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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把现代小说史形态划分为三种思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八个流派(乡土小说派、自我小说派、“革命小说”派、新感觉派、社会剖析派、京派、七月派、后期浪漫派)，并据此展开他的研究和论述。“文学上也有自然形成的植物群落，那就是创作流派与思潮”。
严家炎先生是属于那种功底深厚、谨严扎实的学者，他的性情与兴趣也许更容易使他对现实主义文学倾注更大的热情。但他所要做的是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截然分明的三大思潮影响下的八个“植物群落”作出探究，可以说他的操作本身即是对他自己提出的非“异元批评”概念的尝试与努力。如对新感觉派特色的评价：“既不是外部现实的单纯模写和再现，也不是内心活动的细腻追踪和展示，而是要将感觉外化，创造和表现那种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所谓‘新现实’”和他对社会剖析派的评价：“独特性在于：它们力图对社会生活作出总体的再现，全貌式的再现”——二者显然是依据了不同的“元”之尺度而作出的客观裁度。
读这本书，不能不惊叹于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以及据此作出的判断和辨析。如对作为“当事人”的蹇先艾认为二十年代没有乡土文学理论的观点，他不仅引用一九二三年郑伯奇所写《国民文学论》一文中的一段话加以辨析，而且令人信服地指出：“他的有些记忆和判断不一定可靠”。针对曾华鹏、范伯群认为郁达夫“是一个现实主义文艺家”的观点，严家炎先生分别从郁达夫的创作特性、人物形象、创作方法几个方面加以证明，从而确认自己的观点，即郁达夫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其他如“我们过去研究中国革命文学所受的‘左’的影响时，往往归根于‘拉普’，这其实是不确的。……‘拉普’实际上并不象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那么‘左’”的论断，亦无不给人以新鲜的启示。
严家炎先生认为“异元批评”是“百慕大危险区”。他论述说“所谓‘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就是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这是一种使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完全脱节的，牛头不对马嘴式的批评，犹如论斤称布，以尺量米一样荒唐”。在这部书的“附录”一文中，严家炎先生对现、当代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各执己见、“百家争鸣”的种种纠缠不清的现象所作的归纳与剖析，确实令人深思。也许，这还有非艺术的因素在其中起着某种制约作用。
严家炎先生启示于我们的，是我们对他自己的挑剔，如他在评价施蛰存《鸠摩罗什》中的人物时说：“其中鸠摩罗什已成为多重人格、玩弄魔术的骗子”。评价《石秀》时说：“用这种指导思想(指弗洛伊德的文艺思想——引者)塑造出来的石秀，哪里还有多少宋代人的气息，分明打着现代超级色情狂者的印记。”我们可以据此指出严家炎先生在此实在是草率地操了一杆“现实主义”的矛，盲目而强硬地刺向了“现代主义”的盾。
但是，“走出‘异元批评’这个危险区域，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就是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经验教训”——真诚的严家炎先生如是说。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严家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4.95元)
严家炎先生是属于那种功底深厚、谨严扎实的学者，他的性情与兴趣也许更容易使他对现实主义文学倾注更大的热情。但他所要做的是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截然分明的三大思潮影响下的八个“植物群落”作出探究，可以说他的操作本身即是对他自己提出的非“异元批评”概念的尝试与努力。如对新感觉派特色的评价：“既不是外部现实的单纯模写和再现，也不是内心活动的细腻追踪和展示，而是要将感觉外化，创造和表现那种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所谓‘新现实’”和他对社会剖析派的评价：“独特性在于：它们力图对社会生活作出总体的再现，全貌式的再现”——二者显然是依据了不同的“元”之尺度而作出的客观裁度。
读这本书，不能不惊叹于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以及据此作出的判断和辨析。如对作为“当事人”的蹇先艾认为二十年代没有乡土文学理论的观点，他不仅引用一九二三年郑伯奇所写《国民文学论》一文中的一段话加以辨析，而且令人信服地指出：“他的有些记忆和判断不一定可靠”。针对曾华鹏、范伯群认为郁达夫“是一个现实主义文艺家”的观点，严家炎先生分别从郁达夫的创作特性、人物形象、创作方法几个方面加以证明，从而确认自己的观点，即郁达夫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其他如“我们过去研究中国革命文学所受的‘左’的影响时，往往归根于‘拉普’，这其实是不确的。……‘拉普’实际上并不象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那么‘左’”的论断，亦无不给人以新鲜的启示。
严家炎先生认为“异元批评”是“百慕大危险区”。他论述说“所谓‘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就是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这是一种使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完全脱节的，牛头不对马嘴式的批评，犹如论斤称布，以尺量米一样荒唐”。在这部书的“附录”一文中，严家炎先生对现、当代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各执己见、“百家争鸣”的种种纠缠不清的现象所作的归纳与剖析，确实令人深思。也许，这还有非艺术的因素在其中起着某种制约作用。
严家炎先生启示于我们的，是我们对他自己的挑剔，如他在评价施蛰存《鸠摩罗什》中的人物时说：“其中鸠摩罗什已成为多重人格、玩弄魔术的骗子”。评价《石秀》时说：“用这种指导思想(指弗洛伊德的文艺思想——引者)塑造出来的石秀，哪里还有多少宋代人的气息，分明打着现代超级色情狂者的印记。”我们可以据此指出严家炎先生在此实在是草率地操了一杆“现实主义”的矛，盲目而强硬地刺向了“现代主义”的盾。
但是，“走出‘异元批评’这个危险区域，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就是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经验教训”——真诚的严家炎先生如是说。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严家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版，4.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