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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容纳了不少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也成就了不少画家。关山月作为其中的一员，其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纵观其艺术人生，他在蜀地的实践与探索为他后来的艺术之路探求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支撑。
自五四运动以来，艺术界面对中国画的生存与革新掀起了一场“美术革命”，以徐悲鸿为代表的“革新派”一方面呼吁中国画家摈弃传统文人画的隐逸之趣，服务抗战，立足现实，另一方面，提倡写生，强调创造，提出革除中国画创作中程式化的陋习，用西方的绘画观念来改良中国画并重视美术教育。因此，许多画家从画室走向自然，关注现实，服务抗战，关山月就是其中之一。1940年4月关山月开始了他的西部“万里之行”写生计划，从韶关出发途径桂林、重庆、成都、敦煌，途中多次举办抗战、写生展览，在抗战的大后方找到了创作的方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关山月在蜀期间的艺术特点
1.彰显时代精神
关山月入蜀后依然关心时势政治，始终保持革命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这是他作品面貌最大的特征之一。
在蜀期间，关山月一方面继续创作抗战画，作品《今日之教授生活》中以武汉大学教授李国平为原型，揭示了抗战期间中国那批南迁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作品《铁蹄下的孤寡》真实的描绘了逃难的母亲带着孩子艰难的行走在雪地里的场景，寒风吹过四周荒芜一人，从母亲、孩子的眼神里看到了山河破碎，四处流亡的悲伤。另一方面，用写生之法探索中国画的革新之路。自关山月人蜀以来，足迹踏遍嘉陵江、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等地，进行长期的写生采风活动，在这里他领略到了不一样的蜀中风土人情，从这些写生作品看，他“天涯万类皆吾师”“师法自然”的创作思想在这里得到进一步深化。关山月主张“笔墨当随时代”彰显时代精神，这使他的艺术创作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正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让他遵从一生。
2.“师法自然”
抗战时期，许多文人、画家曾避难到蜀，生活大多非常拮据。关山月也是流落异乡，他曾回忆称是“脚行僧”一样的日子，但他在成都结识了张大干、赵望云、马思聪、吴作人、黄独峰、黎雄才、刘开渠等一班有志青年，在蜀期间经常相互扶持，切磋艺术，讨论时事，成为知己好友。关山月在《我与国画》一文中说：“没有良师益友就没有我”“如果没有这些新交故知和良师益友，在当时行万里路是不可能的。”更是受赵望云的鼓励，关山月于1943年同赵望云等人一起奔赴大西北写生，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入祁连山至敦煌。这一路创作了大量反映西北风土人情的作品，同时考察临摹敦煌壁画，成为这一时期关山月艺术创作的顶峰。后来这一批作品在重庆等多地展览，获得文艺界的认同和赞赏，这是不同于其前期抗战宣传的作品，是在其艺术探索上取得的新成绩。
关山月曾用“苦味无穷，乐在其中”来形容他的万里之行。虽然生活艰难、幸苦，但在这里他体会到了写生的乐趣，真正的顿悟“师法自然”的画理。他说：“不动便没有画”，以当时篆刻的一方“古人师谁”，一方“天涯万类皆吾师”的印章为证。这一段时间，他跑遍了西南、西北的名山大川，充分的了解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地区特色的文化与传承，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现实、有生活、有传承，是在蜀期间他作品的又一特征。
二、关山月在蜀期间作品的笔墨意境
关山月人蜀之后笔墨意境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我主要从人蜀前后的一些代表作品来进行比较分析。
关山月人蜀前的代表作有《中山难民》《侵略者的下场》《寇机去后》《漓江百里图》等。其中前几幅抗战题材作品中的山石、树木笔触明简，多用枯笔皴擦，后用墨、色填染，用笔用墨相对随意，带有一丝“拙”味，却不乏肯定与果断，题材上是典型的反应现实社会的作品，呈现出沉重、苦难、悲伤、痛苦、萧条之感。后来创作的《漓江百里图》山石笔触依旧明简、拙而有力，树木稍显细腻规整，前景、坡地、远山墨染变多与枯笔皴擦相结合，用笔用墨相对前期作品更润，很好的表现了桂林山水的秀美。
再看入蜀之后的《嘉陵江码头》《岷江之秋》《自贡盐井》等还有西北写生的《塞外驼铃》《黄河冰封》《祁连放牧》等作品，笔墨意境变化明显。表现蜀山蜀地的这几幅作品不再有之前作品里出现的“随意”的笔墨，山石依然有明显、肯定的笔觸，但用笔不急不缓、层序分明，前面的山石、坡地已经较少出现明显的线条，开始用墨色的变化来表现体积，可以看出其笔墨运用更加熟练、自由且大面积用墨、色渲染，整体笔墨意境更显含蓄，犹如雨过天晴、万物复苏后呈现出的宁静与祥和。而表现西北风土人情的作品变化更大，这些作品里的山石已较少出现明显的笔触，基本靠墨、色的变化来表现，能看到明显笔触的只有树木、房屋和人物动物等少许对象，整体画面细而不腻、润而不软且大面积留白，远处或白雾拢绕或些许山影，呈现出神秘、朦胧、远离人间烟火的净土圣境。
由此可见，人蜀后关山月作品的画面整体意境由沉重、悲壮转为宁静、和谐，徐悲鸿曾对其评价为“风格大变，造诣愈高”。
三、关山月在蜀期间作品风格变化的成因
综上所述，关山月在蜀期间作品风格变化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万里之行”的写生计划让关山月找到中国画创作改良的方法;第二是西部的地域环境，人文条件给关山月中国画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和灵感;第三是特殊的历史环境大后方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众多知己共同营造了艰苦、积极、向上的环境;第四是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和平、宁静的家园生活填补了画家忧国忧民的悲痛之心。
抗战期间，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容纳了不少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也成就了不少画家。徐悲鸿、黄宾虹、林风眠、傅抱石、陆俨少、李可染、潘天寿、黄君璧、黎雄才、关山月等许多著名画家的多次入川或居川，既影响了四川本土艺术的发展，同时蜀中风土人情、自然环境也带给画家们全新的视觉感受，从而画风大变。关山月作为其中的一员，其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纵观其艺术人生，他在蜀地的实践与探索为他后来的艺术之路探求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支撑。
自五四运动以来，艺术界面对中国画的生存与革新掀起了一场“美术革命”，以徐悲鸿为代表的“革新派”一方面呼吁中国画家摈弃传统文人画的隐逸之趣，服务抗战，立足现实，另一方面，提倡写生，强调创造，提出革除中国画创作中程式化的陋习，用西方的绘画观念来改良中国画并重视美术教育。因此，许多画家从画室走向自然，关注现实，服务抗战，关山月就是其中之一。1940年4月关山月开始了他的西部“万里之行”写生计划，从韶关出发途径桂林、重庆、成都、敦煌，途中多次举办抗战、写生展览，在抗战的大后方找到了创作的方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关山月在蜀期间的艺术特点
1.彰显时代精神
关山月入蜀后依然关心时势政治，始终保持革命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这是他作品面貌最大的特征之一。
在蜀期间，关山月一方面继续创作抗战画，作品《今日之教授生活》中以武汉大学教授李国平为原型，揭示了抗战期间中国那批南迁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作品《铁蹄下的孤寡》真实的描绘了逃难的母亲带着孩子艰难的行走在雪地里的场景，寒风吹过四周荒芜一人，从母亲、孩子的眼神里看到了山河破碎，四处流亡的悲伤。另一方面，用写生之法探索中国画的革新之路。自关山月人蜀以来，足迹踏遍嘉陵江、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等地，进行长期的写生采风活动，在这里他领略到了不一样的蜀中风土人情，从这些写生作品看，他“天涯万类皆吾师”“师法自然”的创作思想在这里得到进一步深化。关山月主张“笔墨当随时代”彰显时代精神，这使他的艺术创作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正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让他遵从一生。
2.“师法自然”
抗战时期，许多文人、画家曾避难到蜀，生活大多非常拮据。关山月也是流落异乡，他曾回忆称是“脚行僧”一样的日子，但他在成都结识了张大干、赵望云、马思聪、吴作人、黄独峰、黎雄才、刘开渠等一班有志青年，在蜀期间经常相互扶持，切磋艺术，讨论时事，成为知己好友。关山月在《我与国画》一文中说：“没有良师益友就没有我”“如果没有这些新交故知和良师益友，在当时行万里路是不可能的。”更是受赵望云的鼓励，关山月于1943年同赵望云等人一起奔赴大西北写生，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入祁连山至敦煌。这一路创作了大量反映西北风土人情的作品，同时考察临摹敦煌壁画，成为这一时期关山月艺术创作的顶峰。后来这一批作品在重庆等多地展览，获得文艺界的认同和赞赏，这是不同于其前期抗战宣传的作品，是在其艺术探索上取得的新成绩。
关山月曾用“苦味无穷，乐在其中”来形容他的万里之行。虽然生活艰难、幸苦，但在这里他体会到了写生的乐趣，真正的顿悟“师法自然”的画理。他说：“不动便没有画”，以当时篆刻的一方“古人师谁”，一方“天涯万类皆吾师”的印章为证。这一段时间，他跑遍了西南、西北的名山大川，充分的了解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地区特色的文化与传承，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现实、有生活、有传承，是在蜀期间他作品的又一特征。
二、关山月在蜀期间作品的笔墨意境
关山月人蜀之后笔墨意境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我主要从人蜀前后的一些代表作品来进行比较分析。
关山月人蜀前的代表作有《中山难民》《侵略者的下场》《寇机去后》《漓江百里图》等。其中前几幅抗战题材作品中的山石、树木笔触明简，多用枯笔皴擦，后用墨、色填染，用笔用墨相对随意，带有一丝“拙”味，却不乏肯定与果断，题材上是典型的反应现实社会的作品，呈现出沉重、苦难、悲伤、痛苦、萧条之感。后来创作的《漓江百里图》山石笔触依旧明简、拙而有力，树木稍显细腻规整，前景、坡地、远山墨染变多与枯笔皴擦相结合，用笔用墨相对前期作品更润，很好的表现了桂林山水的秀美。
再看入蜀之后的《嘉陵江码头》《岷江之秋》《自贡盐井》等还有西北写生的《塞外驼铃》《黄河冰封》《祁连放牧》等作品，笔墨意境变化明显。表现蜀山蜀地的这几幅作品不再有之前作品里出现的“随意”的笔墨，山石依然有明显、肯定的笔觸，但用笔不急不缓、层序分明，前面的山石、坡地已经较少出现明显的线条，开始用墨色的变化来表现体积，可以看出其笔墨运用更加熟练、自由且大面积用墨、色渲染，整体笔墨意境更显含蓄，犹如雨过天晴、万物复苏后呈现出的宁静与祥和。而表现西北风土人情的作品变化更大，这些作品里的山石已较少出现明显的笔触，基本靠墨、色的变化来表现，能看到明显笔触的只有树木、房屋和人物动物等少许对象，整体画面细而不腻、润而不软且大面积留白，远处或白雾拢绕或些许山影，呈现出神秘、朦胧、远离人间烟火的净土圣境。
由此可见，人蜀后关山月作品的画面整体意境由沉重、悲壮转为宁静、和谐，徐悲鸿曾对其评价为“风格大变，造诣愈高”。
三、关山月在蜀期间作品风格变化的成因
综上所述，关山月在蜀期间作品风格变化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万里之行”的写生计划让关山月找到中国画创作改良的方法;第二是西部的地域环境，人文条件给关山月中国画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和灵感;第三是特殊的历史环境大后方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众多知己共同营造了艰苦、积极、向上的环境;第四是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和平、宁静的家园生活填补了画家忧国忧民的悲痛之心。
抗战期间，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容纳了不少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也成就了不少画家。徐悲鸿、黄宾虹、林风眠、傅抱石、陆俨少、李可染、潘天寿、黄君璧、黎雄才、关山月等许多著名画家的多次入川或居川，既影响了四川本土艺术的发展，同时蜀中风土人情、自然环境也带给画家们全新的视觉感受，从而画风大变。关山月作为其中的一员，其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纵观其艺术人生，他在蜀地的实践与探索为他后来的艺术之路探求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