是张晶还是选择了和杨雷在一起。她和杨雷是在大二那年,在北大英语角认识的。去年杨雷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而去年也正是大学生找工作最难的一年。
北京到处都是招聘会。杨雷每天六点多起床,简单吃些油条包子,跟同学一块出门。九点左右到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然后在招聘会场外买点鸡蛋饼、煎饼当午饭,晚上再回马连洼。连着参加了一个月的招聘会,“经常是一天一个北京一日游。”
杨雷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至少投了600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最后,一个刚刚建立的网站挑中了他,过程非常顺利:周三投简历,周四面试,周五体检,下个周一就去上班了。主要工作是为网站做后期的技术支持,工资3000元,三险一金,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年终奖。
在马连洼,他们和另外一对情侣合租一个60多平的小两居,每月房租800。屋内是现实版的“家徒四壁”,除了两部电脑之外,唯一能称得上电器的也许只有电热水器和电饭锅。张晶忙着考研,杨雷每天朝九晚九不停地工作,周末若是不要加班就经常蒙头大睡。
张晶告诉记者,她曾经因去菜场买二两韭菜而被人笑,拒绝卖给她。“吃是花费的大头,超高的基尼系数是我们贫穷的直接证据。”
张晶很详细地和记者介绍了他们的生活开支:每天晚上,他俩计划买水果的预算是3元钱;四分之一个西瓜,或者两个梨,或者半个柚子,然后再买两块钱的酸奶。杨雷手机费每月100,她每月50,化妆品都是屈臣氏买的。衣服方面,她只买打折货,ONLY之类的五折以上绝对不买;而杨雷偶尔买李宁,因为李宁折扣比较大,有时一件外套不到100块钱。去年的情人节,他们原来打算去欢乐谷,600块钱两个人,最后还是没舍得,只是吃了顿饭,看了场电影。
而杨雷也有自己的未来规划:工作两年-读研-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开自己的公司。“真是一份宏大的、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计划。”张晶每次都嘲笑他愿望的不切实际,但是很鼓励他这种挥之不去的激情,因为他们都不想被这座城市边缘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尤其农村出来的孩子,房子要靠自己,未来要靠自己,他们起码要推迟10年才能成为中产。”
采访结束,张晶和杨雷奔向了北大学生食堂旁边的北大百年讲堂,那里正在上演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张晶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物质上不中产,精神上总可以中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