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林贤治最近见到来访的陌生朋友都会问一句,“你是什么出身?”然后露出恶作剧般的微笑。
这是让人时空错乱的提问,一个带有中国烙印的玩笑。但是把时间向前推40年,这个问题绝没有任何玩笑的意味,那时人们要填写的各种表格中,“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出身”和“成份”捆绑着一个人的前途,它们甚至能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是否能够在重要岗位工作或者担任领导职务……总之,“出身”和“成份”是一个人改不掉的政治标签。
“所以我编这本书。”上中农出身的林贤治对记者说。他面前的书有着猩红的封面,暴露着皮肤般的肌理,正中央一道伤疤翻露着,上方有两个黑色的大字《烙印》。这是一本“黑五类子女”的集体回忆录。
林贤治决定做一次历史填空。他的童年在摇摆和恐惧中度过,“上中农”的出身是一个奇妙的边界,推一推就走向敌人的阵营,所以,他的父亲终其半生都在维护这个家庭能留在 “自己人”的阵地。但是年幼的林贤治从手指缝中看到了批斗会上“像下雨一样的拳头”。
在林贤治看来,作为一个庞大群体,“黑五类子女”应该留下对那段历史的口述和回忆。这是对文革史的补充。“我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呈现。”他对记者说。
他提着一个小录音机走访一位老家的妇女,但对方因为害怕留下自己的声音,拒绝采访。彼时是2003年,文革结束20余年之后,恐惧仍未完全消散。
林贤治决定换一种方式。他与身边的朋友联系,鼓励对方自己写下作为“黑五类子女”的回忆文章。他利用自己学者和编辑的双重身份,找到了“反革命钦犯”胡风的女儿、作家路翎的女儿以及经济学家章乃器的儿子等一系列“大右派”的子女,又通过同学联系到更为底层的普通“黑五类子女”。这些“阶级异己分子”的后代中,有些人改写命运成为学者、教师和跨国公司高管,有些人的命运彻底被历史摧毁。
对于不少“黑五类子女”来说,与家庭脱离关系是当年摆脱政治歧视的唯一途径,而这种行为造成的伤害却在多年之后才渐渐露出血痕。著名文学批评家孙郁叙述了一段他从未提及过的记忆,“我不愿意回忆和讲述那一段历史,还有着悔愧感在起作用。说出来,也是一种折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因反革命罪被发配到农场去了。为了划清阶级界限,我遂改了姓名。我还记得老师宣布我更名的情形,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解放了。身份对那时的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多年之后,孙郁反思那段经历,他说,“在对历史的叙述里,我属于没有主语的人。”
《烙印》从无到有历经12年,其中6年间是在不同的出版社之间流传,因为题材特殊,众多出版社选择放弃。这本回忆录弥漫着受害人伤痛和控诉的气味,但始终缺少另一条声线——那些“加害者”一直缺席于历史。受害者尚不愿回忆的一段经历,那些加害者又怎能站出来公开忏悔?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的序言中说,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就成了问题。你举了德国的例子,战后,无论是纳粹子女还是犹太人幸存者,在一段时间内都选择沉默。他们现在为什么仍然不愿意开口?
林贤治:德国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战后1945年到1965年的二十年间,人们都选择沉默。但在那之后,德国能够正视以前纳粹大屠杀的问题,正视那段历史。从那开始我认为是一个民族灵魂的重生。但在中国,我认为人们是回避历史的。德国通过不断的记忆追溯、保存,把个人的记忆变成社会和集体的记忆的时候,已经把这段记忆正常化,保持了他的记忆的有效性。历史也通过这种记忆呈现出一种稳定性。但是我们回避,掩盖它。
现在“黑五类”子女不愿意说、羞于说、早十多年甚至害怕说,现在认为说了没有意义。他们的荣辱不能融进社会的历史里去。
中国新闻周刊:书中有的人,他本人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当时为了向体制表达忠心,会做出一些再伤害别人的举动,这时候他又变成了加害者,你在让他们写文章的时候,会要求他们把两个身份都表达出来吗?
林贤治: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我想都不能改变他们作为“黑五类”子女的身份。到今天,你去回顾、去判断的时候,是否能真实地说出过去的经历,取决于叙述者自身的素质。比如,孙郁跟我说,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些。这是非常隐私的部分、疼痛的部分,这里面多少还有忏悔的一面。但是我认为,忏悔是非常私人的事情,是灵魂的事情。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去忏悔。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一些人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在政治运动中的一些暴力举动或者告密行为是被运动卷入的,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高尚到宁可舍弃生命也要维护一种尊严,所以对于特殊年代的一些人、一些举动不要再追究,你怎么看?
林贤治:有人说那些比如告密等等行为是普遍的、是被迫的,所以不要再说了。这种理论是非常荒谬的,而且非常坏。历史的真实必须呈现出来,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严肃地面对历史。那样的想法都非常不诚实。我们应该从上到下勇敢面对历史,否则对一个民族的前途是有伤害的。
首先我们要呈现真实的、整体的历史,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说怎样评估这段历史,它的公正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给人的感觉是一群受害者在控诉,你有没想过让那些所谓的“加害者”也做一个类似的口述?
林贤治: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难度很大。连受害者都不愿意说的事,他们怎么会愿意说。那个时代很难做运动中的逍遥派,现在,那些人很多都把那段历史当作笑谈,没有人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不得不承认,有些曾经的所谓右派子女现在承继了父辈的荫庇,成为了社会上层。
林贤治:没错。你说的这个问题是我过去没想过的。但是,我们这本书里谈的还是一个历史问题,过去的阶级是官方给你规定好身份,允许和鼓励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励所谓具有合法性的暴力,带有政治歧视性。
现在的阶级区分,是以财富为区别的。一些人凭借自己父辈留下的资源和自己努力改写了自己的命运,是一种社会分化。但是和过去那种官方介入的,带有政治歧视的阶级区分是不一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德国对于大屠杀的反思,是由没经历过大屠杀的一代年轻人把问题扔给父辈,让人们反思历史。但是在中国,年轻一代对于那段历史已经不再清楚,或者根本没有兴趣再去搞清楚了。
林贤治:这是事实。我也非常悲观。我们的民族和德国不一样。我们一方面尚有过去专制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我们物质主义商业主义的东西甚嚣尘上,这样对社会的健康、对道德重建,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一个民族会搁置历史问题,甚至认为历史是禁区。
如果没有历史作为坐标,我们是没有方向的。★
这是让人时空错乱的提问,一个带有中国烙印的玩笑。但是把时间向前推40年,这个问题绝没有任何玩笑的意味,那时人们要填写的各种表格中,“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出身”和“成份”捆绑着一个人的前途,它们甚至能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是否能够在重要岗位工作或者担任领导职务……总之,“出身”和“成份”是一个人改不掉的政治标签。
“所以我编这本书。”上中农出身的林贤治对记者说。他面前的书有着猩红的封面,暴露着皮肤般的肌理,正中央一道伤疤翻露着,上方有两个黑色的大字《烙印》。这是一本“黑五类子女”的集体回忆录。
林贤治决定做一次历史填空。他的童年在摇摆和恐惧中度过,“上中农”的出身是一个奇妙的边界,推一推就走向敌人的阵营,所以,他的父亲终其半生都在维护这个家庭能留在 “自己人”的阵地。但是年幼的林贤治从手指缝中看到了批斗会上“像下雨一样的拳头”。
在林贤治看来,作为一个庞大群体,“黑五类子女”应该留下对那段历史的口述和回忆。这是对文革史的补充。“我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呈现。”他对记者说。
他提着一个小录音机走访一位老家的妇女,但对方因为害怕留下自己的声音,拒绝采访。彼时是2003年,文革结束20余年之后,恐惧仍未完全消散。
林贤治决定换一种方式。他与身边的朋友联系,鼓励对方自己写下作为“黑五类子女”的回忆文章。他利用自己学者和编辑的双重身份,找到了“反革命钦犯”胡风的女儿、作家路翎的女儿以及经济学家章乃器的儿子等一系列“大右派”的子女,又通过同学联系到更为底层的普通“黑五类子女”。这些“阶级异己分子”的后代中,有些人改写命运成为学者、教师和跨国公司高管,有些人的命运彻底被历史摧毁。
对于不少“黑五类子女”来说,与家庭脱离关系是当年摆脱政治歧视的唯一途径,而这种行为造成的伤害却在多年之后才渐渐露出血痕。著名文学批评家孙郁叙述了一段他从未提及过的记忆,“我不愿意回忆和讲述那一段历史,还有着悔愧感在起作用。说出来,也是一种折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因反革命罪被发配到农场去了。为了划清阶级界限,我遂改了姓名。我还记得老师宣布我更名的情形,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解放了。身份对那时的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多年之后,孙郁反思那段经历,他说,“在对历史的叙述里,我属于没有主语的人。”
《烙印》从无到有历经12年,其中6年间是在不同的出版社之间流传,因为题材特殊,众多出版社选择放弃。这本回忆录弥漫着受害人伤痛和控诉的气味,但始终缺少另一条声线——那些“加害者”一直缺席于历史。受害者尚不愿回忆的一段经历,那些加害者又怎能站出来公开忏悔?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的序言中说,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就成了问题。你举了德国的例子,战后,无论是纳粹子女还是犹太人幸存者,在一段时间内都选择沉默。他们现在为什么仍然不愿意开口?
林贤治:德国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战后1945年到1965年的二十年间,人们都选择沉默。但在那之后,德国能够正视以前纳粹大屠杀的问题,正视那段历史。从那开始我认为是一个民族灵魂的重生。但在中国,我认为人们是回避历史的。德国通过不断的记忆追溯、保存,把个人的记忆变成社会和集体的记忆的时候,已经把这段记忆正常化,保持了他的记忆的有效性。历史也通过这种记忆呈现出一种稳定性。但是我们回避,掩盖它。
现在“黑五类”子女不愿意说、羞于说、早十多年甚至害怕说,现在认为说了没有意义。他们的荣辱不能融进社会的历史里去。
中国新闻周刊:书中有的人,他本人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当时为了向体制表达忠心,会做出一些再伤害别人的举动,这时候他又变成了加害者,你在让他们写文章的时候,会要求他们把两个身份都表达出来吗?
林贤治: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我想都不能改变他们作为“黑五类”子女的身份。到今天,你去回顾、去判断的时候,是否能真实地说出过去的经历,取决于叙述者自身的素质。比如,孙郁跟我说,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些。这是非常隐私的部分、疼痛的部分,这里面多少还有忏悔的一面。但是我认为,忏悔是非常私人的事情,是灵魂的事情。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去忏悔。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一些人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在政治运动中的一些暴力举动或者告密行为是被运动卷入的,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高尚到宁可舍弃生命也要维护一种尊严,所以对于特殊年代的一些人、一些举动不要再追究,你怎么看?
林贤治:有人说那些比如告密等等行为是普遍的、是被迫的,所以不要再说了。这种理论是非常荒谬的,而且非常坏。历史的真实必须呈现出来,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严肃地面对历史。那样的想法都非常不诚实。我们应该从上到下勇敢面对历史,否则对一个民族的前途是有伤害的。
首先我们要呈现真实的、整体的历史,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说怎样评估这段历史,它的公正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给人的感觉是一群受害者在控诉,你有没想过让那些所谓的“加害者”也做一个类似的口述?
林贤治: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难度很大。连受害者都不愿意说的事,他们怎么会愿意说。那个时代很难做运动中的逍遥派,现在,那些人很多都把那段历史当作笑谈,没有人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不得不承认,有些曾经的所谓右派子女现在承继了父辈的荫庇,成为了社会上层。
林贤治:没错。你说的这个问题是我过去没想过的。但是,我们这本书里谈的还是一个历史问题,过去的阶级是官方给你规定好身份,允许和鼓励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励所谓具有合法性的暴力,带有政治歧视性。
现在的阶级区分,是以财富为区别的。一些人凭借自己父辈留下的资源和自己努力改写了自己的命运,是一种社会分化。但是和过去那种官方介入的,带有政治歧视的阶级区分是不一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德国对于大屠杀的反思,是由没经历过大屠杀的一代年轻人把问题扔给父辈,让人们反思历史。但是在中国,年轻一代对于那段历史已经不再清楚,或者根本没有兴趣再去搞清楚了。
林贤治:这是事实。我也非常悲观。我们的民族和德国不一样。我们一方面尚有过去专制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我们物质主义商业主义的东西甚嚣尘上,这样对社会的健康、对道德重建,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一个民族会搁置历史问题,甚至认为历史是禁区。
如果没有历史作为坐标,我们是没有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