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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若说及一門学科之所以成其为一門学科或作为其成熟的标志是在其为该领域内涌现出了相应学术大家或大师级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在管理学科当中，泰勒至少应当算一位。这里从“泰勒生平和业绩”、“两个经典的支撑案例”、“磨洋工VS绩效提升”、“从12.5吨到47.5吨”、“科学管理上的‘非科学性’”、“组织的起源”、“人际学派”、“科学至上还是致命自负”、“现实的返照”等方面，综述与评价了管理学家泰勒的生平造诣及其著作《科学管理原理》一百年来的可能价值影响。
关键词 泰勒 科学管理 《科学管理原理》 一百周年
——思想不是用来买卖的，而是应该用来传递和播撒的。
众所周知，今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而实际上，今年还是以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出版为标志的科学管理理论形成一百周年诞辰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该如何尽量更好结合史料与现实来看待或者说追思这样的一个人物及其事件呢?同时，鉴于其显著区别于老学科的传统性和经典性，管理这門学科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和新生性。那么对待于这門相对而言稍显较为年轻的学科，如何从泰勒经验的视角给出一定梳理和相应展望呢?
在这样的一个新工分时代，要想真正的弄清楚泰勒，并非轻易，因为有关于他的生平以及“科学管理”的争论不是很少而是很多。那么，有关于他的史实印迹如何说起呢?或许可以借用赫胥黎《勇敢的新世界》以及奥威尔《1984》里都曾谈到过的规则的梦魇，或许也可以借用斯图尔德(2007)在《与其读MBA，不如读哲学》一文中所挖掘和揭示的那样——会不会可能存在着的管理学上的一个泰勒密码问题呢?
对于泰勒而言，尽管有着主动争议，然而有些事实却不容忽略。正如德鲁克所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世界是由达尔文、弗洛伊德和泰勒三人齐力所创造的。而作为泰勒的传记作家，Kanigel提及：自福特和泰勒完了工种研究之后，对于大部分东西的需求，像脑力、体力、财力、物力之类的投入都少用了。无怪乎，如克雷纳认为的那样：管理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
巴斯在美国工业关系委员会总结说：“我的梦想是，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钻孔机、刨床、车床都和谐工作，就像音乐的曲调一样……我们就可以实现标准化，可以一说要钻1英寸的孔，世界上所有的钻孔机就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工作一也许有一天，这将成为现实。”然而，或许这种情景只有在影片《黑暗中的舞者》里面，通过那种艺术化的场景才能够得以实现的吧，美仑美央，丝弦流畅。
一、泰勒生平和业绩
泰 勒 (Frederick Taylor，1856,03,20-1915,03,21)，生于美国费城一个富有的律师家庭，是美国工程师、科学管理学者、发明家。1872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法律系读书，后因眼疾不幸辍学；1875年在费城液压工厂学习木模工和机械加工；1878年转到米德瓦尔钢铁公司参加机械制造车间和全厂实际技术科学管理工作，1881年开始进行“时间管理研究”；1883年获得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的机械工程学学位；1906年当选为美国机械工程学会会长，同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泰勒研究和推广工业企业的科学管理问题，并于1911年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他首创的工业企业科学管理，受当时欧美科技界和工商界的重视，被美国实业界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在某些著作中他还被称为整个管理理论及其事业的“开创之父”。他同时在大学里兼职讲授科学管理课，并参加这方面的社会活动。泰勒最著名的工作之一是与冶金专家怀特共同创制了钢铁处理工具的泰勒一怀特工艺流程。这对金属切割技术进行了彻底改革，从而使批量生产技术的出现成为可能。泰勒一生获40多项专利，这使得他非常富有。其专利包括“移栽活树设备”、“动力汽锤”、“滚磨珠设备”、“多用的葡萄园温室和玻璃暖房”等。
他同时还是一位运动健将，曾在1881年获得了美国网球赛双打冠军。在其专利中，甚至包括草场网球网(专利号No.401082，登记时间1889年4月9日)和高尔球的Y形球杆(专利号No.792631，登记时间1905年6月20日)。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他对于规则和效率有着特别的爱好。在校时，他就用行动来告诉人们杜威学科分类法能为图书馆带来整洁和秩序。如其門徒甘特所言， “他并不喜欢高压生活，但他的确认为紧张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这样的生活不仅可带来更多的金钱补偿，而且还可为人们增加效用和快乐。”
据克雷纳(2003)称，泰勒毅力非凡，不仅是一位发明家、运动健将，更重要的是，还是一个典型的问题解决专家。1906年，他向美国机械师协会递交了题为《金属切割艺术》的论文，这是他进行了26年实验的结果。他的实验用工具将重达80万磅的钢和生铁切割成片，实验纪录大约为3-5万次，写出报告300多份，费用高达15-25万美元。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工程教育促进会”的活动，强烈支持钢铁大王卡内基所倡议的大学教育应当包括一年的工业实践的观点。 在回顾泰勒一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因他曾受教于法国和德国并游历了整个欧洲。尽管家世很好，可他还是得要从最底层做起。一开始，在费城的威廉销售公司做学徒，然后于1878年到了Midvale钢铁公司分别从事了秘书、保管员、助理工头、工头、技术主管、研究总监等职。也正是在Midvale，奠定了他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的理论基础。正是科学管理理论使得泰勒成为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按泰勒所说，科学管理就是“75％的科学加上25％的常识”。德鲁克认为，泰勒的思想是继“联邦宪法之后，美国对西方思想所做出的最持久的一项贡献。甚至连福特都不能算是做出了更大贡献的人，因为流水线只不过是简单的科学管理理论的逻辑拓展而已。”《财富》在1997年指出：“泰勒的影响无处不在。其思想影响到了一些个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专业／职业精神的塑造问题，决定了麦当劳对厨师翻烤汉堡包数量的期望，决定了电话公司希望接线员能说明接通多少个电话。”即使在今天，全球仍有许多企业受到他的影响。这不，正如UPS和麦当劳的管理所显示的那样(淮海工学院经管系，2007；王成军，2008)。
二、两个经典的支撑案例——UPs和麦当劳
1 UPS的案例
联合邮包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UPS)雇用了15万员工，平均每天将900万个包裹发送到美国各地和180个国家。为了实现他们的宗旨，“在邮运业中办理最快捷的运送”， UPS的管理当局系统地培训他们的员工，使他们以尽可能高的效率从事工作。掌握科学管理的核心主旨的UPS取得了高效率。让我们以送货司机的工作为例，介绍一下其管理风格。
UPS的工业工程师们对每一位司机的行驶路线都进行了时间研究，并对每种送货、暂停和取货活动都设立了标准。这些工程师们记录了红灯、通行、按门铃、穿过院子、上楼梯、中间休息喝咖啡的时间，甚至上厕所的时间，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中，从而给出每位司机每天中工作的详细时间标准。
为了完成每天取送130件包裹的目标，司机们必须严格遵循工程师设定的程序。当他们接近发送站时，他们松开安全带，按喇叭，关发动机，拉起紧急制动，为送货完毕的启动离开作好准备，这一系列动作严丝合缝。然后，司机从驾驶室来到地面上，右臂夹着文件夹，左手拿着包裹，右手拿着车钥匙。他们看一眼包裹上的地址把它记在脑子里，然后以每秒钟3英尺的速度快步走到顾客的门前，先敲一下门以免浪费时间找门铃。送货完毕后，他们在回到卡车上的路途中完成登录工作。
这种刻板的时间表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繁琐?也许是，它真能带来高效率吗?毫无疑问!生产率专家公认，UPS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公司之一。举例来说吧，联邦快运公司(Federal Express)平均每人每天不过取送80件包裹，而UPS却是130件。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不懈努力，看来对LIPS的净利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家获利丰厚的公司。
2 麦当劳的案例
在制定定量标准方面，麦当劳堪称是一个典范。多年来，麦当劳形成了一整套计划周密、有条不紊的筛选程序来选择特许经营者，而且经营者必须通过“汉堡包大学”的专门培训。一本几百页的操作手册规定了严格的标准，食物配制、烹调程序、店堂布置甚至职员着装服务等都有详细标准。食品的制作完全是标准化的，一磅肉的脂肪含量必须少于19％，小面包的宽度只能是3.5英寸，每个汉堡包中的洋葱不能超过1／4盎司等；每种食品的制作时间有明确的规定，而且食品出炉后的存放时间也有详细的规定，如油炸食品7分钟、汉堡包10分钟、咖啡30分钟，超过规定时间，所有的食品都将被扔掉；在服务方面，95％以上的顾客进餐馆3分钟内，服务员必须迎上前去接待顾客；事先准备好的汉堡包必须在5分钟热好并供应给顾客；服务员必须在就餐人员离开后5分钟内把餐桌收拾干净。所有这些标准都要求严格执行，并有严密的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规定的坚决查处。通过这一整套严密的控制体系，使得消费者能在世界各地享受到同等质量的食物和周到的服务。
三，磨洋工VS绩效提升
在泰勒的时代，他观察到工人们的磨洋工现象。他们没有激励和动力，不是尽可能快的努力工作，而是蓄意拖延磨唧。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勒写道：“他们的目的就是让其雇主不知道他们能够工作可以有多快。在整个文明世界里，20个工人中就有19人坚定地认为，慢些干比快些干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坚持认为，其利益就是以尽可能少的工作来回报他们实际得到的薪酬。”
磨洋工，从其英文词soldiering中不难看出，即战士们光在那里擦枪而不打枪，总在那里装出一副很累和满头大汗的样子。这一点，可在冯小刚电视剧《一地鸡毛》里看到的小林那样煞有介事地在楼下来回的跑动以好显得特别努力，以及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里干农活时能看到的情形——有监工或队长在场巡视时，大家便个个都无不积极表现出“累”得满头大汗，反之，社员们则会放下镰刀倒在麦地里仰天睡大觉。还有一个极易的观察，那就是，从前在生产队里的集体土地上的庄稼长的一塌糊涂，而农民们倒是在自留地里的庄稼能够爆长甚至要到了瘫倒在地上。
不能容忍这样磨洋工、无效率现象存在，泰勒于是决定有所行动。他手持一个秒表，详细测量工作中每一个活动所需要的时间。这将意味着，可以制定出更准确的计件工资率，以便施行奖励和惩罚措施。据克雷纳所讲，Watertown军工厂引进泰勒的思想后，将浇注一个驼鞍前桥的人工成本从1+17美元降至54美分。当时制造6英寸炮架的人工成本从10229美元降至6950美元(克雷纳，2003)。测量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应做什么，从而可以提高产出。产出的提高降低了成本，从而进一步增加利润。产出与工资提高之间的差距增加了利润。具体拿下文例子中的施密特而言，其产出提高了400％，而收入只提高了60％。
泰勒一生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的研究工作，是一个乐于观察思考的人。走路时，他计算脚步数，以找出最适当的步幅。他烟酒不沾，甚至为避免浪费时间从而不喝咖啡、不饮茶，总是处于不安和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失眠与噩梦终生伴随着他。他害怕仰面躺着，所以只有把自己竖直地支在床上或椅子上时才能睡安稳。他不能容忍看到一台车床闲置或一个人无所事事。他从不偷懒，也不容许别人这样做。一言以蔽之，在泰勒吹毛求疵的精神世界和求全责备的思维方式里， “闲人就是废人”。
好玩的是，杜威和泰勒这些人物有着执著追求秩序的思想，但他们对周围事物的灵感却是无序的。当泰勒以其特有的精力在Midvale使用秒表时，时间意识还只是新鲜事物。泰勒秒表是一个变革的征兆，后来连列宁也成了泰勒迷。时间不再由太阳的升起或教堂的钟声来宣告，而将是由工厂的汽笛或工厂的钟声大声宣布。也即时间将由管理者来衡量和宣布了。如德鲁克所言，科学管理的直接结果是可以显著降低产品成本，甚至使得现在的成本是以前的1／10或1／20，而这也就使得更多的人可以买得起更多的商品。
科学管理推崇于效率至上，置劳动条件于不顾，常成为无情削减雇员人数的借口。再者，它否认人的个性存在，是建立在缺乏信任，缺乏对价值、才能和个人智力的尊重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布兰迪斯所言，“泰勒致力于消除无效工作，绝大部分与工人并无直接关系，这主要是消除机器、供应、计划、调整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无效工作。这些变革不可能对工人产生有害影响。但我们发现许多工会领导人还是不加区别地站在所谓的泰勒体制的对立面上了。”(克雷纳，2003)
值得一提的是，在1911～1912年，美国国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泰勒进行了详细问询，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文职人员使用秒表——该限制直至1949年才被取消。尽管如此，面对未来，泰勒还是构思了一个试图进行系统生产的标准化世界。他预见了一种新型制表机的诞生，手持秒表的人将控制世界。他推向极致地预言道：“在未来，专家将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最佳行动方案，他们首先对工作进行分析，然后测出不同方法做每一项工作所花的时间，最后将从准确的知识中找到一种方法可以最少投入最快时间完成。”
四、从12.5吨到47.5吨——管理学上 的“生铁实验”
实际上，科学管理理论在1899年随着泰勒的一个简单问题而诞生：“在一个工作日里，一个工人可以将多少吨的生铁条装载到轨道车上去?”尽管它可能是有助于试图尝试用科学法则的统治来代替旧式老板们的专制，却也不能使“科学管理”凭借其致命的自负带领着我们走向另一种奴役之路而平添几多口实。若真的是那样了的话，那则会使我们在好不容易逃离了苦海之后变一下子就义无返顾地跳进了火坑。
斯图尔德(2007)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遇上生铁问题的那年，泰勒43岁，正受雇于伯利恒钢铁厂(Bethlghem steel Company)。紧盯着那个占据了宾夕法尼亚外几个平方英里土地的工场，他在观看着劳工们将92磅的铁条装载到轨道车上去。那里有总重8万吨的铁条需要以尽快的速度运走，以满足因为西班牙一美国战争而激发起来的新需求。泰勒确信地认为，那里存在浪费。在匆匆地回顾了公司总部的一些书籍之后，他估计那些劳工现在是以每人每天12.5吨的速度在装载铁条。
泰勒和他的助手们冲进了工场，聚拢了一群拔尖的装载工，这些人凑巧是10个“身强力壮、块头巨大的匈牙利人”。他提出以工资加倍为交换条件来让他们参加一个试验。于是，这群急于想拿到加倍工资的神勇之人，呼啸着在轨道车的斜道上跑上跑下，在差不多14分钟内装载了16.5吨铁条。泰勒想，按一天10小时计算，这应该是每人每天可搬运75吨。当然，若减去上厕所、午餐和休息时间，该数字可下调40％。于是，一个标准便诞生了，也即该工厂每人每天将会被分派去转运47.5吨生铁，达到者有奖金，达不到者要受罚。
当那群可怜的匈牙利人意识到他们被要求完成以前的每日工作量的四倍时，他们愤怒地想拒绝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泰勒找来了一个宾夕法尼亚的荷兰裔人施密特。在工资被提高60％(即从一天1.15美元提升到1.85美元)的承诺诱惑下，施密特在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天里装了45.75吨(产出提高了400％)——在泰勒看来，该数字足以被认为是现代管理方法的一个胜利。就这样的，在其门徒的拥戴与忽悠之下，“科学的管理”出现了，“管理是一种科学”(即由专家们以中立、客观和普适的标准来收集和发展出来的一个知识体系)的观念诞生了。
接下来，一些个夸大的论议便出现在了泰勒的该著述中：
管理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职能，它最好由一群以某种特定教育、说话方式和行为敏感性为特征的独特人员来担任。……处理生铁的科学是如此伟大，内涵如此丰富，以至于对于最适合这类工作的人来说，如果没有比他受过更好教育的人的帮助，要理解这些科学原则是不可能的，甚至连根据这些原则来工作都是不可能的。
五 “弥天大谎”——科学管理上的“非科学性”
由此，泰勒走遍美国，不断重复着他的生铁故事和工场神话。那些几乎成为了一套类似于经文的东西，提供给了一个新兴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管理专家的“教派”。1908年春，泰勒会见了几个哈佛教授，最终通过商学院的创建，还将其理论兜售进入了大学内部。在那一年的晚些时间，哈佛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商学院，并将第一学年的课程建立在了泰勒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斯图尔德，2007)。在1909～1914年间，泰勒每年冬天都要到剑桥做系列演讲。
然在“科学管理”的理念流行之时，其方法论问题不是没有受到过质疑。许多观察者注意到其第一个问题，便是“科学管理”几乎完全没有科学的成份。在泰勒的生铁实验计算当中，最显著的变量就是他从一个14分钟的样本来推断整个工作日时所做的那个40％的“调整”。当其在国会面前接受质询时，泰勒偶然地提到在别的实验中，那些“调整”在20％到225％之间变动。他辩解说那些难看的“摆动”是其“判断”和“经验”的产物——但是别忘了，科学管理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消除对于那些难于测量的变量的依赖。
任何渴望归结到科学名义之下的事物的区别性特征之一，便是其试验结果的可重复性。然而，泰勒从未公布过其生铁故事或其他结论所依据的数据。当巴斯(泰勒的追随者之一)在接管了泰勒在伯利恒钢铁厂的工作时，他发现泰勒的数据是不可用的。再者，科学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必须可以提出可证伪的命题。然而，遗憾的是，一旦提升到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之时，他能做的似乎只有夸夸其谈的陈词滥调了。也即，到最后，其“方法”只能归结为一些个庸俗性的告诫：更努力的思考!更聪明的工作!买一个秒表!
若是其他人，可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纠诘和责问：伯利恒公司的利润增长是不是他们工作的结果?但是，泰勒极少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当一个国会议员质问他说其方法会不会很容易被误用之时，泰勒回说：“不”。带着以上显然的充足的理由，伯利恒公司在1901年就解雇了他，扔掉了他的各种系统。然而，颇为滑稽的是，尽管有这种在实际效果上的显然空白，这并不足以能够阻止泰勒在面对全美无数听众鼓吹其效率教条时复述其寓言。
六、组织的起源——效率哲学并非始自泰勒
最早的组织设计思想可从《圣经·旧约》第二章《出埃及》中找到，摩西的岳父乔叟看到摩西从早到晚整天坐在那里，以色列人在他面前排起了长队，耐心的等着见他，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倾诉心中的不满。乔叟对摩西说， “你这样做不太好。你和那些等着见你的人都受不了的，你们会累死的。你不应自己一个人做这些事。”然后乔叟建议摩西在每1000人里面选一个代表，每100人选一个代表，每50人选一个代表，每10人选一个代表。重大事项仍由摩西来决定，但烦琐的事就由那些选出来的代表作裁决了。摩西接受了乔叟的建议。从那以后，他带领以色列人向迦南(上帝许给亚伯拉罕及其人民的土地)进发的任务就轻松多了。也就在那时，最佳控制幅度的原则得以建立，并且产生了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管理层级制度。
从乔叟向摩西建议那时起几千年过去了，人类设计和建立组织已能够管理与一个共同任务相关的很多人的活动。直到近代，规模庞大且很复杂的组织还主要以国家、军队和教会三种形式存在。然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们为共同的目标以新的形式集合在一起，出现了工业组织。其活动方式与以前的组织全然不同，得以建立的基础则是组织设计的一个核心原则——劳动分工(辛格，1999)。
至于分工所带来的效率和效益提升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他指出，若一个熟练的工人做所有的工作，他可能每天只能创造一根针。但若在一个制针的组织中：“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磨出一个圆头需要两到三种不同的操作，安装上园头又是一种操作，以及涂色、包装等。这样一枚针的制作要经过18道工序。 在有的工厂里，每道工序都由不同的人完成，而有的小厂中可能会有工人身兼两三种操作。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只有10个工人的小工厂，……他们工作努力，所以一天可制造出48000枚针，平均每人每天可造出4800枚针。但若他们都是独立完成的所有工作，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一天能造出20枚针，也许一枚都不行。”
七、人际学派——梅奥对泰勒的缓冲与解构
与泰勒不同的是，在哈佛商学院任教的澳大利亚人梅奥似乎显得更成熟些。而在1920年代，正好有个霍默在测试车间照明对工人生产率的实验。当女工们在组装电话继电器和听筒线圈时，霍默调亮了灯光，生产率提高。然后他将灯光调暗，生产率还是上升。他告诉女工们将会享有每天两次的5分钟休息时间，生产率上升。然后他让她们每天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又上升了。免费的午餐和饮料，上升!然后，取消了休息，恢复了老的工作时间，且停止了免费午餐，但是生产率却根本没有下降。
于是，梅奥被搞懵了的霍默请来给出了解释：相比起这个实验情景本身所产生的新的人际关系动力固化情形，那些对车间日常事务的各种干预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为此，他认为： “真实的情况是，这6个女工形成了一个团队，她们全心全意的自发合作，……她们感到了自由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参与，而且由于认识到她们不是在强制下工作而感到高兴。”从而，不难理解，梅奥所认为的那样：基于理性概念和控制的等级是不好的；基于自由、团队合作和可变工作职责的扁平组织是好的(斯图尔德，2007)。
让现代管理理论读起来如此痛苦的原因，通常并不是因为缺乏可靠的经验数据，而是在于那种令人发狂的、教皇式的不谬性。泰勒主义及其现代变体，通常只是一种把劳工置入沉默境地的办法：从匈牙利人的观点来说，生铁实验是一个使人愤慨的、要求人们多干活少拿钱的笨方法。管理理论家追寻的并不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而是一种革命性时刻的轰动感觉。当他们在进行这场高尚的战争并想象着未来的乌托邦时，他们渴望那种使人振奋的瞬间，然而革命之后呢，很可能是内战或斯大林主义。
直面当代管理实践，哈佛商学院女教授肯特在1983年提出，冷冰冰的“碎片式”的公司科层制正处于让位于新的“整合的”组织的过程中，该种组织是“非正式的”和“以变革为导向的”。无独有偶，因“内部创业”而闻名于世的平肖特则认为“科层制已经终结”。在他们之间，泰勒和梅奥将管理理论分为两半。一旦你掌握了这种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辩证法，99％的管理学著作你都可以不读。泰勒式的理性主义说：要有效率!梅奥式的人文主义回应说：要关注人!而这也是在2011年春宁波调研期间，许理存所提出的工业文明中的人类生存问题。
八、科学至上还是致命自负——实证主义的一个偏解
在《奥地利学派的心路：从门格尔到哈耶克》一书中，Caldwell说：“哈耶克是个解谜者，一个在试图理解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如何运行、如何对它进行最好的研究时不断遇到障碍的人。……哈耶克如何给他的谜团找到答案，这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缓慢地、渐进地，通过迂回的道路完成的。”所以“解释的程度”和“复杂现象论”以及“抽象的优先性”等晚期论文才是Caldwell在书中最重视的，至于“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以及《感知的秩序》虽然也至关重要，但对Caldwell而言属于太显然的，不必过于强调。
作为一个实证主义方法论者，Caldwell的成名方法论著作是《超越实证主义》。在最后一章，他措辞之严厉地批评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或惟科学主义思想对经济学的影响几乎完全是消极的。最恶劣的一种影响是，它使经济学家误解了自己学科的性质、它的前景和(大概尤其是)它的局限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可悲影响是，它使经济学家认为，对于经济学教育而言，思想史和方法论的研究是不必要的。这些领域濒临消失便是惟科学主义世界观的一项遗产，这是它恶意抵制经济学家理解自身及其学科的方式的铁证。”
借用一位佚名网友的话来说，不难发现大家在对泰勒、哈耶克、Mises和Rothbard的基本阅读上欠缺很多，对经济学方法论仍然持绝对一元论立场。核心的经济学原理的先验方法是没有问题的，哈耶克认同Human Action的，但是运用这些原理分析问题的时候仍用先验方法?!若真想读懂康德的话，一定要明白不同的原理＼定理的知识论地位的差别。国人谈论奥地利学派这么多年，只注重哈耶克，而且讨论水平仍受知识水平的局限，如此低劣，真是遗憾!
实证主义，又称实证论，是由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所提出来的。就其本义来说，并非现在所一般严重误解的那样。实证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广义而言，任何种类的哲学体系，只要囿于经验材料、拒绝排斥先验或形而上学的思辨，都为实证主义。狭义而言，实证主义指孔德哲学。孔德生长的时代，正是一个宣扬理性主义及科学思想发端的时代，在“科学万能”思想的冲击下，人们对形上学产生怀疑，逐渐以注重经验的科学方法观察、研究事物，探求事实的本原和变化的现象(佚名，2008)。
事实必须是透过观察或感觉经验，去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这是实证主义的核心论点。实证论者认为，虽然每个人接受的教育不同，但他们用来验证感觉经验的原则，并无太大差异。实证主义的目的，在希望建立知识的客观性。孔德认为人类非生而知道万事万物，必须经由学习过程，从不同的情境中获得知识。透过直接或间接的感觉、推知或体认经验，并且在学习过程中进一步推论还没有经验过的知识。超越经验或不是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知识，不是真的知识。
孔德在其《实证哲学》一书里，认为人类进化分成三阶段：一是神学阶段，盖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力量和某些现象感到惧怕，因此就以信仰和膜拜来解释面对自然界的变化；二是玄学阶段，以形而上或普遍的本质阶段，解释一切现象；三是实证阶段，也就是科学的阶段，运用观察、分类，以及分类性的资料，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此法获得的结果，才是正确可信的。实证主义反对神秘玄想，主张以科学方法建立经验性的知识。这种思想恰巧与柏拉图的理型论相反，柏拉图认为只有观念才是真实的，感官都是虚幻的。
江怡在《什么是实证主义——对它的史前史考察》(2005)一文中指出：中世纪晚期的培根和奥肯，同样表达了一种关于人类认识范围和有效性的实证主义观点。如培根就明确指出，知识的价值只能用使用的效果加以衡量，而获得知识的惟一合理手段就是实验和几何推演。奥肯以“极端唯名论”的方式提出的“奥肯剃刀”清除了一切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实体，严格区分了尘世的知识和宗教的信仰，认为后者是无法证明的，也是无需证明的。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维根斯坦， 结合实证主义中重经验的学说和符号逻辑学说，成为逻辑实证论。符号逻辑就是将代数的方法和符号，应用在逻辑上。这种理论运用罗辑，达成具有像数学那样明显和确实的结论。
九、现实的返照——管理学上的泰勒密码是否真的存在?
在风靡一时的《达芬奇密码》影片当中，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就是原来耶稣并不是独身的，他是有子嗣的，而这是一个秘密。然而，它却被一个真实存在的秘密组织峋山隐修会(Priory ofSion)所隐藏着，其会员包括牛顿爵士、波提切利、雨果与达芬奇。有人想找寻这样的一个石破天惊的历史秘密，一个数世纪以来就证明了的既能给人启迪又很危险的秘密。在这场足迹遍及巴黎以及伦敦的追逐中，发现在跟一位始终不露面的幕后操纵者斗智斗勇。社会、人心不能承受如此之轻。
一开始，他们认为必须解开这个错综复杂的谜团，否则，峋山隐修会掩盖的秘密，那隐藏了多年的令人震惊的古老真相，将永远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然直最后，几乎快要到了发现或接近秘密之时，却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于是，那就要发现或接近秘密之人选择了自杀以维护几千年来的那些个恒久的原初信仰。那么，就像隐修会的达芬奇密码那样，管理学上的泰勒密码究竟是否存在昵?难道那样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尽管人们已经知道了科学管理的瑕疵与麻烦所在，可是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之前，人们还是愿意默守着或忍受着它的“潜行规则”。否则的话，人们会担心精神上出了问题，因为太现代性了、怕受不了这样的真实。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紧紧地纠结了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主流话语，在当下的众多学术情景中因其几乎不允质疑、反思与追问而构成了艰难的险阻。实证主义有没有其他可能，实地去勘察、调研或问询、亲历躬为了算不算是一种实际证实了的呢?那如此的说来，这不也是一种实证吗?难道这不是一种科学吗?是科学主义还是科学精神才不失为重要呢?假若仅仅是那样的话，那它又是不是可以超越的呢?难道只有遵照一种“门派”或者“宗教”的存在吗?
试问世界各大公司巨头是如何成长的呢?在那其中，需要不需要专业／职业精神以及专业，职业精神究竟应是什么样的?趋向于好的那种标准化的使用范围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可能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的呢，那就是科学管理的东西是存在的，然而它至今还没有被真正的研究并普适了出来?换句话来说，也就是科学管理虽然被泰勒提出或者忽悠了很久了，然而它的实质和精髓并没有被人所知晓通畅，而这其中还是有着很多很细致的东西存在着的呢。一言以蔽之，它还要等待着去真正的破解呢!
对于计量经济模型的东西，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不妨直接摘录如下好了。“目前，美国次贷危机仍在扩散、蔓延之中，何时方能平息尚不得知。但可肯定，这场‘百年不遇’金融风暴的肆虐，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计量经济模型神话与泡沫’的破灭，也不啻给了那些‘惟计量模型是尊’的人一记重重而响亮的耳光。”数学意义上堪称一流的“计量经济模型”未能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原因在于：模型再好，却无法捕捉到那些最本质的离散着的、不连贯的变量!
管理学讲究“管事理人”，经济学在于“经世济民”，由此观之，人文关怀精神当自然而然彰显其中。人们不仅要从管理／经济问题本身来考虑管理／经济问题，还要从政治、社会、历史、伦理、法律等非经济／管理领域考虑管理／经济问题，这含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很简单啊，别忘了，原本真实世界里的诸多问题本身也就是一个“跨学科”性质的，而学科则无非是为了我们认识上的方便。黄仁宇在其一系列著作中称，中国没能现代化，是因为无法进行数目字的管理，而只能用威严的仪式进行管理。应有道理，可也问题。黄是恨铁不成钢，可遗憾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 没能说到点子上去。
如周雪飞(2008)在《从美国次贷危机看“计量经济模型神话”的破灭》一文中所指：曾几何时，当仅为工具手段之一的“计量经济模型”不禁显得甚嚣尘上、喧宾夺主、鸠占鹊巢式的宰制控死了管理学／经济学之时，后者便失去了其应有的真谛和可能的意义。高校“计量经济学”课堂上，讲授人天花乱坠，听课者云里雾里，而一些似是而非的核心期刊杂志呢，则“非计量不登载”。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choles和Merton据其期权定价理论疯狂套利、直接操盘，却导致了其参与创建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最终覆灭，幸亏美国政府及时出面挽救，否则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就要提前10年发生了。
问题意识、思想有无、核心要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非得要故弄玄虚呢，若真是一个好问题的话，那为何又不能好好的说得尽其可能的清楚明畅呢?然这一切，谁又能知道呢?或许吧，莫非难道这世界上有着两种学问，一种是看不大懂的、小众范围内的、就像当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有3个半人能懂得的，一种是看得懂的、能够尽量大众化的、具有普适性的，那么这两种学问都是要做的。第一种呢，你不这样做，专家可能要说你没水平，第二种呢，你不做吧，老百姓要不答应了——因近些年以来国内也开始逐渐拥有并不断丰富了纳税人的概念。于是，管理上的事情，无外乎“按了葫芦起了瓢”，可真是两难!一如几年前，在兰州大学的校园里，就像一位前辈管理学同仁时常对我所谆谆告诫的那样。
前阵子，在去奇正藏药调研的路上，听得收音机里传来甘肃省国土厅一位官员在答问时，说到了城镇建设占用土地赔偿金的问题——“一亩旱地赔偿×××元，一亩水浇地赔×××元，……”实际上，在社会生活当中确立界限、分段函数、计量模型等都是十分需要的——在某些问题的考量和解决上势必需要用得到(但没必要沙文主义的泛化实施，就未免有些让人不寒而栗了，因为毕竟要视具体问题而定)，然那些都是为解决一个个的问题而非教条化的僵硬刻板固定死的东西。相对标准与参照是紧要的，但不能也不必要绝对化。其实，也就像很多政策的出台一样，它的背景以及各种相对性理应哪怕作为脚注的形式附在下面，这里的重要性不可轻易忽略或忘掉。
临近不惑，心境黯然，多事烦尽，翻阅旧章，倒觉欣慰。李泽厚(1994)的话“不言‘立异以为高’，只为‘破天下之达尊’”真是极好。“多年强调微观课题、实证研究，提出‘学点形式逻辑、平面几何’，反对大而无当泛说古今之学风，反对晦涩不通玄秘难懂的文风，等等，便都有所指而发，至今仍有意义。”秦晖(1999)所言“自谓无甚宏论，不过讲些被人遗忘的常识而已”，不也是这样的嘛。
在讨论泰勒及其《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百年前的出版问题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美两国社会的一定比较与参照。我们还知道，1905年美国农村与城市的人口分布持平，接近于各占50％。1906年罗斯福总统怒扔香肠所引发美国的食品洁净运动。回看国内，2010年底至2011年初，农村人口也已基本缩至50％左右，也正面临着大量的食品安全问题。2011年3月底，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在发布了一组有关中国情的数据后指出“中国在很多方面整整落后美国一百年”(吴酩，2011)。嗬，殊不知，还竟然会有这么多的相差一百年呀!
既然如此，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好多抱怨的了。为何呢?能够敢于承认我们的不足与差距总比羞答遮拦着好。不敢于正视，又怎敢于解决呢?近十年前，杭州求学，记得在和师兄讨论问题时，他提出“我们所研究的一切问题，最终都当回到中国问题的本身具体场境里来!”然之。而今，在这样的一个纪念泰勒及其科学管理论诞生百年的时节上，回看中国当下这个社会场域内的种种问题与情状、困难与麻烦，我们这一代学习者、研究人员没有理由推卸责任，而更应敢于积极走上前去——直面现实、敢于担当、毋庸置疑、无以回避。
最后，让我们引用万静波和张欢(2010)专访星云大师的一段话作结吧：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人性大解放的时代，也是欲望大放纵的时代；是欢笑高歌的时代，也是哭泣悲鸣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信仰重建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希望与失望并存、枪炮与玫瑰齐飞的时代大变局，我们该何以自省自处?
关键词 泰勒 科学管理 《科学管理原理》 一百周年
——思想不是用来买卖的，而是应该用来传递和播撒的。
众所周知，今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而实际上，今年还是以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出版为标志的科学管理理论形成一百周年诞辰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该如何尽量更好结合史料与现实来看待或者说追思这样的一个人物及其事件呢?同时，鉴于其显著区别于老学科的传统性和经典性，管理这門学科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和新生性。那么对待于这門相对而言稍显较为年轻的学科，如何从泰勒经验的视角给出一定梳理和相应展望呢?
在这样的一个新工分时代，要想真正的弄清楚泰勒，并非轻易，因为有关于他的生平以及“科学管理”的争论不是很少而是很多。那么，有关于他的史实印迹如何说起呢?或许可以借用赫胥黎《勇敢的新世界》以及奥威尔《1984》里都曾谈到过的规则的梦魇，或许也可以借用斯图尔德(2007)在《与其读MBA，不如读哲学》一文中所挖掘和揭示的那样——会不会可能存在着的管理学上的一个泰勒密码问题呢?
对于泰勒而言，尽管有着主动争议，然而有些事实却不容忽略。正如德鲁克所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世界是由达尔文、弗洛伊德和泰勒三人齐力所创造的。而作为泰勒的传记作家，Kanigel提及：自福特和泰勒完了工种研究之后，对于大部分东西的需求，像脑力、体力、财力、物力之类的投入都少用了。无怪乎，如克雷纳认为的那样：管理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
巴斯在美国工业关系委员会总结说：“我的梦想是，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钻孔机、刨床、车床都和谐工作，就像音乐的曲调一样……我们就可以实现标准化，可以一说要钻1英寸的孔，世界上所有的钻孔机就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工作一也许有一天，这将成为现实。”然而，或许这种情景只有在影片《黑暗中的舞者》里面，通过那种艺术化的场景才能够得以实现的吧，美仑美央，丝弦流畅。
一、泰勒生平和业绩
泰 勒 (Frederick Taylor，1856,03,20-1915,03,21)，生于美国费城一个富有的律师家庭，是美国工程师、科学管理学者、发明家。1872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法律系读书，后因眼疾不幸辍学；1875年在费城液压工厂学习木模工和机械加工；1878年转到米德瓦尔钢铁公司参加机械制造车间和全厂实际技术科学管理工作，1881年开始进行“时间管理研究”；1883年获得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的机械工程学学位；1906年当选为美国机械工程学会会长，同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泰勒研究和推广工业企业的科学管理问题，并于1911年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他首创的工业企业科学管理，受当时欧美科技界和工商界的重视，被美国实业界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在某些著作中他还被称为整个管理理论及其事业的“开创之父”。他同时在大学里兼职讲授科学管理课，并参加这方面的社会活动。泰勒最著名的工作之一是与冶金专家怀特共同创制了钢铁处理工具的泰勒一怀特工艺流程。这对金属切割技术进行了彻底改革，从而使批量生产技术的出现成为可能。泰勒一生获40多项专利，这使得他非常富有。其专利包括“移栽活树设备”、“动力汽锤”、“滚磨珠设备”、“多用的葡萄园温室和玻璃暖房”等。
他同时还是一位运动健将，曾在1881年获得了美国网球赛双打冠军。在其专利中，甚至包括草场网球网(专利号No.401082，登记时间1889年4月9日)和高尔球的Y形球杆(专利号No.792631，登记时间1905年6月20日)。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他对于规则和效率有着特别的爱好。在校时，他就用行动来告诉人们杜威学科分类法能为图书馆带来整洁和秩序。如其門徒甘特所言， “他并不喜欢高压生活，但他的确认为紧张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这样的生活不仅可带来更多的金钱补偿，而且还可为人们增加效用和快乐。”
据克雷纳(2003)称，泰勒毅力非凡，不仅是一位发明家、运动健将，更重要的是，还是一个典型的问题解决专家。1906年，他向美国机械师协会递交了题为《金属切割艺术》的论文，这是他进行了26年实验的结果。他的实验用工具将重达80万磅的钢和生铁切割成片，实验纪录大约为3-5万次，写出报告300多份，费用高达15-25万美元。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工程教育促进会”的活动，强烈支持钢铁大王卡内基所倡议的大学教育应当包括一年的工业实践的观点。 在回顾泰勒一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因他曾受教于法国和德国并游历了整个欧洲。尽管家世很好，可他还是得要从最底层做起。一开始，在费城的威廉销售公司做学徒，然后于1878年到了Midvale钢铁公司分别从事了秘书、保管员、助理工头、工头、技术主管、研究总监等职。也正是在Midvale，奠定了他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的理论基础。正是科学管理理论使得泰勒成为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按泰勒所说，科学管理就是“75％的科学加上25％的常识”。德鲁克认为，泰勒的思想是继“联邦宪法之后，美国对西方思想所做出的最持久的一项贡献。甚至连福特都不能算是做出了更大贡献的人，因为流水线只不过是简单的科学管理理论的逻辑拓展而已。”《财富》在1997年指出：“泰勒的影响无处不在。其思想影响到了一些个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专业／职业精神的塑造问题，决定了麦当劳对厨师翻烤汉堡包数量的期望，决定了电话公司希望接线员能说明接通多少个电话。”即使在今天，全球仍有许多企业受到他的影响。这不，正如UPS和麦当劳的管理所显示的那样(淮海工学院经管系，2007；王成军，2008)。
二、两个经典的支撑案例——UPs和麦当劳
1 UPS的案例
联合邮包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UPS)雇用了15万员工，平均每天将900万个包裹发送到美国各地和180个国家。为了实现他们的宗旨，“在邮运业中办理最快捷的运送”， UPS的管理当局系统地培训他们的员工，使他们以尽可能高的效率从事工作。掌握科学管理的核心主旨的UPS取得了高效率。让我们以送货司机的工作为例，介绍一下其管理风格。
UPS的工业工程师们对每一位司机的行驶路线都进行了时间研究，并对每种送货、暂停和取货活动都设立了标准。这些工程师们记录了红灯、通行、按门铃、穿过院子、上楼梯、中间休息喝咖啡的时间，甚至上厕所的时间，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中，从而给出每位司机每天中工作的详细时间标准。
为了完成每天取送130件包裹的目标，司机们必须严格遵循工程师设定的程序。当他们接近发送站时，他们松开安全带，按喇叭，关发动机，拉起紧急制动，为送货完毕的启动离开作好准备，这一系列动作严丝合缝。然后，司机从驾驶室来到地面上，右臂夹着文件夹，左手拿着包裹，右手拿着车钥匙。他们看一眼包裹上的地址把它记在脑子里，然后以每秒钟3英尺的速度快步走到顾客的门前，先敲一下门以免浪费时间找门铃。送货完毕后，他们在回到卡车上的路途中完成登录工作。
这种刻板的时间表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繁琐?也许是，它真能带来高效率吗?毫无疑问!生产率专家公认，UPS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公司之一。举例来说吧，联邦快运公司(Federal Express)平均每人每天不过取送80件包裹，而UPS却是130件。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不懈努力，看来对LIPS的净利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家获利丰厚的公司。
2 麦当劳的案例
在制定定量标准方面，麦当劳堪称是一个典范。多年来，麦当劳形成了一整套计划周密、有条不紊的筛选程序来选择特许经营者，而且经营者必须通过“汉堡包大学”的专门培训。一本几百页的操作手册规定了严格的标准，食物配制、烹调程序、店堂布置甚至职员着装服务等都有详细标准。食品的制作完全是标准化的，一磅肉的脂肪含量必须少于19％，小面包的宽度只能是3.5英寸，每个汉堡包中的洋葱不能超过1／4盎司等；每种食品的制作时间有明确的规定，而且食品出炉后的存放时间也有详细的规定，如油炸食品7分钟、汉堡包10分钟、咖啡30分钟，超过规定时间，所有的食品都将被扔掉；在服务方面，95％以上的顾客进餐馆3分钟内，服务员必须迎上前去接待顾客；事先准备好的汉堡包必须在5分钟热好并供应给顾客；服务员必须在就餐人员离开后5分钟内把餐桌收拾干净。所有这些标准都要求严格执行，并有严密的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规定的坚决查处。通过这一整套严密的控制体系，使得消费者能在世界各地享受到同等质量的食物和周到的服务。
三，磨洋工VS绩效提升
在泰勒的时代，他观察到工人们的磨洋工现象。他们没有激励和动力，不是尽可能快的努力工作，而是蓄意拖延磨唧。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勒写道：“他们的目的就是让其雇主不知道他们能够工作可以有多快。在整个文明世界里，20个工人中就有19人坚定地认为，慢些干比快些干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坚持认为，其利益就是以尽可能少的工作来回报他们实际得到的薪酬。”
磨洋工，从其英文词soldiering中不难看出，即战士们光在那里擦枪而不打枪，总在那里装出一副很累和满头大汗的样子。这一点，可在冯小刚电视剧《一地鸡毛》里看到的小林那样煞有介事地在楼下来回的跑动以好显得特别努力，以及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里干农活时能看到的情形——有监工或队长在场巡视时，大家便个个都无不积极表现出“累”得满头大汗，反之，社员们则会放下镰刀倒在麦地里仰天睡大觉。还有一个极易的观察，那就是，从前在生产队里的集体土地上的庄稼长的一塌糊涂，而农民们倒是在自留地里的庄稼能够爆长甚至要到了瘫倒在地上。
不能容忍这样磨洋工、无效率现象存在，泰勒于是决定有所行动。他手持一个秒表，详细测量工作中每一个活动所需要的时间。这将意味着，可以制定出更准确的计件工资率，以便施行奖励和惩罚措施。据克雷纳所讲，Watertown军工厂引进泰勒的思想后，将浇注一个驼鞍前桥的人工成本从1+17美元降至54美分。当时制造6英寸炮架的人工成本从10229美元降至6950美元(克雷纳，2003)。测量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应做什么，从而可以提高产出。产出的提高降低了成本，从而进一步增加利润。产出与工资提高之间的差距增加了利润。具体拿下文例子中的施密特而言，其产出提高了400％，而收入只提高了60％。
泰勒一生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的研究工作，是一个乐于观察思考的人。走路时，他计算脚步数，以找出最适当的步幅。他烟酒不沾，甚至为避免浪费时间从而不喝咖啡、不饮茶，总是处于不安和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失眠与噩梦终生伴随着他。他害怕仰面躺着，所以只有把自己竖直地支在床上或椅子上时才能睡安稳。他不能容忍看到一台车床闲置或一个人无所事事。他从不偷懒，也不容许别人这样做。一言以蔽之，在泰勒吹毛求疵的精神世界和求全责备的思维方式里， “闲人就是废人”。
好玩的是，杜威和泰勒这些人物有着执著追求秩序的思想，但他们对周围事物的灵感却是无序的。当泰勒以其特有的精力在Midvale使用秒表时，时间意识还只是新鲜事物。泰勒秒表是一个变革的征兆，后来连列宁也成了泰勒迷。时间不再由太阳的升起或教堂的钟声来宣告，而将是由工厂的汽笛或工厂的钟声大声宣布。也即时间将由管理者来衡量和宣布了。如德鲁克所言，科学管理的直接结果是可以显著降低产品成本，甚至使得现在的成本是以前的1／10或1／20，而这也就使得更多的人可以买得起更多的商品。
科学管理推崇于效率至上，置劳动条件于不顾，常成为无情削减雇员人数的借口。再者，它否认人的个性存在，是建立在缺乏信任，缺乏对价值、才能和个人智力的尊重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布兰迪斯所言，“泰勒致力于消除无效工作，绝大部分与工人并无直接关系，这主要是消除机器、供应、计划、调整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无效工作。这些变革不可能对工人产生有害影响。但我们发现许多工会领导人还是不加区别地站在所谓的泰勒体制的对立面上了。”(克雷纳，2003)
值得一提的是，在1911～1912年，美国国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泰勒进行了详细问询，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文职人员使用秒表——该限制直至1949年才被取消。尽管如此，面对未来，泰勒还是构思了一个试图进行系统生产的标准化世界。他预见了一种新型制表机的诞生，手持秒表的人将控制世界。他推向极致地预言道：“在未来，专家将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最佳行动方案，他们首先对工作进行分析，然后测出不同方法做每一项工作所花的时间，最后将从准确的知识中找到一种方法可以最少投入最快时间完成。”
四、从12.5吨到47.5吨——管理学上 的“生铁实验”
实际上，科学管理理论在1899年随着泰勒的一个简单问题而诞生：“在一个工作日里，一个工人可以将多少吨的生铁条装载到轨道车上去?”尽管它可能是有助于试图尝试用科学法则的统治来代替旧式老板们的专制，却也不能使“科学管理”凭借其致命的自负带领着我们走向另一种奴役之路而平添几多口实。若真的是那样了的话，那则会使我们在好不容易逃离了苦海之后变一下子就义无返顾地跳进了火坑。
斯图尔德(2007)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遇上生铁问题的那年，泰勒43岁，正受雇于伯利恒钢铁厂(Bethlghem steel Company)。紧盯着那个占据了宾夕法尼亚外几个平方英里土地的工场，他在观看着劳工们将92磅的铁条装载到轨道车上去。那里有总重8万吨的铁条需要以尽快的速度运走，以满足因为西班牙一美国战争而激发起来的新需求。泰勒确信地认为，那里存在浪费。在匆匆地回顾了公司总部的一些书籍之后，他估计那些劳工现在是以每人每天12.5吨的速度在装载铁条。
泰勒和他的助手们冲进了工场，聚拢了一群拔尖的装载工，这些人凑巧是10个“身强力壮、块头巨大的匈牙利人”。他提出以工资加倍为交换条件来让他们参加一个试验。于是，这群急于想拿到加倍工资的神勇之人，呼啸着在轨道车的斜道上跑上跑下，在差不多14分钟内装载了16.5吨铁条。泰勒想，按一天10小时计算，这应该是每人每天可搬运75吨。当然，若减去上厕所、午餐和休息时间，该数字可下调40％。于是，一个标准便诞生了，也即该工厂每人每天将会被分派去转运47.5吨生铁，达到者有奖金，达不到者要受罚。
当那群可怜的匈牙利人意识到他们被要求完成以前的每日工作量的四倍时，他们愤怒地想拒绝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泰勒找来了一个宾夕法尼亚的荷兰裔人施密特。在工资被提高60％(即从一天1.15美元提升到1.85美元)的承诺诱惑下，施密特在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天里装了45.75吨(产出提高了400％)——在泰勒看来，该数字足以被认为是现代管理方法的一个胜利。就这样的，在其门徒的拥戴与忽悠之下，“科学的管理”出现了，“管理是一种科学”(即由专家们以中立、客观和普适的标准来收集和发展出来的一个知识体系)的观念诞生了。
接下来，一些个夸大的论议便出现在了泰勒的该著述中：
管理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职能，它最好由一群以某种特定教育、说话方式和行为敏感性为特征的独特人员来担任。……处理生铁的科学是如此伟大，内涵如此丰富，以至于对于最适合这类工作的人来说，如果没有比他受过更好教育的人的帮助，要理解这些科学原则是不可能的，甚至连根据这些原则来工作都是不可能的。
五 “弥天大谎”——科学管理上的“非科学性”
由此，泰勒走遍美国，不断重复着他的生铁故事和工场神话。那些几乎成为了一套类似于经文的东西，提供给了一个新兴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管理专家的“教派”。1908年春，泰勒会见了几个哈佛教授，最终通过商学院的创建，还将其理论兜售进入了大学内部。在那一年的晚些时间，哈佛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商学院，并将第一学年的课程建立在了泰勒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斯图尔德，2007)。在1909～1914年间，泰勒每年冬天都要到剑桥做系列演讲。
然在“科学管理”的理念流行之时，其方法论问题不是没有受到过质疑。许多观察者注意到其第一个问题，便是“科学管理”几乎完全没有科学的成份。在泰勒的生铁实验计算当中，最显著的变量就是他从一个14分钟的样本来推断整个工作日时所做的那个40％的“调整”。当其在国会面前接受质询时，泰勒偶然地提到在别的实验中，那些“调整”在20％到225％之间变动。他辩解说那些难看的“摆动”是其“判断”和“经验”的产物——但是别忘了，科学管理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消除对于那些难于测量的变量的依赖。
任何渴望归结到科学名义之下的事物的区别性特征之一，便是其试验结果的可重复性。然而，泰勒从未公布过其生铁故事或其他结论所依据的数据。当巴斯(泰勒的追随者之一)在接管了泰勒在伯利恒钢铁厂的工作时，他发现泰勒的数据是不可用的。再者，科学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必须可以提出可证伪的命题。然而，遗憾的是，一旦提升到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之时，他能做的似乎只有夸夸其谈的陈词滥调了。也即，到最后，其“方法”只能归结为一些个庸俗性的告诫：更努力的思考!更聪明的工作!买一个秒表!
若是其他人，可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纠诘和责问：伯利恒公司的利润增长是不是他们工作的结果?但是，泰勒极少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当一个国会议员质问他说其方法会不会很容易被误用之时，泰勒回说：“不”。带着以上显然的充足的理由，伯利恒公司在1901年就解雇了他，扔掉了他的各种系统。然而，颇为滑稽的是，尽管有这种在实际效果上的显然空白，这并不足以能够阻止泰勒在面对全美无数听众鼓吹其效率教条时复述其寓言。
六、组织的起源——效率哲学并非始自泰勒
最早的组织设计思想可从《圣经·旧约》第二章《出埃及》中找到，摩西的岳父乔叟看到摩西从早到晚整天坐在那里，以色列人在他面前排起了长队，耐心的等着见他，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倾诉心中的不满。乔叟对摩西说， “你这样做不太好。你和那些等着见你的人都受不了的，你们会累死的。你不应自己一个人做这些事。”然后乔叟建议摩西在每1000人里面选一个代表，每100人选一个代表，每50人选一个代表，每10人选一个代表。重大事项仍由摩西来决定，但烦琐的事就由那些选出来的代表作裁决了。摩西接受了乔叟的建议。从那以后，他带领以色列人向迦南(上帝许给亚伯拉罕及其人民的土地)进发的任务就轻松多了。也就在那时，最佳控制幅度的原则得以建立，并且产生了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管理层级制度。
从乔叟向摩西建议那时起几千年过去了，人类设计和建立组织已能够管理与一个共同任务相关的很多人的活动。直到近代，规模庞大且很复杂的组织还主要以国家、军队和教会三种形式存在。然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们为共同的目标以新的形式集合在一起，出现了工业组织。其活动方式与以前的组织全然不同，得以建立的基础则是组织设计的一个核心原则——劳动分工(辛格，1999)。
至于分工所带来的效率和效益提升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他指出，若一个熟练的工人做所有的工作，他可能每天只能创造一根针。但若在一个制针的组织中：“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磨出一个圆头需要两到三种不同的操作，安装上园头又是一种操作，以及涂色、包装等。这样一枚针的制作要经过18道工序。 在有的工厂里，每道工序都由不同的人完成，而有的小厂中可能会有工人身兼两三种操作。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只有10个工人的小工厂，……他们工作努力，所以一天可制造出48000枚针，平均每人每天可造出4800枚针。但若他们都是独立完成的所有工作，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一天能造出20枚针，也许一枚都不行。”
七、人际学派——梅奥对泰勒的缓冲与解构
与泰勒不同的是，在哈佛商学院任教的澳大利亚人梅奥似乎显得更成熟些。而在1920年代，正好有个霍默在测试车间照明对工人生产率的实验。当女工们在组装电话继电器和听筒线圈时，霍默调亮了灯光，生产率提高。然后他将灯光调暗，生产率还是上升。他告诉女工们将会享有每天两次的5分钟休息时间，生产率上升。然后他让她们每天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又上升了。免费的午餐和饮料，上升!然后，取消了休息，恢复了老的工作时间，且停止了免费午餐，但是生产率却根本没有下降。
于是，梅奥被搞懵了的霍默请来给出了解释：相比起这个实验情景本身所产生的新的人际关系动力固化情形，那些对车间日常事务的各种干预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为此，他认为： “真实的情况是，这6个女工形成了一个团队，她们全心全意的自发合作，……她们感到了自由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参与，而且由于认识到她们不是在强制下工作而感到高兴。”从而，不难理解，梅奥所认为的那样：基于理性概念和控制的等级是不好的；基于自由、团队合作和可变工作职责的扁平组织是好的(斯图尔德，2007)。
让现代管理理论读起来如此痛苦的原因，通常并不是因为缺乏可靠的经验数据，而是在于那种令人发狂的、教皇式的不谬性。泰勒主义及其现代变体，通常只是一种把劳工置入沉默境地的办法：从匈牙利人的观点来说，生铁实验是一个使人愤慨的、要求人们多干活少拿钱的笨方法。管理理论家追寻的并不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而是一种革命性时刻的轰动感觉。当他们在进行这场高尚的战争并想象着未来的乌托邦时，他们渴望那种使人振奋的瞬间，然而革命之后呢，很可能是内战或斯大林主义。
直面当代管理实践，哈佛商学院女教授肯特在1983年提出，冷冰冰的“碎片式”的公司科层制正处于让位于新的“整合的”组织的过程中，该种组织是“非正式的”和“以变革为导向的”。无独有偶，因“内部创业”而闻名于世的平肖特则认为“科层制已经终结”。在他们之间，泰勒和梅奥将管理理论分为两半。一旦你掌握了这种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辩证法，99％的管理学著作你都可以不读。泰勒式的理性主义说：要有效率!梅奥式的人文主义回应说：要关注人!而这也是在2011年春宁波调研期间，许理存所提出的工业文明中的人类生存问题。
八、科学至上还是致命自负——实证主义的一个偏解
在《奥地利学派的心路：从门格尔到哈耶克》一书中，Caldwell说：“哈耶克是个解谜者，一个在试图理解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如何运行、如何对它进行最好的研究时不断遇到障碍的人。……哈耶克如何给他的谜团找到答案，这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缓慢地、渐进地，通过迂回的道路完成的。”所以“解释的程度”和“复杂现象论”以及“抽象的优先性”等晚期论文才是Caldwell在书中最重视的，至于“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以及《感知的秩序》虽然也至关重要，但对Caldwell而言属于太显然的，不必过于强调。
作为一个实证主义方法论者，Caldwell的成名方法论著作是《超越实证主义》。在最后一章，他措辞之严厉地批评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或惟科学主义思想对经济学的影响几乎完全是消极的。最恶劣的一种影响是，它使经济学家误解了自己学科的性质、它的前景和(大概尤其是)它的局限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可悲影响是，它使经济学家认为，对于经济学教育而言，思想史和方法论的研究是不必要的。这些领域濒临消失便是惟科学主义世界观的一项遗产，这是它恶意抵制经济学家理解自身及其学科的方式的铁证。”
借用一位佚名网友的话来说，不难发现大家在对泰勒、哈耶克、Mises和Rothbard的基本阅读上欠缺很多，对经济学方法论仍然持绝对一元论立场。核心的经济学原理的先验方法是没有问题的，哈耶克认同Human Action的，但是运用这些原理分析问题的时候仍用先验方法?!若真想读懂康德的话，一定要明白不同的原理＼定理的知识论地位的差别。国人谈论奥地利学派这么多年，只注重哈耶克，而且讨论水平仍受知识水平的局限，如此低劣，真是遗憾!
实证主义，又称实证论，是由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所提出来的。就其本义来说，并非现在所一般严重误解的那样。实证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广义而言，任何种类的哲学体系，只要囿于经验材料、拒绝排斥先验或形而上学的思辨，都为实证主义。狭义而言，实证主义指孔德哲学。孔德生长的时代，正是一个宣扬理性主义及科学思想发端的时代，在“科学万能”思想的冲击下，人们对形上学产生怀疑，逐渐以注重经验的科学方法观察、研究事物，探求事实的本原和变化的现象(佚名，2008)。
事实必须是透过观察或感觉经验，去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这是实证主义的核心论点。实证论者认为，虽然每个人接受的教育不同，但他们用来验证感觉经验的原则，并无太大差异。实证主义的目的，在希望建立知识的客观性。孔德认为人类非生而知道万事万物，必须经由学习过程，从不同的情境中获得知识。透过直接或间接的感觉、推知或体认经验，并且在学习过程中进一步推论还没有经验过的知识。超越经验或不是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知识，不是真的知识。
孔德在其《实证哲学》一书里，认为人类进化分成三阶段：一是神学阶段，盖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力量和某些现象感到惧怕，因此就以信仰和膜拜来解释面对自然界的变化；二是玄学阶段，以形而上或普遍的本质阶段，解释一切现象；三是实证阶段，也就是科学的阶段，运用观察、分类，以及分类性的资料，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此法获得的结果，才是正确可信的。实证主义反对神秘玄想，主张以科学方法建立经验性的知识。这种思想恰巧与柏拉图的理型论相反，柏拉图认为只有观念才是真实的，感官都是虚幻的。
江怡在《什么是实证主义——对它的史前史考察》(2005)一文中指出：中世纪晚期的培根和奥肯，同样表达了一种关于人类认识范围和有效性的实证主义观点。如培根就明确指出，知识的价值只能用使用的效果加以衡量，而获得知识的惟一合理手段就是实验和几何推演。奥肯以“极端唯名论”的方式提出的“奥肯剃刀”清除了一切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实体，严格区分了尘世的知识和宗教的信仰，认为后者是无法证明的，也是无需证明的。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维根斯坦， 结合实证主义中重经验的学说和符号逻辑学说，成为逻辑实证论。符号逻辑就是将代数的方法和符号，应用在逻辑上。这种理论运用罗辑，达成具有像数学那样明显和确实的结论。
九、现实的返照——管理学上的泰勒密码是否真的存在?
在风靡一时的《达芬奇密码》影片当中，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就是原来耶稣并不是独身的，他是有子嗣的，而这是一个秘密。然而，它却被一个真实存在的秘密组织峋山隐修会(Priory ofSion)所隐藏着，其会员包括牛顿爵士、波提切利、雨果与达芬奇。有人想找寻这样的一个石破天惊的历史秘密，一个数世纪以来就证明了的既能给人启迪又很危险的秘密。在这场足迹遍及巴黎以及伦敦的追逐中，发现在跟一位始终不露面的幕后操纵者斗智斗勇。社会、人心不能承受如此之轻。
一开始，他们认为必须解开这个错综复杂的谜团，否则，峋山隐修会掩盖的秘密，那隐藏了多年的令人震惊的古老真相，将永远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然直最后，几乎快要到了发现或接近秘密之时，却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于是，那就要发现或接近秘密之人选择了自杀以维护几千年来的那些个恒久的原初信仰。那么，就像隐修会的达芬奇密码那样，管理学上的泰勒密码究竟是否存在昵?难道那样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尽管人们已经知道了科学管理的瑕疵与麻烦所在，可是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之前，人们还是愿意默守着或忍受着它的“潜行规则”。否则的话，人们会担心精神上出了问题，因为太现代性了、怕受不了这样的真实。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紧紧地纠结了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主流话语，在当下的众多学术情景中因其几乎不允质疑、反思与追问而构成了艰难的险阻。实证主义有没有其他可能，实地去勘察、调研或问询、亲历躬为了算不算是一种实际证实了的呢?那如此的说来，这不也是一种实证吗?难道这不是一种科学吗?是科学主义还是科学精神才不失为重要呢?假若仅仅是那样的话，那它又是不是可以超越的呢?难道只有遵照一种“门派”或者“宗教”的存在吗?
试问世界各大公司巨头是如何成长的呢?在那其中，需要不需要专业／职业精神以及专业，职业精神究竟应是什么样的?趋向于好的那种标准化的使用范围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可能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的呢，那就是科学管理的东西是存在的，然而它至今还没有被真正的研究并普适了出来?换句话来说，也就是科学管理虽然被泰勒提出或者忽悠了很久了，然而它的实质和精髓并没有被人所知晓通畅，而这其中还是有着很多很细致的东西存在着的呢。一言以蔽之，它还要等待着去真正的破解呢!
对于计量经济模型的东西，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不妨直接摘录如下好了。“目前，美国次贷危机仍在扩散、蔓延之中，何时方能平息尚不得知。但可肯定，这场‘百年不遇’金融风暴的肆虐，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计量经济模型神话与泡沫’的破灭，也不啻给了那些‘惟计量模型是尊’的人一记重重而响亮的耳光。”数学意义上堪称一流的“计量经济模型”未能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原因在于：模型再好，却无法捕捉到那些最本质的离散着的、不连贯的变量!
管理学讲究“管事理人”，经济学在于“经世济民”，由此观之，人文关怀精神当自然而然彰显其中。人们不仅要从管理／经济问题本身来考虑管理／经济问题，还要从政治、社会、历史、伦理、法律等非经济／管理领域考虑管理／经济问题，这含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很简单啊，别忘了，原本真实世界里的诸多问题本身也就是一个“跨学科”性质的，而学科则无非是为了我们认识上的方便。黄仁宇在其一系列著作中称，中国没能现代化，是因为无法进行数目字的管理，而只能用威严的仪式进行管理。应有道理，可也问题。黄是恨铁不成钢，可遗憾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 没能说到点子上去。
如周雪飞(2008)在《从美国次贷危机看“计量经济模型神话”的破灭》一文中所指：曾几何时，当仅为工具手段之一的“计量经济模型”不禁显得甚嚣尘上、喧宾夺主、鸠占鹊巢式的宰制控死了管理学／经济学之时，后者便失去了其应有的真谛和可能的意义。高校“计量经济学”课堂上，讲授人天花乱坠，听课者云里雾里，而一些似是而非的核心期刊杂志呢，则“非计量不登载”。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choles和Merton据其期权定价理论疯狂套利、直接操盘，却导致了其参与创建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最终覆灭，幸亏美国政府及时出面挽救，否则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就要提前10年发生了。
问题意识、思想有无、核心要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非得要故弄玄虚呢，若真是一个好问题的话，那为何又不能好好的说得尽其可能的清楚明畅呢?然这一切，谁又能知道呢?或许吧，莫非难道这世界上有着两种学问，一种是看不大懂的、小众范围内的、就像当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有3个半人能懂得的，一种是看得懂的、能够尽量大众化的、具有普适性的，那么这两种学问都是要做的。第一种呢，你不这样做，专家可能要说你没水平，第二种呢，你不做吧，老百姓要不答应了——因近些年以来国内也开始逐渐拥有并不断丰富了纳税人的概念。于是，管理上的事情，无外乎“按了葫芦起了瓢”，可真是两难!一如几年前，在兰州大学的校园里，就像一位前辈管理学同仁时常对我所谆谆告诫的那样。
前阵子，在去奇正藏药调研的路上，听得收音机里传来甘肃省国土厅一位官员在答问时，说到了城镇建设占用土地赔偿金的问题——“一亩旱地赔偿×××元，一亩水浇地赔×××元，……”实际上，在社会生活当中确立界限、分段函数、计量模型等都是十分需要的——在某些问题的考量和解决上势必需要用得到(但没必要沙文主义的泛化实施，就未免有些让人不寒而栗了，因为毕竟要视具体问题而定)，然那些都是为解决一个个的问题而非教条化的僵硬刻板固定死的东西。相对标准与参照是紧要的，但不能也不必要绝对化。其实，也就像很多政策的出台一样，它的背景以及各种相对性理应哪怕作为脚注的形式附在下面，这里的重要性不可轻易忽略或忘掉。
临近不惑，心境黯然，多事烦尽，翻阅旧章，倒觉欣慰。李泽厚(1994)的话“不言‘立异以为高’，只为‘破天下之达尊’”真是极好。“多年强调微观课题、实证研究，提出‘学点形式逻辑、平面几何’，反对大而无当泛说古今之学风，反对晦涩不通玄秘难懂的文风，等等，便都有所指而发，至今仍有意义。”秦晖(1999)所言“自谓无甚宏论，不过讲些被人遗忘的常识而已”，不也是这样的嘛。
在讨论泰勒及其《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百年前的出版问题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美两国社会的一定比较与参照。我们还知道，1905年美国农村与城市的人口分布持平，接近于各占50％。1906年罗斯福总统怒扔香肠所引发美国的食品洁净运动。回看国内，2010年底至2011年初，农村人口也已基本缩至50％左右，也正面临着大量的食品安全问题。2011年3月底，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在发布了一组有关中国情的数据后指出“中国在很多方面整整落后美国一百年”(吴酩，2011)。嗬，殊不知，还竟然会有这么多的相差一百年呀!
既然如此，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好多抱怨的了。为何呢?能够敢于承认我们的不足与差距总比羞答遮拦着好。不敢于正视，又怎敢于解决呢?近十年前，杭州求学，记得在和师兄讨论问题时，他提出“我们所研究的一切问题，最终都当回到中国问题的本身具体场境里来!”然之。而今，在这样的一个纪念泰勒及其科学管理论诞生百年的时节上，回看中国当下这个社会场域内的种种问题与情状、困难与麻烦，我们这一代学习者、研究人员没有理由推卸责任，而更应敢于积极走上前去——直面现实、敢于担当、毋庸置疑、无以回避。
最后，让我们引用万静波和张欢(2010)专访星云大师的一段话作结吧：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人性大解放的时代，也是欲望大放纵的时代；是欢笑高歌的时代，也是哭泣悲鸣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信仰重建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希望与失望并存、枪炮与玫瑰齐飞的时代大变局，我们该何以自省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