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礼治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以礼治国的思想学说，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发生在社会内部的管理与发展，还作用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往来。
复旦大学陈康令博士在《礼和天下》一书中，就围绕传统东亚秩序中至关重要的礼治因素进行了全面详细地剖析，明确提出“礼治稳定说”，并就礼治因素这一焦点问题进行分析，指出礼治是维系传统东亚秩序的重要支柱，其意义不亚于以实力为依托的统治：
所谓礼或理，就是传统东亚秩序中由中国主导制定，此后逐步被各个地缘次级区域主要国家接受，具有普遍礼仪意义的国际关系准则，如克己复礼、礼尚往来、失礼入刑等。礼跟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规范非常相似，但传统东亚秩序中的礼（理）不仅跟主导国家的实力（力）密切相关，而且还直接事关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利），因此是比规范更为复杂的概念。当理、力、利三者处于一种相互配合和彼此适应的情境时，传统东亚秩序就会处于稳定状态，形成所谓的“礼秩”。
这种分析不仅对“礼治”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比较精准的总结，同时对今后指导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当然，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公共外交”这一理念自被提出后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人眼前，并作为“礼治”的另一种补充在协调国际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回首往昔，公共外交的理念和行动早已有之，并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与美国派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的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交谊就是公共外交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美国对华封锁和遏制而与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开展的民间外交，也具有公共外交的特点。而以上公共外交实践也在事实上对当时局势的改善发挥了柳暗花明的作用，可以说公共外交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要求我们在开展与外国政党交流的时候，不仅要和政党、政要以及政党领导人打交道、交朋友，同时还要重视开展公共外交，重视支持开展民间外交。使本已有了长足发展的中国公共外交进入了更全、更快、更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可以说公共外交的规模和水平正以日新月异的趋势向前发展。
我们从《礼和天下》中可以读出，随着民族复兴步伐的加快，中国越强大，礼治越成熟，东亚就越稳定。其内在逻辑是：实力的逐步壮大使中国有更多能力和意愿在国际层面推行礼治，国际层面的天下礼进入规范的礼典化和组织化进程，礼治原则、礼仪逻辑、天下礼制不断发展成熟，传统东亚秩序以礼治为核心逐渐形成层次性和层级性并存的塔型结构，国家间互动因此呈现出和平性、稳定性和可靠预期的基本特征。公共外交则在其中发挥着有效的主推作用，加强民间交流，促进文化传播，增进人民感情，可以说，礼治既充实公共外交的内容，也是公共外交的目标，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推动实现着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一名从事四十余年外交工作的外交官，我曾专职从事于政府外交，随着工作经历的丰富，我也亲身参与并感受到公共外交的独特作用。而礼宾司工作的经历，也让我对于礼和思想有比较深刻的感触和体会。近年来我参加了很多企业、单位、院校等机构及其他社会团体的礼仪文化培训工作，也出版了《礼赢天下》《外交官说礼仪》《新编公务员外事礼仪》《亮出最好的自己》《足迹：一个外交官眼中的世界》等著作。这既是对礼仪文化的推广和普及，同时也是对公共外交的一种实践与拓展。
人们常说，“国家，国家，先有国，后有家。”因此，人们有责任学习公共外交，恰当地开展公共外交，因为相比政府外交，形式多样的公共外交有时也会在国际博弈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那么，如何更好地培养公共外交观念，提高公共外交能力呢？我根据自身的外交经验提几点建议：
首先还是要从自身做起，细致来讲，要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尤其是要自信，要重视学习掌握中华文化的精髓，如此在对外交流中我们才能更好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做好公共外交的传播工作。同时我们也要通过多种途径学习了解外国社会的礼仪文化风俗，知晓禁忌才能互相尊重，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分歧。
其次，基本功做好，就要根据问题针对性地进行解决和改进，认识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积极开展相关知识的拓展和培训，创新公共外交形式，提高群体参与度。
最后，加强与企业、专业机构及其他社会团体等公共外交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公共外交突显的是“交”字，只有多多参与其中才能不断应用，不断进步，发挥各自优势，互相取长补短，从而优化公共外交的整体架构，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公共外交能量。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的不斷崛起和壮大，我们的政府外交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举步维艰变得愈发从容自信，我们的公共外交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呈现日新月异的变化，贯穿其中的是礼治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并与我们的政府外交、公共外交相辅相成，进一步推动祖国在新时期以更踏实、更繁荣的姿态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作者系资深外交官，中国驻法国斯特拉斯堡前总领事。）
复旦大学陈康令博士在《礼和天下》一书中，就围绕传统东亚秩序中至关重要的礼治因素进行了全面详细地剖析，明确提出“礼治稳定说”，并就礼治因素这一焦点问题进行分析，指出礼治是维系传统东亚秩序的重要支柱，其意义不亚于以实力为依托的统治：
所谓礼或理，就是传统东亚秩序中由中国主导制定，此后逐步被各个地缘次级区域主要国家接受，具有普遍礼仪意义的国际关系准则，如克己复礼、礼尚往来、失礼入刑等。礼跟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规范非常相似，但传统东亚秩序中的礼（理）不仅跟主导国家的实力（力）密切相关，而且还直接事关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利），因此是比规范更为复杂的概念。当理、力、利三者处于一种相互配合和彼此适应的情境时，传统东亚秩序就会处于稳定状态，形成所谓的“礼秩”。
这种分析不仅对“礼治”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比较精准的总结，同时对今后指导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当然，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公共外交”这一理念自被提出后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人眼前，并作为“礼治”的另一种补充在协调国际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回首往昔，公共外交的理念和行动早已有之，并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与美国派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的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交谊就是公共外交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美国对华封锁和遏制而与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开展的民间外交，也具有公共外交的特点。而以上公共外交实践也在事实上对当时局势的改善发挥了柳暗花明的作用，可以说公共外交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要求我们在开展与外国政党交流的时候，不仅要和政党、政要以及政党领导人打交道、交朋友，同时还要重视开展公共外交，重视支持开展民间外交。使本已有了长足发展的中国公共外交进入了更全、更快、更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可以说公共外交的规模和水平正以日新月异的趋势向前发展。
我们从《礼和天下》中可以读出，随着民族复兴步伐的加快，中国越强大，礼治越成熟，东亚就越稳定。其内在逻辑是：实力的逐步壮大使中国有更多能力和意愿在国际层面推行礼治，国际层面的天下礼进入规范的礼典化和组织化进程，礼治原则、礼仪逻辑、天下礼制不断发展成熟，传统东亚秩序以礼治为核心逐渐形成层次性和层级性并存的塔型结构，国家间互动因此呈现出和平性、稳定性和可靠预期的基本特征。公共外交则在其中发挥着有效的主推作用，加强民间交流，促进文化传播，增进人民感情，可以说，礼治既充实公共外交的内容，也是公共外交的目标，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推动实现着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一名从事四十余年外交工作的外交官，我曾专职从事于政府外交，随着工作经历的丰富，我也亲身参与并感受到公共外交的独特作用。而礼宾司工作的经历，也让我对于礼和思想有比较深刻的感触和体会。近年来我参加了很多企业、单位、院校等机构及其他社会团体的礼仪文化培训工作，也出版了《礼赢天下》《外交官说礼仪》《新编公务员外事礼仪》《亮出最好的自己》《足迹：一个外交官眼中的世界》等著作。这既是对礼仪文化的推广和普及，同时也是对公共外交的一种实践与拓展。
人们常说，“国家，国家，先有国，后有家。”因此，人们有责任学习公共外交，恰当地开展公共外交，因为相比政府外交，形式多样的公共外交有时也会在国际博弈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那么，如何更好地培养公共外交观念，提高公共外交能力呢？我根据自身的外交经验提几点建议：
首先还是要从自身做起，细致来讲，要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尤其是要自信，要重视学习掌握中华文化的精髓，如此在对外交流中我们才能更好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做好公共外交的传播工作。同时我们也要通过多种途径学习了解外国社会的礼仪文化风俗，知晓禁忌才能互相尊重，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分歧。
其次，基本功做好，就要根据问题针对性地进行解决和改进，认识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积极开展相关知识的拓展和培训，创新公共外交形式，提高群体参与度。
最后，加强与企业、专业机构及其他社会团体等公共外交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公共外交突显的是“交”字，只有多多参与其中才能不断应用，不断进步，发挥各自优势，互相取长补短，从而优化公共外交的整体架构，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公共外交能量。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的不斷崛起和壮大，我们的政府外交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举步维艰变得愈发从容自信，我们的公共外交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呈现日新月异的变化，贯穿其中的是礼治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并与我们的政府外交、公共外交相辅相成，进一步推动祖国在新时期以更踏实、更繁荣的姿态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作者系资深外交官，中国驻法国斯特拉斯堡前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