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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您好，好久没有见到您了，记得上次见您还是6年前。这几年我游学在外，一直在反思您给我的影响，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就是“价值中立”的观点。记得当年您在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个同学举过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一个普通的农民因乡镇干部多收“提留”，而与之发生矛盾，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能做些什么？您当时的回答是：一方面，我们不能鼓动农民反抗乡政府，因为我们不能为之而承担责任，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劝导农民逆来顺受，因为我们不能为之而承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