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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井然、宽容互让、价值多元、诚信友爱、道德彰显的理性社会，其实践哲学基础则是表征世界秩序、呈扬人文精神与凸显伦理蕴涵的理性，因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诉诸于理性的进路：在交往理性的进路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在价值理性的进路中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主流核心价值与非主流多元价值的和谐，在道德实践理性的进路中实现道德底线与道德信念、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规则意识与自律意识的和谐。
[关键词]和谐社会；交往理性进路；价值理性进路；道德实践理性进路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2-0054-04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关乎和谐社会观念与实践层面的阐释诠解也就成为理论界、知识界最具强势的“新叙事”之一。不过，对于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以及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国内学界并未达成相应的共识。倘若我们把关乎和谐社会的厘定与界说，放诸于“现代性”的文化背景下以及中国社会由总体性的“同质社会”向多元化的“市民社会”嬗变的历程中，便不难发现，和谐社会实质是一个秩序井然、宽容互让、价值多元、诚信友爱、道彰德显的理性社会，其实践哲学基础则是表征世界秩序、呈扬人文精神与凸显伦理蕴涵的理性，因而理性的进路理应成为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应有之维。
一、和谐社会构建的交往理性进路
和谐社会的构想并非姗姗来迟，而是古已有之。相应地。“和谐”的思想与理念也是林林总总、不可悉数。先贤们阐扬“和谐”的角度可能千差万异，但几个共同的看法内蕴于其中当无异议。
其一，“和谐”指的是两种事物非常融洽地相呼应、相并存，是异质乃至截然对立的事物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协同、沟通与契合。其二，“和谐”不是“趋同”，不是对差异的消解，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对差异的兼容，是多样性的统一。正所谓“只有几种异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时才有和”。其三，“和谐”是一种协商沟通的共识谋划。真正的和谐不是意见的完全统一或理智观点的截然相同，而是援用平等的对话方式朝同一个方向迈步的意向和努力。其四，“和谐”具有真诚平等对话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论式的共在诉求。“和谐”不仅具有真实有效、宽容互让的理性担当，而且还力主“以他平他”、“和而不同”的差异认同。
“和谐”所彰显的种种特性与现代哲学语境中的“交往理性”的意旨可谓不期而遇、不谋而合。原因在于，交往理性是一种与先验理性判然有别的理性样态，它既不唯我独尊、又不自我抛弃，既不固守中心、也不以一驭万，它既倡导平等协商、真诚沟通，又力主悬置中心、消解基础。进而言之，如果说先验理性所迷执的是一种主客二元、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那么交往理性所开显的无疑是一种主客一元、即用显体的思维范式。如果说先验理性实质是以无视他者的理性独自、默默独语为理论旨趣，那么交往理性无疑是以对话沟通、包容多元、尊重差异、和而不同为理论宗依。
既然“和谐”所彰显的是交往理性之维并且具有交往理性的意蕴，那么我们所力主的和谐社会实质是一种交往理性社会也就不足为奇与不难接受。容易设想的是，如果一个社会动辄无视对话、排斥他者、无视差异、不容异己，其成员动辄视他者为对象性的存在、工具或手段，而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通有无、平等对话的盟友与伙伴，那么这个社会不仅难以养成一种“公共精神”、形成某种“公序良俗”，同时也不可能达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有鉴于此，交往理性的进路应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基本路径的应有之义。
一个社会的和谐从宏观的层次看，归根结底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和谐这样三个层面。聚焦当今世界，种种危机，究原竟委，乃是因为交往与对话机制的缺失。正是由于人与自然没有真正的交往与对话，才会有人类中心主义抑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才会导致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赤潮入侵、水源污染、土地沙化、酸雨危害等各种生态危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一种热望与奢求。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正的交往与对话。才会导致道德滑坡、伦理失范、诚信缺失、信仰危机、人际关系冷漠与异化等各种社会危机的出现以及人与人的和谐成为一种向往与期盼。正是由于传统和现代之间难有真正的交往与对话，才会有“传统中心论”与“现代中心论”等各种无谓之争，以致二者难以和谐相处的文化危机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和谐成为一种憧憬与渴求。而上述种种危机的克服，三个层面和谐样态的达成，其基本进路无一例外地应该诉诸于交往式、对话式而非独白式、中心化的思维范式，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就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而言，我们既不能钟情于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能执迷于非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就思维理路而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并非迥然相异，而是本质趋同，即它们都流于一种独自式、中心化、基础化、本质化的思维范式。在这样的前提下，人和自然都不是平等的交往对话主体，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话语霸权的交替。不是你视我为对象，就是我视你为客体。理想的方式乃是，让人与自然真诚平等地交往与对话，不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单纯视为主体与客体的“我——它”关系，而是把人与自然视作可以平等．对话与交往的主体间性的“我——你”关系。唯如此，才能寻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才能真正走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泥淖，才能真正走上重建生态和谐的光明大道。
其二，就人与人的和谐问题而言，我们既不能走向唯我，也不能走向唯他，而是要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走向我与你的交往与对话。即一方面要走出主体中心，走向以语言为中介，以交往、沟通、对话为实践旨趣的主体问性，以及以和谐共在、心灵沟通为取向的交往共同体，从而把主体性的他者视作伙伴性存在与目的；另一方面又要敞开各自真实的自我。真诚表达自己的思想，袒露自己的内心，开放自己的心灵，既真实表达自身思想、观点、好恶、情感和愿望，又不依凭权威或权势，甚至滥用权力和暴力等手段压迫另一方。唯如此，“个体之间才有自由交往，个体才能通过与自我进行自由交流而找到自己的认同，才可以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化。”唯如此，我们才能共同寻找生命的意义，搭建抵达人际和谐、诚心友爱的桥梁。
其三，就传统与现代的和谐问题而言，我们既不能囿于无视现代的“传统中心论”，也不能拘泥于元视传统的“现代中心论”。既不能据传统有别于现代，就将二者截然两离，切断其历史联系，过分夸大二者之间的落差，甚至对传统横加指责、全盘否定；也不能据传统总是要“在历史流传过程中显现自身，展开自身”，总是先行于我们的反思，总是构成我们一切言行的逻辑始点与“前见”， 就武断认定现代乃传统之别名。实际上，纯然孤立的传统视域与纯然孤立的现代视域都只不过是人为的一种抽象，只不过是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自娱。理性可取的方式乃是以主客一元的“关系化思维范式”置换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范式”，既不以现代凌驾传统、也不以传统挤兑现代，而是让二者不断纠缠、展开对话，在纠缠中“视域融合”，在对话中“和谐共在”。
二、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理性进路
当前中国和谐社会的构想不仅是对交往理性的彰显，同时还是对与工具理性异质有别的价值理性的一种复归。如果说工具理性是“一种以知识的追求和个体目的的满足为宗旨的理性活动”，那么价值理性则是以理想信念的诉求、生存意义的追问、以及价值根据与基础的寻求为意趣的理性活动；如果说工具理性迷恋于把原则的普遍有效性还原为规律的客观性，那么价值理性则钟情于从“是”走向“应当”。
毋庸讳言，工具理性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居功至伟，正是在这一理性的引领下，人类才能得以科学有效地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也正是在这一理性的指引下，人类才能得以告别蒙昧而走向文明。“工业化和技术革命的巨大成功给工具理性的威力留下了明证。”但令人不无忧虑的是，在现代化的汹涌浪潮中，人们逐渐产生了以工具、效率取向为主导的理性崇拜，不仅工具理性不断僭越价值理性成为一种独领风骚的普遍理性原则，而且一切都被放置于工具理性所开显的现实功效的标尺之下。相反，价值理性却在工具理性的高扬独尊、张扬夹逼下渐趋衰微、失语缺位，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价值、自由与人文关怀精神的丧失，判断事物标准的日趋模糊，人性的贫乏化、工具化、机械化、碎片化以及“物性”对“人性”的主宰与取代。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维度即是要重新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既要限制工具理性的僭越与纠正工具理性的虚妄和褊狭。从而为价值理性留置应有的地盘，又要通过一种价值理性复归的方式使得理论层面异质有别的二者在实践层面上圆融契洽、相得益彰、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由于价值理性在经济与政治中的衰退与缺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紧张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故而一个社会要进入健康和谐发展的轨道，就必须使价值理性成为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种进路。其切实可行，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聚焦与躬行：
其一，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补统一”。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虽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把握世界的方式存在殊异，但二者并非冰炭不相容，而是互为根据、相互支持的。一方面，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原因在于，工具理性在选择最佳手段时所呈扬出来的作用与力量是价值理性不可替代的，其所创造的社会发展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体性条件也是价值理性无法比拟的，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价值理想的实现恰恰需要工具理性来充当“开路先锋”、“起搏器”与“润滑剂”。因此，我们不能因工具理性的独领风骚会使人丧失对自由与意义的追求，会使人沦为手段与工具就对其加以全盘否定。如果一味否定工具理性，就会因噎废食，进而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文明的倒退；如果没有工具理性的求实进取精神，和谐社会的构建就会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
另一方面，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虽然工具理性在人们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问题上凸显了巨大的威力，但其运行的有效性又往往依凭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能否做出正确的反映，而对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却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形成的对事物的正确认知。往往会在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总进程中，被实践确认为“一孔之见”，而对未来与未知领域的“探究”、对未知数的“破译”又往往布满荆棘、充满艰辛，因此，人类需要价值理性为其提供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高昂的斗志、坚韧的毅力，需要价值理性为其确定生命的真正意义，指明实践的终极目的，指导实践的前进方向，这一切又是工具理性付之阙如的。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它们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都不可或缺，使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并且在互动中达到“互补统一”，无疑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求之一。正所谓“工具理性是人类观察世界的科学之眼，价值理性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人文之眼，人类的‘双眼’只有在视力平衡时，才能看到一个‘合理性’的世界——物性与人性统一的世界。”才能看到一个“是”与“应当”紧张关系涣然冰释的和谐世界。
其二，坚持个体价值取向与集体价值取向的“协调兼顾”。以理性自觉的方式肯定个体价值、肯定每个个体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与生活的创造者，肯定个体对自身利益的合理关切，无疑是一个社会得以良性和谐发展的不竭动力。
但是，如果对个体价值极度肯定与体认，唯个体价值膜拜顶礼，并且对个体价值的态度只有感性的自发，却无理性的自觉，那就极易可能引发个体对利益追逐的肆意放纵、不择手段，极易可能导致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喧嚣尘上、盛极一时，以及个体价值对他者或整体价值存在的激烈排斥、公然漠视。在这一态势下，政治腐败和社会腐化、各种犯罪观念就会滋生横行，个体与集体的矛盾与冲突就会异常突出，社会就会因此陷入混乱无序之中。
虽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塑造与铸就某种集体价值并使之成为个体价值走向肯定态的依托与支撑也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嬗变史无不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倘若没有某种集体价值的维系，“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因而也就会丧魂落魄，失去凝聚力与生命力，乃至生存发展的根基、动力与源泉。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正如不能在盲目的自发性中无原则地肯定个体价值的绝对地位一样，亦不能在蒙昧中完全形上地追求集体价值的至上地位，否则也会陷入重重社会危机之中。因此，理性可取的方式乃是坚持二者的“协调兼顾”与“和谐统一”，既不以个体价值排斥集体价值，也不以集体价值凌驾个体价值，而是以“异中求和”的思维方略使得二者非常融洽地相呼应、相并存。又使得二者能够以积极的方式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服务于社会的和谐与全面发展。
其三，坚持主流核心价值与非主流多元价值的“辩证互动”。一个社会的和谐从微观的层次看，显然离不开主流核心价值(一元价值导向)与多元性的非主流价值(多元价值取向)之间的和谐。一方面，核心价值是社会向心力、凝聚力得以形成的最为重要的文化因子，还是审视民族文化与大众生活是否具有深邃意蕴、丰富内涵、精神向度的根本判据。倘若一个社会缺乏核心价值，公民之间、公民与社会之间的认同感、亲和力就会趋于弱化，社会对于风险的抗击能力也会日益减弱。但是，倘若一个社会唯核心价值是举，无视他者、以一驭万，其他非主流多元价值得不到尊重与认同，那么这个社会不仅很难取得某种价值共识，而且社会也很容易患上“动力短缺症”，以 及容易遁人人文精神之丧失这一现代化进程中潜在的“陷阱”之中。
另一方面，价值多元可能是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契机与动力、可能是促成个体主体性人格得以确立的积极方式，但也可能是社会动荡、价值失序，以及个体在价值追求中产生困惑与迷惘的主要原因。此时，如果唯价值多元是举，就很容易陷入价值相对主义、价值怀疑主义与价值虚无主义。因此，在价值多元的态势下，又需要呈扬一种核心价值来对多元的价值予以批判性整合，既能在价值多元的态势中找到某种价值共识，又能通过一元核心价值观主导、多元价值取向并存的格局，使多元价值取向在主流核心价值的“统摄”、“引领”下，朝着有利于社会成员和谐发展、全面进步的方向迈进。
三、和谐社会构建的道德实践理性进路
和谐社会的构建除了要彰显交往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两个维度外，无疑还要凸显一个至关重要的理性维度，即道德实践理性的维度。因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换言之，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平等协商、宽容互让、价值多元的社会，还应是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道彰德显的社会。
道德实践理性是社会得以“仁爱和谐”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人类要过一种美好的生活，无一例外地都不能不遵守为人之道、不能不践履人之为人的道德实践理性。同时。经由道德实践理性所确立的伦理道德法则以及明辨善恶是非的基本行为准则对于社会和谐秩序、精神风尚的维系可谓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道德实践理性也应该是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重要进路之一，其行之有效当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其一，坚持道德底线与道德信念的“协调统一”。聚焦历经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其最大的道德危机与其说是道德理想的彻底崩毁，倒不如说是耻感意识的逐渐淡化、基本的道德法则和道德底线的经常被僭越与突破以及价值评价路径的时常被扭曲。究其成因，与道德底线与道德信念的混淆错位不无关联。
我们知道，道德底线，与其说它关涉的是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毋宁说它指涉的是这样一种基本要求，即无论人们追求何种生活方式抑或价值目标，概莫例外地不能违反一些基本的道德要求以及不能逾越一些基本的是非与善恶界限。道德底线无疑是维系人之为人的本性、样态、特质之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人把自己与禽兽区分开来的一条最后分界线。而道德信念则是道德认知、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有机统一的“结晶”，它既是道德动机的高级形式，又是道德情感得以激发、道德行为得以进行的内在动力；既是道德行为的稳定性、持久性得以保持的精神支柱，又是道德发展的最高目标。
我们也知道，一个社会如果没有道德底线，只有道德信念，道德规范就会因自身无法公共大众化与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使自身成为一种空中楼阁并蜕变为某种道德高压，其结果反而可能是精神的低迷、道德的滑坡、伪善的横行。同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道德信念，而只有道德底线，那么道德规范就会因其缺少内蕴而使自身产生某种异化，使“道德自律”走向“道德他律”。
因此，我们应该坚持道德底线与道德信念的“协调统一”，并以此为原则来重构一种道德观念，既能涵涉道德底线，又能内蕴道德信念，使之成为不是某些圣贤才能达到而是能够取得广泛社会认同的行动纲领，同时也使之不至沦为一种“道德他律”而仍然是一种“道德自律”，即仍然是一种“内心秩序”的行为准则。唯如此，社会的和谐发展才不会缺乏伦理意蕴、精神动力与信念支撑。
其二，坚持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协调平衡”。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以及由这种分离所导致的私人领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同时，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走向市场的转型，又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从依附型秩序到自主型秩序的嬗变。在这一语境下，人们一改在思想、道德、宗教等方面备受外在权力约束以及被动接受公共生活主宰的状况，从而使得自身的权利意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以彰显、觉醒与张扬，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有利于个体人格独立的保持、个体人格完善的实现、个体尊严的维护、个体价值的提升以及个体存在意义的凸显。
但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臣民社会向市民社会的嬗变，以及作为伦理精神的权利意识的彰显，并不意味现代社会对个人道德水准的要求可以有所下降，以及现代社会可以产生道德真空、可以出现“无公德的个人”，相反，现代社会所开显的“公共领域”、所开创的“自由空间”恰恰要求人们在道德境界的提升方面具备一种责任意识，因为一方面，就权利与义务(责任)的关系而言，二者向来须臾不可分离，所谓无无义务之权利，无无权利之义务；另一方面，从整个公共利益的角度看，人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秩序化的社会环境，每一个体都应自觉地认识到：唯有将个体与人类的整体利益有效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使自身的权益得以切实维护。而这无疑需要有个体责任意识的理性担当，需要有关爱保护自然、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道德责任的合理嵌入。倘若只有权利意识的张扬而无责任意识的担当，就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公共生活的衰微。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协调平衡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应有之义。
其三，坚持规则意识与自律意识的“和谐融洽”。如前所述，和谐社会还是一个公平正义、德法共治的秩序社会，这就要求全体社会成员要有规则意识与自律意识。规则意识所指涉的不仅是关乎规则的知识，更主要的是一种遵守规则的习惯、愿望与意向，它不仅是权衡社会理性化与文明化程度高低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维持和谐社会秩序的一个核心意识向度。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这样一个共识：“无规则即是无理性”，无规则即是无未来。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人人有节、进退有据、有所依凭的社会，而一个社会唯有律之以规则、约之以程序、行之以理性，方能走向进步与繁荣、有序与和谐。
然而，规则归根结底还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一种限定人之外部行为的他律，倘若厚此(规则意识)薄彼(自律意识)，就会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尴尬局面，这是因为如果不把道德视作人格完善的有机构成，不把道德法则作为人之行为的价值取向，那么人们就会在有可能逃逸规则制裁与惩罚时大显身手，就会在面对诱惑与私利时铤而走险。因此，在强调规则的同时，还需要强词人的自律，并且自律较之于他律有时还显得更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法律条文大多源自道德规范，更因为遵守法律本身就是以道德自律为内在动力的。”品质(自律)无规则(他律)则空，规则(他律)无品质(自律)则盲，健全和谐的社会也应该是规则意识与自律意识(他律与自律)不可偏废、和谐融洽的社会。
总之，和谐社会是以多元、宽容与秩序为意旨的理性社会。在这一社会里，不仅先验理性让位于交往理性，而且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能够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道德实践理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张扬与积极的践履。和谐社会构建所基于的三重理性进路，虽各有侧重与偏好，但却不能分割而视，它们共同体认其逻辑缜密、层次分明的理性运思，共同惠及其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基本构建。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交往理性——构建和谐政治的哲学基础研究(06IK098)与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交往理性与和谐政治的构建研究(072009Z)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陈合营]
[关键词]和谐社会；交往理性进路；价值理性进路；道德实践理性进路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2-0054-04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关乎和谐社会观念与实践层面的阐释诠解也就成为理论界、知识界最具强势的“新叙事”之一。不过，对于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以及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国内学界并未达成相应的共识。倘若我们把关乎和谐社会的厘定与界说，放诸于“现代性”的文化背景下以及中国社会由总体性的“同质社会”向多元化的“市民社会”嬗变的历程中，便不难发现，和谐社会实质是一个秩序井然、宽容互让、价值多元、诚信友爱、道彰德显的理性社会，其实践哲学基础则是表征世界秩序、呈扬人文精神与凸显伦理蕴涵的理性，因而理性的进路理应成为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应有之维。
一、和谐社会构建的交往理性进路
和谐社会的构想并非姗姗来迟，而是古已有之。相应地。“和谐”的思想与理念也是林林总总、不可悉数。先贤们阐扬“和谐”的角度可能千差万异，但几个共同的看法内蕴于其中当无异议。
其一，“和谐”指的是两种事物非常融洽地相呼应、相并存，是异质乃至截然对立的事物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协同、沟通与契合。其二，“和谐”不是“趋同”，不是对差异的消解，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对差异的兼容，是多样性的统一。正所谓“只有几种异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时才有和”。其三，“和谐”是一种协商沟通的共识谋划。真正的和谐不是意见的完全统一或理智观点的截然相同，而是援用平等的对话方式朝同一个方向迈步的意向和努力。其四，“和谐”具有真诚平等对话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论式的共在诉求。“和谐”不仅具有真实有效、宽容互让的理性担当，而且还力主“以他平他”、“和而不同”的差异认同。
“和谐”所彰显的种种特性与现代哲学语境中的“交往理性”的意旨可谓不期而遇、不谋而合。原因在于，交往理性是一种与先验理性判然有别的理性样态，它既不唯我独尊、又不自我抛弃，既不固守中心、也不以一驭万，它既倡导平等协商、真诚沟通，又力主悬置中心、消解基础。进而言之，如果说先验理性所迷执的是一种主客二元、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那么交往理性所开显的无疑是一种主客一元、即用显体的思维范式。如果说先验理性实质是以无视他者的理性独自、默默独语为理论旨趣，那么交往理性无疑是以对话沟通、包容多元、尊重差异、和而不同为理论宗依。
既然“和谐”所彰显的是交往理性之维并且具有交往理性的意蕴，那么我们所力主的和谐社会实质是一种交往理性社会也就不足为奇与不难接受。容易设想的是，如果一个社会动辄无视对话、排斥他者、无视差异、不容异己，其成员动辄视他者为对象性的存在、工具或手段，而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通有无、平等对话的盟友与伙伴，那么这个社会不仅难以养成一种“公共精神”、形成某种“公序良俗”，同时也不可能达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有鉴于此，交往理性的进路应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基本路径的应有之义。
一个社会的和谐从宏观的层次看，归根结底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和谐这样三个层面。聚焦当今世界，种种危机，究原竟委，乃是因为交往与对话机制的缺失。正是由于人与自然没有真正的交往与对话，才会有人类中心主义抑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才会导致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赤潮入侵、水源污染、土地沙化、酸雨危害等各种生态危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一种热望与奢求。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正的交往与对话。才会导致道德滑坡、伦理失范、诚信缺失、信仰危机、人际关系冷漠与异化等各种社会危机的出现以及人与人的和谐成为一种向往与期盼。正是由于传统和现代之间难有真正的交往与对话，才会有“传统中心论”与“现代中心论”等各种无谓之争，以致二者难以和谐相处的文化危机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和谐成为一种憧憬与渴求。而上述种种危机的克服，三个层面和谐样态的达成，其基本进路无一例外地应该诉诸于交往式、对话式而非独白式、中心化的思维范式，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就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而言，我们既不能钟情于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能执迷于非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就思维理路而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并非迥然相异，而是本质趋同，即它们都流于一种独自式、中心化、基础化、本质化的思维范式。在这样的前提下，人和自然都不是平等的交往对话主体，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话语霸权的交替。不是你视我为对象，就是我视你为客体。理想的方式乃是，让人与自然真诚平等地交往与对话，不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单纯视为主体与客体的“我——它”关系，而是把人与自然视作可以平等．对话与交往的主体间性的“我——你”关系。唯如此，才能寻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才能真正走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泥淖，才能真正走上重建生态和谐的光明大道。
其二，就人与人的和谐问题而言，我们既不能走向唯我，也不能走向唯他，而是要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走向我与你的交往与对话。即一方面要走出主体中心，走向以语言为中介，以交往、沟通、对话为实践旨趣的主体问性，以及以和谐共在、心灵沟通为取向的交往共同体，从而把主体性的他者视作伙伴性存在与目的；另一方面又要敞开各自真实的自我。真诚表达自己的思想，袒露自己的内心，开放自己的心灵，既真实表达自身思想、观点、好恶、情感和愿望，又不依凭权威或权势，甚至滥用权力和暴力等手段压迫另一方。唯如此，“个体之间才有自由交往，个体才能通过与自我进行自由交流而找到自己的认同，才可以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化。”唯如此，我们才能共同寻找生命的意义，搭建抵达人际和谐、诚心友爱的桥梁。
其三，就传统与现代的和谐问题而言，我们既不能囿于无视现代的“传统中心论”，也不能拘泥于元视传统的“现代中心论”。既不能据传统有别于现代，就将二者截然两离，切断其历史联系，过分夸大二者之间的落差，甚至对传统横加指责、全盘否定；也不能据传统总是要“在历史流传过程中显现自身，展开自身”，总是先行于我们的反思，总是构成我们一切言行的逻辑始点与“前见”， 就武断认定现代乃传统之别名。实际上，纯然孤立的传统视域与纯然孤立的现代视域都只不过是人为的一种抽象，只不过是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自娱。理性可取的方式乃是以主客一元的“关系化思维范式”置换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范式”，既不以现代凌驾传统、也不以传统挤兑现代，而是让二者不断纠缠、展开对话，在纠缠中“视域融合”，在对话中“和谐共在”。
二、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理性进路
当前中国和谐社会的构想不仅是对交往理性的彰显，同时还是对与工具理性异质有别的价值理性的一种复归。如果说工具理性是“一种以知识的追求和个体目的的满足为宗旨的理性活动”，那么价值理性则是以理想信念的诉求、生存意义的追问、以及价值根据与基础的寻求为意趣的理性活动；如果说工具理性迷恋于把原则的普遍有效性还原为规律的客观性，那么价值理性则钟情于从“是”走向“应当”。
毋庸讳言，工具理性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居功至伟，正是在这一理性的引领下，人类才能得以科学有效地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也正是在这一理性的指引下，人类才能得以告别蒙昧而走向文明。“工业化和技术革命的巨大成功给工具理性的威力留下了明证。”但令人不无忧虑的是，在现代化的汹涌浪潮中，人们逐渐产生了以工具、效率取向为主导的理性崇拜，不仅工具理性不断僭越价值理性成为一种独领风骚的普遍理性原则，而且一切都被放置于工具理性所开显的现实功效的标尺之下。相反，价值理性却在工具理性的高扬独尊、张扬夹逼下渐趋衰微、失语缺位，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价值、自由与人文关怀精神的丧失，判断事物标准的日趋模糊，人性的贫乏化、工具化、机械化、碎片化以及“物性”对“人性”的主宰与取代。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维度即是要重新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既要限制工具理性的僭越与纠正工具理性的虚妄和褊狭。从而为价值理性留置应有的地盘，又要通过一种价值理性复归的方式使得理论层面异质有别的二者在实践层面上圆融契洽、相得益彰、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由于价值理性在经济与政治中的衰退与缺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紧张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故而一个社会要进入健康和谐发展的轨道，就必须使价值理性成为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种进路。其切实可行，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聚焦与躬行：
其一，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补统一”。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虽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把握世界的方式存在殊异，但二者并非冰炭不相容，而是互为根据、相互支持的。一方面，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原因在于，工具理性在选择最佳手段时所呈扬出来的作用与力量是价值理性不可替代的，其所创造的社会发展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体性条件也是价值理性无法比拟的，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价值理想的实现恰恰需要工具理性来充当“开路先锋”、“起搏器”与“润滑剂”。因此，我们不能因工具理性的独领风骚会使人丧失对自由与意义的追求，会使人沦为手段与工具就对其加以全盘否定。如果一味否定工具理性，就会因噎废食，进而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文明的倒退；如果没有工具理性的求实进取精神，和谐社会的构建就会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
另一方面，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虽然工具理性在人们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问题上凸显了巨大的威力，但其运行的有效性又往往依凭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能否做出正确的反映，而对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却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形成的对事物的正确认知。往往会在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总进程中，被实践确认为“一孔之见”，而对未来与未知领域的“探究”、对未知数的“破译”又往往布满荆棘、充满艰辛，因此，人类需要价值理性为其提供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高昂的斗志、坚韧的毅力，需要价值理性为其确定生命的真正意义，指明实践的终极目的，指导实践的前进方向，这一切又是工具理性付之阙如的。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它们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都不可或缺，使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并且在互动中达到“互补统一”，无疑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求之一。正所谓“工具理性是人类观察世界的科学之眼，价值理性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人文之眼，人类的‘双眼’只有在视力平衡时，才能看到一个‘合理性’的世界——物性与人性统一的世界。”才能看到一个“是”与“应当”紧张关系涣然冰释的和谐世界。
其二，坚持个体价值取向与集体价值取向的“协调兼顾”。以理性自觉的方式肯定个体价值、肯定每个个体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与生活的创造者，肯定个体对自身利益的合理关切，无疑是一个社会得以良性和谐发展的不竭动力。
但是，如果对个体价值极度肯定与体认，唯个体价值膜拜顶礼，并且对个体价值的态度只有感性的自发，却无理性的自觉，那就极易可能引发个体对利益追逐的肆意放纵、不择手段，极易可能导致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喧嚣尘上、盛极一时，以及个体价值对他者或整体价值存在的激烈排斥、公然漠视。在这一态势下，政治腐败和社会腐化、各种犯罪观念就会滋生横行，个体与集体的矛盾与冲突就会异常突出，社会就会因此陷入混乱无序之中。
虽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塑造与铸就某种集体价值并使之成为个体价值走向肯定态的依托与支撑也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嬗变史无不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倘若没有某种集体价值的维系，“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因而也就会丧魂落魄，失去凝聚力与生命力，乃至生存发展的根基、动力与源泉。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正如不能在盲目的自发性中无原则地肯定个体价值的绝对地位一样，亦不能在蒙昧中完全形上地追求集体价值的至上地位，否则也会陷入重重社会危机之中。因此，理性可取的方式乃是坚持二者的“协调兼顾”与“和谐统一”，既不以个体价值排斥集体价值，也不以集体价值凌驾个体价值，而是以“异中求和”的思维方略使得二者非常融洽地相呼应、相并存。又使得二者能够以积极的方式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服务于社会的和谐与全面发展。
其三，坚持主流核心价值与非主流多元价值的“辩证互动”。一个社会的和谐从微观的层次看，显然离不开主流核心价值(一元价值导向)与多元性的非主流价值(多元价值取向)之间的和谐。一方面，核心价值是社会向心力、凝聚力得以形成的最为重要的文化因子，还是审视民族文化与大众生活是否具有深邃意蕴、丰富内涵、精神向度的根本判据。倘若一个社会缺乏核心价值，公民之间、公民与社会之间的认同感、亲和力就会趋于弱化，社会对于风险的抗击能力也会日益减弱。但是，倘若一个社会唯核心价值是举，无视他者、以一驭万，其他非主流多元价值得不到尊重与认同，那么这个社会不仅很难取得某种价值共识，而且社会也很容易患上“动力短缺症”，以 及容易遁人人文精神之丧失这一现代化进程中潜在的“陷阱”之中。
另一方面，价值多元可能是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契机与动力、可能是促成个体主体性人格得以确立的积极方式，但也可能是社会动荡、价值失序，以及个体在价值追求中产生困惑与迷惘的主要原因。此时，如果唯价值多元是举，就很容易陷入价值相对主义、价值怀疑主义与价值虚无主义。因此，在价值多元的态势下，又需要呈扬一种核心价值来对多元的价值予以批判性整合，既能在价值多元的态势中找到某种价值共识，又能通过一元核心价值观主导、多元价值取向并存的格局，使多元价值取向在主流核心价值的“统摄”、“引领”下，朝着有利于社会成员和谐发展、全面进步的方向迈进。
三、和谐社会构建的道德实践理性进路
和谐社会的构建除了要彰显交往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两个维度外，无疑还要凸显一个至关重要的理性维度，即道德实践理性的维度。因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换言之，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平等协商、宽容互让、价值多元的社会，还应是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道彰德显的社会。
道德实践理性是社会得以“仁爱和谐”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人类要过一种美好的生活，无一例外地都不能不遵守为人之道、不能不践履人之为人的道德实践理性。同时。经由道德实践理性所确立的伦理道德法则以及明辨善恶是非的基本行为准则对于社会和谐秩序、精神风尚的维系可谓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道德实践理性也应该是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重要进路之一，其行之有效当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其一，坚持道德底线与道德信念的“协调统一”。聚焦历经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其最大的道德危机与其说是道德理想的彻底崩毁，倒不如说是耻感意识的逐渐淡化、基本的道德法则和道德底线的经常被僭越与突破以及价值评价路径的时常被扭曲。究其成因，与道德底线与道德信念的混淆错位不无关联。
我们知道，道德底线，与其说它关涉的是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毋宁说它指涉的是这样一种基本要求，即无论人们追求何种生活方式抑或价值目标，概莫例外地不能违反一些基本的道德要求以及不能逾越一些基本的是非与善恶界限。道德底线无疑是维系人之为人的本性、样态、特质之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人把自己与禽兽区分开来的一条最后分界线。而道德信念则是道德认知、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有机统一的“结晶”，它既是道德动机的高级形式，又是道德情感得以激发、道德行为得以进行的内在动力；既是道德行为的稳定性、持久性得以保持的精神支柱，又是道德发展的最高目标。
我们也知道，一个社会如果没有道德底线，只有道德信念，道德规范就会因自身无法公共大众化与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使自身成为一种空中楼阁并蜕变为某种道德高压，其结果反而可能是精神的低迷、道德的滑坡、伪善的横行。同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道德信念，而只有道德底线，那么道德规范就会因其缺少内蕴而使自身产生某种异化，使“道德自律”走向“道德他律”。
因此，我们应该坚持道德底线与道德信念的“协调统一”，并以此为原则来重构一种道德观念，既能涵涉道德底线，又能内蕴道德信念，使之成为不是某些圣贤才能达到而是能够取得广泛社会认同的行动纲领，同时也使之不至沦为一种“道德他律”而仍然是一种“道德自律”，即仍然是一种“内心秩序”的行为准则。唯如此，社会的和谐发展才不会缺乏伦理意蕴、精神动力与信念支撑。
其二，坚持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协调平衡”。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以及由这种分离所导致的私人领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同时，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走向市场的转型，又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从依附型秩序到自主型秩序的嬗变。在这一语境下，人们一改在思想、道德、宗教等方面备受外在权力约束以及被动接受公共生活主宰的状况，从而使得自身的权利意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以彰显、觉醒与张扬，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有利于个体人格独立的保持、个体人格完善的实现、个体尊严的维护、个体价值的提升以及个体存在意义的凸显。
但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臣民社会向市民社会的嬗变，以及作为伦理精神的权利意识的彰显，并不意味现代社会对个人道德水准的要求可以有所下降，以及现代社会可以产生道德真空、可以出现“无公德的个人”，相反，现代社会所开显的“公共领域”、所开创的“自由空间”恰恰要求人们在道德境界的提升方面具备一种责任意识，因为一方面，就权利与义务(责任)的关系而言，二者向来须臾不可分离，所谓无无义务之权利，无无权利之义务；另一方面，从整个公共利益的角度看，人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秩序化的社会环境，每一个体都应自觉地认识到：唯有将个体与人类的整体利益有效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使自身的权益得以切实维护。而这无疑需要有个体责任意识的理性担当，需要有关爱保护自然、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道德责任的合理嵌入。倘若只有权利意识的张扬而无责任意识的担当，就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公共生活的衰微。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协调平衡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应有之义。
其三，坚持规则意识与自律意识的“和谐融洽”。如前所述，和谐社会还是一个公平正义、德法共治的秩序社会，这就要求全体社会成员要有规则意识与自律意识。规则意识所指涉的不仅是关乎规则的知识，更主要的是一种遵守规则的习惯、愿望与意向，它不仅是权衡社会理性化与文明化程度高低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维持和谐社会秩序的一个核心意识向度。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这样一个共识：“无规则即是无理性”，无规则即是无未来。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人人有节、进退有据、有所依凭的社会，而一个社会唯有律之以规则、约之以程序、行之以理性，方能走向进步与繁荣、有序与和谐。
然而，规则归根结底还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一种限定人之外部行为的他律，倘若厚此(规则意识)薄彼(自律意识)，就会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尴尬局面，这是因为如果不把道德视作人格完善的有机构成，不把道德法则作为人之行为的价值取向，那么人们就会在有可能逃逸规则制裁与惩罚时大显身手，就会在面对诱惑与私利时铤而走险。因此，在强调规则的同时，还需要强词人的自律，并且自律较之于他律有时还显得更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法律条文大多源自道德规范，更因为遵守法律本身就是以道德自律为内在动力的。”品质(自律)无规则(他律)则空，规则(他律)无品质(自律)则盲，健全和谐的社会也应该是规则意识与自律意识(他律与自律)不可偏废、和谐融洽的社会。
总之，和谐社会是以多元、宽容与秩序为意旨的理性社会。在这一社会里，不仅先验理性让位于交往理性，而且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能够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道德实践理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张扬与积极的践履。和谐社会构建所基于的三重理性进路，虽各有侧重与偏好，但却不能分割而视，它们共同体认其逻辑缜密、层次分明的理性运思，共同惠及其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基本构建。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交往理性——构建和谐政治的哲学基础研究(06IK098)与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交往理性与和谐政治的构建研究(072009Z)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