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自叙传色彩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指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在郁达夫看来，现代散文带有“自叙传色彩”，这是散文的可贵之处，即散文中有“我”，贵真实自我。什么叫“自叙传”？即自传，其主要叙述自己的生平事迹，一般用第一人称，其形式多样，从生前不必出版的私密写作（包括信件、日记、札记等），到正式的自传。自传不是简单的记人，它反映出“我”的成长变化经历，要有一定的时间感，自传中有感情的流露，但这些不同于其他文艺作品中的直接抒情、议论，而是寓情、理于叙事之中，让读者感觉出来，即间接表露出来。但我们一定要明确“自叙传色彩”不等于自传，而是指散文作品中有作家身世、经历和性格气质的影子。
首先，作为一篇回忆性的写人叙事散文，《老王》以“我”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回忆了在文革前后与车夫老王交往的几个生活片段，还原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人与人真实的交往现状，借此剖析自我。“我”既是作者，也是讲述者，而且“我”讲述“我”自己的经历，并表达“我”的感情认识。“我”是贯穿始终的抒情主体，老王是作为一个客体存在的，是情感载体。
其次，杨绛为何写《老王》？我们经常归结为，对底层劳动者善良淳朴天性的赞美，表达作者对老王们的同情悲悯。这样的表述没有大问题，但没有触及“我”的真正意图。杨绛决意写作《老王》，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的“愧怍”。“愧怍”与“不安”折磨了写作者数年，不吐不快，不写灵魂不安，于是最终把内心的“愧怍”化作了文字。从写作意图来看，是指向“我”的灵魂世界，不是仅仅停留在老王身上。
作为散文，《老王》结构是松散的，不明晰的，这与“我”的渐进式、含蓄的、有距离的、穿越时空的情感表达方式有关。“我”的讲述是心灵日记式的，记载自我的心灵嬗变。“我”的主体色彩非常强烈，老王还是老王，变化的是“我”的认识和情感态度，是“我”在不同时空下对老王的认识。“我”的变化恰恰是情感表达的触点。从这个层面来看，《老王》的主要人物是“我”，而非老王，老王只是作为“老王们”中的一个典型出现。当把主要人物理解为“我”时，才能真正清楚杨绛先生的意图，也才有可能明白作者“愧怍”心理的真实和沉重。
散文的“自叙传色彩”与其叙述视角有直接的关系。叙述视角是由文本的叙述人称来体现的。文中第一人称的叙事，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线，直接、充分地表达“我”。“我”就是视角探头，以自由、灵活、开放的方式记录一切，为读者拓开了一个私密的个体的封闭世界，走进“我”的内心世界。第一人称的叙事，叙述者与被叙述者是同一个人，叙述者叙述的是自己的经历。因此，叙述者是“我”，被叙述者也是“我”，即叙述者与人物是同一个人，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同一性。第一人称叙事中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同一性，只是他们关系的一面。虽然叙述者和叙述对象是同一人，但是他们却是不同时期的“我”，处在不同的时空。一个是回顾的“我”，即回顾往事的叙述者；一个是经历的“我”，即过去实施行动的被叙述的对象。因此，他们又有不同的一面。我们在阅读中，不能只注意“我”的同一性，而忽略了同一性掩蓋下的不同的两个“我”。在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中，回顾自我与经历自我不仅有着叙述者的“我”与被叙述者的“我”的区分，而且在叙述视角上，他们都参与了对故事的观察。如此，重读《老王》才会洞悉杨绛先生“愧怍”心理背后复杂的情感。
二、“我”眼中的“我”
杨绛在《老王》中以第一人称自白自叙方式展开，很自由地切入到过去和当下的生活图景中，展现了不同时空下的 “我”对复杂的人、事的理解。细分下来，“我”的视角对象，有经历者的“我”、回顾者的“我”眼中的老王、经历者“我”眼中的老王。简言之，就是“我”眼中过去的自己，现在“我”眼中的老王，过去“我”眼中的老王。这三对关系交错盘结，有对比有重合，有显有隐，不同时空下的情感冲突变化的蓄势，形成了层递性的审美空间，共同指向“我”的“愧怍”之情。
从时间维度来看，“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我”的愧怍之情是在老王去世若干年后，才渐渐产生的，是历经岁月沉淀的领悟。“我”是幸运者，这是作者对自己的重新定义。杨绛，真的是幸运者么？“文革”中，被剃阴阳头，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与丈夫一同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教育，女婿被迫害致死。显然，她是那个时代的大不幸者。那么，现在认为自己是幸运者，是在历经时间磨砺后的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是建立在对老王其人其事的思考上。一句话，“我”眼中的“我”实现了从不幸者到幸运者的变化。
追问，“愧怍”之情为什么在当时没有产生，而是在多年之后才“渐渐明白”呢？“我渐渐明白”，这是还原到历史背景下对自我的重新评价，人性的扭曲畸变在新时代得到矫正。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恰恰表明“我”自觉自省的过程之长，以及内心的挣扎和煎熬，即知识分子的反思忏悔。杨绛之所以高大，在于她是一个善于自省的知识分子，从心底真正关注到比她更不幸的人，她的身上有一种自我反省自我解剖的精神，这是对自我人格的完美追求。
反思忏悔意味着自我否定，即对以前的“我”的否定。以前的“我”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从文中揣摩一二。如老王为我送冰，并减半收费，“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当然”一般表示合乎事理或常理，没有丝毫疑问，没有必要，言下之意“我们肯定不会占老王的便宜”。这无疑反映了当时“我”在经济上、精神上甚至于身份上的优越感。
“我”对自我的反思，还表现在我和老李的对话中：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
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老李与老王属于同一阶层，但老李对老王的死，心态颇有意味。“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前一句，似乎对我的不知情，感到疑惑甚至有些埋怨。言下之意是你还问我，难道你不知道么，你肯定知道的啊。“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这句话，一说明老王死前来看我，老李是知道的，或者说是老王告诉了老李，二表明在老李看来，“我”与老王的关系不错，“我”不知晓老王去世，有些说不过去啊。就这几句对话，让我一下子跌入到追忆中，也开启了“我”为自己迟钝的反应而自责不安。
钱钟书在《干校六记·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們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作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杨绛之所以写《老王》，联系钱钟书的话很能说明问题。愧怍者应该是“旗手、鼓手、打手”们，但杨绛却没有这样说，她以忏悔的方式，提醒文革中的健忘者。若从这一角度去探讨，杨绛显得更加高明高大，因为她是替那个时代的一个群体在忏悔，她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文人的自觉和担当，哀叹世事，怜悯众生，不因自己的个人遭遇而感慨埋怨，他所关注的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大众的经历和遭遇。
三、“我”与老王
杨绛的“愧怍”来自两个向度，一是来自内部的自身道德良知，一是来自外部的道德参照。外部的道德又由点与面组成，点为老王，面为社会。那“我”眼中心中的老王又是怎样的呢？
我对老王，其实有戒备心理，或者说有一层天然的隔膜，这隔膜不仅源于身份的差异，更是源于当时社会的背景氛围，今天我们可以大胆说在那个荒谬的时代，当时杨绛的戒备不仅来自于上层，更多源于民间无知盲从的民众，所以即便是老王的慷慨无私，在我看来都多一层思考。“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钱先生坐车，老王坚决不肯拿钱。我对老王的好心好意，我并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敢大胆接受，必须要小心翼翼。在那个信任缺失信仰错位的阶段，我的反应也是正常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反观老王的语言，“我”与老王的心理显然错位了。老王不肯拿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老王朴拙但明理，一句“你还有钱吗？”不仅仅是同情我们，更是觉得他自己生活还能凑合，所以要帮助“文革”中困窘的我。言语流露出笃定真诚，没有任何的矫饰。于一个简单朴实的人而言显得那么自然体贴，可是我没有读懂他的意思。这就是老王的可贵之处，身处卑贱困境不失善者本色，而我骨子里总有一丝戒备紧张。
老王给我送大鸡蛋好香油，我对老王的意外出现感到恐惧，“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我”明显感受到了老王病入膏肓，可是我为何刻意回避，继而有些排斥，我赶忙转身进屋去，老王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坚持要给，“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老王为何要站着等我，按情理说老王既然不要钱，应该是立刻走人，其实在这一刻老王心里就明白了，我并没有把老王当作亲人。哪怕是老王在大限将至时，老王把最贵重的物品送给我，但我依然以先前的态度和方式应对，似乎是约定，是惯性思维，也是惯性行为。这就是不想占老王的便宜，银货两讫的心理。可以想象老王当时是何等的失落失意。那老王又为何收杨绛的钱呢？让“我”心安，既然你觉得一定要给我，我就收了吧，否则你会心有不安。这就是这个小人物身上的光芒和境界。老王扶病相送，以诚相送，我还是拿钱作结。清醒者，是因为他明白风雨中人性的考验，人心的考验，当我再次拿出钱时，一方面是看透了我，也算是理解我宽慰我。也许老王可以义正辞严拒绝，但那就不是老王了。那只剩下一种情况，老王对我全家人怀有特殊情感，我们不经意的关心，让老王有了久违的感动，这是一个被“组织”抛弃被众人嫌弃的老人发自内心的报施。“我”其实真的没错，只是老王于“我”，其实就是一个熟人。老王与“我”的距离，和“我”与老王的距离，是不相等不对称。“我”误读了老王的好意，我没有感受到老王的微妙的心迹变化。“但不知为什么，每想到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这是在不同时空下，对老王的不断认识后的心理感受。
“文革”后，社会秩序趋于正常，戒备紧张心理慢慢缓释，“我”才有对人心人性世态的审视。这个过程中，不仅有自我反思，更有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反思和追问。我慢慢发现原来我辜负了老王的一番好意，我也拒绝了老王的一番倾诉。
这种片段式细节描写，开掘出记忆深处的信息，完全是从经历者“我”的视角参与观察叙述，隐去了老王的存在，是单向的叙述，我们无从知晓老王的想法。正是因为是单向的，才有信息的不对称不平衡，老王的一切表现都是“我”眼中的呈现。等到岁月沉淀后，我才读懂老王，也才敢于面对自己，“我”才有“愧怍”的可能性。
《老王》中的“我”是一个大我，从自以为是到自我反思，由内心的不安到最后忏悔，是属于那个时代里一群人的影子，也是道德意义上的大“我”。我们可以理解为杨绛由这一个“老王”，想到无数个“老王”，以及这样的群体，从而俯下身去体味底层的辛酸，去彰显底层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尊严和人性的光芒。
[作者通联：江苏常州市第三中学]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指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在郁达夫看来，现代散文带有“自叙传色彩”，这是散文的可贵之处，即散文中有“我”，贵真实自我。什么叫“自叙传”？即自传，其主要叙述自己的生平事迹，一般用第一人称，其形式多样，从生前不必出版的私密写作（包括信件、日记、札记等），到正式的自传。自传不是简单的记人，它反映出“我”的成长变化经历，要有一定的时间感，自传中有感情的流露，但这些不同于其他文艺作品中的直接抒情、议论，而是寓情、理于叙事之中，让读者感觉出来，即间接表露出来。但我们一定要明确“自叙传色彩”不等于自传，而是指散文作品中有作家身世、经历和性格气质的影子。
首先，作为一篇回忆性的写人叙事散文，《老王》以“我”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回忆了在文革前后与车夫老王交往的几个生活片段，还原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人与人真实的交往现状，借此剖析自我。“我”既是作者，也是讲述者，而且“我”讲述“我”自己的经历，并表达“我”的感情认识。“我”是贯穿始终的抒情主体，老王是作为一个客体存在的，是情感载体。
其次，杨绛为何写《老王》？我们经常归结为，对底层劳动者善良淳朴天性的赞美，表达作者对老王们的同情悲悯。这样的表述没有大问题，但没有触及“我”的真正意图。杨绛决意写作《老王》，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的“愧怍”。“愧怍”与“不安”折磨了写作者数年，不吐不快，不写灵魂不安，于是最终把内心的“愧怍”化作了文字。从写作意图来看，是指向“我”的灵魂世界，不是仅仅停留在老王身上。
作为散文，《老王》结构是松散的，不明晰的，这与“我”的渐进式、含蓄的、有距离的、穿越时空的情感表达方式有关。“我”的讲述是心灵日记式的，记载自我的心灵嬗变。“我”的主体色彩非常强烈，老王还是老王，变化的是“我”的认识和情感态度，是“我”在不同时空下对老王的认识。“我”的变化恰恰是情感表达的触点。从这个层面来看，《老王》的主要人物是“我”，而非老王，老王只是作为“老王们”中的一个典型出现。当把主要人物理解为“我”时，才能真正清楚杨绛先生的意图，也才有可能明白作者“愧怍”心理的真实和沉重。
散文的“自叙传色彩”与其叙述视角有直接的关系。叙述视角是由文本的叙述人称来体现的。文中第一人称的叙事，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线，直接、充分地表达“我”。“我”就是视角探头，以自由、灵活、开放的方式记录一切，为读者拓开了一个私密的个体的封闭世界，走进“我”的内心世界。第一人称的叙事，叙述者与被叙述者是同一个人，叙述者叙述的是自己的经历。因此，叙述者是“我”，被叙述者也是“我”，即叙述者与人物是同一个人，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同一性。第一人称叙事中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同一性，只是他们关系的一面。虽然叙述者和叙述对象是同一人，但是他们却是不同时期的“我”，处在不同的时空。一个是回顾的“我”，即回顾往事的叙述者；一个是经历的“我”，即过去实施行动的被叙述的对象。因此，他们又有不同的一面。我们在阅读中，不能只注意“我”的同一性，而忽略了同一性掩蓋下的不同的两个“我”。在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中，回顾自我与经历自我不仅有着叙述者的“我”与被叙述者的“我”的区分，而且在叙述视角上，他们都参与了对故事的观察。如此，重读《老王》才会洞悉杨绛先生“愧怍”心理背后复杂的情感。
二、“我”眼中的“我”
杨绛在《老王》中以第一人称自白自叙方式展开，很自由地切入到过去和当下的生活图景中，展现了不同时空下的 “我”对复杂的人、事的理解。细分下来，“我”的视角对象，有经历者的“我”、回顾者的“我”眼中的老王、经历者“我”眼中的老王。简言之，就是“我”眼中过去的自己，现在“我”眼中的老王，过去“我”眼中的老王。这三对关系交错盘结，有对比有重合，有显有隐，不同时空下的情感冲突变化的蓄势，形成了层递性的审美空间，共同指向“我”的“愧怍”之情。
从时间维度来看，“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我”的愧怍之情是在老王去世若干年后，才渐渐产生的，是历经岁月沉淀的领悟。“我”是幸运者，这是作者对自己的重新定义。杨绛，真的是幸运者么？“文革”中，被剃阴阳头，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与丈夫一同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教育，女婿被迫害致死。显然，她是那个时代的大不幸者。那么，现在认为自己是幸运者，是在历经时间磨砺后的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是建立在对老王其人其事的思考上。一句话，“我”眼中的“我”实现了从不幸者到幸运者的变化。
追问，“愧怍”之情为什么在当时没有产生，而是在多年之后才“渐渐明白”呢？“我渐渐明白”，这是还原到历史背景下对自我的重新评价，人性的扭曲畸变在新时代得到矫正。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恰恰表明“我”自觉自省的过程之长，以及内心的挣扎和煎熬，即知识分子的反思忏悔。杨绛之所以高大，在于她是一个善于自省的知识分子，从心底真正关注到比她更不幸的人，她的身上有一种自我反省自我解剖的精神，这是对自我人格的完美追求。
反思忏悔意味着自我否定，即对以前的“我”的否定。以前的“我”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从文中揣摩一二。如老王为我送冰，并减半收费，“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当然”一般表示合乎事理或常理，没有丝毫疑问，没有必要，言下之意“我们肯定不会占老王的便宜”。这无疑反映了当时“我”在经济上、精神上甚至于身份上的优越感。
“我”对自我的反思，还表现在我和老李的对话中：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
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老李与老王属于同一阶层，但老李对老王的死，心态颇有意味。“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前一句，似乎对我的不知情，感到疑惑甚至有些埋怨。言下之意是你还问我，难道你不知道么，你肯定知道的啊。“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这句话，一说明老王死前来看我，老李是知道的，或者说是老王告诉了老李，二表明在老李看来，“我”与老王的关系不错，“我”不知晓老王去世，有些说不过去啊。就这几句对话，让我一下子跌入到追忆中，也开启了“我”为自己迟钝的反应而自责不安。
钱钟书在《干校六记·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們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作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杨绛之所以写《老王》，联系钱钟书的话很能说明问题。愧怍者应该是“旗手、鼓手、打手”们，但杨绛却没有这样说，她以忏悔的方式，提醒文革中的健忘者。若从这一角度去探讨，杨绛显得更加高明高大，因为她是替那个时代的一个群体在忏悔，她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文人的自觉和担当，哀叹世事，怜悯众生，不因自己的个人遭遇而感慨埋怨，他所关注的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大众的经历和遭遇。
三、“我”与老王
杨绛的“愧怍”来自两个向度，一是来自内部的自身道德良知，一是来自外部的道德参照。外部的道德又由点与面组成，点为老王，面为社会。那“我”眼中心中的老王又是怎样的呢？
我对老王，其实有戒备心理，或者说有一层天然的隔膜，这隔膜不仅源于身份的差异，更是源于当时社会的背景氛围，今天我们可以大胆说在那个荒谬的时代，当时杨绛的戒备不仅来自于上层，更多源于民间无知盲从的民众，所以即便是老王的慷慨无私，在我看来都多一层思考。“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钱先生坐车，老王坚决不肯拿钱。我对老王的好心好意，我并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敢大胆接受，必须要小心翼翼。在那个信任缺失信仰错位的阶段，我的反应也是正常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反观老王的语言，“我”与老王的心理显然错位了。老王不肯拿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老王朴拙但明理，一句“你还有钱吗？”不仅仅是同情我们，更是觉得他自己生活还能凑合，所以要帮助“文革”中困窘的我。言语流露出笃定真诚，没有任何的矫饰。于一个简单朴实的人而言显得那么自然体贴，可是我没有读懂他的意思。这就是老王的可贵之处，身处卑贱困境不失善者本色，而我骨子里总有一丝戒备紧张。
老王给我送大鸡蛋好香油，我对老王的意外出现感到恐惧，“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我”明显感受到了老王病入膏肓，可是我为何刻意回避，继而有些排斥，我赶忙转身进屋去，老王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坚持要给，“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老王为何要站着等我，按情理说老王既然不要钱，应该是立刻走人，其实在这一刻老王心里就明白了，我并没有把老王当作亲人。哪怕是老王在大限将至时，老王把最贵重的物品送给我，但我依然以先前的态度和方式应对，似乎是约定，是惯性思维，也是惯性行为。这就是不想占老王的便宜，银货两讫的心理。可以想象老王当时是何等的失落失意。那老王又为何收杨绛的钱呢？让“我”心安，既然你觉得一定要给我，我就收了吧，否则你会心有不安。这就是这个小人物身上的光芒和境界。老王扶病相送，以诚相送，我还是拿钱作结。清醒者，是因为他明白风雨中人性的考验，人心的考验，当我再次拿出钱时，一方面是看透了我，也算是理解我宽慰我。也许老王可以义正辞严拒绝，但那就不是老王了。那只剩下一种情况，老王对我全家人怀有特殊情感，我们不经意的关心，让老王有了久违的感动，这是一个被“组织”抛弃被众人嫌弃的老人发自内心的报施。“我”其实真的没错，只是老王于“我”，其实就是一个熟人。老王与“我”的距离，和“我”与老王的距离，是不相等不对称。“我”误读了老王的好意，我没有感受到老王的微妙的心迹变化。“但不知为什么，每想到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这是在不同时空下，对老王的不断认识后的心理感受。
“文革”后，社会秩序趋于正常，戒备紧张心理慢慢缓释，“我”才有对人心人性世态的审视。这个过程中，不仅有自我反思，更有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反思和追问。我慢慢发现原来我辜负了老王的一番好意，我也拒绝了老王的一番倾诉。
这种片段式细节描写，开掘出记忆深处的信息，完全是从经历者“我”的视角参与观察叙述，隐去了老王的存在，是单向的叙述，我们无从知晓老王的想法。正是因为是单向的，才有信息的不对称不平衡，老王的一切表现都是“我”眼中的呈现。等到岁月沉淀后，我才读懂老王，也才敢于面对自己，“我”才有“愧怍”的可能性。
《老王》中的“我”是一个大我，从自以为是到自我反思，由内心的不安到最后忏悔，是属于那个时代里一群人的影子，也是道德意义上的大“我”。我们可以理解为杨绛由这一个“老王”，想到无数个“老王”，以及这样的群体，从而俯下身去体味底层的辛酸，去彰显底层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尊严和人性的光芒。
[作者通联：江苏常州市第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