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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代导演。代表作《妈妈》
《过年回家》《看上去很美》
最近的上海电影节上组织了一场讨论，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国导演如何应对好莱坞影片。微博上转载最多的一条消息，就是会上陆川哭了，还把在一旁打瞌睡的我吓醒了，说起来实在搞笑。其实那天在去参加讨论会的路上，我和同行的贾樟柯、娄烨聊天，都说咱们这次不要变成祥林嫂和怨妇，但最终讨论会的基调依旧不可避免地滑向这样的气氛。而陆川的哭泣，再次证明新闻记者关注的并非大家真正讨论的思想道理，而是一个愤怒、哭泣的表情，聪明的陆川当然掌握了这种心态。但“好莱虎”实际上并非华语电影单单面临的状况，好莱坞正在占领全世界。面对好莱坞，我们不能只是简单的抗拒，还要客观的接受。也正是有了好莱坞，中国的电影院增多、银幕数量增多、票房增大，并且完成了整个院线的建设。也许审查等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但归根结底我们要关注的还是电影艺术的核心—我们究竟要表达怎样的人性。
1999年，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举办了我的纪录片《疯狂英语》国际首映，全场观众几乎是在笑声中看完了这部片子。李阳如传道士、人生导师般的教学方式在西方人看来夸张滑稽。影片最后，他中英文混杂讲了一段预言式的话：Next century，all the world speak Chinese，引得全场观众哄堂大笑。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疯狂英语》的海外放映，反响始终都是特别强烈的。直到2009年，在葡萄牙纪录片电影节上再次放映，场内还是座无虚席，但在这次放映中，现场鸦雀无声，没有丝毫动静。我坐在现场，几乎感觉到一种恐怖的气氛。
一次圣诞节前后，我与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尔科一起去意大利拿波里，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位当地院线老板，讲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当时意大利影院放映的几乎都是西方每年最为重点的贺岁喜剧片，但一个意大利人走错影厅，误入正在放映王家卫《2046》的影厅里。在厅里坐了20分钟以后，这个意大利人突然哐当跳起来，狂叫着大骂：怎么全是中国人！
从一开始的嘲笑到现在的恐惧，东西方的关系正处于变化之中。我从1990年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在那些年里，我们还有机会与张艺谋、黄建新、侯孝贤、杨德昌这些师长辈的导演在西方电影节中相会。1993年鹿特丹电影节，同时放映了黄建新的《五魁》和我们当时正剪接的《北京杂种》的40分钟片段。两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同时出现在一个电影节，反映出那时候中西方文化正如海绵与水一般，互相充满强烈的吸引。但这种吸引更多是建构在双方互不了解的基础之上。我最早对于西方电影的理解都来自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苏联电影。直到1985年进入电影学院学习之后，看的第一部西方电影就是施伦多夫的《铁皮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这部电影震撼了。其中一段小侏儒爬到女人的裙子里，女人叫喊了一声，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性的行为，这让我意识到居然还可以这样拍电影。
而过去西方对于中国电影的认识就是中国只有一种类型片：功夫电影。在以往的好莱坞电影中，中国人也多以小丑的形象被嘲弄，但随着这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西方经济衰退，又有如奥运会开幕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好莱坞的价值观也在不断调整。近二十年，是中西方文化语言的“巴别塔”不断建造的过程，也是中西方文化真正开始对话的过程。最近我参加意大利乌迪内电影节，欧盟在电影节上组织了一次东西方对话讨论会，我们很快达成一个共识：不管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还是伊斯兰教文化基础上，人类几大文明归根结底都指向同一样东西—共通的人性。
电影归根结底，还是表达人性的艺术。当关注点落在这个基础之上，过去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便也消退了，中国电影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以猎奇为诉求的中国影片无法再满足西方观众的需求。在乌迪内的这次讨论会上，一位曾发行过《花样年华》《看上去很美》《悲情城市》的意大利发行商说近几年发行亚洲电影越来越困难，因为经过最初的一段好奇之后，意大利观众最终发现，不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人性方面与西方人都没有区别。
想通这一点，便不难发现如今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真正问题。观众需要的是中国电影提供更新的对人类社会有建设意义的价值观，建立更新的美学格式，例如中国的哲学之道，在所谓“儒家思想”背后，实际这背后还因为中国依旧有它独特的魅力。
《过年回家》《看上去很美》
最近的上海电影节上组织了一场讨论，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国导演如何应对好莱坞影片。微博上转载最多的一条消息，就是会上陆川哭了，还把在一旁打瞌睡的我吓醒了，说起来实在搞笑。其实那天在去参加讨论会的路上，我和同行的贾樟柯、娄烨聊天，都说咱们这次不要变成祥林嫂和怨妇，但最终讨论会的基调依旧不可避免地滑向这样的气氛。而陆川的哭泣，再次证明新闻记者关注的并非大家真正讨论的思想道理，而是一个愤怒、哭泣的表情，聪明的陆川当然掌握了这种心态。但“好莱虎”实际上并非华语电影单单面临的状况，好莱坞正在占领全世界。面对好莱坞，我们不能只是简单的抗拒，还要客观的接受。也正是有了好莱坞，中国的电影院增多、银幕数量增多、票房增大，并且完成了整个院线的建设。也许审查等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但归根结底我们要关注的还是电影艺术的核心—我们究竟要表达怎样的人性。
1999年，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举办了我的纪录片《疯狂英语》国际首映，全场观众几乎是在笑声中看完了这部片子。李阳如传道士、人生导师般的教学方式在西方人看来夸张滑稽。影片最后，他中英文混杂讲了一段预言式的话：Next century，all the world speak Chinese，引得全场观众哄堂大笑。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疯狂英语》的海外放映，反响始终都是特别强烈的。直到2009年，在葡萄牙纪录片电影节上再次放映，场内还是座无虚席，但在这次放映中，现场鸦雀无声，没有丝毫动静。我坐在现场，几乎感觉到一种恐怖的气氛。
一次圣诞节前后，我与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尔科一起去意大利拿波里，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位当地院线老板，讲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当时意大利影院放映的几乎都是西方每年最为重点的贺岁喜剧片，但一个意大利人走错影厅，误入正在放映王家卫《2046》的影厅里。在厅里坐了20分钟以后，这个意大利人突然哐当跳起来，狂叫着大骂：怎么全是中国人！
从一开始的嘲笑到现在的恐惧，东西方的关系正处于变化之中。我从1990年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在那些年里，我们还有机会与张艺谋、黄建新、侯孝贤、杨德昌这些师长辈的导演在西方电影节中相会。1993年鹿特丹电影节，同时放映了黄建新的《五魁》和我们当时正剪接的《北京杂种》的40分钟片段。两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同时出现在一个电影节，反映出那时候中西方文化正如海绵与水一般，互相充满强烈的吸引。但这种吸引更多是建构在双方互不了解的基础之上。我最早对于西方电影的理解都来自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苏联电影。直到1985年进入电影学院学习之后，看的第一部西方电影就是施伦多夫的《铁皮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这部电影震撼了。其中一段小侏儒爬到女人的裙子里，女人叫喊了一声，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性的行为，这让我意识到居然还可以这样拍电影。
而过去西方对于中国电影的认识就是中国只有一种类型片：功夫电影。在以往的好莱坞电影中，中国人也多以小丑的形象被嘲弄，但随着这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西方经济衰退，又有如奥运会开幕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好莱坞的价值观也在不断调整。近二十年，是中西方文化语言的“巴别塔”不断建造的过程，也是中西方文化真正开始对话的过程。最近我参加意大利乌迪内电影节，欧盟在电影节上组织了一次东西方对话讨论会，我们很快达成一个共识：不管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还是伊斯兰教文化基础上，人类几大文明归根结底都指向同一样东西—共通的人性。
电影归根结底，还是表达人性的艺术。当关注点落在这个基础之上，过去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便也消退了，中国电影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以猎奇为诉求的中国影片无法再满足西方观众的需求。在乌迪内的这次讨论会上，一位曾发行过《花样年华》《看上去很美》《悲情城市》的意大利发行商说近几年发行亚洲电影越来越困难，因为经过最初的一段好奇之后，意大利观众最终发现，不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人性方面与西方人都没有区别。
想通这一点，便不难发现如今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真正问题。观众需要的是中国电影提供更新的对人类社会有建设意义的价值观，建立更新的美学格式，例如中国的哲学之道，在所谓“儒家思想”背后，实际这背后还因为中国依旧有它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