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次去台北，主要是去查档案。可是在台湾，既没有政府颁布的档案法，也没有作为公共事业的档案馆。唯一的一家所谓“档案馆”，竟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自己创办的。那是由于当初从大陆撤退时过于匆忙，有些档案，如北京政府的部分外交档案之类，运抵台湾后无人照管，中研院近史所成立后就把它们收藏起来，并为收藏之处取了一个很大的名字：“档案馆”。
没有公共档案馆，有点历史原因。中国传统上就没有档案馆之说。编修历史向来就是当政者的特权，普通人哪里有看档案写历史的资格?无论是当年的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最多也就是成立一个国史馆，收藏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档案，找些御用文人根据上面的要求来编写历史罢了。而最重要、最核心的档案，还要保存在当政者自己手里。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依旧照此办理。最重要的档案由自己的侍从室掌管，密级稍低一些的档案交由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保管，一般性的政府事务档案则成立了一个“国史馆”来保存。这样一来，在台湾看档案就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它那里没有一个像大陆、俄国或美国那样成系统的档案馆网络，可以按照时期或门类集中保管和查阅档案。
大陆搞档案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跟苏联学的。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清朝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南京政府的历史档案；北京中央档案馆(含国家档案馆)主要保管中共中央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军事档案馆主要保管军队系统的档案。另外各省市还有自己的历史档案馆，负责保管本地党和政府的历史档案。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及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超过一定时限的档案资料，均应分别交由上述档案馆进行保管，并应在档案形成30年以后陆续解密，提供研究者查阅和利用。
在台湾，由于没有档案法，政府部门各行其是，愿交就交，不交拉倒，甚至谁愿收就交谁。因此，目前台湾仅收藏国民党在大陆阶段历史档案的部门就至少有六个：一是“国史馆”；二是党史会；三是史政局；四是“外交部”；五是调查局；六是近史所档案馆。另外像“教育部”等部会，也有自己的档案保管部门。除党史会目前主要收藏国民党的历史档案，调查局主要收藏情侦资料以外，其他各处收藏的档案门类互有交叉。虽然“国史馆”严格说来是政府档案最主要的收藏点，但要查某一个部门的档案，光跑一个“国史馆”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该部门或者是未将已过时的档案全部移交，或者是将部分档案转交给了近史所档案馆等处。
没有档案法，又没有正规的档案馆，是否学者查阅利用档案就十分困难呢?情况并非如此。这大概也是台湾众多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吧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就在近史所参加了一个“档案与历史研究”的研讨会。研讨会嘛，自然是学者们各谈各的题目，相互交流学术观点。引人注目的是，“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等收藏档案的部门均有最高负责人带领多人来参加，而他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听取学者们对他们各自部门工作的意见。我1995年在台北时，也见过同样的情况。不同的是，这次对这些部门的批评，似乎不像上次那么多。很少讲客套话而又喜欢“放炮”的众多台湾学者，这回对上述部门的服务工作虽然仍有直率的批评，但明显地多了一些赞许之辞。由此联想到大陆的档案机关几乎从不与学术界发生关系，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其实，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也多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之列，属于官本位体制。它们完全可以像大陆的档案部门那样，与学术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反正“乌纱”的大小与对学者和公众服务态度的好坏无关。但近几年来，由于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以为上级服务为能事的官本位体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听台北的学者讲，包括“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在内的各个档案收藏部门，过去许多怠慢学者的衙门作风，这几年都大大改变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可以在报纸上乃至“议会”中公开对他们进行批评。而这不仅会影响这些部门的形象及其官员的升迁，还会影响到要由“议会”批准的行政拨款。
台北这些档案部门的服务改善到了什么程度?在会上我听说，有学者去看档案，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会给你倒咖啡喝。虽然我不曾享受到这种咖啡待遇，但应该说，在台北查档案总还是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在“国史馆”及党史会几乎是一日不落地“蹲”了两个月，的确感受到了他们服务的热情和周到。同大陆目前的档案利用情况相比较，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区别。
第一，在大陆，虽有30年解密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因行政干预而造成档案馆内定的解密限制甚多。这是因为在我们一些部门的观念上，总是认为历史档案的解密事关“形象”问题、恩怨问题，把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混为一谈；总是认为一切应该按照自己的口径去认识，有些问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甚至连那些已经在海外公开多年的外国档案，都不想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得太多。结果．档案法有关解密的规定自然也就很难得到严格的执行。台湾虽然没有档案法，但各档案保管部门近年来不约而同地都实行了30年解密的措施。比如“国史馆”、党史会等已严格按照30年的时限开放档案，即以30年为期，过一年解密一年。现在，包括过去密级最高的蒋介石、阎锡山等的个人档案，都已完全解密，学者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和利用。
第二，大陆虽然档案馆系统完备，但查阅利用档案有时手续繁琐。有的档案馆实行内外有别，海外学者难以利用；有的档案馆规定学者利用档案要经过某一级领导部门批准，然后转报更上级同意，再批转档案馆办理。要把这么一圈图章盖下来不说，还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调档(其实半小时足矣)，不花上几个月你绝对进不了档案馆。这次没有查到，想要扩大查阅范围，那又必须再走一遭上述审批过程。凡有过如此这般经历者，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愿意再来查档案了。在台北，就完全没有这种种麻烦。任何人，包括大陆人和外国人，只要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或证件，就可以直接到“国史馆”、党史会等部门去查阅档案。也没有人限制你查档的范围和次数，只要去了，就可以随时调阅目录，随时请工作人员为你调档，根本用不着回家去等几个星期，天天打电话去问自己要的档案是否调出来了。
第三，大陆的档案馆大都不提供具体的档案分类目录，你要查档，就要自己提目录；提得不具体或太具体，都经常会被告以找不到。许多查档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辛辛苦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等了很长的时间，跑了很远的路程，总算进了档案馆，结果只给你调出来几份入所共知的文件。让你那个沮丧，就别提了。我在大陆的几个档案馆都“蹲”过，知道其实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些档案都不存在，多半只是调档者不想费事给你找，或因为种种原因(有时甚至是因为保管 者自己想用以写论文提职称)不想给你看罢了。在台北，“国史馆”、党史会、近史所档案馆等部门都不存在这种情况。负责档案利用的人员一般只走行政系列，不走职称系列，提级只考虑工作年限、工作态度等等，与发表论文无关。那里凡30年前的档案目录都是公开的。虽然它们各自的目录整理水平不一，读者查阅起来难度各异，但至少你一进入档案馆的阅览室，就有大批档案目录供你检索。通过仔细检索目录，你可以很清楚你能够到哪些卷宗里去找你想要的东西。
第四，大陆的不少档案馆不重视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大陆的学者中间有句玩笑话，说是研究者总是嫌档案资料不够开放，而档案馆总是认为档案资料公布太多，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这话也许有些过分，但档案馆不少工作人员只想保密，不想解密，很少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如今台北“国史馆”和党史会的解密工作已经制度化，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很强。他们很清楚，对于已经解密的档案，他们的任务就是向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为查档者提供方便。“国史馆”档案阅览室的几位工作人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有两次我到阅览室较早，当班负责开门的刘小姐在门口一见到我，就忙不迭地表示歉意，并赶紧开门、开灯，迅速拿钥匙推车上楼到机要保管室去把我要的档案推下来，倒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再也不敢太早到了。负责调档的陈先生更是位细心人，每当你调出来的档案快要看完时，他都会主动前来提醒你是否要继续调档，并给你拿来目录，以免你看完眼前的档案后再调档等候太多时间。为查档者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难能可贵。
第五，说到服务意识，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海内外众多学者对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批评。比如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服务收费问题，就是一例。在这些档案馆，调阅一个卷宗，不论其中有几份文件，都要收调卷费3～5元；涉及所谓“重要档案”的复印费，一页要收10元，有的甚至收到30元。查阅档案收取调卷费，这在我所去过的美国、俄国、德国和台北，都不曾听说过。据说在日本、英国也无例可循。把档案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为重要与普通，复印收取高额费用，这大概也是一种独创。在这里，档案的利用似乎成了一种商品交易行为，档案馆成了用档案赚钱的地方，它本应具有的公共服务事业的性质就荡然无存了。据了解，各国的档案馆中，只有俄国的个别档案馆，这些年曾经做过出售档案复印件的事情。然而就在俄国经济上已经相当困难，有时工资都开不出来的情况下，我在那里看档案时，他们调卷也分文不取，复印也是一个标准，不曾漫天要价。在台北看档案也是一样，唯一收费的只有复印，并且也只是收取复印本身的成本费2个台币(相当于人民币0．5元)。这个价格同北京一般街头复印点的复印费差不多，比较台湾以及欧美、日本学者的收入，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
由在台北看档案，竟至写到大陆档案利用方面的一些不足，多少可能有点跑题。不过，比较一下两岸档案利用的情况，用以自鉴，相信读者也能有所谅解吧。
没有公共档案馆，有点历史原因。中国传统上就没有档案馆之说。编修历史向来就是当政者的特权，普通人哪里有看档案写历史的资格?无论是当年的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最多也就是成立一个国史馆，收藏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档案，找些御用文人根据上面的要求来编写历史罢了。而最重要、最核心的档案，还要保存在当政者自己手里。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依旧照此办理。最重要的档案由自己的侍从室掌管，密级稍低一些的档案交由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保管，一般性的政府事务档案则成立了一个“国史馆”来保存。这样一来，在台湾看档案就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它那里没有一个像大陆、俄国或美国那样成系统的档案馆网络，可以按照时期或门类集中保管和查阅档案。
大陆搞档案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跟苏联学的。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清朝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南京政府的历史档案；北京中央档案馆(含国家档案馆)主要保管中共中央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军事档案馆主要保管军队系统的档案。另外各省市还有自己的历史档案馆，负责保管本地党和政府的历史档案。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及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超过一定时限的档案资料，均应分别交由上述档案馆进行保管，并应在档案形成30年以后陆续解密，提供研究者查阅和利用。
在台湾，由于没有档案法，政府部门各行其是，愿交就交，不交拉倒，甚至谁愿收就交谁。因此，目前台湾仅收藏国民党在大陆阶段历史档案的部门就至少有六个：一是“国史馆”；二是党史会；三是史政局；四是“外交部”；五是调查局；六是近史所档案馆。另外像“教育部”等部会，也有自己的档案保管部门。除党史会目前主要收藏国民党的历史档案，调查局主要收藏情侦资料以外，其他各处收藏的档案门类互有交叉。虽然“国史馆”严格说来是政府档案最主要的收藏点，但要查某一个部门的档案，光跑一个“国史馆”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该部门或者是未将已过时的档案全部移交，或者是将部分档案转交给了近史所档案馆等处。
没有档案法，又没有正规的档案馆，是否学者查阅利用档案就十分困难呢?情况并非如此。这大概也是台湾众多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吧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就在近史所参加了一个“档案与历史研究”的研讨会。研讨会嘛，自然是学者们各谈各的题目，相互交流学术观点。引人注目的是，“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等收藏档案的部门均有最高负责人带领多人来参加，而他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听取学者们对他们各自部门工作的意见。我1995年在台北时，也见过同样的情况。不同的是，这次对这些部门的批评，似乎不像上次那么多。很少讲客套话而又喜欢“放炮”的众多台湾学者，这回对上述部门的服务工作虽然仍有直率的批评，但明显地多了一些赞许之辞。由此联想到大陆的档案机关几乎从不与学术界发生关系，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其实，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也多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之列，属于官本位体制。它们完全可以像大陆的档案部门那样，与学术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反正“乌纱”的大小与对学者和公众服务态度的好坏无关。但近几年来，由于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以为上级服务为能事的官本位体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听台北的学者讲，包括“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在内的各个档案收藏部门，过去许多怠慢学者的衙门作风，这几年都大大改变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可以在报纸上乃至“议会”中公开对他们进行批评。而这不仅会影响这些部门的形象及其官员的升迁，还会影响到要由“议会”批准的行政拨款。
台北这些档案部门的服务改善到了什么程度?在会上我听说，有学者去看档案，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会给你倒咖啡喝。虽然我不曾享受到这种咖啡待遇，但应该说，在台北查档案总还是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在“国史馆”及党史会几乎是一日不落地“蹲”了两个月，的确感受到了他们服务的热情和周到。同大陆目前的档案利用情况相比较，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区别。
第一，在大陆，虽有30年解密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因行政干预而造成档案馆内定的解密限制甚多。这是因为在我们一些部门的观念上，总是认为历史档案的解密事关“形象”问题、恩怨问题，把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混为一谈；总是认为一切应该按照自己的口径去认识，有些问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甚至连那些已经在海外公开多年的外国档案，都不想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得太多。结果．档案法有关解密的规定自然也就很难得到严格的执行。台湾虽然没有档案法，但各档案保管部门近年来不约而同地都实行了30年解密的措施。比如“国史馆”、党史会等已严格按照30年的时限开放档案，即以30年为期，过一年解密一年。现在，包括过去密级最高的蒋介石、阎锡山等的个人档案，都已完全解密，学者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和利用。
第二，大陆虽然档案馆系统完备，但查阅利用档案有时手续繁琐。有的档案馆实行内外有别，海外学者难以利用；有的档案馆规定学者利用档案要经过某一级领导部门批准，然后转报更上级同意，再批转档案馆办理。要把这么一圈图章盖下来不说，还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调档(其实半小时足矣)，不花上几个月你绝对进不了档案馆。这次没有查到，想要扩大查阅范围，那又必须再走一遭上述审批过程。凡有过如此这般经历者，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愿意再来查档案了。在台北，就完全没有这种种麻烦。任何人，包括大陆人和外国人，只要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或证件，就可以直接到“国史馆”、党史会等部门去查阅档案。也没有人限制你查档的范围和次数，只要去了，就可以随时调阅目录，随时请工作人员为你调档，根本用不着回家去等几个星期，天天打电话去问自己要的档案是否调出来了。
第三，大陆的档案馆大都不提供具体的档案分类目录，你要查档，就要自己提目录；提得不具体或太具体，都经常会被告以找不到。许多查档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辛辛苦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等了很长的时间，跑了很远的路程，总算进了档案馆，结果只给你调出来几份入所共知的文件。让你那个沮丧，就别提了。我在大陆的几个档案馆都“蹲”过，知道其实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些档案都不存在，多半只是调档者不想费事给你找，或因为种种原因(有时甚至是因为保管 者自己想用以写论文提职称)不想给你看罢了。在台北，“国史馆”、党史会、近史所档案馆等部门都不存在这种情况。负责档案利用的人员一般只走行政系列，不走职称系列，提级只考虑工作年限、工作态度等等，与发表论文无关。那里凡30年前的档案目录都是公开的。虽然它们各自的目录整理水平不一，读者查阅起来难度各异，但至少你一进入档案馆的阅览室，就有大批档案目录供你检索。通过仔细检索目录，你可以很清楚你能够到哪些卷宗里去找你想要的东西。
第四，大陆的不少档案馆不重视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大陆的学者中间有句玩笑话，说是研究者总是嫌档案资料不够开放，而档案馆总是认为档案资料公布太多，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这话也许有些过分，但档案馆不少工作人员只想保密，不想解密，很少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如今台北“国史馆”和党史会的解密工作已经制度化，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很强。他们很清楚，对于已经解密的档案，他们的任务就是向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为查档者提供方便。“国史馆”档案阅览室的几位工作人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有两次我到阅览室较早，当班负责开门的刘小姐在门口一见到我，就忙不迭地表示歉意，并赶紧开门、开灯，迅速拿钥匙推车上楼到机要保管室去把我要的档案推下来，倒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再也不敢太早到了。负责调档的陈先生更是位细心人，每当你调出来的档案快要看完时，他都会主动前来提醒你是否要继续调档，并给你拿来目录，以免你看完眼前的档案后再调档等候太多时间。为查档者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难能可贵。
第五，说到服务意识，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海内外众多学者对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批评。比如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服务收费问题，就是一例。在这些档案馆，调阅一个卷宗，不论其中有几份文件，都要收调卷费3～5元；涉及所谓“重要档案”的复印费，一页要收10元，有的甚至收到30元。查阅档案收取调卷费，这在我所去过的美国、俄国、德国和台北，都不曾听说过。据说在日本、英国也无例可循。把档案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为重要与普通，复印收取高额费用，这大概也是一种独创。在这里，档案的利用似乎成了一种商品交易行为，档案馆成了用档案赚钱的地方，它本应具有的公共服务事业的性质就荡然无存了。据了解，各国的档案馆中，只有俄国的个别档案馆，这些年曾经做过出售档案复印件的事情。然而就在俄国经济上已经相当困难，有时工资都开不出来的情况下，我在那里看档案时，他们调卷也分文不取，复印也是一个标准，不曾漫天要价。在台北看档案也是一样，唯一收费的只有复印，并且也只是收取复印本身的成本费2个台币(相当于人民币0．5元)。这个价格同北京一般街头复印点的复印费差不多，比较台湾以及欧美、日本学者的收入，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
由在台北看档案，竟至写到大陆档案利用方面的一些不足，多少可能有点跑题。不过，比较一下两岸档案利用的情况，用以自鉴，相信读者也能有所谅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