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彼得•奥尔扎格最近辞去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局长一职,这是直接制定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要职。奥氏出身于美国最出名的私立贵族中学,又以最高一档成绩毕业于“常春藤”普林斯顿大学本科,获得去欧洲深造的马歇尔奖学金,最后得到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是他的导师和合作者。
在“双料常春藤产品”奥巴马总统之下,这样的狭义“学而优则仕”现象更加明显。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萨默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能源部长朱棣文,以及最新获得参议院批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前哈佛法学院院长卡根,都属此列。
难怪《纽约书评》杂志最新评论奥巴马上任以来的政绩时,把倚重常春藤知识精英看成是这届政府的最大特色,也是激起中下层白人“茶叶党”反精英浪潮的主要原因。
但这一说法未免有失公道。在同是双料常春藤出身的共和党小布什总统任上,美国政府的常春藤色彩一样显著。
布什提名通过的两名大法官都是常春藤产品,在“反恐”战争中“临危受命”的国家安全局长内格罗蓬特和中情局局长戈斯居然还是耶鲁大学同窗。
奥巴马目前的政治麻烦,主要是总统本人及其手下不少常春藤精英,因为肤色、种族和宗教,是中下层白人眼中的“非我族类”。
训练精英的大本营
美国政治制度偏重选举产生公职。靠选票上台固然重要,但只代表美国精英阶层的少数。美国国家机器的操作,离不开整个“上层建筑”,以及通过任命和招募等途径步入仕途的其他众多精英。
其实,无论竞选还是任命,接受精英教育仍然是美国权力阶层最明显的普遍特征,优秀的“常春藤”大学乃是训练精英的大本营。
亨利•基辛格移民纽约在高中毕业时,美国精英教育仍然歧视限制犹太学生,基辛格只能就读于有“犹太人的哈佛”之称的纽约市立学院。
基辛格“二战”参军复员后,美国社会局势显著改变,基辛格得以转学进入正牌哈佛大学,由本科而博士,再留校任教。
在成为学界翘楚的同时,也逐渐涉足政界,最终由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出任两届总统的国务卿,不仅是冷战年代和越战时期的外交大亨,更是中美和解、“联华制苏”战略的总设计师和实行者,参与改写了20世纪后期的世界历史。
基辛格在哈佛博士班的波兰裔同窗、后来在哈佛任教的同事布热津斯基,也“学而优则仕”地成为“民主党的基辛格”。在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任上,不仅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帮助组织了历史后果深重的“圣战”抵抗力量,更被一些舆论认为在背后推动了波兰籍主教出任梵蒂冈教皇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
常春藤:“上学,为的是学会统治”
美国常春藤精英教育培养社会领袖的传统源远流长。几年前,《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过耶鲁大学学生的“非正式座右铭”:“我们上学,为的是学会统治(We go to school,to learn to rule)。”这一“座右铭”可以说是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共同使命。《纽约时报》年青的专栏作家、哈佛2002年本科毕业罗斯•杜赛的一本畅销书名便是直率的《特权:哈佛和统治阶级的教育》。
常春藤的这一教育传统,以前一直有维持美国东北部盎格鲁•萨克逊基督教新教“蓝血”家族世袭特权的用意。今天常春藤盟校能够“有教无类”,囊括很大比例的美国当代和未来的社会领袖,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做到“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可以归结于两个事实:第一是上世纪中,尤其二战以来美国现代“精英统治”原则的确立;第二是上世纪领导常春藤名校的美国知识领袖的远见。
上一世纪的若干常春藤盟校领袖,是“精英统治”原则的最早倡导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士•科南,出于对“机会均等”原则的信仰,开始改革常春藤盟校招生制度,从原来的“世家特权”转向“凭才取人”。今天美国全国高等院校招生的标准SAT,就是科南校长指令哈佛招生办研发的,哈佛大学第二次采用SAT考试招生,便选拔出了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斌。
常春藤盟校领袖主张以凭才取人原则取代原来的蓝血贵族传统,不纯粹是道德上的进步,也代表一种前瞻的社会远见。哈佛大学带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常春藤盟校传统的东北部和东海岸生源以外的中西部进行“特招”,便是看到了中西部发展的前景。
1963年出任耶鲁大学校长的京曼•布鲁斯特,在大张旗鼓改革招生政策时,非常恰当地将自己形容成“知识界的投资银行家”:为了维持和保证名牌大学未来的领袖地位,不但要将“证券组合”多样化,还要根据社会大势,抛售眼看行情即将下跌的“旧股票”,购进虽有风险但也会有高回报的“新股票”。这些“新股票”,便是东北部蓝血世家之外的新兴族群和领袖人才。
“常春藤”与社会上层相辅相成
自二战结束至今半个多世纪来,常春藤名校校园与美国上层社会相辅相成,逐渐完成从“家庭成份”到地域分布的大演变。分别是犹太和天主教新移民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先走进哈佛校园,再“学而优则仕”,成为美国上层社会的栋梁翘楚,是这一精英教育和社会演变的最佳代表。
以哈佛大学为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学生占了85%,今天却不到20%。因此出现了像克林顿、戈尔、奥巴马这样的南部及美国其他地区出生长大的常春藤精英。就是先后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布什父子,也经历了从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到南方德克萨斯州的家族迁徙。最后即便是东北部的常春藤政治精英,也出现了如肯尼迪和克里那样的天主教人士。
在“开门办学”同时,在教育内容和体系上维持原有“自由学科”精英教育传统,这是常春藤名校与其他大学间的重要差别。在招收具有成为未来社会各界领袖潜质的新一代之后,常春藤教育最注重的就是为其“产品”提供成为领袖的知识、技能和人事的“平台”。常春藤名校的教育强调培养学生如何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而普通大学的教育则日益着眼于训练学生的知识和技能。
这样的精英教育造成常春藤名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明显的主次甚至“主仆”关系。简言之,常春藤不断出产的未来美国社会领袖,本科生为其主体,大体不出法学院、商学院、经济学院,以及若干社会政治学者,而非自然科学研究生。一个直接后果是,许多常春藤名校在核查申请入学时的要项──父母和祖父母是否曾是本校校友时,研究生院毕业是不算数的。
所以,新近以研究生院代表的学术研究成就被上海交通大学排名全球第二的加州州立伯克莱大学,居然进不了美国优秀高中生答卷调查列出的最向往的25所大学名单。按照《纽约时报》公布的调查数据,在100名同时得到哈佛和伯克莱录取的美国高中毕业生中,只有2名最后会选择上伯克莱。
还有芝加哥大学,它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顶尖科学家,但缺乏在政界和商界的杰出领袖校友,而被哈佛等常春藤名校视作“社会效果无关紧要”的反面办校例子。芝加哥大学入学缺乏常春藤名校级别的竞争性,进一步造成它的学生素质和学校社会影响相对下降的恶性循环。
据统计,包括“常春藤”学校联盟的12所美国顶尖私立名校校友占了美国企业界领袖的54%和美国政府重要领导岗位的42%。对比之下,美国上层精英中只有25%在州立大学接受教育,而美国全国州立大学学生的总数,超过这十来所私立名校的校友几十倍。这便是美国“学而优则仕”的现实。
在“双料常春藤产品”奥巴马总统之下,这样的狭义“学而优则仕”现象更加明显。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萨默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能源部长朱棣文,以及最新获得参议院批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前哈佛法学院院长卡根,都属此列。
难怪《纽约书评》杂志最新评论奥巴马上任以来的政绩时,把倚重常春藤知识精英看成是这届政府的最大特色,也是激起中下层白人“茶叶党”反精英浪潮的主要原因。
但这一说法未免有失公道。在同是双料常春藤出身的共和党小布什总统任上,美国政府的常春藤色彩一样显著。
布什提名通过的两名大法官都是常春藤产品,在“反恐”战争中“临危受命”的国家安全局长内格罗蓬特和中情局局长戈斯居然还是耶鲁大学同窗。
奥巴马目前的政治麻烦,主要是总统本人及其手下不少常春藤精英,因为肤色、种族和宗教,是中下层白人眼中的“非我族类”。
训练精英的大本营
美国政治制度偏重选举产生公职。靠选票上台固然重要,但只代表美国精英阶层的少数。美国国家机器的操作,离不开整个“上层建筑”,以及通过任命和招募等途径步入仕途的其他众多精英。
其实,无论竞选还是任命,接受精英教育仍然是美国权力阶层最明显的普遍特征,优秀的“常春藤”大学乃是训练精英的大本营。
亨利•基辛格移民纽约在高中毕业时,美国精英教育仍然歧视限制犹太学生,基辛格只能就读于有“犹太人的哈佛”之称的纽约市立学院。
基辛格“二战”参军复员后,美国社会局势显著改变,基辛格得以转学进入正牌哈佛大学,由本科而博士,再留校任教。
在成为学界翘楚的同时,也逐渐涉足政界,最终由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出任两届总统的国务卿,不仅是冷战年代和越战时期的外交大亨,更是中美和解、“联华制苏”战略的总设计师和实行者,参与改写了20世纪后期的世界历史。
基辛格在哈佛博士班的波兰裔同窗、后来在哈佛任教的同事布热津斯基,也“学而优则仕”地成为“民主党的基辛格”。在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任上,不仅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帮助组织了历史后果深重的“圣战”抵抗力量,更被一些舆论认为在背后推动了波兰籍主教出任梵蒂冈教皇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
常春藤:“上学,为的是学会统治”
美国常春藤精英教育培养社会领袖的传统源远流长。几年前,《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过耶鲁大学学生的“非正式座右铭”:“我们上学,为的是学会统治(We go to school,to learn to rule)。”这一“座右铭”可以说是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共同使命。《纽约时报》年青的专栏作家、哈佛2002年本科毕业罗斯•杜赛的一本畅销书名便是直率的《特权:哈佛和统治阶级的教育》。
常春藤的这一教育传统,以前一直有维持美国东北部盎格鲁•萨克逊基督教新教“蓝血”家族世袭特权的用意。今天常春藤盟校能够“有教无类”,囊括很大比例的美国当代和未来的社会领袖,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做到“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可以归结于两个事实:第一是上世纪中,尤其二战以来美国现代“精英统治”原则的确立;第二是上世纪领导常春藤名校的美国知识领袖的远见。
上一世纪的若干常春藤盟校领袖,是“精英统治”原则的最早倡导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士•科南,出于对“机会均等”原则的信仰,开始改革常春藤盟校招生制度,从原来的“世家特权”转向“凭才取人”。今天美国全国高等院校招生的标准SAT,就是科南校长指令哈佛招生办研发的,哈佛大学第二次采用SAT考试招生,便选拔出了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斌。
常春藤盟校领袖主张以凭才取人原则取代原来的蓝血贵族传统,不纯粹是道德上的进步,也代表一种前瞻的社会远见。哈佛大学带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常春藤盟校传统的东北部和东海岸生源以外的中西部进行“特招”,便是看到了中西部发展的前景。
1963年出任耶鲁大学校长的京曼•布鲁斯特,在大张旗鼓改革招生政策时,非常恰当地将自己形容成“知识界的投资银行家”:为了维持和保证名牌大学未来的领袖地位,不但要将“证券组合”多样化,还要根据社会大势,抛售眼看行情即将下跌的“旧股票”,购进虽有风险但也会有高回报的“新股票”。这些“新股票”,便是东北部蓝血世家之外的新兴族群和领袖人才。
“常春藤”与社会上层相辅相成
自二战结束至今半个多世纪来,常春藤名校校园与美国上层社会相辅相成,逐渐完成从“家庭成份”到地域分布的大演变。分别是犹太和天主教新移民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先走进哈佛校园,再“学而优则仕”,成为美国上层社会的栋梁翘楚,是这一精英教育和社会演变的最佳代表。
以哈佛大学为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学生占了85%,今天却不到20%。因此出现了像克林顿、戈尔、奥巴马这样的南部及美国其他地区出生长大的常春藤精英。就是先后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布什父子,也经历了从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到南方德克萨斯州的家族迁徙。最后即便是东北部的常春藤政治精英,也出现了如肯尼迪和克里那样的天主教人士。
在“开门办学”同时,在教育内容和体系上维持原有“自由学科”精英教育传统,这是常春藤名校与其他大学间的重要差别。在招收具有成为未来社会各界领袖潜质的新一代之后,常春藤教育最注重的就是为其“产品”提供成为领袖的知识、技能和人事的“平台”。常春藤名校的教育强调培养学生如何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而普通大学的教育则日益着眼于训练学生的知识和技能。
这样的精英教育造成常春藤名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明显的主次甚至“主仆”关系。简言之,常春藤不断出产的未来美国社会领袖,本科生为其主体,大体不出法学院、商学院、经济学院,以及若干社会政治学者,而非自然科学研究生。一个直接后果是,许多常春藤名校在核查申请入学时的要项──父母和祖父母是否曾是本校校友时,研究生院毕业是不算数的。
所以,新近以研究生院代表的学术研究成就被上海交通大学排名全球第二的加州州立伯克莱大学,居然进不了美国优秀高中生答卷调查列出的最向往的25所大学名单。按照《纽约时报》公布的调查数据,在100名同时得到哈佛和伯克莱录取的美国高中毕业生中,只有2名最后会选择上伯克莱。
还有芝加哥大学,它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顶尖科学家,但缺乏在政界和商界的杰出领袖校友,而被哈佛等常春藤名校视作“社会效果无关紧要”的反面办校例子。芝加哥大学入学缺乏常春藤名校级别的竞争性,进一步造成它的学生素质和学校社会影响相对下降的恶性循环。
据统计,包括“常春藤”学校联盟的12所美国顶尖私立名校校友占了美国企业界领袖的54%和美国政府重要领导岗位的42%。对比之下,美国上层精英中只有25%在州立大学接受教育,而美国全国州立大学学生的总数,超过这十来所私立名校的校友几十倍。这便是美国“学而优则仕”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