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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在某大专技术学院任职副教授。两个月前，他说他准备花上五六万块钱把正教授职称搞掂。最近，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却沮丧地告诉我，因为没有找对门路，加上钱也送得不够数，正教授职称泡汤了。听着他发牢骚，我在想，任职资历与能力都够，却不得不找门路花钱来买职称，找不到和找不对门路，或是钱送得不够数，都不可能申报成功。本应以技术水平与能力为评定标准的职称，在实际评审中却与能力脱钩而与金钱和关系挂钩，是闹剧还是悲剧？
乱象丛生令人忧
2012年10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称，四川省某学院教学科研评分高的教师反而评不上职称。该校通过校级评审的23人中，有10人业绩评分都在30分以下，6人不足20分，甚至有几个人的得分只有个位数；而未通过校级评审的人中却有不少业绩评分都在30分甚至更高。于是，很多人报怨，搞教学科研不如混行政圈子——和领导关系好，和评委关系熟，可能更容易通过评审。
无独有偶，10月26日，四川新闻网又出现一篇类似报道：某县一位从未教过语文课的副校长，通过“操作”，获得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职称评定资格。
在武汉一所全国著名高等学府中，一位副教授因为没有评上正教授，对评审委员大打出手；2008年，海南省有1400多名教师被一本“克隆”杂志所骗，在该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被认定无效，当年与职称评审无缘……
纵观整个职称评定历程，几乎在申报职称的每个关口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丑闻。总结起来，职称评定中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权谋私。只要是单位或部门领导，不论学问如何，不论是否还在做学问，都能拿到高级职称。而那些无权、无关系的老实人要想拿到高级职称则是难上加难。二是弄虚作假。评定职称有一个很重要的硬件指标，就是论文、论著的发表数量、级别和影响大小等。于是，为了凑够论文、论著的数量，达到规定的级别，人们使出浑身解数，或找人代笔，或借论文、买论文，或剽窃他人作品……代写论文和代发论文的公司也应运而生，生意竟然做得红红火火，有的甚至还开展了到国外期刊上代发论文的业务。随着这些不正常行为而面世的所谓学术论文和专著，其水平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三是行贿受贿。近年来，职称评定明码标价成了人们心知肚明的“显”规则。从高档烟酒、代金券储值卡到直接送现金，可谓应有尽有。弄虚作假、人情后门、权钱交易等已经不是少数地区、少数领域的个别现象。中国式职称评定的全过程，如同放大镜、显微镜和照妖镜，放大并显现出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
丑闻不断，乱象丛生，这样的职称评定，自然不会评出什么好的结果：教授不会讲课不会做科研，主
任医师不会看病、治病，高级工程师不会画图、设计，高级会计师不会算账，高级记者不会采访写稿……年复一年，高职低能的人不断涌现，以至于有些高等院校出现了教授多于副教授、副教授多于讲师的失衡现象。
职称魔力为哪般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我就赶上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因十年动乱而中断的职称评定工作。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我也加入了为职称而“奋斗”的队伍。那时，花钱找关系评职称的还真不多，但同事间因职称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反目成仇却是屡见不鲜，有些人为了评上职称甚至抹脖子上吊闹跳楼。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如今，职称评定已经充分“市场化”和“产业化”。申报者从考外语考计算机，到发表规定篇数的论文，到单位领导批准申报，最后到职称评审委员会审定通过……要拿下一个职称，足以把人折腾得脱一层皮。
“我要飞得更高”，“一场游戏一场梦”，“让我欢喜让我忧”，用这三首流行歌曲来演绎申报职称者的心路历程，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职称之所以有这般魔力，首先要看看，它究竟能给人们带来什么。
职称能给人们带来的，一是名声，二是利益。
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对于从事专业技术的人来说，技术职称的高低就是他的脸面。如果干了大半辈子，还没混上个高级职称，那可真是没脸见人了。除了虚名之外，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利益——职称的级别高低与个人的利益紧密相关。有多高的职称就有多大的利益；没有职称，就没有更高的利益，甚至缺乏利益保障。高级职称与中级职称之间在工资上的差距能够达到几百甚至是上千元。而拿到高级职称，有时还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额外收入，比如外出讲学、当评委，有的则可能会当上职称评审委员，这可是一个无本万利的好差使。而且，这种利益从评上职称后，一直延续到退休以后，直到死亡。对于关乎到一辈子，尤其是退休后的生活是否富足的大事，谁能不打起十二分精神瞪圆双眼来关注来争取呢？
职称评定亟需打破利益链
近年来，人们对职称评定乱象与丑闻的诟病日益强烈，要求解决问题的呼声更是日渐高涨。可是，为什么却始终得不到解决和治理？
正如乱象的起因源自利益瓜葛一样，职称评定中的弊端始终不能清除，同样也是由于利益使然。我国恢复职称评定的三十年来，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已经形成。不从根本上切断这个利益链条，弊端就不可能得到根治。
中国式职称评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行政手段来办理学术事宜。在职称评定过程中，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学术权威只能“靠边站”。掌握行政权力的部门和人员，自然不情愿改变现状，放下生杀大权。而职称评定的改革，却恰恰要由这些行政权力部门和人员来推动和进行。自己的刀如何能削得了自己的把？
近年来，关于职称评定改革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一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改革方式，就是所谓的评聘分离——职称评定还照样搞下去，但用人单位自主决定所聘人员的技术职级，并给予相关的待遇。这一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称评定的弊端，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一方面它没有解决行政主导技术职称评定的弊端；另一方面，受聘人员一旦退休，还是要回到由职称决定收入的机制中。
笔者认为，要铲除中国式职称评定的弊端，最为关键的，还是要彻底地清除行政决定学术的评审机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停止目前这种全国统一由政府行政部门来评定职称的运行方式，改由各用人单位自主选定所需人才，并自主决定给予人才什么样的职级与待遇。比如，大学可以自主决定由谁来当教授和副教授，而不是由政府部门来评定。而在一些非学术单位和部门中，则应该取消职称评定，使行政权力从技术和学术领域中退出来，还技术、学术职称以本来面目和应有的价值功能。而在学术、技术领域或涉及学术、技术的单位、部门，也应出台明确的规定，行政管理人员和行政领导无资格参加学术和技术职称的申报和评定，以此切断行政权力与职称的关联，防止有限的职称名额被行政人员占用，阻断了真正的技术人员和学术专家职称晋升的通道。
乱象丛生令人忧
2012年10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称，四川省某学院教学科研评分高的教师反而评不上职称。该校通过校级评审的23人中，有10人业绩评分都在30分以下，6人不足20分，甚至有几个人的得分只有个位数；而未通过校级评审的人中却有不少业绩评分都在30分甚至更高。于是，很多人报怨，搞教学科研不如混行政圈子——和领导关系好，和评委关系熟，可能更容易通过评审。
无独有偶，10月26日，四川新闻网又出现一篇类似报道：某县一位从未教过语文课的副校长，通过“操作”，获得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职称评定资格。
在武汉一所全国著名高等学府中，一位副教授因为没有评上正教授，对评审委员大打出手；2008年，海南省有1400多名教师被一本“克隆”杂志所骗，在该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被认定无效，当年与职称评审无缘……
纵观整个职称评定历程，几乎在申报职称的每个关口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丑闻。总结起来，职称评定中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权谋私。只要是单位或部门领导，不论学问如何，不论是否还在做学问，都能拿到高级职称。而那些无权、无关系的老实人要想拿到高级职称则是难上加难。二是弄虚作假。评定职称有一个很重要的硬件指标，就是论文、论著的发表数量、级别和影响大小等。于是，为了凑够论文、论著的数量，达到规定的级别，人们使出浑身解数，或找人代笔，或借论文、买论文，或剽窃他人作品……代写论文和代发论文的公司也应运而生，生意竟然做得红红火火，有的甚至还开展了到国外期刊上代发论文的业务。随着这些不正常行为而面世的所谓学术论文和专著，其水平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三是行贿受贿。近年来，职称评定明码标价成了人们心知肚明的“显”规则。从高档烟酒、代金券储值卡到直接送现金，可谓应有尽有。弄虚作假、人情后门、权钱交易等已经不是少数地区、少数领域的个别现象。中国式职称评定的全过程，如同放大镜、显微镜和照妖镜，放大并显现出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
丑闻不断，乱象丛生，这样的职称评定，自然不会评出什么好的结果：教授不会讲课不会做科研，主
任医师不会看病、治病，高级工程师不会画图、设计，高级会计师不会算账，高级记者不会采访写稿……年复一年，高职低能的人不断涌现，以至于有些高等院校出现了教授多于副教授、副教授多于讲师的失衡现象。
职称魔力为哪般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我就赶上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因十年动乱而中断的职称评定工作。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我也加入了为职称而“奋斗”的队伍。那时，花钱找关系评职称的还真不多，但同事间因职称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反目成仇却是屡见不鲜，有些人为了评上职称甚至抹脖子上吊闹跳楼。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如今，职称评定已经充分“市场化”和“产业化”。申报者从考外语考计算机，到发表规定篇数的论文，到单位领导批准申报，最后到职称评审委员会审定通过……要拿下一个职称，足以把人折腾得脱一层皮。
“我要飞得更高”，“一场游戏一场梦”，“让我欢喜让我忧”，用这三首流行歌曲来演绎申报职称者的心路历程，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职称之所以有这般魔力，首先要看看，它究竟能给人们带来什么。
职称能给人们带来的，一是名声，二是利益。
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对于从事专业技术的人来说，技术职称的高低就是他的脸面。如果干了大半辈子，还没混上个高级职称，那可真是没脸见人了。除了虚名之外，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利益——职称的级别高低与个人的利益紧密相关。有多高的职称就有多大的利益；没有职称，就没有更高的利益，甚至缺乏利益保障。高级职称与中级职称之间在工资上的差距能够达到几百甚至是上千元。而拿到高级职称，有时还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额外收入，比如外出讲学、当评委，有的则可能会当上职称评审委员，这可是一个无本万利的好差使。而且，这种利益从评上职称后，一直延续到退休以后，直到死亡。对于关乎到一辈子，尤其是退休后的生活是否富足的大事，谁能不打起十二分精神瞪圆双眼来关注来争取呢？
职称评定亟需打破利益链
近年来，人们对职称评定乱象与丑闻的诟病日益强烈，要求解决问题的呼声更是日渐高涨。可是，为什么却始终得不到解决和治理？
正如乱象的起因源自利益瓜葛一样，职称评定中的弊端始终不能清除，同样也是由于利益使然。我国恢复职称评定的三十年来，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已经形成。不从根本上切断这个利益链条，弊端就不可能得到根治。
中国式职称评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行政手段来办理学术事宜。在职称评定过程中，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学术权威只能“靠边站”。掌握行政权力的部门和人员，自然不情愿改变现状，放下生杀大权。而职称评定的改革，却恰恰要由这些行政权力部门和人员来推动和进行。自己的刀如何能削得了自己的把？
近年来，关于职称评定改革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一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改革方式，就是所谓的评聘分离——职称评定还照样搞下去，但用人单位自主决定所聘人员的技术职级，并给予相关的待遇。这一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称评定的弊端，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一方面它没有解决行政主导技术职称评定的弊端；另一方面，受聘人员一旦退休，还是要回到由职称决定收入的机制中。
笔者认为，要铲除中国式职称评定的弊端，最为关键的，还是要彻底地清除行政决定学术的评审机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停止目前这种全国统一由政府行政部门来评定职称的运行方式，改由各用人单位自主选定所需人才，并自主决定给予人才什么样的职级与待遇。比如，大学可以自主决定由谁来当教授和副教授，而不是由政府部门来评定。而在一些非学术单位和部门中，则应该取消职称评定，使行政权力从技术和学术领域中退出来，还技术、学术职称以本来面目和应有的价值功能。而在学术、技术领域或涉及学术、技术的单位、部门，也应出台明确的规定，行政管理人员和行政领导无资格参加学术和技术职称的申报和评定，以此切断行政权力与职称的关联，防止有限的职称名额被行政人员占用，阻断了真正的技术人员和学术专家职称晋升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