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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14年香格里拉对话的火爆程度，即便观察家们有所预期，依然感到意外。
从5月30日开始的三天会期内，每天都有一个引人关注的发言：先是日本首相安倍，然后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最后一天，直面所有人的期待，61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将军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我认为此次会议最让人惊诧的是哈格尔的报告，他丝毫没有掩藏自己的真实心理。”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往的惯例是，美国经常掩藏自己对中国的指手画脚。”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是香格里拉对话的主办方之一。这一聚焦亚洲安全的会议自2002年开始举办，中国自2007年起连续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出席。
透过亚历山大·尼尔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通过协议，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可以在这里停泊补给，美国已经在这里部署了两艘滨海战斗舰——它已经是美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
“香格里拉对话意味着直接的观点交流。”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地缘经济及战略总监桑杰亚·巴卢告诉本刊记者，对于王冠中的演讲，“我认为非常直白，非常直接。人们希望听到中国的观点。”
这位曾经担任印度总理发言人的研究人员说：“中国的参与者变得更加善于表达自己，他们回答问题，我认为我看到了印象中中国代表最多的积极参与。”
日本人的“假设性案件”
2014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正式议程从5月30日的晚宴开始，至6月1日中午结束。27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防务高官和学者，就区域安全问题展开讨论。
防务高官们也在会议期间展开穿梭外交。虽然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亚洲安全峰会，但其对话沟通的意义更强，而并不追求正式成果。这也意味着有人“乱喷口水”毫不奇怪。
5月30日下午，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已经在公共场合亮相。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这天下午参加了一场以区域安全为主题的电视辩论。
同场包括一名印度嘉宾和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曾经主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的许通美。
傅莹在辩论中阐述了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与传统安全威胁并重的趋势，也指明中国以发展寻求共同安全的思路来源于对自身和区域发展经验的总结。
不过，这位中国前副外长在此次会议中遇到的最强大挑战，是5月31日下午关于“公海的维护和管理”的讨论。
虽然同场也有加拿大副外长法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洛克利尔等提出疑问，但是日本副外相杉山晋辅显然是最大的“刺儿头”。
这位六方会谈前日本首席代表自称“谦卑的国际法学生”，以阴阳怪气的语调提出三个“假想的岛屿争端案件”，并且向台下观众发问：某国是不是违法了国际法？有谁能为某国的行为辩护？
傅莹以不急不缓的语调说：“谢谢你给我们上了一堂很法律专业主义的课。我不是国际法的专业人员，一般来说很难跟一个法学教授争论。但我想说明一下南沙和西沙等岛屿的历史和争端的来源。”
她简单阐述了中国最早发现并管理这些岛屿、及至二战后归还中国、70年代出现纠纷的事实。
对于杉山晋辅的措辞，傅莹说，日本嘉宾和日本首相谈论国际法的口气，给人感觉好像是“日本拥有国际法”，立即在会场上引起一片笑声。
许通美在这场讨论中作为听众主动要求发言。他说，对于杉山晋辅的“假设性案件”不予回应，因为好的法官都知道假设案件不应回答。
不过，他还是有一些看法分享，“日本不承认钓鱼岛有争议并不符合现实，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钓鱼岛有争议，日本何不提出可以交予国际仲裁？这样还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
他也说：“希望我的东盟朋友，还有我的好朋友傅莹原谅我。”因为他认为，除了文莱，大都没有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规定和精神。
有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事情是由坐在台下的马来西亚代表莫尼亚提出的：中国在解决南海纠纷中提出了很多好的主张，但为何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存在拖延？
傅莹明确指出，中国正在和东盟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探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
她也谈到，中国民众中也存在着一种疑虑，即“南海行为准则”是不是东盟国家用来约束中国的单行道，“当东盟、当你们的一些成员国违反了这些原则，东盟能够通过约束你的成员国来证明东盟的公信力吗？倘若不能，我们怎么能往前走到南海行为准则？”
这番谈话，使人想起2013年中国两会时，傅莹作为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答日本记者提问时的话。
当时有位共同社记者问，中国“怎样缓和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摩擦，中国外交是否会更加咄咄逼人？”
傅莹同样表达了一般中国人的想法：“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注意到中国记者都笑了。其实你在中国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是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很多中国人的意见包括媒体人的意见，是希望中国更加强硬一些，尤其面对挑衅的时候，希望有更加强硬的姿态，这个差距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实际情况，我们要看到这个情况的存在。
事实上，傅莹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伊始，就着重提出了亚洲安全观的问题。当会议最后一天上午，王冠中对此再次阐述之后，真正引发了与会者的热议。
安倍带来专业“读稿译员”
5月31日这一天的另一个重要会场，是哈格尔、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和韩国国防长官金宽镇的会谈。
三国防长在会谈之后发表的新闻资料中说，他们因朝鲜的核和导弹“威胁”而决定加强军事情报交流。
这个问题的焦点在于，美国一直希望加强三国导弹防御体系。
但是，在此次会晤后，只有美国和韩国就加强两国导弹防御体系的互通性达成了协议。 显然，韩国对于美国力推的三国“同步行为”并不感冒。韩国媒体在报道中说，韩国国内存在顾虑，认为与日本加强军事合作可能导致日本插手半岛事务。
日本代表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中的言行，时刻带着美国的影子。
5月30日晚，安倍准备进行晚宴演讲前，众多媒体目睹了这样一幕：哈格尔和小野寺五典在门口聊天等待，一会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也走了过来。
最终，他们等待的对象安倍出现了。美国国防部长对他说：“我们很期待你的演讲。”
安倍显然是有备而来。在晚宴现场，担任同声传译的译员以低沉的声音抑扬顿挫地念读了英文稿件——这位“专业读稿”译员是安倍从日本带来的。
“在亚太地区内的很多国家都缺乏互信，但是我觉得最为缺乏互信的两个国家是日本和中国。它们的关系可能已经降到了冰点，估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改善。目前，日本准备将其军队现代化并改革其国防力量，使得自己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多作用。”亚历山大·尼尔说。
而亚洲研究人员对于日本的再军事化，显然比亚历山大·尼尔更为敏感。
“战后以来，我们好几代人，对于日本作为一个强大军力会在周边存在，根本没有尝试过。二战以来日本因为和平宪法不会派军队到国外。我们对这个问题还在作评估，很陌生，大家还没表态。”曾任马来西亚总理秘书的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胡逸山在现场对《瞭望东方周刊》评论说，“大家印象中，上一次日本这样做还是二次大战时。”
不能让放火的人评价救火
由一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开幕晚宴发表演讲，美国国防部长在次日上午开场发言，这是香格里拉对话的惯例。
而中国代表团中的军方领导人在最后一天的演讲，则约定俗成地成为又一个重要时刻。
“今天，我一年之内作为国防部长第五次来到这里，再次强调，我们美国对亚太的承诺不会变。”这是哈格尔演讲中第一个实质性内容。
他还提到了当周早些时候奥巴马的言论：“美国必须做世界的领导者。我们不这么做，没人愿意做。”
他继续引用奥巴马的话：“问题不是美国愿不愿意，而是我们将如何，如何保证全球的和平与繁荣。”
事实上，就在5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就奥巴马的发言评论说：“不能自己一套标准，别人一套标准，不能宽于待己，严于律人。否则老大怎么当？”
然后，哈格尔指责了中国在过去几年里为维护自己权益所作出的努力。
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李明江目睹了哈格尔“坦率”的讲话。他觉得，这位国防部长试图安抚盟友，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不会削弱。
对于哈格尔的严厉语气，李明江认为，2011年香格里拉对话的气氛比较紧张，之后两年相对缓和，“今年则再度紧张，这也是地区安全现实的真实反映。”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对此则说得更干脆：“现在美国和日本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跑进你家后院，放把火。然后说，嘿！你看，起火了，你得负责。”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哈格尔的讲话，你不能让放火的人对救火的效果和速度当裁判。王冠中将军和越南国防部长都说，两国已经采取措施。但即使这样，一些人的提问与其说是‘不和平’，不如说是在挑拨离间、破坏和平。”
在香格里拉饭店，这位东南亚研究人员继续激动地说：“还不止是挑拨离间，还用行动来破坏，比如对一些有争议的、不负责任的国家进行支持，在这一点上，王冠中将军的回应是必须的。”
亚洲的安全谁来负责
王冠中与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一起出席第三天上午的讨论。
此前，他作为中方军方代表团团长，已经在会议第二天通过书面声明回应了安倍和哈格尔的挑衅和指责。
亚历山大·尼尔认为，中俄代表团负责人同场出现颇具意味。然而，“俄罗斯刚刚和中国签订天然气合约，这说明两国之间有战略往来关系，而且普京也刚刚访华。不过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力量相对要小一些，虽然它有远东政策并积极推进，但目前欧洲才是俄罗斯主要担心的地方。”
王冠中在演讲中阐述了中国的亚洲安全观，介绍了中国践行共同发展安全观的实践，也发出建设共同安全、增进地区安全合作的倡议。
在问答环节，一些听众就东海、南海、中印等问题提问。王冠中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介绍了中国与美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加强防务和安全沟通的情况。
不过，正如黄靖所说，在接下来的提问中，有更多人提到南海问题，尤其是“九段线”，也有人带有明显的挑衅意味。
事实上，香格里拉对话之所以在西方世界引起关注，正是因为中国军方以它为平台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此次，王冠中和傅莹都在不同场合阐述了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即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
亚历山大·尼尔注意到，在不久前于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阐述亚洲安全观时，不包括美国。
他认为，当中国准备在亚太地区践行自己的安全观时，必须有令人信服的能力和方式。
胡逸山的看法则是：“亚洲的安全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这个逻辑很自然。但我们东南亚国家看到的事实是：一方面美国完全没有离开本区域的意向，所以美国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肯定会在本区域的安全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他的结论颇有代表性：“坦白说，我们也觉得中美两个大国目前来说有一点点对峙的现象，这是我们非常不想看到的。我们希望这两大国能够携手合作。”
历史轨迹告诉我们什么
对于美国在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中的“直抒胸臆”，除了得到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约翰斯的应和外，南海诸国并没有给足哈格尔面子。
5月30日上午，哈格尔与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会晤。他后来在演讲中还专门提到，两人都曾参加越战，“今天，冯先生和我，将一起努力，加强我们的军事纽带。历史充满了讽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领导并将持续、谦卑地领导世界。”
转天上午，冯光青发表了题为“管理战略紧张”的演讲。
在提到中越两国于南海的对峙事件后，这位大将说，越南和中国是邻国，肯定会出现摩擦和分歧，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双方应该坐下来讨论，找出和平解决方案。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的演说则表达了另外一重意思：在重要课题上，如海洋法和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上，东盟必须遵循同一立场，必须共同进退。
在南海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菲律宾，并没有安排要员参加此次香格里拉对话。
其实，在2013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也曾有人不停地挑动南海问题，但这一问题没能成为那次大会的主要关注点。无论是越南总理阮晋勇的主旨演讲，或是哈格尔、小野寺五典的讲话，都没有将南海问题当作重点。
再往前追溯，2012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曾经“备受期待”的南海话题也没有成为焦点。
“我想，东盟国家认为中国是崛起的经济大国，这一地区需要平衡。许多此类国家思考与美国的共同利益，或与中国的共同利益。但是它们拒绝选择某一方，希望能够制定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许多此类国家因自己的利益而摇摆于中国与美国之间。”亚历山大·尼尔说。
对于看似激烈的香格里拉对话，他说，只要看看历史的轨迹就可以发现，一个崛起的力量在变得强大之前总是伴随着摩擦。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宣扬自己热爱和平、需要和谐的全球环境，但也需要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亚历山大·尼尔认为，其他国家需要了解中国的核心利益，比如领土完整等等。
桑杰亚·巴卢则认为，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十分可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着亚洲的和平和稳定。我来自印度，希望亚洲和平，并看到中国和日本、中国和韩国、中国和东盟、中国和印度的和平关系。这样我们就能有一个世纪时间的发展。”
从5月30日开始的三天会期内，每天都有一个引人关注的发言：先是日本首相安倍，然后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最后一天，直面所有人的期待，61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将军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我认为此次会议最让人惊诧的是哈格尔的报告，他丝毫没有掩藏自己的真实心理。”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往的惯例是，美国经常掩藏自己对中国的指手画脚。”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是香格里拉对话的主办方之一。这一聚焦亚洲安全的会议自2002年开始举办，中国自2007年起连续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出席。
透过亚历山大·尼尔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通过协议，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可以在这里停泊补给，美国已经在这里部署了两艘滨海战斗舰——它已经是美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
“香格里拉对话意味着直接的观点交流。”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地缘经济及战略总监桑杰亚·巴卢告诉本刊记者，对于王冠中的演讲，“我认为非常直白，非常直接。人们希望听到中国的观点。”
这位曾经担任印度总理发言人的研究人员说：“中国的参与者变得更加善于表达自己，他们回答问题，我认为我看到了印象中中国代表最多的积极参与。”
日本人的“假设性案件”
2014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正式议程从5月30日的晚宴开始，至6月1日中午结束。27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防务高官和学者，就区域安全问题展开讨论。
防务高官们也在会议期间展开穿梭外交。虽然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亚洲安全峰会，但其对话沟通的意义更强，而并不追求正式成果。这也意味着有人“乱喷口水”毫不奇怪。
5月30日下午，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已经在公共场合亮相。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这天下午参加了一场以区域安全为主题的电视辩论。
同场包括一名印度嘉宾和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曾经主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的许通美。
傅莹在辩论中阐述了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与传统安全威胁并重的趋势，也指明中国以发展寻求共同安全的思路来源于对自身和区域发展经验的总结。
不过，这位中国前副外长在此次会议中遇到的最强大挑战，是5月31日下午关于“公海的维护和管理”的讨论。
虽然同场也有加拿大副外长法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洛克利尔等提出疑问，但是日本副外相杉山晋辅显然是最大的“刺儿头”。
这位六方会谈前日本首席代表自称“谦卑的国际法学生”，以阴阳怪气的语调提出三个“假想的岛屿争端案件”，并且向台下观众发问：某国是不是违法了国际法？有谁能为某国的行为辩护？
傅莹以不急不缓的语调说：“谢谢你给我们上了一堂很法律专业主义的课。我不是国际法的专业人员，一般来说很难跟一个法学教授争论。但我想说明一下南沙和西沙等岛屿的历史和争端的来源。”
她简单阐述了中国最早发现并管理这些岛屿、及至二战后归还中国、70年代出现纠纷的事实。
对于杉山晋辅的措辞，傅莹说，日本嘉宾和日本首相谈论国际法的口气，给人感觉好像是“日本拥有国际法”，立即在会场上引起一片笑声。
许通美在这场讨论中作为听众主动要求发言。他说，对于杉山晋辅的“假设性案件”不予回应，因为好的法官都知道假设案件不应回答。
不过，他还是有一些看法分享，“日本不承认钓鱼岛有争议并不符合现实，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钓鱼岛有争议，日本何不提出可以交予国际仲裁？这样还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
他也说：“希望我的东盟朋友，还有我的好朋友傅莹原谅我。”因为他认为，除了文莱，大都没有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规定和精神。
有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事情是由坐在台下的马来西亚代表莫尼亚提出的：中国在解决南海纠纷中提出了很多好的主张，但为何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存在拖延？
傅莹明确指出，中国正在和东盟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探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
她也谈到，中国民众中也存在着一种疑虑，即“南海行为准则”是不是东盟国家用来约束中国的单行道，“当东盟、当你们的一些成员国违反了这些原则，东盟能够通过约束你的成员国来证明东盟的公信力吗？倘若不能，我们怎么能往前走到南海行为准则？”
这番谈话，使人想起2013年中国两会时，傅莹作为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答日本记者提问时的话。
当时有位共同社记者问，中国“怎样缓和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摩擦，中国外交是否会更加咄咄逼人？”
傅莹同样表达了一般中国人的想法：“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注意到中国记者都笑了。其实你在中国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是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很多中国人的意见包括媒体人的意见，是希望中国更加强硬一些，尤其面对挑衅的时候，希望有更加强硬的姿态，这个差距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实际情况，我们要看到这个情况的存在。
事实上，傅莹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伊始，就着重提出了亚洲安全观的问题。当会议最后一天上午，王冠中对此再次阐述之后，真正引发了与会者的热议。
安倍带来专业“读稿译员”
5月31日这一天的另一个重要会场，是哈格尔、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和韩国国防长官金宽镇的会谈。
三国防长在会谈之后发表的新闻资料中说，他们因朝鲜的核和导弹“威胁”而决定加强军事情报交流。
这个问题的焦点在于，美国一直希望加强三国导弹防御体系。
但是，在此次会晤后，只有美国和韩国就加强两国导弹防御体系的互通性达成了协议。 显然，韩国对于美国力推的三国“同步行为”并不感冒。韩国媒体在报道中说，韩国国内存在顾虑，认为与日本加强军事合作可能导致日本插手半岛事务。
日本代表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中的言行，时刻带着美国的影子。
5月30日晚，安倍准备进行晚宴演讲前，众多媒体目睹了这样一幕：哈格尔和小野寺五典在门口聊天等待，一会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也走了过来。
最终，他们等待的对象安倍出现了。美国国防部长对他说：“我们很期待你的演讲。”
安倍显然是有备而来。在晚宴现场，担任同声传译的译员以低沉的声音抑扬顿挫地念读了英文稿件——这位“专业读稿”译员是安倍从日本带来的。
“在亚太地区内的很多国家都缺乏互信，但是我觉得最为缺乏互信的两个国家是日本和中国。它们的关系可能已经降到了冰点，估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改善。目前，日本准备将其军队现代化并改革其国防力量，使得自己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多作用。”亚历山大·尼尔说。
而亚洲研究人员对于日本的再军事化，显然比亚历山大·尼尔更为敏感。
“战后以来，我们好几代人，对于日本作为一个强大军力会在周边存在，根本没有尝试过。二战以来日本因为和平宪法不会派军队到国外。我们对这个问题还在作评估，很陌生，大家还没表态。”曾任马来西亚总理秘书的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胡逸山在现场对《瞭望东方周刊》评论说，“大家印象中，上一次日本这样做还是二次大战时。”
不能让放火的人评价救火
由一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开幕晚宴发表演讲，美国国防部长在次日上午开场发言，这是香格里拉对话的惯例。
而中国代表团中的军方领导人在最后一天的演讲，则约定俗成地成为又一个重要时刻。
“今天，我一年之内作为国防部长第五次来到这里，再次强调，我们美国对亚太的承诺不会变。”这是哈格尔演讲中第一个实质性内容。
他还提到了当周早些时候奥巴马的言论：“美国必须做世界的领导者。我们不这么做，没人愿意做。”
他继续引用奥巴马的话：“问题不是美国愿不愿意，而是我们将如何，如何保证全球的和平与繁荣。”
事实上，就在5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就奥巴马的发言评论说：“不能自己一套标准，别人一套标准，不能宽于待己，严于律人。否则老大怎么当？”
然后，哈格尔指责了中国在过去几年里为维护自己权益所作出的努力。
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李明江目睹了哈格尔“坦率”的讲话。他觉得，这位国防部长试图安抚盟友，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不会削弱。
对于哈格尔的严厉语气，李明江认为，2011年香格里拉对话的气氛比较紧张，之后两年相对缓和，“今年则再度紧张，这也是地区安全现实的真实反映。”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对此则说得更干脆：“现在美国和日本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跑进你家后院，放把火。然后说，嘿！你看，起火了，你得负责。”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哈格尔的讲话，你不能让放火的人对救火的效果和速度当裁判。王冠中将军和越南国防部长都说，两国已经采取措施。但即使这样，一些人的提问与其说是‘不和平’，不如说是在挑拨离间、破坏和平。”
在香格里拉饭店，这位东南亚研究人员继续激动地说：“还不止是挑拨离间，还用行动来破坏，比如对一些有争议的、不负责任的国家进行支持，在这一点上，王冠中将军的回应是必须的。”
亚洲的安全谁来负责
王冠中与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一起出席第三天上午的讨论。
此前，他作为中方军方代表团团长，已经在会议第二天通过书面声明回应了安倍和哈格尔的挑衅和指责。
亚历山大·尼尔认为，中俄代表团负责人同场出现颇具意味。然而，“俄罗斯刚刚和中国签订天然气合约，这说明两国之间有战略往来关系，而且普京也刚刚访华。不过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力量相对要小一些，虽然它有远东政策并积极推进，但目前欧洲才是俄罗斯主要担心的地方。”
王冠中在演讲中阐述了中国的亚洲安全观，介绍了中国践行共同发展安全观的实践，也发出建设共同安全、增进地区安全合作的倡议。
在问答环节，一些听众就东海、南海、中印等问题提问。王冠中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介绍了中国与美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加强防务和安全沟通的情况。
不过，正如黄靖所说，在接下来的提问中，有更多人提到南海问题，尤其是“九段线”，也有人带有明显的挑衅意味。
事实上，香格里拉对话之所以在西方世界引起关注，正是因为中国军方以它为平台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此次，王冠中和傅莹都在不同场合阐述了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即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
亚历山大·尼尔注意到，在不久前于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阐述亚洲安全观时，不包括美国。
他认为，当中国准备在亚太地区践行自己的安全观时，必须有令人信服的能力和方式。
胡逸山的看法则是：“亚洲的安全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这个逻辑很自然。但我们东南亚国家看到的事实是：一方面美国完全没有离开本区域的意向，所以美国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肯定会在本区域的安全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他的结论颇有代表性：“坦白说，我们也觉得中美两个大国目前来说有一点点对峙的现象，这是我们非常不想看到的。我们希望这两大国能够携手合作。”
历史轨迹告诉我们什么
对于美国在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中的“直抒胸臆”，除了得到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约翰斯的应和外，南海诸国并没有给足哈格尔面子。
5月30日上午，哈格尔与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会晤。他后来在演讲中还专门提到，两人都曾参加越战，“今天，冯先生和我，将一起努力，加强我们的军事纽带。历史充满了讽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领导并将持续、谦卑地领导世界。”
转天上午，冯光青发表了题为“管理战略紧张”的演讲。
在提到中越两国于南海的对峙事件后，这位大将说，越南和中国是邻国，肯定会出现摩擦和分歧，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双方应该坐下来讨论，找出和平解决方案。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的演说则表达了另外一重意思：在重要课题上，如海洋法和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上，东盟必须遵循同一立场，必须共同进退。
在南海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菲律宾，并没有安排要员参加此次香格里拉对话。
其实，在2013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也曾有人不停地挑动南海问题，但这一问题没能成为那次大会的主要关注点。无论是越南总理阮晋勇的主旨演讲，或是哈格尔、小野寺五典的讲话，都没有将南海问题当作重点。
再往前追溯，2012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曾经“备受期待”的南海话题也没有成为焦点。
“我想，东盟国家认为中国是崛起的经济大国，这一地区需要平衡。许多此类国家思考与美国的共同利益，或与中国的共同利益。但是它们拒绝选择某一方，希望能够制定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许多此类国家因自己的利益而摇摆于中国与美国之间。”亚历山大·尼尔说。
对于看似激烈的香格里拉对话，他说，只要看看历史的轨迹就可以发现，一个崛起的力量在变得强大之前总是伴随着摩擦。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宣扬自己热爱和平、需要和谐的全球环境，但也需要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亚历山大·尼尔认为，其他国家需要了解中国的核心利益，比如领土完整等等。
桑杰亚·巴卢则认为，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十分可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着亚洲的和平和稳定。我来自印度，希望亚洲和平，并看到中国和日本、中国和韩国、中国和东盟、中国和印度的和平关系。这样我们就能有一个世纪时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