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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刘桐九，是个普通的退休商业职工。他活了76岁，毫无功业可言，可算微不足道。他对自己一生清清白白做人，老实认真工作，晚年四世同堂，很是知足。但是，我却为他这一辈子过得战战兢兢，感到难过。他14岁进城学徒，怕老板，怕被打骂；出师当伙计，怕东家，怕失业；解放后他当了商业职工，又怕领导，怕出身好的同事，怕挨整。最使我想起来痛心的是，他还怕我这个儿子。
从遗传上看，我的外貌和声音，酷似我的父亲；但是我的智力得自母亲，狂纵的性格更像我那文盲的曾祖父和半文盲的祖父。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极小。童年时代，父亲每年只有歇伏和春节回家两趟，我把他视如生客，并不亲近，后来我进城读书，考取了公费生，课外又当报童，自己供给自己上学。父亲觉得对不起我，就怕起我来。解放后我开始发表习作，稿费逐月增加，又帮他养家糊口。我每月只有交钱时见他一面。我不愿到他当伙计的商店去，不愿见他在老板面前低声下气的屈辱模样儿。商店倒闭，他改当摊贩，收入更少(比不得现在的个体户)。生意赔了钱，我还要拿更多的稿费替他还债。我越来越小有名气，他也就越来越把我当“少东家”看待。公私合营之前，他就到国营商店当了职工。但是我被划为全国批判的“右派”，他也因受株连而被划为“小业主”，跟资本家同等对待。从此，他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每天看的是蛮横的脸色，听的是恶言恶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被平反，他的成分也改为店员。然而，他已年迈，退休回家了。
儿子成了名人，孙子成了硕士，孙女到美国留学，其他子女也都顺利发展和得到升迁。他虽然仍旧胆小谨慎，却也时常流露得意之色。我每出版一本书，他都要几本送人；我怕他过分炫耀，给我惹来闲言碎语，不愿多给，所以，他每回向我要书，都犯憷。在他死后，整理他的遗物，发现在他的褥下，有我两部作品。我十分悔恨，为什么不许他在生前充分满足“虚荣心”呢？
父亲一生，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只知埋头苦干，挣钱养家。在旧社会，他不曾想当巨商富贾；到新社会，也没想过出人头地。他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尽量多节省一点钱，上孝敬父母，下抚养儿女。由于他人品端正，乡亲们都信得过他，常找他代购物品。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代购物品精心挑选，力求物美价廉，账目一清二楚，不差分毫。家乡的田大伯和田大妈，是一对舍命不舍财的老绝户，把谁都当贼防，怕被坑骗，却一百个放心地把他们的血汗钱交给我父亲代管了很长时间；老两口儿后来为了盖房，才从我父亲这里取走，钱数却增加了不少，原来我父亲替他们放了债，多了一笔利息收入。田大伯和田大妈逢人便夸我父亲忠厚可靠。
我父亲做摊贩生意时，一位资本家借给他十匹布做本钱，当时言明是友情赠送，不必偿还。但是，父亲一直感到不安，逢年过节都要备上厚礼，登门致谢。即便我被划右，他被划为小业主，政治压力很大，也照送不误。“文革”开始，这位资本家被红卫兵打、砸、抢、抄个净光，又断了定息，便打发他的子女给我父亲捎信，讨还这十匹布的折价。当时，我的存款被冻结，全家收入很低，衣食也发生困难；但是父亲并不想赖账，想方设法凑够了钱，天黑之后在胡同口交给那位资本家的子女。
在血雨腥风的危难时刻，父亲恪守“借钱必还”的道德原则，虽属凡人小事，却是难能可贵。
他胆小得树叶落下来都怕砸破了头，但绝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我的一个堂伯父，是二十九军的一名军官，芦沟桥事变，兵败南撤，临行前把我堂伯母和当时只有七岁的堂兄托我父亲照应。抗战8年，我父亲对无依无靠的母子一直尽心竭力。日本投降以后，堂伯父却仍无消息，我父亲千方百计，四处查询，才知道堂伯父已经病丧军旅。十几年后，我的堂兄在一个县当宣传部副部长，正值“四清”运动，堂兄遭人诬陷，说堂伯父伪装死亡，潜伏下来当了特务。工作队找父亲调查，态度十分蛮横，拍桌打椅逼供，要我父亲参与诬陷而作伪证。胆小怕事的父亲忍无可忍，突然怒吼起来：“你们把我抓走吧！我不能昧良心。”诬陷终于未能成立，堂兄保住了职位，后来还升了官。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父亲终生问心无愧，死而无憾。作为他的儿子，我引以为荣。
从遗传上看，我的外貌和声音，酷似我的父亲；但是我的智力得自母亲，狂纵的性格更像我那文盲的曾祖父和半文盲的祖父。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极小。童年时代，父亲每年只有歇伏和春节回家两趟，我把他视如生客，并不亲近，后来我进城读书，考取了公费生，课外又当报童，自己供给自己上学。父亲觉得对不起我，就怕起我来。解放后我开始发表习作，稿费逐月增加，又帮他养家糊口。我每月只有交钱时见他一面。我不愿到他当伙计的商店去，不愿见他在老板面前低声下气的屈辱模样儿。商店倒闭，他改当摊贩，收入更少(比不得现在的个体户)。生意赔了钱，我还要拿更多的稿费替他还债。我越来越小有名气，他也就越来越把我当“少东家”看待。公私合营之前，他就到国营商店当了职工。但是我被划为全国批判的“右派”，他也因受株连而被划为“小业主”，跟资本家同等对待。从此，他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每天看的是蛮横的脸色，听的是恶言恶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被平反，他的成分也改为店员。然而，他已年迈，退休回家了。
儿子成了名人，孙子成了硕士，孙女到美国留学，其他子女也都顺利发展和得到升迁。他虽然仍旧胆小谨慎，却也时常流露得意之色。我每出版一本书，他都要几本送人；我怕他过分炫耀，给我惹来闲言碎语，不愿多给，所以，他每回向我要书，都犯憷。在他死后，整理他的遗物，发现在他的褥下，有我两部作品。我十分悔恨，为什么不许他在生前充分满足“虚荣心”呢？
父亲一生，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只知埋头苦干，挣钱养家。在旧社会，他不曾想当巨商富贾；到新社会，也没想过出人头地。他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尽量多节省一点钱，上孝敬父母，下抚养儿女。由于他人品端正，乡亲们都信得过他，常找他代购物品。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代购物品精心挑选，力求物美价廉，账目一清二楚，不差分毫。家乡的田大伯和田大妈，是一对舍命不舍财的老绝户，把谁都当贼防，怕被坑骗，却一百个放心地把他们的血汗钱交给我父亲代管了很长时间；老两口儿后来为了盖房，才从我父亲这里取走，钱数却增加了不少，原来我父亲替他们放了债，多了一笔利息收入。田大伯和田大妈逢人便夸我父亲忠厚可靠。
我父亲做摊贩生意时，一位资本家借给他十匹布做本钱，当时言明是友情赠送，不必偿还。但是，父亲一直感到不安，逢年过节都要备上厚礼，登门致谢。即便我被划右，他被划为小业主，政治压力很大，也照送不误。“文革”开始，这位资本家被红卫兵打、砸、抢、抄个净光，又断了定息，便打发他的子女给我父亲捎信，讨还这十匹布的折价。当时，我的存款被冻结，全家收入很低，衣食也发生困难；但是父亲并不想赖账，想方设法凑够了钱，天黑之后在胡同口交给那位资本家的子女。
在血雨腥风的危难时刻，父亲恪守“借钱必还”的道德原则，虽属凡人小事，却是难能可贵。
他胆小得树叶落下来都怕砸破了头，但绝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我的一个堂伯父，是二十九军的一名军官，芦沟桥事变，兵败南撤，临行前把我堂伯母和当时只有七岁的堂兄托我父亲照应。抗战8年，我父亲对无依无靠的母子一直尽心竭力。日本投降以后，堂伯父却仍无消息，我父亲千方百计，四处查询，才知道堂伯父已经病丧军旅。十几年后，我的堂兄在一个县当宣传部副部长，正值“四清”运动，堂兄遭人诬陷，说堂伯父伪装死亡，潜伏下来当了特务。工作队找父亲调查，态度十分蛮横，拍桌打椅逼供，要我父亲参与诬陷而作伪证。胆小怕事的父亲忍无可忍，突然怒吼起来：“你们把我抓走吧！我不能昧良心。”诬陷终于未能成立，堂兄保住了职位，后来还升了官。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父亲终生问心无愧，死而无憾。作为他的儿子，我引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