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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
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他一生。成为政要后，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最愿意与手下文士谈的，是他一生奉行的“中”的哲学。
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跟幕僚开会，对他们的意见，阎总用两句话回答，一句是“你说得好”，一句是“你说得对”。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时间长了手下才明白过来：原来，好并不等于对呀。
阎锡山自有说法：对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对在不对的中间，不在不对的反面；不对的反面，还是个不对，不对与不对是相对的……偏与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对。唯中与对是绝对的。
“中”渗透此入骨髓，影响到方方面面，比如用人——阎锡山常说：“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好人，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机会就为自己图谋私利，如不预为防范，小则营私舞弊，大则图谋造反。因此他用种种手段使同人互相监视，甚至互相摩擦，由他操纵支配，无论远近亲友，都不例外。
阎锡山的幕府中人基本符合《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种人才。“聪聪明明的坏人，与糊糊涂涂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职。”
学延安，蹲窑洞学土改。村公有
正因为“中”的思想，阎锡山能从中共各方面汲取长处。他看到了旧军的弱点，研究了中共“党指挥枪”的办法与经验，得出结论：“军官能力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如主义能力的军队。”于是他依靠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筹建新军“青年搞敌决死队”，并仿照八路军的建军制度，在新军中普遍设立政委制。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军、政部门撤至临汾。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仿照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订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当时延安有个学校叫“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阎锡山在临汾也成立了一个“民大”(民族革命大学)；一到秋林、克难坡，阎锡山就仿照延安挖了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同时修食堂、盖舞台、建礼堂、兴水电，使得秋林、克难坡的夜景像是个小延安；中共历来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延安有成群结队的女兵，阎也标榜提高妇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养女干部。于是秋林、克难坡街头也不乏身着戎装的“女兵”；延安提倡勤俭朴素、艰苦奋斗，阎也要求禁绝烟赌赃欺，官兵干部待遇以及服装也较国民党中央军简朴；延安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阎也使秋林、克难坡的生活紧张化，机关干部每天8小时工作外，须出席早晨6点由阎主持的“朝会”……
当1935年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从南方苏区向北方蔓延时，阎锡山在“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他还几次提到“共产党的厉害”：“共产党将私有土地拿来分给贫农，使贫农同情于他，成为拥护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农民拥护为其革命手段，是摧毁现在政府建设的基础。”
早在1920年代，阎锡山提出过“田由公授”的主张，他深知土地问题是这农业国家的命脉。10多年间，因为战乱与动荡，农村破产情况普遍，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降为雇农佃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趋势，“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不得一饱。”
他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而是收归村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
阎锡山在老家五台县的几个村试点，苦口婆心劝说富人们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把多余的土地拿出来，以无利公债收买，遭到富人的强烈抵制。结果，不了了之。但阎的努力，对19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和改造农村运动，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3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对这段岁月作过生动描述。如他说服阎锡山释放关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让那些爱国、有为的青年恢复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阵营。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抗日中心，吸引许多爱国志士。
1937年9月阎锡山的同乡五台人徐向前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这次交道，令阎锡山对周恩来颇为佩服，事后他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又赞：“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在雁门关视察地形时，周恩来与阎锡山有过这样的对话——
“如果日寇攻到这里，你准备怎样打?”周问。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阎答。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平型关战役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为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从后来的西安事变看，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的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那条道路。”
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他一生。成为政要后，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最愿意与手下文士谈的，是他一生奉行的“中”的哲学。
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跟幕僚开会，对他们的意见，阎总用两句话回答，一句是“你说得好”，一句是“你说得对”。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时间长了手下才明白过来：原来，好并不等于对呀。
阎锡山自有说法：对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对在不对的中间，不在不对的反面；不对的反面，还是个不对，不对与不对是相对的……偏与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对。唯中与对是绝对的。
“中”渗透此入骨髓，影响到方方面面，比如用人——阎锡山常说：“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好人，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机会就为自己图谋私利，如不预为防范，小则营私舞弊，大则图谋造反。因此他用种种手段使同人互相监视，甚至互相摩擦，由他操纵支配，无论远近亲友，都不例外。
阎锡山的幕府中人基本符合《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种人才。“聪聪明明的坏人，与糊糊涂涂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职。”
学延安，蹲窑洞学土改。村公有
正因为“中”的思想，阎锡山能从中共各方面汲取长处。他看到了旧军的弱点，研究了中共“党指挥枪”的办法与经验，得出结论：“军官能力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如主义能力的军队。”于是他依靠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筹建新军“青年搞敌决死队”，并仿照八路军的建军制度，在新军中普遍设立政委制。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军、政部门撤至临汾。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仿照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订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当时延安有个学校叫“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阎锡山在临汾也成立了一个“民大”(民族革命大学)；一到秋林、克难坡，阎锡山就仿照延安挖了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同时修食堂、盖舞台、建礼堂、兴水电，使得秋林、克难坡的夜景像是个小延安；中共历来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延安有成群结队的女兵，阎也标榜提高妇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养女干部。于是秋林、克难坡街头也不乏身着戎装的“女兵”；延安提倡勤俭朴素、艰苦奋斗，阎也要求禁绝烟赌赃欺，官兵干部待遇以及服装也较国民党中央军简朴；延安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阎也使秋林、克难坡的生活紧张化，机关干部每天8小时工作外，须出席早晨6点由阎主持的“朝会”……
当1935年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从南方苏区向北方蔓延时，阎锡山在“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他还几次提到“共产党的厉害”：“共产党将私有土地拿来分给贫农，使贫农同情于他，成为拥护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农民拥护为其革命手段，是摧毁现在政府建设的基础。”
早在1920年代，阎锡山提出过“田由公授”的主张，他深知土地问题是这农业国家的命脉。10多年间，因为战乱与动荡，农村破产情况普遍，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降为雇农佃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趋势，“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不得一饱。”
他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而是收归村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
阎锡山在老家五台县的几个村试点，苦口婆心劝说富人们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把多余的土地拿出来，以无利公债收买，遭到富人的强烈抵制。结果，不了了之。但阎的努力，对19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和改造农村运动，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3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对这段岁月作过生动描述。如他说服阎锡山释放关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让那些爱国、有为的青年恢复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阵营。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抗日中心，吸引许多爱国志士。
1937年9月阎锡山的同乡五台人徐向前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这次交道，令阎锡山对周恩来颇为佩服，事后他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又赞：“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在雁门关视察地形时，周恩来与阎锡山有过这样的对话——
“如果日寇攻到这里，你准备怎样打?”周问。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阎答。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平型关战役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为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从后来的西安事变看，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的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那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