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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是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作品中不二的主角，不管是进入高中教材的《流浪人，你若来斯巴……》中的“我”；还是《在桥边》中的那位伤兵；以及《天天过圣诞》中那位有战争后遗症的婶婶；《遗嘱》中那位深受存在主义侵害的士兵；《扔东西的人》中那位包装公司的小职员等等，他们是清一色的小人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自己的命运没有自主权。如果说有什么理想和志向，那也是受法西斯蛊惑而萌生的荒诞可笑的想法，比如《流浪人，你若来斯巴……》中的那位伤兵，胳膊和腿都成了炮灰，还听到炮声的悠扬悦耳，梦想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刻上自己的英名。他们不仅仅是战争中的受难者，更是战后废墟的承受者；面对物质的匮乏，《天天过圣诞》中的婶婶有了一种特殊的癖好，必须每天过圣诞，不然她就发狂，盛夏里家人也必须陪同她穿着棉衣捂着棉帽装扮圣诞树，在战争迫害中扭曲的心灵最终摧毁了战后生活的家园；生活在战后的德国的小人物们得面对疾病，饥饿，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贫瘠。废墟可以重建，但是心灵的废墟是个例外。
伯尔在《九点半钟的台球》里象征性地把人分成“水牛”和“羔羊”，“水牛”是军国主义者、纳粹分子，是不愿回忆过去的当权者；“羔羊”是受迫害者，流亡者，回忆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伯尔战争题材的小说中，“羔羊”的柔弱无助，被摧残、被戕害是小说的主旨。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发现伯尔小说中的小人物的形象正悄然改变，不再是任意被宰杀的，无奈呻吟或迷惘的“羊羔”，而成了有反抗能力的“斗士”，大声疾呼，奋起抗争，这一重要转折表现在长篇小说《九点半钟的台球》（发表于1959年）之中。这样的改变也体现在《在桥边》这篇短文中。和表现战争题材的作品相比，这些作品中的气氛不再使人有压抑感，小人物们面对社会的压迫，面对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准则和要求也不再束手无策，逆来顺受，而是表现出拒绝、不屈服和反叛的精神，我们不妨把这看成是伯尔在为这些小人物探究追求个人幸福、完成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在桥边》中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形象：“我”是个伤兵，在“他们”的安排和施舍中度日，“他们替我缝补了双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事”，然而，看似得到了照顾和优待的“我”并不领情，“我”消极怠工，吊儿郎当，谎报数据愚弄“他们”，并以此为乐。“我”是个卑微的小人物，表面上只有服从安排，听命安排，为保住饭碗而做着自己厌恶的枯燥无聊的工作。然而“我”又可以耍些花招，轻易地玩弄“他们”。“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里……”
然而，“我”对“他们”的嘲弄并没有给人带来痛快淋漓之感，这些反抗是微不足道的，这些胜利是自我安慰式的阿Q式的胜利而已。“他们”高高在上，不了解战后人们内心的痛苦，也不了解人们内心的挣扎和抗争，所以“我”的这种抗争只能更加突显“我”内心的痛苦罢了，有人说，反讽是抵抗阴郁的有效武器，那么，反过来说，人们潜藏在心底的嘲讽，恰恰彰显了自己内心的阴郁。
没错，其实“我”仍只是个遭受战争摧残的，处境堪忧的小人物。反讽艺术的运用，只是人们内心宣泄不满的途径而已。首先，“我”不能潇洒地拂袖而去说不干，毕竟“我”还是有赖于这样的一份工作，有赖于“他们”的照顾而存活。其次，“我”还是得在表面上讨好“他们”，“我懂得，怎样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当“他们对我进行检查”时，我还得表现得很卖力，“我像发疯似地数着”，向主任统计员示好。说白了，“我”的命运还是掌握在“他们”手中，不管内心如何不满，“我”还得屈从，“我”得好好干，才有机会调去数马车，才有机会去看“我”心仪的姑娘。
但是，无论如何，“我”之类的小人物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已经开始呐喊，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幸福抗争了。他们不只是满足于战后社会生活由困顿而复苏的转变，而是更期待人的自由不被侵犯，更期待精神家园的重构。
当一个民族从希特勒时代的狂热和恐怖中醒来，才发现历史留给他们的是毁灭性的灾难，是国土上的废墟和心灵上的废墟。残酷而严峻的现实，使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回避它、粉饰它，伯尔却是执着于现实，去探索民族悲剧的成因，以及疗救它的处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伯尔在文学中的表现，是一个民族在狂澜既倒中自我拯救的悲壮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伯尔在《九点半钟的台球》里象征性地把人分成“水牛”和“羔羊”，“水牛”是军国主义者、纳粹分子，是不愿回忆过去的当权者；“羔羊”是受迫害者，流亡者，回忆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伯尔战争题材的小说中，“羔羊”的柔弱无助，被摧残、被戕害是小说的主旨。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发现伯尔小说中的小人物的形象正悄然改变，不再是任意被宰杀的，无奈呻吟或迷惘的“羊羔”，而成了有反抗能力的“斗士”，大声疾呼，奋起抗争，这一重要转折表现在长篇小说《九点半钟的台球》（发表于1959年）之中。这样的改变也体现在《在桥边》这篇短文中。和表现战争题材的作品相比，这些作品中的气氛不再使人有压抑感，小人物们面对社会的压迫，面对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准则和要求也不再束手无策，逆来顺受，而是表现出拒绝、不屈服和反叛的精神，我们不妨把这看成是伯尔在为这些小人物探究追求个人幸福、完成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在桥边》中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形象：“我”是个伤兵，在“他们”的安排和施舍中度日，“他们替我缝补了双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事”，然而，看似得到了照顾和优待的“我”并不领情，“我”消极怠工，吊儿郎当，谎报数据愚弄“他们”，并以此为乐。“我”是个卑微的小人物，表面上只有服从安排，听命安排，为保住饭碗而做着自己厌恶的枯燥无聊的工作。然而“我”又可以耍些花招，轻易地玩弄“他们”。“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里……”
然而，“我”对“他们”的嘲弄并没有给人带来痛快淋漓之感，这些反抗是微不足道的，这些胜利是自我安慰式的阿Q式的胜利而已。“他们”高高在上，不了解战后人们内心的痛苦，也不了解人们内心的挣扎和抗争，所以“我”的这种抗争只能更加突显“我”内心的痛苦罢了，有人说，反讽是抵抗阴郁的有效武器，那么，反过来说，人们潜藏在心底的嘲讽，恰恰彰显了自己内心的阴郁。
没错，其实“我”仍只是个遭受战争摧残的，处境堪忧的小人物。反讽艺术的运用，只是人们内心宣泄不满的途径而已。首先，“我”不能潇洒地拂袖而去说不干，毕竟“我”还是有赖于这样的一份工作，有赖于“他们”的照顾而存活。其次，“我”还是得在表面上讨好“他们”，“我懂得，怎样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当“他们对我进行检查”时，我还得表现得很卖力，“我像发疯似地数着”，向主任统计员示好。说白了，“我”的命运还是掌握在“他们”手中，不管内心如何不满，“我”还得屈从，“我”得好好干，才有机会调去数马车，才有机会去看“我”心仪的姑娘。
但是，无论如何，“我”之类的小人物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已经开始呐喊，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幸福抗争了。他们不只是满足于战后社会生活由困顿而复苏的转变，而是更期待人的自由不被侵犯，更期待精神家园的重构。
当一个民族从希特勒时代的狂热和恐怖中醒来，才发现历史留给他们的是毁灭性的灾难，是国土上的废墟和心灵上的废墟。残酷而严峻的现实，使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回避它、粉饰它，伯尔却是执着于现实，去探索民族悲剧的成因，以及疗救它的处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伯尔在文学中的表现，是一个民族在狂澜既倒中自我拯救的悲壮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