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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王晓东，华裔生物化学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自1995年以来，主要致力于人体细胞凋亡的研究。2004年被评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并获得多项国际生物研究奖，其中包括2004年美国科学院分子生物学奖、2006年“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王晓东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学科学家，他跑在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最前沿，他试图解密细胞凋亡的终极规律。王晓东教授当时以41岁的“低龄”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该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王晓东教授自幼好学，并且养成了很好的学习习惯。初中阶段是人生的重要时期，在这3年里，王晓东刻苦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师们一致认为，初中时期的王晓东很会支配自己的时间，有着很强的创新求异思维能力。在完成学业的同时，王晓东利用业余时间，在初中阶段就已经自学完成了全部高中课程，但王晓东没有急于成为一名少年大学生。为了使自己的学习基础更扎实，初中毕业后，王晓东进入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进行高中阶段的学习。升入高中后，王晓东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成绩也一直排在年级前列。王晓东的高考成绩已经达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国内著名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因为王晓东喜欢生物专业，在老师们的建议下，他选择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生物系。
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后，王晓东很快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明理睿智的品行赢得了老师与同学们的尊重和信任，他不但在班上担任学习委员，还经常参加学校里其他社团的活动，是一位学习、工作两不误的好学生。
在第四届江苏省青年科学家年会上，王晓东教授作了题为《一个青年科学家的成长》的报告。报告中没有艰深的学术理论，王教授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通过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大家分享了一个科学家的成长历程。
Q：王教授，您好！在您的求学生涯或科研工作中，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或一件事对您有着深刻的影响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的不同阶段，有三件事对我影响最深。可以说，是这三件事帮助我奠定了我的科学观。
事件一：本科阶段
1980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读大三的时候，在一次微生物实验课上，老师留的作业是从自己的口腔里做一个刮片，然后在显微镜下要看到一种叫“多杆螺旋体”的微生物。课程从下午2点开始，到晚上6点，所有的同学都看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没看到。正当我一遍遍做实验的时候，薛绍白老师正好经过，帮我做了一个口腔刮片，告诉我显微镜下的螺旋体在哪里。然而我使劲观察了好几次，还是没有找到。尽管在心里我非常希望告诉薛老师我已经看见了，但是最终我还是诚实地告诉他：“我没有观察到。”
第二天，我就被薛绍白老师邀请到家里，他还邀请我报考他的研究生。而当时我打算报考外校的研究生，但薛老师结合我的研究方向和特长，和我分析报考外校与本校的优劣。薛老师的亲切关心和照顾让我感动不已，经过深入的考虑之后，最后我决定报考本校，继续师从薛老师做研究，并成了他的明星学生。也正是在薛老师的支持下，我于1985年顺利赴美留学，迈出了我科研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步。
薛绍白老师之所以让我报考他的研究生，我想并不是因为我很聪明、很勤奋刻苦，而是因为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有一说一，没看到就是没有看到。我认为，做科研的，就应该秉承有一说一、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而这种科学态度是做所有科学研究的基石，少了这一点，所有的研究都没法进行。
事件二: 博士阶段
研究生毕业后，我考进了美国德克萨斯州著名学府——西南医学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刚刚考入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攻读博士学位的我，显得异常兴奋，因为我发现我的导师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角色”——博士毕业之后发表的25篇论文中，有一半被美国权威学术杂志所刊登，甚至本科阶段的一项研究让美国的一家知名生物技术公司获得了百亿的市值。我本以为在这样的导师帮助下，自己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很快我不由得陷入苦恼之中。原来，我的导师虽然科研能力很强，但是在教学上却很“木讷”，这令我很苦恼。
但我并没有气馁，反而没日没夜地把自己独自关在实验室做实验。那段时间，我每天独自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做到凌晨3点多。我不断地学习基础理论，每天自己去想，自己去琢磨，独自去品尝失败的滋味……因为没有研究成果，我差点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然而，正是这种屡败屡试、越挫越勇的精神，让我在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Joseph L.Goldstein和Michael S.Brown教授读博士后之后，仅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攻克了此前21个博士后相继研究失败的关于怎样调节人体细胞胆固醇含量的重大难题。
每位科学工作者在科研过程中都可能遭遇到挫败，但要拿出屡败屡试、越挫越勇的精神来。我自己做实验也常常看到负面的结果，每天都会失败。但是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又想到了可以比昨天做得更好的地方。虽然每天都有失败，但是每天都有新的盼望。我们常说：“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对待失败我们要容忍，要像对待成功一样，对待失败。
事件三：博士后阶段
就在通过艰苦攻关，解决了调节人体细胞胆固醇含量的重大课题之后，我本以为打开这扇神秘的“门”，下面就会有更多的相关成果诞生，会发表更多的优秀论文。然而，此时我的两位导师却希望我放弃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而将这个课题转交他人跟进、研究。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我彻底想通了——正如导师对我说的，我既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怎样调节人体细胞胆固醇含量的重大难题解决了，那证明我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更难、更重要的问题。于是，后来我选择了当今最前沿学科——细胞凋亡规律研究。细胞凋亡是人体机体的一种特殊生理功能，对人体正常发育和清除损伤细胞有重要作用，而研究凋亡的缺陷是探索人体肿瘤发生的关键步骤，难度较大但意义非凡。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研究和探索，我和我领导的实验室最终成功发现了细胞凋亡的生化通路与其机理作用，于2004年和2006年分别荣获美国科学院分子生物学奖和“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如果当时我仍旧沿着胆固醇代谢的领域往前走，也许我永远也不会跳出导师所构架好的思想。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和团队给我创造了如此宽松而自由的学术氛围。
细胞凋亡
细胞凋亡是指身体为维持内环境稳定，由基因控制的细胞自主地有序地死亡。细胞凋亡不是一件被动的过程，而是为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而主动争取的一种死亡过程。如果细胞的凋亡发生紊乱，则可能与许多疾病的发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能够诱发细胞凋亡的因素很多，如射线、药物等。
这件事也奠定了我科学观的另一面——选择研究领域的时候，不要跟风。大家都能想到的、都能做到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做了。做科学研究的，一定要勇于探索新领域，攀登更高、更险的科学高峰，这样才会更有心得，才能在科研道路上有所建树。
Q:您曾是美国科学院生命科学领域最年轻的院士，也是屡屡被外界看好的最有希望“冲击诺贝尔奖”的人。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我认为，做科学的人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不能急功近利，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尤其在尖端科学领域，有很多不可预见性。如果太过功利，就会被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彻底击垮。因此青年人做科研，一定沉得下心来，做到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剔除浮躁与功利，否则重大的科技突破一定会和你擦肩而过。
再者，获得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它不应该成为科学家的追求目标。科学工作本身是一件严肃而精细的事情，它需要安安静静的环境。一个专业的科学家真正能够被人记住的，是他所做出的科研成果，而非获得什么荣誉。
Q: 既然，诺贝尔奖不是您追求的最终目标，那么您最大的愿望又是什么呢？
对于未来，我最大的心愿便是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建成国际一流的生物研究所，并摸索出一套能对其他科研机构起示范作用的科研管理体制。在我看来，我个人的成绩是由努力加幸运获得的，离真正的成功还很远。虽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美国生活、工作，但我还是希望能把我的所学带回祖国，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取得更多的成果，这也是我当时出国的初衷。
王晓东，华裔生物化学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自1995年以来，主要致力于人体细胞凋亡的研究。2004年被评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并获得多项国际生物研究奖，其中包括2004年美国科学院分子生物学奖、2006年“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王晓东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学科学家，他跑在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最前沿，他试图解密细胞凋亡的终极规律。王晓东教授当时以41岁的“低龄”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该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王晓东教授自幼好学，并且养成了很好的学习习惯。初中阶段是人生的重要时期，在这3年里，王晓东刻苦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师们一致认为，初中时期的王晓东很会支配自己的时间，有着很强的创新求异思维能力。在完成学业的同时，王晓东利用业余时间，在初中阶段就已经自学完成了全部高中课程，但王晓东没有急于成为一名少年大学生。为了使自己的学习基础更扎实，初中毕业后，王晓东进入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进行高中阶段的学习。升入高中后，王晓东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成绩也一直排在年级前列。王晓东的高考成绩已经达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国内著名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因为王晓东喜欢生物专业，在老师们的建议下，他选择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生物系。
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后，王晓东很快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明理睿智的品行赢得了老师与同学们的尊重和信任，他不但在班上担任学习委员，还经常参加学校里其他社团的活动，是一位学习、工作两不误的好学生。
在第四届江苏省青年科学家年会上，王晓东教授作了题为《一个青年科学家的成长》的报告。报告中没有艰深的学术理论，王教授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通过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大家分享了一个科学家的成长历程。
Q：王教授，您好！在您的求学生涯或科研工作中，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或一件事对您有着深刻的影响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的不同阶段，有三件事对我影响最深。可以说，是这三件事帮助我奠定了我的科学观。
事件一：本科阶段
1980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读大三的时候，在一次微生物实验课上，老师留的作业是从自己的口腔里做一个刮片，然后在显微镜下要看到一种叫“多杆螺旋体”的微生物。课程从下午2点开始，到晚上6点，所有的同学都看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没看到。正当我一遍遍做实验的时候，薛绍白老师正好经过，帮我做了一个口腔刮片，告诉我显微镜下的螺旋体在哪里。然而我使劲观察了好几次，还是没有找到。尽管在心里我非常希望告诉薛老师我已经看见了，但是最终我还是诚实地告诉他：“我没有观察到。”
第二天，我就被薛绍白老师邀请到家里，他还邀请我报考他的研究生。而当时我打算报考外校的研究生，但薛老师结合我的研究方向和特长，和我分析报考外校与本校的优劣。薛老师的亲切关心和照顾让我感动不已，经过深入的考虑之后，最后我决定报考本校，继续师从薛老师做研究，并成了他的明星学生。也正是在薛老师的支持下，我于1985年顺利赴美留学，迈出了我科研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步。
薛绍白老师之所以让我报考他的研究生，我想并不是因为我很聪明、很勤奋刻苦，而是因为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有一说一，没看到就是没有看到。我认为，做科研的，就应该秉承有一说一、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而这种科学态度是做所有科学研究的基石，少了这一点，所有的研究都没法进行。
事件二: 博士阶段
研究生毕业后，我考进了美国德克萨斯州著名学府——西南医学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刚刚考入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攻读博士学位的我，显得异常兴奋，因为我发现我的导师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角色”——博士毕业之后发表的25篇论文中，有一半被美国权威学术杂志所刊登，甚至本科阶段的一项研究让美国的一家知名生物技术公司获得了百亿的市值。我本以为在这样的导师帮助下，自己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很快我不由得陷入苦恼之中。原来，我的导师虽然科研能力很强，但是在教学上却很“木讷”，这令我很苦恼。
但我并没有气馁，反而没日没夜地把自己独自关在实验室做实验。那段时间，我每天独自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做到凌晨3点多。我不断地学习基础理论，每天自己去想，自己去琢磨，独自去品尝失败的滋味……因为没有研究成果，我差点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然而，正是这种屡败屡试、越挫越勇的精神，让我在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Joseph L.Goldstein和Michael S.Brown教授读博士后之后，仅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攻克了此前21个博士后相继研究失败的关于怎样调节人体细胞胆固醇含量的重大难题。
每位科学工作者在科研过程中都可能遭遇到挫败，但要拿出屡败屡试、越挫越勇的精神来。我自己做实验也常常看到负面的结果，每天都会失败。但是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又想到了可以比昨天做得更好的地方。虽然每天都有失败，但是每天都有新的盼望。我们常说：“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对待失败我们要容忍，要像对待成功一样，对待失败。
事件三：博士后阶段
就在通过艰苦攻关，解决了调节人体细胞胆固醇含量的重大课题之后，我本以为打开这扇神秘的“门”，下面就会有更多的相关成果诞生，会发表更多的优秀论文。然而，此时我的两位导师却希望我放弃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而将这个课题转交他人跟进、研究。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我彻底想通了——正如导师对我说的，我既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怎样调节人体细胞胆固醇含量的重大难题解决了，那证明我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更难、更重要的问题。于是，后来我选择了当今最前沿学科——细胞凋亡规律研究。细胞凋亡是人体机体的一种特殊生理功能，对人体正常发育和清除损伤细胞有重要作用，而研究凋亡的缺陷是探索人体肿瘤发生的关键步骤，难度较大但意义非凡。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研究和探索，我和我领导的实验室最终成功发现了细胞凋亡的生化通路与其机理作用，于2004年和2006年分别荣获美国科学院分子生物学奖和“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如果当时我仍旧沿着胆固醇代谢的领域往前走，也许我永远也不会跳出导师所构架好的思想。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和团队给我创造了如此宽松而自由的学术氛围。
细胞凋亡
细胞凋亡是指身体为维持内环境稳定，由基因控制的细胞自主地有序地死亡。细胞凋亡不是一件被动的过程，而是为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而主动争取的一种死亡过程。如果细胞的凋亡发生紊乱，则可能与许多疾病的发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能够诱发细胞凋亡的因素很多，如射线、药物等。
这件事也奠定了我科学观的另一面——选择研究领域的时候，不要跟风。大家都能想到的、都能做到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做了。做科学研究的，一定要勇于探索新领域，攀登更高、更险的科学高峰，这样才会更有心得，才能在科研道路上有所建树。
Q:您曾是美国科学院生命科学领域最年轻的院士，也是屡屡被外界看好的最有希望“冲击诺贝尔奖”的人。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我认为，做科学的人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不能急功近利，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尤其在尖端科学领域，有很多不可预见性。如果太过功利，就会被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彻底击垮。因此青年人做科研，一定沉得下心来，做到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剔除浮躁与功利，否则重大的科技突破一定会和你擦肩而过。
再者，获得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它不应该成为科学家的追求目标。科学工作本身是一件严肃而精细的事情，它需要安安静静的环境。一个专业的科学家真正能够被人记住的，是他所做出的科研成果，而非获得什么荣誉。
Q: 既然，诺贝尔奖不是您追求的最终目标，那么您最大的愿望又是什么呢？
对于未来，我最大的心愿便是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建成国际一流的生物研究所，并摸索出一套能对其他科研机构起示范作用的科研管理体制。在我看来，我个人的成绩是由努力加幸运获得的，离真正的成功还很远。虽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美国生活、工作，但我还是希望能把我的所学带回祖国，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取得更多的成果，这也是我当时出国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