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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老师的地位是崇高的，“天地君亲师”是有牌位供奉的，这是传统文明中灿烂的闪光点。为什么尊重老师?因为他太重要了，他对学生的终身均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过去师徒之间常讲“某某派某某派”，“某某”是“某某的弟子”，说明过去的老师是有文化的影响力的，学生尊重，社会尊重，尊重的是你的精神价值，你对学生的精神影响力，传统文化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来尊师重教的。整个社会以文化人为英雄，社会才会进步!所以语文老师是一个崇高的角色，它首先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责任方式，他存在的理由，如果舍弃了精神的培养，人格的塑造，审美的熏陶以及信仰与道德的扶持，那将对学生造成令人可怕的戕害与摧残，而这与教育的目的也是根本背离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又不容易，主要是教师本身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素养不是知识，知识与素养是两回事。蒙田说过：“世界上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后。”为什么博学而又无知呢?这里有奥妙，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必须让知识进入认知主体，渗透到人的生活与行为当中，才能称为素养。所谓人文素养是在广泛涉猎了文、史、哲之后，更深一层认识到，这些人文之“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大写的“人”的关怀，脱离了伟大的情感与丰富的智慧，你只能有人文知识，只具备工具书的价值，不能叫做有人文素养。现在有大批教师有知识，但论文化，就很可怕。上海著名语文教育专家陈钟梁先生曾谈起一个美国专家来上海考察教育，在临走时问了一个惊人的问题：“你们的中小学，如果丢掉了层层考试，老师还能教书吗?”这问题尖锐!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曾总结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有一天，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那么“知”与“行”是不是两回事呢?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为“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
语文教师除了具备应有的语言文化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双超越世俗的眼睛，一双哲学的眼睛，一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眼睛，一双审美的眼睛，这样他才有解读生活，解读社会，解读人生的基本能力并形成个性，才能担负起灵魂工程师的神圣使命。
首先来说哲学眼光，哲学是什么?毕达哥拉斯说哲学是世上“最高深奥妙的乐曲”，康德说哲学的使命是“让我能知道什么?让我能做什么?让我可以期望什么?”为什么语文教师首先应具备哲学的眼光呢?打个比方，哲学是灿烂的星斗，它让我们在人生的迷宫中辨识方向，哲学的目的在于阐明与解释世界、宇宙、人生、社会的本质，它是最高的智慧，而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追问则是建立人的价值系统的前提，它给人提供的是某种智慧的视角与思路，或者说是与某种世俗视角，现实功利视角以及科学知识视角不同的视角与思路。哲学还告诉我们怎样对待科学，这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科学既不关心事物的价值，也不关心事物的总体和最终意义；科学满足于对事物的现状和作用进行分析说明，科学只专心致志侧重于对事物原来的性质和运动过程进行观察。科学家考察事物的运动过程并构造出解决问题的手段；哲学则是评议并调和目的的工具；而且由于我们现在的手段与工具在量的增长上远远超出我们对理想和目的的解析和综合，因此吵闹喧嚣、毫无趣味就充斥了我们的生活。因为事实除非同人的意愿联系在一起，否则就无关紧要了；除非同某种目的和整体联系在一起，否则就是欠齐备的。科学把知识给了我们，而能给我们以智慧的只有哲学。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语文教育是与文学教育分不开的，而对文学作品的品读、鉴赏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哲学眼光，古今中外，青史留名的伟大著作无不是具有哲学智慧与表现崇高理想的。《红楼梦》与《金瓶梅》相比，《红楼梦》就具有哲学智慧，它有禅宗哲学的支持，它借此去感悟人生、感悟生与死、色与空、好与了，感悟人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何处是真正的故乡，何处是归宿等等。《金瓶梅》则只有世俗社会人们低俗的表演，而没有深刻的思索，也没有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追问。试想一位语文教师在对待这样的文学作品时，不能上升到这样的认识高度。他给学生的将会是什么呢?闻一多先生在谈论《庄子》一书时说过：“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文学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
其次，语文教师一定要具备一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眼睛，要领悟并深谙文学的终极意义，那么，什么是文学?德文里有一个词machtsichtbar说得很准确：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社会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的另一种真实，看清我们的生存本质。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而美是更贴近我们生存本质的一种激动人心的本质，它更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理想，看到了人生的希望，给人生注入活力、色彩与动力。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作家与作品都必须是具有伟大情感与超越品格的!有人说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只有伟大的作家让你在看见自己的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从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契诃夫的小说《苦恼》讲一个老头儿子死了，他不断向人倾诉，别人开始同情，既而嘲笑。没有办法，他只好向自己的小马驹诉说的简单故事，但读得让人心痛，让人震撼。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作品所描摹的不是生活中散乱而不连缀的片断，而是一种深邃的统一性与连续性；文学作品所彰显的也不是一个单纯或单一的情感或思想的特质，而是生命整体的力动过程。艺术世界可以超越利害攸关的现实世界而提供一个想像的领域，启示人们以更宽广的眼界，更具赤子之心的眼界去认识、了解古往今来的人间世界的诸般世相。就此而言，文学或艺术的创造虽然只是创造者个人抒写情思的创造活动，却必须走入文化创造的整体，成为文化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文化创造活动的目的不只是在追求、探索所谓客观的真理或真实，同时也更在于了解、开拓人类自身的心灵世界。李泽厚先生说过：“文学的最高价值、文学的永恒性源泉在于它可以帮助人类心灵进行美好的历史性积淀。就是说，成功的文学作品，它总是在人类心灵中注入新的美好的东西。这可能看不见，不是像科学那样可以测量、计算，但它确实存在着。”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给学生情感与灵魂造成的震荡可能是终身的，也可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余光中的一首《乡愁》短短的几行文字，几个画面积淀了作者的全部人生经验与情感体验，解读作品本身就是解读余光中的人生经历与人生况味，它对学生情感的培养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一篇《孔雀东南飞》展现的爱情悲剧可以让学生深刻地发现我们自身隐藏着悲悯情怀与至善! 在艺术作品中照鉴自己的灵魂，发现自身的美德，这就是文学教育的根本目的。而任何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共同点乃是对现实社会、现实人生的批判性与超越性，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足是所有文学的起点与存在的依据。失去了对现实人生的批判性，文学便只能沦为纯粹的娱器和低贱的媚物，无论古希腊悲剧还是中国文学滥觞的“风骚”无不以批判性获得其最灿烂耀入的光辉。因为批判使生命获得尊严，批判为追求开辟了新的道路，批判正是文学存在的一种方式，也是文人存在的一种理由，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就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恒久动人的原因之一。而超越性则是文学的第二个根本特性，司汤达曾说过：“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这就清楚而深刻地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存之路最终要由理想之光来照亮，就连不太懂文学的瑞典化学家伯恩哈德-诺贝尔在其设立诺贝尔奖金的遗嘱中都提出文学奖必须授予“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写道：“现代人最深刻的本质，它那为现代思辨所揭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是那种超越的无限度的精神。”康德则说人有追求形而上的天性。尼采对艺术活动中的形而上意义特别关注：“艺术不只是自然现实的模仿，而且是对自然现实的一种形而上补充。”文学可以有多层次的功能，但始终以其特有的方式对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状态有所推进，形而上的特征正是满足了精神追求这一永无满足的要求。在无限和永恒面前，文学不可能只剩下理性和现实。
形而上学性，我以为这就是文学终极意义神秘性和模糊性的理论归宿。形而上的模糊性给定了延伸的无限性。《神曲》中的维吉尔说“谁要是希望人的理性能够走遍三位一体的神所走的无穷的道路，谁就要疯狂。”这里，但丁明确指出了理性的局限和神性的无限。形而上在无限性这一点上确有点近于神。尼采认为由于现实生存世界的丑陋，艺术的形而上之美化成为必要。所以他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今天这个物质利益极具诱惑以致于使人疯狂的时代，给学生良好的文学教育，就是给学生一盏理想的明灯。给学生以抵御黑暗吞噬的有力武器，是帮助他们寻找到真正的幸福之路。因此，语文教师的文学眼光直接关系到他的教育目的、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精神素质与灵魂的走向。
第三。语文教学不是哲学，不是教政治，也不是纯粹的教知识，它有自身独特的美与存在方式。因此，我说，语文教师还应具备一双审美的眼睛，美是人类最健全的直觉，与直觉相连的是顿悟，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便是追求美、追求顿悟的高妙境界，因此，审美的眼光要求我们重视形象之美，重视情感之美，重视山间明月与湖中倒影。
给学生讲语文课是一个通过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涵泳渗透的过程，所谓“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所以语文教师的功夫表现在既要有课程能力，更要有情境生成能力，只有充满了鲜活生动的形象与高深文化内涵的语文课才是学生喜欢的语文课，即使单纯讲汉字也不应是单调乏味的，它同样是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中国文化讲字画同源，其实很多汉字本身就是一幅画，充满象征意味，比如，家有女人日“安”，有子日“存”，有土日?在”。农业文明中，儿子与土地是根本，因此中国的存在观念与这两者联系最紧，而英文里“存在”一词“exist”讲的是精神的真实性，这就充分显示了文化的根本差异性。再比如“孔”字是孩子哺乳图，“乳”字是在“孔”基础上加上了一只手进行呵护。总之，有了文化的关照，有了情境的生成，在形象的欣赏背后，既有理性的深度，又有情感的厚度。语文就鲜活生动了，学生在真正的习文悟道，读书美身，自然也就高兴了!
[作者通联：华中师大一附中]
语文教师除了具备应有的语言文化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双超越世俗的眼睛，一双哲学的眼睛，一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眼睛，一双审美的眼睛，这样他才有解读生活，解读社会，解读人生的基本能力并形成个性，才能担负起灵魂工程师的神圣使命。
首先来说哲学眼光，哲学是什么?毕达哥拉斯说哲学是世上“最高深奥妙的乐曲”，康德说哲学的使命是“让我能知道什么?让我能做什么?让我可以期望什么?”为什么语文教师首先应具备哲学的眼光呢?打个比方，哲学是灿烂的星斗，它让我们在人生的迷宫中辨识方向，哲学的目的在于阐明与解释世界、宇宙、人生、社会的本质，它是最高的智慧，而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追问则是建立人的价值系统的前提，它给人提供的是某种智慧的视角与思路，或者说是与某种世俗视角，现实功利视角以及科学知识视角不同的视角与思路。哲学还告诉我们怎样对待科学，这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科学既不关心事物的价值，也不关心事物的总体和最终意义；科学满足于对事物的现状和作用进行分析说明，科学只专心致志侧重于对事物原来的性质和运动过程进行观察。科学家考察事物的运动过程并构造出解决问题的手段；哲学则是评议并调和目的的工具；而且由于我们现在的手段与工具在量的增长上远远超出我们对理想和目的的解析和综合，因此吵闹喧嚣、毫无趣味就充斥了我们的生活。因为事实除非同人的意愿联系在一起，否则就无关紧要了；除非同某种目的和整体联系在一起，否则就是欠齐备的。科学把知识给了我们，而能给我们以智慧的只有哲学。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语文教育是与文学教育分不开的，而对文学作品的品读、鉴赏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哲学眼光，古今中外，青史留名的伟大著作无不是具有哲学智慧与表现崇高理想的。《红楼梦》与《金瓶梅》相比，《红楼梦》就具有哲学智慧，它有禅宗哲学的支持，它借此去感悟人生、感悟生与死、色与空、好与了，感悟人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何处是真正的故乡，何处是归宿等等。《金瓶梅》则只有世俗社会人们低俗的表演，而没有深刻的思索，也没有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追问。试想一位语文教师在对待这样的文学作品时，不能上升到这样的认识高度。他给学生的将会是什么呢?闻一多先生在谈论《庄子》一书时说过：“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文学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
其次，语文教师一定要具备一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眼睛，要领悟并深谙文学的终极意义，那么，什么是文学?德文里有一个词machtsichtbar说得很准确：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社会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的另一种真实，看清我们的生存本质。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而美是更贴近我们生存本质的一种激动人心的本质，它更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理想，看到了人生的希望，给人生注入活力、色彩与动力。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作家与作品都必须是具有伟大情感与超越品格的!有人说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只有伟大的作家让你在看见自己的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从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契诃夫的小说《苦恼》讲一个老头儿子死了，他不断向人倾诉，别人开始同情，既而嘲笑。没有办法，他只好向自己的小马驹诉说的简单故事，但读得让人心痛，让人震撼。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作品所描摹的不是生活中散乱而不连缀的片断，而是一种深邃的统一性与连续性；文学作品所彰显的也不是一个单纯或单一的情感或思想的特质，而是生命整体的力动过程。艺术世界可以超越利害攸关的现实世界而提供一个想像的领域，启示人们以更宽广的眼界，更具赤子之心的眼界去认识、了解古往今来的人间世界的诸般世相。就此而言，文学或艺术的创造虽然只是创造者个人抒写情思的创造活动，却必须走入文化创造的整体，成为文化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文化创造活动的目的不只是在追求、探索所谓客观的真理或真实，同时也更在于了解、开拓人类自身的心灵世界。李泽厚先生说过：“文学的最高价值、文学的永恒性源泉在于它可以帮助人类心灵进行美好的历史性积淀。就是说，成功的文学作品，它总是在人类心灵中注入新的美好的东西。这可能看不见，不是像科学那样可以测量、计算，但它确实存在着。”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给学生情感与灵魂造成的震荡可能是终身的，也可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余光中的一首《乡愁》短短的几行文字，几个画面积淀了作者的全部人生经验与情感体验，解读作品本身就是解读余光中的人生经历与人生况味，它对学生情感的培养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一篇《孔雀东南飞》展现的爱情悲剧可以让学生深刻地发现我们自身隐藏着悲悯情怀与至善! 在艺术作品中照鉴自己的灵魂，发现自身的美德，这就是文学教育的根本目的。而任何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共同点乃是对现实社会、现实人生的批判性与超越性，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足是所有文学的起点与存在的依据。失去了对现实人生的批判性，文学便只能沦为纯粹的娱器和低贱的媚物，无论古希腊悲剧还是中国文学滥觞的“风骚”无不以批判性获得其最灿烂耀入的光辉。因为批判使生命获得尊严，批判为追求开辟了新的道路，批判正是文学存在的一种方式，也是文人存在的一种理由，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就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恒久动人的原因之一。而超越性则是文学的第二个根本特性，司汤达曾说过：“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这就清楚而深刻地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存之路最终要由理想之光来照亮，就连不太懂文学的瑞典化学家伯恩哈德-诺贝尔在其设立诺贝尔奖金的遗嘱中都提出文学奖必须授予“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写道：“现代人最深刻的本质，它那为现代思辨所揭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是那种超越的无限度的精神。”康德则说人有追求形而上的天性。尼采对艺术活动中的形而上意义特别关注：“艺术不只是自然现实的模仿，而且是对自然现实的一种形而上补充。”文学可以有多层次的功能，但始终以其特有的方式对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状态有所推进，形而上的特征正是满足了精神追求这一永无满足的要求。在无限和永恒面前，文学不可能只剩下理性和现实。
形而上学性，我以为这就是文学终极意义神秘性和模糊性的理论归宿。形而上的模糊性给定了延伸的无限性。《神曲》中的维吉尔说“谁要是希望人的理性能够走遍三位一体的神所走的无穷的道路，谁就要疯狂。”这里，但丁明确指出了理性的局限和神性的无限。形而上在无限性这一点上确有点近于神。尼采认为由于现实生存世界的丑陋，艺术的形而上之美化成为必要。所以他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今天这个物质利益极具诱惑以致于使人疯狂的时代，给学生良好的文学教育，就是给学生一盏理想的明灯。给学生以抵御黑暗吞噬的有力武器，是帮助他们寻找到真正的幸福之路。因此，语文教师的文学眼光直接关系到他的教育目的、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精神素质与灵魂的走向。
第三。语文教学不是哲学，不是教政治，也不是纯粹的教知识，它有自身独特的美与存在方式。因此，我说，语文教师还应具备一双审美的眼睛，美是人类最健全的直觉，与直觉相连的是顿悟，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便是追求美、追求顿悟的高妙境界，因此，审美的眼光要求我们重视形象之美，重视情感之美，重视山间明月与湖中倒影。
给学生讲语文课是一个通过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涵泳渗透的过程，所谓“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所以语文教师的功夫表现在既要有课程能力，更要有情境生成能力，只有充满了鲜活生动的形象与高深文化内涵的语文课才是学生喜欢的语文课，即使单纯讲汉字也不应是单调乏味的，它同样是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中国文化讲字画同源，其实很多汉字本身就是一幅画，充满象征意味，比如，家有女人日“安”，有子日“存”，有土日?在”。农业文明中，儿子与土地是根本，因此中国的存在观念与这两者联系最紧，而英文里“存在”一词“exist”讲的是精神的真实性，这就充分显示了文化的根本差异性。再比如“孔”字是孩子哺乳图，“乳”字是在“孔”基础上加上了一只手进行呵护。总之，有了文化的关照，有了情境的生成，在形象的欣赏背后，既有理性的深度，又有情感的厚度。语文就鲜活生动了，学生在真正的习文悟道，读书美身，自然也就高兴了!
[作者通联：华中师大一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