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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稳定的汇率体系,美国在成为最大的工业国的同时,奠定了美元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
中国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时候,汇率不能轻易改变。
据佛里德曼《美国货币史》的研究,直到1960年,美国与黄金挂钩的汇率没有改变,除了中间为满足白银生产商的要求收购白银以外,汇率一直保持在较为平稳的水准。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一直与黄金挂钩,只不过二战前是直接挂钩,二战后是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国际主要货币与美元挂钩,而消费不再直接用金银币。
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20世纪上中叶,是美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间,通过稳定的汇率体系,美国在成为最大的工业国的同时,成为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因此奠定了美元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丘吉尔曾经试图将英镑与黄金直接挂钩,但因为英国经济紧缩,无功而返。对美国而言,如果没有稳定的汇率,美国成为超级强国是不可想象的。
当其他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制造大国后,“恰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自由货币体系成为全球主导。在此体系下,德国与日本永远无法取代美国的地位,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金融生产力远远比不上它们的制造能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凭借自己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经历,对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就是过分自由的货币政策满足了华尔街的私欲,摧毁了东南亚的经济成果。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国际投资者将资金大量投入新兴国家,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私有资本流动增加了7倍,但公共资本流动(外国援助)却停滞不前。正是为了约束泛滥的私有资本,在1997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香港召开的年度会议上,斯蒂格利茨建议东南亚国家实行资本管制,但金融危机很快爆发,东南亚各国投入的救市资金成为对冲基金的利润。众所周知,香港能够幸免于难正是大陆资金的支撑,是大陆资本管制的直接结果。
金融危机期间,对于韩国货币应不应该自由化,美国决策层爆发了不为人所知的激烈争议。在总统顾问委员会内部,认为韩国的货币自由化甚至无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只有利于华尔街的利益。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则坚决反对,美国财政部指出,韩国的快速自由化对美国非常重要,也不会导致经济不稳定,罗伯特·鲁宾所领导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支持了美国财政部的意见。斯蒂格利茨愤怒地表示,美国财政部害怕透明,因为公众会知道韩国更快地实现自由化并不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不太可能给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带来重要的增长。美国不会明显获利,而韩国将会明显受害。
但这一切无济于事,直到今天为止,萨默斯等人在美国国内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会放弃美国的金融生产力。
美国十分依赖金融生产力,在制造业方面,在精细化程度上无法与德日相比,在成本上无法与中国相比。斯蒂格利茨似乎是书生之见,但这是一个可敬的持公允态度的人,他对于第三世界、非洲、东南亚有深切的同情。斯蒂格利茨的意见不可能成为主流声音被决策层所采纳,更不会获得华尔街的支持。
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在黄金(白银)时代,一个国家通过工业发展获得经济地位,此时不必考虑汇率的市场化与货币的国际化,中国明朝可以用墨西哥的鹰洋。而当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期,凯恩斯主义就会大行其道,标准的处理方法是政府刺激总需求,通过货币或者财政政策,放松货币、削减支出、削减税收。发生金融危机时,欧美执掌下的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紧缩开支。如果说这是市场化的信念倒情有可原,关键是,在美国金融危机时,它们执行了全然不同的宽松政策,在西方工业化之时,货币的稳定被视为重中之重。
索罗斯是个对冲基金的巨鳄,但他反讽地表示,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证明现代货币体系的缺陷,目前的货币体系是个严重的错误,需要尽快纠正。
中国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时候,汇率不能轻易改变。
据佛里德曼《美国货币史》的研究,直到1960年,美国与黄金挂钩的汇率没有改变,除了中间为满足白银生产商的要求收购白银以外,汇率一直保持在较为平稳的水准。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一直与黄金挂钩,只不过二战前是直接挂钩,二战后是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国际主要货币与美元挂钩,而消费不再直接用金银币。
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20世纪上中叶,是美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间,通过稳定的汇率体系,美国在成为最大的工业国的同时,成为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因此奠定了美元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丘吉尔曾经试图将英镑与黄金直接挂钩,但因为英国经济紧缩,无功而返。对美国而言,如果没有稳定的汇率,美国成为超级强国是不可想象的。
当其他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制造大国后,“恰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自由货币体系成为全球主导。在此体系下,德国与日本永远无法取代美国的地位,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金融生产力远远比不上它们的制造能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凭借自己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经历,对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就是过分自由的货币政策满足了华尔街的私欲,摧毁了东南亚的经济成果。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国际投资者将资金大量投入新兴国家,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私有资本流动增加了7倍,但公共资本流动(外国援助)却停滞不前。正是为了约束泛滥的私有资本,在1997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香港召开的年度会议上,斯蒂格利茨建议东南亚国家实行资本管制,但金融危机很快爆发,东南亚各国投入的救市资金成为对冲基金的利润。众所周知,香港能够幸免于难正是大陆资金的支撑,是大陆资本管制的直接结果。
金融危机期间,对于韩国货币应不应该自由化,美国决策层爆发了不为人所知的激烈争议。在总统顾问委员会内部,认为韩国的货币自由化甚至无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只有利于华尔街的利益。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则坚决反对,美国财政部指出,韩国的快速自由化对美国非常重要,也不会导致经济不稳定,罗伯特·鲁宾所领导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支持了美国财政部的意见。斯蒂格利茨愤怒地表示,美国财政部害怕透明,因为公众会知道韩国更快地实现自由化并不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不太可能给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带来重要的增长。美国不会明显获利,而韩国将会明显受害。
但这一切无济于事,直到今天为止,萨默斯等人在美国国内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会放弃美国的金融生产力。
美国十分依赖金融生产力,在制造业方面,在精细化程度上无法与德日相比,在成本上无法与中国相比。斯蒂格利茨似乎是书生之见,但这是一个可敬的持公允态度的人,他对于第三世界、非洲、东南亚有深切的同情。斯蒂格利茨的意见不可能成为主流声音被决策层所采纳,更不会获得华尔街的支持。
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在黄金(白银)时代,一个国家通过工业发展获得经济地位,此时不必考虑汇率的市场化与货币的国际化,中国明朝可以用墨西哥的鹰洋。而当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期,凯恩斯主义就会大行其道,标准的处理方法是政府刺激总需求,通过货币或者财政政策,放松货币、削减支出、削减税收。发生金融危机时,欧美执掌下的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紧缩开支。如果说这是市场化的信念倒情有可原,关键是,在美国金融危机时,它们执行了全然不同的宽松政策,在西方工业化之时,货币的稳定被视为重中之重。
索罗斯是个对冲基金的巨鳄,但他反讽地表示,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证明现代货币体系的缺陷,目前的货币体系是个严重的错误,需要尽快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