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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我转业到了地方，分配到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秘书科工作。
那正是一个大饥荒的年代，整个社会的话题似乎都集中在“吃”上，人人都在想方设法搞吃的。许多教师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有的患上了肝炎、浮肿、妇科病，还不时传来某某学校的某某老师昏倒在讲台上的消息。
一天，局长找到我，要交给我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局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特供证”递给我说：“我向省教育厅、市政府申请了多次，终于要到了一张‘特供证’。你的任务就是办一个小型疗养所，将一些有疾病的老师轮流安排到疗养所休养一个月，这张特供证能到特定的部门买肉、糯米、红糖、猪油、鸡蛋这些营养品，你一定要把好关。”
接下任务后，我立即在局下属的学校里四处考查，终于找到一个理想的地方：既有一栋三层楼房可作为前来疗养的老师的宿舍，又有一排平房能作为食堂、餐厅和治疗室，而且还能隔离成独立的小院。地址选好后，我又亲自选拔炊事员、医护员等相关人员，组成了“武昌教师疗养小组”。随后，局里也把相关的经费拨到我处，按局里规定，前来疗养的教师不需要交钱，只需交粮票就行。
一个月后，疗养所开张了。我开始每天拿着“特供证”到各个特供点去购买猪肉、鸡蛋等营养品送到疗养所食堂。
我因持有一张“特供证”，一时成了人人羡慕的人物，走到哪里，人们都对我毕恭毕敬，但我始终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一定要把好关，不让这张“特供证”为个人和亲戚谋私利。当亲友们纷纷找到我，希望我帮他们买点“特供食品”时，我都一口回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有一天，一个曾和我在朝鲜战场上共过生死的战友找到我，说他的妻子怀孕了，急需红糖和鸡蛋，要我用“特供证”帮他买一点，我说：“老战友啊，我怎么能放弃原则开后门呢？”在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老战友想通了。但为了帮助老战友，我将自己的一份口粮供应给了他。结果，我因少了一个月的供应，只有每天靠吃蒸藕、萝卜汤度日，偶尔能吃到一个糠菜饼子，就算打牙祭了。
在疗养所疗养的老师们经过一个月的营养补充，都恢复了健康。他们临走时，都会拉着我的手说：“感谢党和政府关心我们，我们回去后一定会努力工作！”一些老师来疗养了一阵后，心里牵挂着学生，说身体好多了，要求提前回校上讲台，令我十分感动。我原来从部队要求转业到地方，是想考大学的，但有了办疗养所这一段经历，我决定放弃原来的想法，踏踏实实在教育战线干上一辈子。
一张饥饿年代的“特供证”，改变了许多教师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正是一个大饥荒的年代，整个社会的话题似乎都集中在“吃”上，人人都在想方设法搞吃的。许多教师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有的患上了肝炎、浮肿、妇科病，还不时传来某某学校的某某老师昏倒在讲台上的消息。
一天，局长找到我，要交给我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局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特供证”递给我说：“我向省教育厅、市政府申请了多次，终于要到了一张‘特供证’。你的任务就是办一个小型疗养所，将一些有疾病的老师轮流安排到疗养所休养一个月，这张特供证能到特定的部门买肉、糯米、红糖、猪油、鸡蛋这些营养品，你一定要把好关。”
接下任务后，我立即在局下属的学校里四处考查，终于找到一个理想的地方：既有一栋三层楼房可作为前来疗养的老师的宿舍，又有一排平房能作为食堂、餐厅和治疗室，而且还能隔离成独立的小院。地址选好后，我又亲自选拔炊事员、医护员等相关人员，组成了“武昌教师疗养小组”。随后，局里也把相关的经费拨到我处，按局里规定，前来疗养的教师不需要交钱，只需交粮票就行。
一个月后，疗养所开张了。我开始每天拿着“特供证”到各个特供点去购买猪肉、鸡蛋等营养品送到疗养所食堂。
我因持有一张“特供证”，一时成了人人羡慕的人物，走到哪里，人们都对我毕恭毕敬，但我始终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一定要把好关，不让这张“特供证”为个人和亲戚谋私利。当亲友们纷纷找到我，希望我帮他们买点“特供食品”时，我都一口回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有一天，一个曾和我在朝鲜战场上共过生死的战友找到我，说他的妻子怀孕了，急需红糖和鸡蛋，要我用“特供证”帮他买一点，我说：“老战友啊，我怎么能放弃原则开后门呢？”在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老战友想通了。但为了帮助老战友，我将自己的一份口粮供应给了他。结果，我因少了一个月的供应，只有每天靠吃蒸藕、萝卜汤度日，偶尔能吃到一个糠菜饼子，就算打牙祭了。
在疗养所疗养的老师们经过一个月的营养补充，都恢复了健康。他们临走时，都会拉着我的手说：“感谢党和政府关心我们，我们回去后一定会努力工作！”一些老师来疗养了一阵后，心里牵挂着学生，说身体好多了，要求提前回校上讲台，令我十分感动。我原来从部队要求转业到地方，是想考大学的，但有了办疗养所这一段经历，我决定放弃原来的想法，踏踏实实在教育战线干上一辈子。
一张饥饿年代的“特供证”，改变了许多教师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