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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平县位于太行山腹地冀晋交界处，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国民政府时期的阜平是一块孕育革命的红色土地，在这块被鲜血浸染的土地上，留下了共和国难以忘却的红色回忆，华北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就是在这里创建的。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河北省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不仅在广大农村深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而且还在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国统区建立起红色革命政权，使得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倒蒋失败后，各路败军25万之众涌入山西。国民党政府第11路军高桂滋部进驻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被缩编为国民党陆军新编第11师，约4000人。当时士兵没有军饷，饱尝饥寒之苦，怨声载道，这就为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1930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山西形势，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中明确规划了对驻防山西的高桂滋部“派人去组织兵变改造为红军”的战略步骤。时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和中组部长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根据中央山西工作及高桂滋部的实际，同中共北方局书记贺昌谈话指示：“在高部开展革命活动，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将大批党员打入内部，确立和加强该部以赫光为核心的党组织，积蓄力量，待机而动。”当时，中共河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天津及河北等地积极征调学生，进行培训，使其打入国民党军内部，为兵变积蓄力量。1931年6月17日，《河北省委关于山两驻军情形和组织兵变经过致中央的信》中这样记述：“山西的住[驻]军，现在有二十二、三万左右，军饷没有一定的来源，士兵痛苦的生活。达到空前未有的状态，因之兵变在目前形成了一个潮流，除报纸上可以看到的以外，整连整排的兵变，真不知有多少。还有些部队虽然没有变了，但和变也差不多，只要有出路，拉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如孙殿英部在四月份有抡[抢]案一百七[十]一起，没可如何，所以不全哗变的原因，是因为变了也没有办法)，但这些自发的兵变，在我们直接领导下是太少了，我们为了抓紧这一工作：计划已经由开始在北京继续不断的征调些学生，开办短期训练班，送到军队里边去，同时在山西征调大批的工农去当兵。兹把目前的工作情形报告如下：
一、训练班在北京已经开了四班(共十三人)继续还可以开办，这些完全要送到山西军队中去。
二、保德兵变的工作，这是从陕北府谷在党的领导之下变出来的一部队(一连多)，现已渡河到山西的保德了，太原已派二人去。
三、高贵兹[滋]部的工作，党在高部中的工作有很多的历史，但在过去完全陷入了军官路线的泥坑，工作没有多大的开展。去年九月间派得力的干部进去改变路线，目前的工作已经是很有开展了，同志有八十二人，士兵六十二人，还有互济会及其他的组织，党已决定在适当的时期组织这一部队的兵变，并已有详细的讨论，但目前更需要加强起来，此间已派一负责的人去指导。
四、长治兵变的工作，自发的兵变，但是的确受了我们的影响不少，有过去失掉联[系]的几个同志都参加这次兵变，大约有四人(据口在[头]调查所得)，他们变了竟有将近三个月的样子，但现在还存在于屯留高平山中，人数约三千余人，打的是北方工农革命自卫军的红旗，我们现在决定要派人去领导这一工作，太原已派去一人。
五、孙殿莫部的工作，我们已决定要派多人去这一部队中工作，这是从两方面来作，一方面是影响孙殿英，一方面是加强下层兵士的工作，因为孙殿英几次要找党，虽然是一投机的，从前找到了些托陈派，他自己发觉了说“这是共产党的小组织，不是正经的”，被他驱逐了，他决定要找中央，我们派去的人一二日内便要动身。
六、其他部队的工作和李生达部警卫旅都有很好的组织，但都要再派些人去当兵。
以上就是工作的大概情形，写出来的一般的更详细的情形。山西以前有一报告已转到中央去了，所以不更详细的来报告了!
七、关于以上的这些工作尤其是开办训练班及调大批学生和工农分子，送到阎冯旧部队里去，中央前亦有此意，因此我们要求对这一工作要有一笔特费，我们的预算是一千五百四十元，请中央批准迅速分批由陆大寄来。
八、中央前曾决定派梁同志去山西做这一工作，现梁同志已起身赴山西去了，尚未接得他到山西以后的报告。 训练费及征调派遣费共一千五百四十元，计共征派一百人在六七两月内，要督促各地方党部完全实现这一工作，目前只希望中央的款即速汇来。
经过大量前期工作，大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军队内部，这些共产党员在军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调动了大批军队士兵，兵变的时机已经成熟。1931年7月4日，驻扎在山西省平定县的国民党军第11师高桂滋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军委书记谷雄一(亦名苏一雄、苏亦醒、肖谷)的直接领导下，成功地发动该师一团1000余名官兵武装起义。国民党当局对此相当恐慌，是年7月7日《北平晨报》报道：“(太原六日下午五时三十五分本报专电)驻平定县之高桂滋部，微(五日)哗变一营，击毙连长一人，携械潜逃。”
起义队伍连夜穿越正太铁路向北转移，7月5日在山西省盂县清城村进行整编。中共中央军委高度赞扬这次起义行动，批准起义部队称“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军长由赫光(即万锡福)担任。7月7日《大公报》报道：“高桂滋部支(4日)变一团，毙营长2人，变共。放狱囚，围攻师部县府后，即逃窜，并散共党传单，称红军二十四军，现正追剿。”因山西省五台县驻扎重兵，于是起义队伍改道进入河北省平山县境内，17日穿过河北省灵寿县，沿途进行革命宣传。这是华北民众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军队。7月10日《大公报》报道：“待至天已拂晓，该变兵等恐受包围，乃呼啸向南遁去，行次高呼共产党口号，并发散告士兵及农工民众书，暨布告宣言多种，自称中国共产党红军二十四军，军长赫光列印，扰攘一夜，平定城内商户居民无一遇害者。”
红24军在转移过程中，一边安抚被扰民众，一边沿途不断向老百姓宣传共产主义，宣传中国革命。8月6目《大公报》报道：“见人民逃空，一切支应俱感困难，故抵县后，未感遽行人城，当即先行集合队伍，由高级长官训话，略谓我们红军是革命军，是工农劳苦群众的武装，是帮助穷人，杀死豪绅地主，绝不要扰害老百姓。现在阜平劳苦群众，因不明真相，各自逃走，我们进城后，要本着革命政纲去实行，自然劳苦群众就回来了等语。”
1931年7月26日，起义军攻占阜平县后，随即召开了工农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1200多人。红二十四军和中共阜平县委联合 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同时选举张远仁、刘维廉、李英兰、王德修、石德义、孔令明、牛青山7人担任阜平县苏维埃委员，牛青山担任苏维埃主席(另一说主席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应融，牛青山是副主席)。8月6日《大公报》报道：“二十五日由自称中国共产党阜平县执行委员会，协同该匪军主要人员，号召阜平县各乡镇劳苦群众代表大会、计参加者有八十佘村”。
阜平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在当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坚决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建立、组织农民赤卫队及儿童团等地方群众武装。苏维埃阜平县政府还设立教育委员会、农民委员会、邮政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等机构，同时开办了学校，使得穷人的孩子能够免费入学读书，并派红二十四军中有文化的干部担任老师。由此，以阜平苏维埃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开始在北方蓬勃发展起来。进入阜平县，红二十四军开仓放粮3天。据《大公报》1931年8月6日报道：“十九日早十时许，由匪军政治部广贴布告及标语传单等，并召集阜平县劳苦群众分量大会。一般贫民因向受生活的压迫，争先恐后，前往分粮，计本目分得粮食者约两千余人……”阜平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力的推动了中国革命在北方的发展，传播了革命思想，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地位，为以后华北革命的发展播下了红色的种子。
红二十四军的革命行动，特别是阜平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以及以阜平为中心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当局异常恐慌，急欲剿灭和镇压。此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其听闻共产党在北方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十分恼火，急欲剿灭。国民党报惊呼：“事实虽小，情节甚大。北方之朱毛较之江西有过而无不及也。”高桂滋则向全国发出通电，称：为剿灭红军，“誓愿追随党国，捐躯致死，沥血披阵，伏维昭鉴”。
蒋介石调集重兵，对阜平苏维埃政权进行围剿，任命军阀石友三残部改编为东北军的沈克，带着一个师到曲阳，以诈降为手段，将赫光军长等骗到法华村，进行杀害。1931年8月12日，国民党军攻占阜平。阜平苏维埃政权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革命的火种并未因此熄灭，继任军长蒲子华、继任政治委员刘明德率领红24军将士继续转战河北、陕西、绥远等省，历经十余县，余部与陕北红军汇合。
虽然阜平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该政权的建立仍然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平定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领导的唯一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起义后在山西省盂县组建的红二十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创建的第一支红军正规军。1931年7月27日，红二十四军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建的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是我国北方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也是党在华北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一次伟大尝试，它的创建为八年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河北省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不仅在广大农村深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而且还在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国统区建立起红色革命政权，使得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倒蒋失败后，各路败军25万之众涌入山西。国民党政府第11路军高桂滋部进驻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被缩编为国民党陆军新编第11师，约4000人。当时士兵没有军饷，饱尝饥寒之苦，怨声载道，这就为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1930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山西形势，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中明确规划了对驻防山西的高桂滋部“派人去组织兵变改造为红军”的战略步骤。时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和中组部长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根据中央山西工作及高桂滋部的实际，同中共北方局书记贺昌谈话指示：“在高部开展革命活动，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将大批党员打入内部，确立和加强该部以赫光为核心的党组织，积蓄力量，待机而动。”当时，中共河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天津及河北等地积极征调学生，进行培训，使其打入国民党军内部，为兵变积蓄力量。1931年6月17日，《河北省委关于山两驻军情形和组织兵变经过致中央的信》中这样记述：“山西的住[驻]军，现在有二十二、三万左右，军饷没有一定的来源，士兵痛苦的生活。达到空前未有的状态，因之兵变在目前形成了一个潮流，除报纸上可以看到的以外，整连整排的兵变，真不知有多少。还有些部队虽然没有变了，但和变也差不多，只要有出路，拉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如孙殿英部在四月份有抡[抢]案一百七[十]一起，没可如何，所以不全哗变的原因，是因为变了也没有办法)，但这些自发的兵变，在我们直接领导下是太少了，我们为了抓紧这一工作：计划已经由开始在北京继续不断的征调些学生，开办短期训练班，送到军队里边去，同时在山西征调大批的工农去当兵。兹把目前的工作情形报告如下：
一、训练班在北京已经开了四班(共十三人)继续还可以开办，这些完全要送到山西军队中去。
二、保德兵变的工作，这是从陕北府谷在党的领导之下变出来的一部队(一连多)，现已渡河到山西的保德了，太原已派二人去。
三、高贵兹[滋]部的工作，党在高部中的工作有很多的历史，但在过去完全陷入了军官路线的泥坑，工作没有多大的开展。去年九月间派得力的干部进去改变路线，目前的工作已经是很有开展了，同志有八十二人，士兵六十二人，还有互济会及其他的组织，党已决定在适当的时期组织这一部队的兵变，并已有详细的讨论，但目前更需要加强起来，此间已派一负责的人去指导。
四、长治兵变的工作，自发的兵变，但是的确受了我们的影响不少，有过去失掉联[系]的几个同志都参加这次兵变，大约有四人(据口在[头]调查所得)，他们变了竟有将近三个月的样子，但现在还存在于屯留高平山中，人数约三千余人，打的是北方工农革命自卫军的红旗，我们现在决定要派人去领导这一工作，太原已派去一人。
五、孙殿莫部的工作，我们已决定要派多人去这一部队中工作，这是从两方面来作，一方面是影响孙殿英，一方面是加强下层兵士的工作，因为孙殿英几次要找党，虽然是一投机的，从前找到了些托陈派，他自己发觉了说“这是共产党的小组织，不是正经的”，被他驱逐了，他决定要找中央，我们派去的人一二日内便要动身。
六、其他部队的工作和李生达部警卫旅都有很好的组织，但都要再派些人去当兵。
以上就是工作的大概情形，写出来的一般的更详细的情形。山西以前有一报告已转到中央去了，所以不更详细的来报告了!
七、关于以上的这些工作尤其是开办训练班及调大批学生和工农分子，送到阎冯旧部队里去，中央前亦有此意，因此我们要求对这一工作要有一笔特费，我们的预算是一千五百四十元，请中央批准迅速分批由陆大寄来。
八、中央前曾决定派梁同志去山西做这一工作，现梁同志已起身赴山西去了，尚未接得他到山西以后的报告。 训练费及征调派遣费共一千五百四十元，计共征派一百人在六七两月内，要督促各地方党部完全实现这一工作，目前只希望中央的款即速汇来。
经过大量前期工作，大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军队内部，这些共产党员在军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调动了大批军队士兵，兵变的时机已经成熟。1931年7月4日，驻扎在山西省平定县的国民党军第11师高桂滋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军委书记谷雄一(亦名苏一雄、苏亦醒、肖谷)的直接领导下，成功地发动该师一团1000余名官兵武装起义。国民党当局对此相当恐慌，是年7月7日《北平晨报》报道：“(太原六日下午五时三十五分本报专电)驻平定县之高桂滋部，微(五日)哗变一营，击毙连长一人，携械潜逃。”
起义队伍连夜穿越正太铁路向北转移，7月5日在山西省盂县清城村进行整编。中共中央军委高度赞扬这次起义行动，批准起义部队称“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军长由赫光(即万锡福)担任。7月7日《大公报》报道：“高桂滋部支(4日)变一团，毙营长2人，变共。放狱囚，围攻师部县府后，即逃窜，并散共党传单，称红军二十四军，现正追剿。”因山西省五台县驻扎重兵，于是起义队伍改道进入河北省平山县境内，17日穿过河北省灵寿县，沿途进行革命宣传。这是华北民众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军队。7月10日《大公报》报道：“待至天已拂晓，该变兵等恐受包围，乃呼啸向南遁去，行次高呼共产党口号，并发散告士兵及农工民众书，暨布告宣言多种，自称中国共产党红军二十四军，军长赫光列印，扰攘一夜，平定城内商户居民无一遇害者。”
红24军在转移过程中，一边安抚被扰民众，一边沿途不断向老百姓宣传共产主义，宣传中国革命。8月6目《大公报》报道：“见人民逃空，一切支应俱感困难，故抵县后，未感遽行人城，当即先行集合队伍，由高级长官训话，略谓我们红军是革命军，是工农劳苦群众的武装，是帮助穷人，杀死豪绅地主，绝不要扰害老百姓。现在阜平劳苦群众，因不明真相，各自逃走，我们进城后，要本着革命政纲去实行，自然劳苦群众就回来了等语。”
1931年7月26日，起义军攻占阜平县后，随即召开了工农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1200多人。红二十四军和中共阜平县委联合 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同时选举张远仁、刘维廉、李英兰、王德修、石德义、孔令明、牛青山7人担任阜平县苏维埃委员，牛青山担任苏维埃主席(另一说主席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应融，牛青山是副主席)。8月6日《大公报》报道：“二十五日由自称中国共产党阜平县执行委员会，协同该匪军主要人员，号召阜平县各乡镇劳苦群众代表大会、计参加者有八十佘村”。
阜平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在当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坚决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建立、组织农民赤卫队及儿童团等地方群众武装。苏维埃阜平县政府还设立教育委员会、农民委员会、邮政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等机构，同时开办了学校，使得穷人的孩子能够免费入学读书，并派红二十四军中有文化的干部担任老师。由此，以阜平苏维埃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开始在北方蓬勃发展起来。进入阜平县，红二十四军开仓放粮3天。据《大公报》1931年8月6日报道：“十九日早十时许，由匪军政治部广贴布告及标语传单等，并召集阜平县劳苦群众分量大会。一般贫民因向受生活的压迫，争先恐后，前往分粮，计本目分得粮食者约两千余人……”阜平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力的推动了中国革命在北方的发展，传播了革命思想，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地位，为以后华北革命的发展播下了红色的种子。
红二十四军的革命行动，特别是阜平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以及以阜平为中心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当局异常恐慌，急欲剿灭和镇压。此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其听闻共产党在北方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十分恼火，急欲剿灭。国民党报惊呼：“事实虽小，情节甚大。北方之朱毛较之江西有过而无不及也。”高桂滋则向全国发出通电，称：为剿灭红军，“誓愿追随党国，捐躯致死，沥血披阵，伏维昭鉴”。
蒋介石调集重兵，对阜平苏维埃政权进行围剿，任命军阀石友三残部改编为东北军的沈克，带着一个师到曲阳，以诈降为手段，将赫光军长等骗到法华村，进行杀害。1931年8月12日，国民党军攻占阜平。阜平苏维埃政权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革命的火种并未因此熄灭，继任军长蒲子华、继任政治委员刘明德率领红24军将士继续转战河北、陕西、绥远等省，历经十余县，余部与陕北红军汇合。
虽然阜平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该政权的建立仍然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平定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领导的唯一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起义后在山西省盂县组建的红二十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创建的第一支红军正规军。1931年7月27日，红二十四军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建的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是我国北方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也是党在华北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一次伟大尝试，它的创建为八年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