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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的人是幸福的，每个人都会像马丁·路德·金一样，饱含深情地说：“我有一个梦想。”这位黑人博士追求的还只是人身的自由权。而在六十年代末，那时的中国人最大的梦想是上大学，北大清华是他们心中的圣殿。
2004年，在联想控股成立后的答谢会上，总裁柳传志动情地说：“第一个要感谢邓小平。年轻人都不会知道，因为你们一开始接触社会，就面对一个相对已经比较开放、信息比较通畅的社会，但是20年前、30年之前是什么样子，你们根本不知道。”
是啊，30年前的中国，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更不知道柳传志为什么对邓小平有别样的感情。他的讲话仿佛把我们带入了30年前的那场会，那个中国人为圆大学梦而持续了四天的会……
那就改过来
1977年8月4日，北京，热浪裹挟着潮湿，在皮肤上结成了黏黏的一层，沉闷，焦躁。人民大会堂四川会议厅的气氛，和外面的天气一样压抑。48小时过去了，大家还只是低着头，不时地抿一口茶，以修饰沉默的尴尬，掩饰内心的不安。
会议厅没有桌子，只有一些旧式的沙发，中间摆着一个小茶几，用来放茶和纸。一身军装的邓小平，神采奕奕。在他对面，查全性、钱三强、苏步青、王大珩、吴文俊、周培源等30多位来自教育界、科学界的专家，围着茶几坐成半环形，一言不发。
面对这样的沉默，邓小平知道大家是对“文革”心有余悸。两天来，他一直在给大家卸思想上的包袱，他说他已经向中央建议，要管科技、教育一片荒芜的现状，要给大家做后勤部长，他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30多位代表面面相觑。总不能这样一直闷下去吧，大家推举了年龄最大的杨石先，南开大学的化学家，让他先发言。
“我深刻地知道，自己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我一定要好好改造，我要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听到这样的话，邓小平皱了皱眉头，他又重申：“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吃尽了苦头。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各位畅所欲言，用不着再担心‘四人帮’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听到这番话，会场的气氛才慢慢活跃起来，陆续有人站起来发言。邓小平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一旁听着。他的女儿邓楠，不时地在他耳边喃喃地说几句，给他翻译。
下午的时候，坐在邓小平对面的查全性，终于忍不住了。他憋红了脸，激动地批判了推荐招生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 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最后说：“我的建议就是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如惊雷一般，震撼了每个人灵魂深处的痛，各位代表纷纷发言，把积攒了十多年的话，一下子都吐了出来。
其间，与会者中年龄最小的温元凯（当时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助教，现在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金融投资家），好不容易找到了插话的机会：“我有话要补充”。
“可以。”邓小平微笑着说。
“恢复高考制度，也应该有十六字方针，那就是‘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
大家听了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
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大家都非常兴奋，纷纷要求国务院恢复高考。
“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酝酿了三天的阴沉，终于下起了倾盆大雨，洗涤着知识分子未来的路。
会议期间的邓小平，一直在听大家的意见，分析情况，思考问题，以准备最后的决策。其实，邓小平对高考的思考，并不限于座谈会这几天，他心中的大学梦已酝酿许久了……
小道上的沉思
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后面，有一条蜿蜒曲折、长满杂草的小道。“文革”期间，邓小平就在拖拉机厂劳动。为了方便也为了安全，工人们在工厂的后墙开了一道小门，专供邓小平出入。从那以后，每天清晨和中午，邓小平都会行走在这片田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地就踏出了一条坚实的小道，这就是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三年间，在这条小道上，邓小平思考了自己的戎马一生；思考了自己还能不能复出，如果能，中国最需要他做什么？中国的前途命运将如何？发展中国靠人才，但是人才怎么选拔？……
在1975年的整改中，邓小平更是深入地思考了教育问题。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都拖住了”，“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都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毁掉的一代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闲来无事就会被揪出来批斗、游街。很多人被迫选择了自杀，譬如老舍。据老舍的妻子回忆，红卫兵们打得太不像话了，桌子上摞着桌子，让老舍跪到上面。他受不了凌辱，拿着自己订起来的毛主席诗词，和孙女说了一声再见，就投湖自杀了。
当时，很多知青涌入上山下乡的大潮。十几岁的浪漫青春，就这样告别了知识，远离了城市，与黄牛耕犁为伴，在一条看不到终点的路上彷徨。思想上扎根农村的觉悟与情绪上的苦闷，形成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心灵主色。
“黑五类”们的命运要比知青差很多，他们是被抛弃、被鄙夷的群体，所以只能被关进“牛棚”。
“大串联”是当时知识分子“行万里路”的一次尝试。他们背上行囊，随便到哪里都可以停下来，坐车不花钱，吃饭住店不花钱。余秋雨曾经这样描述：“一种莫名的恐惧击中了我，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心底一阵寒噤。我想下车，但列车此刻不会停站，这里也没有任何人来注意某个个人的呼喊。只好听天由命，随着大流，按照当时的例行公事，该停的地方停，该下的地方下，呼隆呼隆跟着走，整个儿迷迷瞪瞪。”这就是“文革”期间，迷茫的一代，漂泊的一代，无根的一代。青春在虚无中荒废，造成人才的严重断层，举国上下，人人思变。
当时的风向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张铁生能凭一张白卷就上了大学，能成为“反潮流”的“英雄”，能得到江青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就因为他在试卷背后，附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生产劳动的热爱，对贫下中农的热爱，对“书呆子”的鄙夷。
大寨的村会计赵素衡，被推荐上了清华，得到的礼遇是两个教授从小学的算术开始教起。
小平这个人
邓小平在法国上的是巴耶中学，并不是大学。5个月后，因费用无法自己负担，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在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迈进法国学校的大门。直到1926年，邓小平才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那里学习革命理论。这个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共产国际创办的“党校”，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严格说来，邓小平没有上过大学，大学梦也就成了他一生的追求。
所以邓小平刚刚复出，就拍案决定恢复高考。当时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的。1977年的6月29日，在太原，晋祠宾馆五号楼一楼会议室，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要继续“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招收学生”。大多数人则认为，应该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招收有研究才能、有钻研精神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座谈会在大家思想并不统一的情况下结束，结果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改变。
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再次向世人证明了他的胆识、气魄。纵览邓小平的戎马生涯，便会发现，他从来都是一个有胆有谋、敢唱反调的人。当年，为了分散国民党的军队，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在过淮河的时候，刚刚走出5里多地，追兵就赶到淮河北岸了。幸好河水暴涨，才把数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隔在了对岸。1000里的行军，前有敌机，后有追兵，可谓是险象环生。吸引敌人将自己包围，一进大别山，就改变了整个战局。
黄山见小平
复旦大学的校史展览馆中，红色的封面，泛黄的纸张，这张1978年的学生证的左边扉页上写着“邓小平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三日于黄山”。黄山脚下的温泉附近，陈静溪兴奋地告诉同行的同学：“我好像看到了邓小平副主席！”百步云梯，王晓望跑在最前面，卓琳坐在滑杆上。“卓琳阿姨，前面是邓副主席么？”“是啊，你快上前去，他就在前面。”
于是王晓望跑到邓小平面前，一个90度的深鞠躬，“是您恢复了高考，我们才上了大学。我是从中学毕业直接上大学的，后面有两个同学是老三届的，她们能上大学非常不容易，所以她们非常非常感激您，很想见见您。”
也许，当恢复高考一传出，拿着报纸奔走相告、喜极而泣的人，都想见见邓小平，都想给他鞠个躬，都想跟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李克强：歪打正着
李克强生于安徽合肥，上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学校乱作一锅粥，大学也停止了招生。尽管成绩优异，但身处乱世，也只能辍学回家。1977年，李克强在安徽凤阳插队三年了。当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喜不自禁。上大学，在那个年代无疑是一个遥远的梦。他立刻准备课本，起早贪黑，在劳动之余，如饥似渴地自学，为的是圆自己的大学梦。
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李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
听说录取比例是29∶1，李克强担心北大分数线太高，就在第一志愿填了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经过难熬的等待，终于收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他的大学梦实现了，更让他兴奋的是，居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这在凤阳曾轰动一时。
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文艺界的张艺谋、法学界的贺卫方、经济界的屠光绍、李东生……他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受益者。如果没有恢复高考，这些人大概还在与锄头为伍吧。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一箭中的，要知道录取比例是29∶1，还有更多失意的人，但他们的大学梦没有破灭……
俞敏洪：百折不挠
新东方学校校长俞敏洪，竟然有过两次高考落榜的经历。当年，他“知耻而后勇”，玩命勤奋，在第三年的高考中“命中”北大，后来，他创办了“新东方”。
俞敏洪虽然生于农村，但自幼喜欢读书，高中读了一年就去参加1978年的高考。俞的目标是江苏省常熟市地区师专。当时常熟市地区师专外语录取分数线是38分，俞的英语只考了33分，别的几门也考得不好。就这样，第一次落榜了。
高考失利，俞敏洪也跟着“失学”，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干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活。几个月后，大队中学的英语老师回家生孩子，于是，年仅16岁的俞敏洪成了代课老师。这让他有了自学的时间。在1979年的高考中，俞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
两度失利之后，俞敏洪报名参加了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其间，他做过的考卷有上千份。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最终得到95分的好成绩。8月底，俞敏洪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李六乙：自学圆梦
领军先锋戏剧的“人艺”李六乙，第一次高考，竟然是落榜的结局。不过，那时他的理想是哈尔滨军工大学，当物理学家，结果以几分之差梦想破灭。
一年后，物理学家的理想被导演的理想所代替，于是，开始了三年的漫漫自学路：1980年－1982年，李六乙每天骑自行车到四川省图书馆——早上9点准时进去，晚上9点出来，1000多天，从未间断。
三年里，李六乙看了大量戏剧理论方面的书。80年代初，全国展开了“美学大讨论”，他的阅读开始涉及美学、哲学、历史等领域，他的大部分知识储备，都来自那个阶段。李六乙书读得越多，就越有自信。1982年，当他把自己的论文寄到中戏的时候，对考上中戏已经胸有成竹了。
“考中戏前我不会表演也不会朗诵小品，惟读书多帮了我。后来在考场上，我对答如流”。专业考试，李六乙是西南考区第一名。
再后来，李六乙成为他们那个院子，甚至是那条街道上的第一个大学生。
再再后来，观众就看到了一个个先锋戏剧。
小平您好
1984年国庆前的晚上，北大学生宿舍28号楼203房间，81级的郭建崴和寝室同学，在为第二天的国庆游行做最后的准备。他们在宿舍里边扎花边议论明天的活动，有说有笑，每个人都很兴奋，因为那是“文革”后第一次大的国庆活动。
“明天的游行，我们能不能偷偷带点什么进去？能展现我们个性的东西？”突然有人提议。虽然当时的规定很严格，不允许私自带东西进游行队伍，但是这些北大的学生思维非常活跃，这一提议，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常生说：“我写点什么，做个横幅，让全世界看看我的书法。”
写什么呢？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振兴中华”？没有创意；“教育要改革”？没有特色……一个个的口号被提出又被否定。
这时，有人提议应该表达一下对邓小平的感情。
“‘邓主席万岁！’怎么样？”
“不行，‘文革’遗风太浓。”
“那就直抒胸臆，‘尊敬的邓小平同志您好’。”
“太长了吧。”
“邓小平同志您好。”可以吧？
讨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大家的兴致越来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干脆直呼“小平同志您好”了。
准备做条幅的时候，发现布不够长，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把‘同志’两个字也省去吧。”
顿时，热闹的宿舍，一下子静了下来。
“直呼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是不是有些不敬？”
“但是这是对领袖的问候，表示我们的亲切，我们的情感，没有别的意思，不至于上纲上线吧！”
于是，他们就把“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用订书机订在了布上。
第二天，北大学生方队走到天安门金水桥东华表时，一下子打开横幅，队伍欢腾起来。这个时候，带队老师喊：“快跑，快跑！”于是，队伍便开始跑起来。
跑过去之后，大家心里还咚咚直跳。
邓小平看到了横幅，笑了。
圆梦今朝
63岁的邹伟敏，他在2004年的高考中，被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录取，成为我国高考制度改革以来第一个被正式录取的老年考生。
经过六位专家一上午的面试，外加一个专门的笔试，清华决定降低60分，破格录取少女作家蒋方舟。蒋方舟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第一本书，后来又相继出版了七本作品，一百多万字。从12岁起，她就在多家媒体担任专栏作家。
姚航，他在化学方面特别优秀，而且已经通过了华南理工大学自主招生考试，但是高考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发挥失常，与正常录取线只两分之遥，被破格录取。
高一就啃黑格尔的陈安廉、研究濒危植物两年的吴彬旋、围棋神童金靖等等，都因为某一方面的特殊才能，而得到了圆大学梦的捷径。
四名四川少年因在抗震救灾中表现杰出，被保送上了大学。北川县中学的申龙被北京大学录取，王佳明被清华大学录取，彭州中学的欧阳宇航被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录取，理县中学的张博被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录取。
当大学梦已成往事
时过境迁，30个春去秋来，人们对为什么要上大学的思考，对于大学梦的体会完全不同。
30年前，恢复高考，如一声春雷，炸响了神州大地，整个中华，一片欢腾。无论是田间地头劳作的知青，还是下放改造的“黑五类”，无不由衷地珍惜这次机会，因为，能上大学就意味着脱离农村，就意味着人生有了希望。当年的大学梦，是纯真的，是崇高的，是精神上的追求，是对知识的真切的渴望。
正如，今天还在高考路上厮杀的追梦人，大学不是他们梦想实现的地方，而是他们达到梦想的跳板。上大学，不是对知识的渴望，而是对文凭的渴望，是谋生的一个硬件条件，是过“上等人”生活的一个桥梁。很多十七八的孩子，在父母、老师、社会的影射下，在懵懵懂懂中，糊里糊涂地上了大学，到底是不是理想，自己都不清楚，此时，大学梦也就真的成了如虚如幻的梦境，也许醒来，就是一场空。
30年前，那时候的大学生不攀比吃穿，政治气氛十分活跃，他们的思维也很活跃。对于学术，他们有着发自肺腑的忠诚和热爱。历经磨难的他们能圆大学梦，仿佛从地狱来到了天堂，那种幸福感难于言表。校园中、林荫路上，到处可见，看书的身影，到处可闻“鸟语”花香。
现在的大学校园，更多的是为爱情筑巢的雏鸟，是需要点名还保证不了全勤的课堂……同是大学，同是充满梦想的地方，今天的梦似乎离世俗更近了些。
复兴之梦
做梦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具有诗性思维的中国人，更离不开梦想。然而今天，当大学梦已不再是彼岸花时，我们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梦想呢？是逃避大学梦醒来时的无望与无奈？还是选择出国，考研？我想，都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民族复兴的梦。
民族复兴就是要复兴曾经的辉煌。回眸中国历史，泱泱中华，何其风光，汉时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中期的“康乾盛世”，那些时候的中国，都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然而，我们应该如何努力？复兴路上最需要什么？
在东海与鸠山之间，总能看到一只白嘴、红爪的鸟，要么衔着小石块儿，要么衔着树枝，时常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在波涛汹涌的东海面上，她哀嚎着，把石子或者树枝投进大海，要把大海填平。
传说，这只鸟就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一天炎帝不在家，女娃一个人驾起小船驶向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也许是东海贪图她的美貌，突然，狂风大浪像山一样推向了小船，女娃落入了海中，再也没有回来。
于是，她的灵魂化作了那只哀怨的鸟。她痛恨大海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她要报仇，她一刻不停地运石填海，无论是一千万年，还是一万万年……
精卫这种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是对复兴生命的执着与坚定……
2004年，在联想控股成立后的答谢会上，总裁柳传志动情地说：“第一个要感谢邓小平。年轻人都不会知道，因为你们一开始接触社会，就面对一个相对已经比较开放、信息比较通畅的社会，但是20年前、30年之前是什么样子，你们根本不知道。”
是啊，30年前的中国，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更不知道柳传志为什么对邓小平有别样的感情。他的讲话仿佛把我们带入了30年前的那场会，那个中国人为圆大学梦而持续了四天的会……
那就改过来
1977年8月4日，北京，热浪裹挟着潮湿，在皮肤上结成了黏黏的一层，沉闷，焦躁。人民大会堂四川会议厅的气氛，和外面的天气一样压抑。48小时过去了，大家还只是低着头，不时地抿一口茶，以修饰沉默的尴尬，掩饰内心的不安。
会议厅没有桌子，只有一些旧式的沙发，中间摆着一个小茶几，用来放茶和纸。一身军装的邓小平，神采奕奕。在他对面，查全性、钱三强、苏步青、王大珩、吴文俊、周培源等30多位来自教育界、科学界的专家，围着茶几坐成半环形，一言不发。
面对这样的沉默，邓小平知道大家是对“文革”心有余悸。两天来，他一直在给大家卸思想上的包袱，他说他已经向中央建议，要管科技、教育一片荒芜的现状，要给大家做后勤部长，他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30多位代表面面相觑。总不能这样一直闷下去吧，大家推举了年龄最大的杨石先，南开大学的化学家，让他先发言。
“我深刻地知道，自己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我一定要好好改造，我要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听到这样的话，邓小平皱了皱眉头，他又重申：“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吃尽了苦头。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各位畅所欲言，用不着再担心‘四人帮’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听到这番话，会场的气氛才慢慢活跃起来，陆续有人站起来发言。邓小平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一旁听着。他的女儿邓楠，不时地在他耳边喃喃地说几句，给他翻译。
下午的时候，坐在邓小平对面的查全性，终于忍不住了。他憋红了脸，激动地批判了推荐招生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 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最后说：“我的建议就是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如惊雷一般，震撼了每个人灵魂深处的痛，各位代表纷纷发言，把积攒了十多年的话，一下子都吐了出来。
其间，与会者中年龄最小的温元凯（当时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助教，现在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金融投资家），好不容易找到了插话的机会：“我有话要补充”。
“可以。”邓小平微笑着说。
“恢复高考制度，也应该有十六字方针，那就是‘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
大家听了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
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大家都非常兴奋，纷纷要求国务院恢复高考。
“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酝酿了三天的阴沉，终于下起了倾盆大雨，洗涤着知识分子未来的路。
会议期间的邓小平，一直在听大家的意见，分析情况，思考问题，以准备最后的决策。其实，邓小平对高考的思考，并不限于座谈会这几天，他心中的大学梦已酝酿许久了……
小道上的沉思
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后面，有一条蜿蜒曲折、长满杂草的小道。“文革”期间，邓小平就在拖拉机厂劳动。为了方便也为了安全，工人们在工厂的后墙开了一道小门，专供邓小平出入。从那以后，每天清晨和中午，邓小平都会行走在这片田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地就踏出了一条坚实的小道，这就是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三年间，在这条小道上，邓小平思考了自己的戎马一生；思考了自己还能不能复出，如果能，中国最需要他做什么？中国的前途命运将如何？发展中国靠人才，但是人才怎么选拔？……
在1975年的整改中，邓小平更是深入地思考了教育问题。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都拖住了”，“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都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毁掉的一代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闲来无事就会被揪出来批斗、游街。很多人被迫选择了自杀，譬如老舍。据老舍的妻子回忆，红卫兵们打得太不像话了，桌子上摞着桌子，让老舍跪到上面。他受不了凌辱，拿着自己订起来的毛主席诗词，和孙女说了一声再见，就投湖自杀了。
当时，很多知青涌入上山下乡的大潮。十几岁的浪漫青春，就这样告别了知识，远离了城市，与黄牛耕犁为伴，在一条看不到终点的路上彷徨。思想上扎根农村的觉悟与情绪上的苦闷，形成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心灵主色。
“黑五类”们的命运要比知青差很多，他们是被抛弃、被鄙夷的群体，所以只能被关进“牛棚”。
“大串联”是当时知识分子“行万里路”的一次尝试。他们背上行囊，随便到哪里都可以停下来，坐车不花钱，吃饭住店不花钱。余秋雨曾经这样描述：“一种莫名的恐惧击中了我，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心底一阵寒噤。我想下车，但列车此刻不会停站，这里也没有任何人来注意某个个人的呼喊。只好听天由命，随着大流，按照当时的例行公事，该停的地方停，该下的地方下，呼隆呼隆跟着走，整个儿迷迷瞪瞪。”这就是“文革”期间，迷茫的一代，漂泊的一代，无根的一代。青春在虚无中荒废，造成人才的严重断层，举国上下，人人思变。
当时的风向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张铁生能凭一张白卷就上了大学，能成为“反潮流”的“英雄”，能得到江青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就因为他在试卷背后，附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生产劳动的热爱，对贫下中农的热爱，对“书呆子”的鄙夷。
大寨的村会计赵素衡，被推荐上了清华，得到的礼遇是两个教授从小学的算术开始教起。
小平这个人
邓小平在法国上的是巴耶中学，并不是大学。5个月后，因费用无法自己负担，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在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迈进法国学校的大门。直到1926年，邓小平才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那里学习革命理论。这个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共产国际创办的“党校”，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严格说来，邓小平没有上过大学，大学梦也就成了他一生的追求。
所以邓小平刚刚复出，就拍案决定恢复高考。当时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的。1977年的6月29日，在太原，晋祠宾馆五号楼一楼会议室，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要继续“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招收学生”。大多数人则认为，应该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招收有研究才能、有钻研精神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座谈会在大家思想并不统一的情况下结束，结果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改变。
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再次向世人证明了他的胆识、气魄。纵览邓小平的戎马生涯，便会发现，他从来都是一个有胆有谋、敢唱反调的人。当年，为了分散国民党的军队，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在过淮河的时候，刚刚走出5里多地，追兵就赶到淮河北岸了。幸好河水暴涨，才把数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隔在了对岸。1000里的行军，前有敌机，后有追兵，可谓是险象环生。吸引敌人将自己包围，一进大别山，就改变了整个战局。
黄山见小平
复旦大学的校史展览馆中，红色的封面，泛黄的纸张，这张1978年的学生证的左边扉页上写着“邓小平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三日于黄山”。黄山脚下的温泉附近，陈静溪兴奋地告诉同行的同学：“我好像看到了邓小平副主席！”百步云梯，王晓望跑在最前面，卓琳坐在滑杆上。“卓琳阿姨，前面是邓副主席么？”“是啊，你快上前去，他就在前面。”
于是王晓望跑到邓小平面前，一个90度的深鞠躬，“是您恢复了高考，我们才上了大学。我是从中学毕业直接上大学的，后面有两个同学是老三届的，她们能上大学非常不容易，所以她们非常非常感激您，很想见见您。”
也许，当恢复高考一传出，拿着报纸奔走相告、喜极而泣的人，都想见见邓小平，都想给他鞠个躬，都想跟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李克强：歪打正着
李克强生于安徽合肥，上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学校乱作一锅粥，大学也停止了招生。尽管成绩优异，但身处乱世，也只能辍学回家。1977年，李克强在安徽凤阳插队三年了。当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喜不自禁。上大学，在那个年代无疑是一个遥远的梦。他立刻准备课本，起早贪黑，在劳动之余，如饥似渴地自学，为的是圆自己的大学梦。
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李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
听说录取比例是29∶1，李克强担心北大分数线太高，就在第一志愿填了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经过难熬的等待，终于收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他的大学梦实现了，更让他兴奋的是，居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这在凤阳曾轰动一时。
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文艺界的张艺谋、法学界的贺卫方、经济界的屠光绍、李东生……他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受益者。如果没有恢复高考，这些人大概还在与锄头为伍吧。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一箭中的，要知道录取比例是29∶1，还有更多失意的人，但他们的大学梦没有破灭……
俞敏洪：百折不挠
新东方学校校长俞敏洪，竟然有过两次高考落榜的经历。当年，他“知耻而后勇”，玩命勤奋，在第三年的高考中“命中”北大，后来，他创办了“新东方”。
俞敏洪虽然生于农村，但自幼喜欢读书，高中读了一年就去参加1978年的高考。俞的目标是江苏省常熟市地区师专。当时常熟市地区师专外语录取分数线是38分，俞的英语只考了33分，别的几门也考得不好。就这样，第一次落榜了。
高考失利，俞敏洪也跟着“失学”，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干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活。几个月后，大队中学的英语老师回家生孩子，于是，年仅16岁的俞敏洪成了代课老师。这让他有了自学的时间。在1979年的高考中，俞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
两度失利之后，俞敏洪报名参加了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其间，他做过的考卷有上千份。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最终得到95分的好成绩。8月底，俞敏洪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李六乙：自学圆梦
领军先锋戏剧的“人艺”李六乙，第一次高考，竟然是落榜的结局。不过，那时他的理想是哈尔滨军工大学，当物理学家，结果以几分之差梦想破灭。
一年后，物理学家的理想被导演的理想所代替，于是，开始了三年的漫漫自学路：1980年－1982年，李六乙每天骑自行车到四川省图书馆——早上9点准时进去，晚上9点出来，1000多天，从未间断。
三年里，李六乙看了大量戏剧理论方面的书。80年代初，全国展开了“美学大讨论”，他的阅读开始涉及美学、哲学、历史等领域，他的大部分知识储备，都来自那个阶段。李六乙书读得越多，就越有自信。1982年，当他把自己的论文寄到中戏的时候，对考上中戏已经胸有成竹了。
“考中戏前我不会表演也不会朗诵小品，惟读书多帮了我。后来在考场上，我对答如流”。专业考试，李六乙是西南考区第一名。
再后来，李六乙成为他们那个院子，甚至是那条街道上的第一个大学生。
再再后来，观众就看到了一个个先锋戏剧。
小平您好
1984年国庆前的晚上，北大学生宿舍28号楼203房间，81级的郭建崴和寝室同学，在为第二天的国庆游行做最后的准备。他们在宿舍里边扎花边议论明天的活动，有说有笑，每个人都很兴奋，因为那是“文革”后第一次大的国庆活动。
“明天的游行，我们能不能偷偷带点什么进去？能展现我们个性的东西？”突然有人提议。虽然当时的规定很严格，不允许私自带东西进游行队伍，但是这些北大的学生思维非常活跃，这一提议，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常生说：“我写点什么，做个横幅，让全世界看看我的书法。”
写什么呢？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振兴中华”？没有创意；“教育要改革”？没有特色……一个个的口号被提出又被否定。
这时，有人提议应该表达一下对邓小平的感情。
“‘邓主席万岁！’怎么样？”
“不行，‘文革’遗风太浓。”
“那就直抒胸臆，‘尊敬的邓小平同志您好’。”
“太长了吧。”
“邓小平同志您好。”可以吧？
讨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大家的兴致越来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干脆直呼“小平同志您好”了。
准备做条幅的时候，发现布不够长，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把‘同志’两个字也省去吧。”
顿时，热闹的宿舍，一下子静了下来。
“直呼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是不是有些不敬？”
“但是这是对领袖的问候，表示我们的亲切，我们的情感，没有别的意思，不至于上纲上线吧！”
于是，他们就把“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用订书机订在了布上。
第二天，北大学生方队走到天安门金水桥东华表时，一下子打开横幅，队伍欢腾起来。这个时候，带队老师喊：“快跑，快跑！”于是，队伍便开始跑起来。
跑过去之后，大家心里还咚咚直跳。
邓小平看到了横幅，笑了。
圆梦今朝
63岁的邹伟敏，他在2004年的高考中，被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录取，成为我国高考制度改革以来第一个被正式录取的老年考生。
经过六位专家一上午的面试，外加一个专门的笔试，清华决定降低60分，破格录取少女作家蒋方舟。蒋方舟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第一本书，后来又相继出版了七本作品，一百多万字。从12岁起，她就在多家媒体担任专栏作家。
姚航，他在化学方面特别优秀，而且已经通过了华南理工大学自主招生考试，但是高考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发挥失常，与正常录取线只两分之遥，被破格录取。
高一就啃黑格尔的陈安廉、研究濒危植物两年的吴彬旋、围棋神童金靖等等，都因为某一方面的特殊才能，而得到了圆大学梦的捷径。
四名四川少年因在抗震救灾中表现杰出，被保送上了大学。北川县中学的申龙被北京大学录取，王佳明被清华大学录取，彭州中学的欧阳宇航被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录取，理县中学的张博被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录取。
当大学梦已成往事
时过境迁，30个春去秋来，人们对为什么要上大学的思考，对于大学梦的体会完全不同。
30年前，恢复高考，如一声春雷，炸响了神州大地，整个中华，一片欢腾。无论是田间地头劳作的知青，还是下放改造的“黑五类”，无不由衷地珍惜这次机会，因为，能上大学就意味着脱离农村，就意味着人生有了希望。当年的大学梦，是纯真的，是崇高的，是精神上的追求，是对知识的真切的渴望。
正如，今天还在高考路上厮杀的追梦人，大学不是他们梦想实现的地方，而是他们达到梦想的跳板。上大学，不是对知识的渴望，而是对文凭的渴望，是谋生的一个硬件条件，是过“上等人”生活的一个桥梁。很多十七八的孩子，在父母、老师、社会的影射下，在懵懵懂懂中，糊里糊涂地上了大学，到底是不是理想，自己都不清楚，此时，大学梦也就真的成了如虚如幻的梦境，也许醒来，就是一场空。
30年前，那时候的大学生不攀比吃穿，政治气氛十分活跃，他们的思维也很活跃。对于学术，他们有着发自肺腑的忠诚和热爱。历经磨难的他们能圆大学梦，仿佛从地狱来到了天堂，那种幸福感难于言表。校园中、林荫路上，到处可见，看书的身影，到处可闻“鸟语”花香。
现在的大学校园，更多的是为爱情筑巢的雏鸟，是需要点名还保证不了全勤的课堂……同是大学，同是充满梦想的地方，今天的梦似乎离世俗更近了些。
复兴之梦
做梦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具有诗性思维的中国人，更离不开梦想。然而今天，当大学梦已不再是彼岸花时，我们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梦想呢？是逃避大学梦醒来时的无望与无奈？还是选择出国，考研？我想，都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民族复兴的梦。
民族复兴就是要复兴曾经的辉煌。回眸中国历史，泱泱中华，何其风光，汉时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中期的“康乾盛世”，那些时候的中国，都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然而，我们应该如何努力？复兴路上最需要什么？
在东海与鸠山之间，总能看到一只白嘴、红爪的鸟，要么衔着小石块儿，要么衔着树枝，时常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在波涛汹涌的东海面上，她哀嚎着，把石子或者树枝投进大海，要把大海填平。
传说，这只鸟就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一天炎帝不在家，女娃一个人驾起小船驶向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也许是东海贪图她的美貌，突然，狂风大浪像山一样推向了小船，女娃落入了海中，再也没有回来。
于是，她的灵魂化作了那只哀怨的鸟。她痛恨大海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她要报仇，她一刻不停地运石填海，无论是一千万年，还是一万万年……
精卫这种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是对复兴生命的执着与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