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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 万通控股董事长。他是企业领袖，却常常被冠以“思想家”之名。他造房子，也写书，有《野蛮生长》这样的宏大叙述，也有“冯段子“经典语录流传于世。
市民的幸福感与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检讨一下公共政策定订中的问题，当年的功能定位哪个决定做错了，政府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那就限制一下自己。比如，我买车是准备365天开的，价钱是按这个定的，实行单双号后，等于把车的一半功能给废了如果说我也按单双号交税政府干吗？所以，我觉得政府在公共政策上，一定要保持制定政策的科学性。
前年，我在新加坡理工大学读了一年MBA，专门研究他们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比如交通拥堵问题怎么解决。他们做了很复杂的一套模型，用计量模型来计算，人们从哪走，到底怎么在不增加路的情况下把车行效率提高。他们改善信号系统，这是一种方法；训练司机是另一种方法。还有一个方法是收一点钱，那收多少钱呢？这点很有意思，新加坡开车是自由选择的，如果你有时间又不想花钱，就走可能堵一点的路。如果你是商务人士，很在意时间，那么你就走快的地方，就交钱。那么这个收费怎样量化并精确化呢？不像我们说五毛、一块、十五块，你看我们收费站都是整数，它那个是有零有整，而且你开车过去的时候，电子眼照一下钱就收走了，一点都不影响效率。所以你看这个公共政策制是得就很好，很人性化。一不乱收钱，有零有整，它讲出道理来。二你可以选择，不着急的就走堵一些的，它给区分开。所以从新加坡交通的经验来看，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我们的思维要做一些调整，应该以人为本，让人们生活得更方便更美好。政策制定是要让人满意、舒服、安全，而不是管理者方便。要按GDP和人口聚集度横向比较，东京、纽约都比北京高，也没有要强制什么，让这个搬那个搬的。
居民的时间被摊大饼的城市浪费在了路上
城市化发展盲目贪大，造成土地浪费。基础设施投资巨大，政府过度关注房地产的发展，造成资源的浪费，更重要是交通混乱，让城市中的人生活、工作极不方便。现在北京的普通上班族每天有3-4个小时在路上。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的发展一定先有产业后有就业，有人的居住聚集，然后有商业，有公共医疗、服务、教育等等，产业是一个龙头。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有纺织业带动这个城市。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房地产带动城市，房地产怎么带？弄一个新区修一条路，搬几个政府盖一堆住宅，然后这个城市啥产业也没有，多少年都是空的，所以变成睡城、鬼城、空城—这是我们要反思的，不应该用房地产和政府来牵动城市化，一定要有产业主导，产城一体，才能使这个城市活起来。
保护文化历史是一种“懂事”的城市发展模式
长大了就懂事了，懂事了和周围环境相处就变得自然了。我们也同样有这个问题，也许整个地产行业都是这样的，早期都特别不注意这个，只想拆，多盖房，赶紧卖。现在就会注意，如果这个地块上有一些历史痕迹遗存，那我们尽可能把这个历史，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烟囱，一个岗楼都把它留下来，让大家有一个记忆的连续性，也增加很多人文的思考的场景。现在有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那种历史相对比较长久的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这方面。未来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也会关注到这个，保证经济商业开发和文化保护、历史痕迹、历史遗存的一个延续平衡。现在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这种情况（拆迁与保留）的矛盾越来越小了，之前矛盾很大。为什么矛盾小了呢？现在会把这些历史遗迹当成一个卖点，当成一个项目的品质。所谓有品质感，比如说怀旧。怀旧是品质。一个故事可以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景观，这些东西反而增加了项目的价值。所以这样的话，也为大家来保护文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逃离北上广是个伪命题
对于逃离北上广，实际上许多人并没有逃，这个话题很大，因为来的人还是不断增多，总体上北京每年增加60万到80万人。其中，有相当多是到这里读书，毕业留在这儿，和到北京创业的人。因为在互联网创业当中，北京的环境是最好的。
北上广深流动性特别强，比如说中午我和一个电影导演吃饭，对他们来说人都是流动的，今天剧组在这儿拍在那儿拍，然后很多来北京的“北漂”都在这儿，过两天又走了。媒体现在比较容易就一个问题发酵，实际上，宏观来看并没有发生“逃离”这件事。（来源于冯仑个人电子杂志《风马牛》www.fengmaniu.com）
市民的幸福感与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检讨一下公共政策定订中的问题，当年的功能定位哪个决定做错了，政府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那就限制一下自己。比如，我买车是准备365天开的，价钱是按这个定的，实行单双号后，等于把车的一半功能给废了如果说我也按单双号交税政府干吗？所以，我觉得政府在公共政策上，一定要保持制定政策的科学性。
前年，我在新加坡理工大学读了一年MBA，专门研究他们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比如交通拥堵问题怎么解决。他们做了很复杂的一套模型，用计量模型来计算，人们从哪走，到底怎么在不增加路的情况下把车行效率提高。他们改善信号系统，这是一种方法；训练司机是另一种方法。还有一个方法是收一点钱，那收多少钱呢？这点很有意思，新加坡开车是自由选择的，如果你有时间又不想花钱，就走可能堵一点的路。如果你是商务人士，很在意时间，那么你就走快的地方，就交钱。那么这个收费怎样量化并精确化呢？不像我们说五毛、一块、十五块，你看我们收费站都是整数，它那个是有零有整，而且你开车过去的时候，电子眼照一下钱就收走了，一点都不影响效率。所以你看这个公共政策制是得就很好，很人性化。一不乱收钱，有零有整，它讲出道理来。二你可以选择，不着急的就走堵一些的，它给区分开。所以从新加坡交通的经验来看，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我们的思维要做一些调整，应该以人为本，让人们生活得更方便更美好。政策制定是要让人满意、舒服、安全，而不是管理者方便。要按GDP和人口聚集度横向比较，东京、纽约都比北京高，也没有要强制什么，让这个搬那个搬的。
居民的时间被摊大饼的城市浪费在了路上
城市化发展盲目贪大，造成土地浪费。基础设施投资巨大，政府过度关注房地产的发展，造成资源的浪费，更重要是交通混乱，让城市中的人生活、工作极不方便。现在北京的普通上班族每天有3-4个小时在路上。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的发展一定先有产业后有就业，有人的居住聚集，然后有商业，有公共医疗、服务、教育等等，产业是一个龙头。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有纺织业带动这个城市。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房地产带动城市，房地产怎么带？弄一个新区修一条路，搬几个政府盖一堆住宅，然后这个城市啥产业也没有，多少年都是空的，所以变成睡城、鬼城、空城—这是我们要反思的，不应该用房地产和政府来牵动城市化，一定要有产业主导，产城一体，才能使这个城市活起来。
保护文化历史是一种“懂事”的城市发展模式
长大了就懂事了，懂事了和周围环境相处就变得自然了。我们也同样有这个问题，也许整个地产行业都是这样的，早期都特别不注意这个，只想拆，多盖房，赶紧卖。现在就会注意，如果这个地块上有一些历史痕迹遗存，那我们尽可能把这个历史，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烟囱，一个岗楼都把它留下来，让大家有一个记忆的连续性，也增加很多人文的思考的场景。现在有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那种历史相对比较长久的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这方面。未来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也会关注到这个，保证经济商业开发和文化保护、历史痕迹、历史遗存的一个延续平衡。现在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这种情况（拆迁与保留）的矛盾越来越小了，之前矛盾很大。为什么矛盾小了呢？现在会把这些历史遗迹当成一个卖点，当成一个项目的品质。所谓有品质感，比如说怀旧。怀旧是品质。一个故事可以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景观，这些东西反而增加了项目的价值。所以这样的话，也为大家来保护文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逃离北上广是个伪命题
对于逃离北上广，实际上许多人并没有逃，这个话题很大，因为来的人还是不断增多，总体上北京每年增加60万到80万人。其中，有相当多是到这里读书，毕业留在这儿，和到北京创业的人。因为在互联网创业当中，北京的环境是最好的。
北上广深流动性特别强，比如说中午我和一个电影导演吃饭，对他们来说人都是流动的，今天剧组在这儿拍在那儿拍，然后很多来北京的“北漂”都在这儿，过两天又走了。媒体现在比较容易就一个问题发酵，实际上，宏观来看并没有发生“逃离”这件事。（来源于冯仑个人电子杂志《风马牛》www.fengmani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