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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34年，丹吉尔的犹太女孩索尔·哈秋尔（Sol Hachuel）因为宗教原因被穆斯林处决，索尔死后成为摩洛哥犹太人心中的圣徒。虽然悲剧详情尚未有定论，但索尔之死却在摩洛哥犹太人的集体记忆中逐渐定型，并用来教化摩洛哥犹太人谨防来自穆斯林的危险。
关键词：摩洛哥犹太人;索尔·哈秋尔;犹太教;伊斯兰教
在摩洛哥犹太人的集体想象中，索尔·哈秋尔是最令人着迷的历史人物。索尔的事迹以多种形式相传，她位于菲斯的坟墓至今仍是犹太人的朝圣之地。殉教后的索尔被尊为圣徒，其事迹也被拔升到神话高度。索尔之死引起广泛关注，不仅在摩洛哥中广为流传，甚至成为欧洲文艺作品的主题，如阿尔弗雷德·德霍丹克的《被处决的摩洛哥犹太女子》。 [1]关于索尔的事迹，既有犹太人的记录，亦有欧洲人的记载，且两者间存在诸多不一致。这使我们难以真正了解那段往事，但通过文本比较，可以解释摩洛哥犹太人将索尔奉为圣徒的原因。
一、索尔的生平简介
西班牙人尤根尼奥·罗梅罗的《年轻的希伯来女殉道者》和法国人M·雷伊的《回忆摩洛哥之旅》是了解索尔事迹的主要史料，两书都基于索尔家族的证词写成。罗梅罗之书是首部专门记录索尔事迹的作品，该书出版于索尔被处决后的第三年。罗梅罗在直布罗陀会见了索尔的兄弟伊萨卡，然后前往丹吉尔采访索尔父母和其他目击者。[2]索尔的故事看似简单，她出生于1834年的丹吉尔，是哈伊姆和辛哈·哈秋尔之女。根据罗梅罗的记录，索尔17岁时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并不断抱怨被父母锁在家中。她与名叫塔赫拉·马斯穆迪的穆斯林女邻居成为朋友，在后来的某些版本中，甚至声称索尔与塔赫拉的兄弟“阿里”坠入爱河。塔赫拉提议索尔皈依伊斯兰教，但遭拒绝，因此塔赫拉向伊斯兰法官诬告索尔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重归犹太教。[3]在伊斯兰教法中，叛教最高可处死刑。穆斯林要求索尔承认皈依伊斯兰教，并许诺帮她摆脱父母控制并赐予财富。索尔不为所动，最终在菲斯被斩首，她用一句话宣告身份认同：“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鬼”（Hebrea naci y Hebrea quero [sic] morir）。后来，这句话成为她的墓志铭。
二、文本的差异性
关于索尔的事迹众说纷纭。犹太文本往往淡化或者未提及索尔家庭内的不和，由于美貌，索尔引起穆斯林权贵的觊觎，并被迫改宗委身于穆斯林。[4]所有的犹太文本都强调索尔对犹太教的捍卫，为了犹太信仰与身份甘愿殉教。而在欧洲文本中，菲斯的拉比们试图说服索尔承认改宗以保全性命。不同于犹太文本，所有的欧洲文本都描述了索尔母女间的矛盾，并将母女矛盾视为悲剧的主要催化剂。比如罗伯特·布特撰写的小说版索尔的故事中，布特着重讲述了母女间的紧张关系。此外，欧洲文本更多涉及欧洲政治以及法国和西班牙殖民摩洛哥的图谋，较少关注索尔的信仰。[5]比如，罗梅罗在书中借索尔之口表达主张，罗梅罗笔下的索尔演讲，回荡着启蒙运动的思想。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班牙，蔓延着反对专制主义和宗教裁判所的自由主义政治辩论，罗梅罗借索尔之口，对祖国严苛的宗教政策进行抨击，甚至在书中一度放弃叙述者的立场，直接对读者发声：“野蛮人！就这样，你们侮辱了这位年轻的女英雄！你们把美德称为不敬！只因你们无法说服她，所以亵渎她。” [6]摩洛哥犹太人与欧洲基督徒因立场不同，在对索尔事迹的记载上存在不小的差异。
尽管罗梅罗的版本看起来可信度较高，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繁杂的版本使索尔的故事明显缺乏精确性。例如，索尔到底几岁？14、15还是17岁。索尔的母亲是生母还是继母？是否存在其他男性角色？到底是哪个男人爱上索尔，“阿里”究竟是谁？[7]其中一个版本的说法是，索尔为了与穆斯林情人成婚，在丹吉尔皈依了伊斯兰教，但由于情人过世，随后恢复犹太信仰，因否认皈依伊斯兰教，被送至菲斯接受伊斯兰法官的折磨。[8]该版本的索尔被认为因爱改宗，但另有版本指出索尔出于对母亲的怨恨改宗伊斯兰教，因为她受母亲虐待后，在穆斯林朋友塔赫拉处得到慰藉。笔者无法提明的事实版本，通过分析文本的模糊性，能发现索尔事迹与摩洛哥犹太人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欧洲人出于政治原因和殖民需求，有意无意地改写了索尔的故事。而在摩洛哥犹太人方面，同样具有将索尔故事进行二次加工的需要，将一名犹太女子的事迹传奇化或神话化，为摩洛哥犹太人树立虔诚的榜样，以期增强犹太社群抵抗外部势力的能力。鉴于需求不同，版本间存在不少矛盾。纵然作者们在创作时都可能带入主观看法，但是每一版本都提供了一个角度来认识索尔，因此通过分析文本异同，能够接近真相。
三、制造圣徒
当我们看待索尔故事的不同版本与童话、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的关系时，发现存在许多象征性的“违背”主题。比如索尔去找塔赫拉时对空间的违背;當她拒绝遵守母亲禁止她与穆斯林交往的禁令时，对家庭的违背等等，这种违背带有童话性及神话性色彩。通过索尔的故事，摩洛哥犹太人的集体记忆构建了一个警世故事，让犹太人警惕伊斯兰的诱惑。因此，可将索尔事迹与道德故事的一般功能结合起来。在埃莉萨·奇门蒂的《萨丽塔》故事中，这点尤为明显。虽然该故事表面上与索尔无关，但萨丽塔实际上就是另一个索尔，同样来自丹吉尔的虔诚犹太家庭，同样与母亲关系紧张，在与一名穆斯林相爱后，打算与其私奔。在私奔当晚，一位犹太贤者向萨丽塔问路，当她带贤者到其目的地时，却发现自己在世父母的坟墓，于是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一定是弄错了，我的父母还健在，愿以色列的上帝保佑他们长命百岁。”
“他们还活着，但很快就将在绝望和耻辱中死去，他们死于你手，一个为了异教徒而忘记信仰和种族的以色列女儿。”
“是我的错吗？有股强大的魔力驱使着我。”
“在这里，唯有你的意志起作用。你想为了英俊的穆斯林丈夫而致父母于死地吗？”
“不，不，上帝不会让我遭受索尔那样的命运，她已经由刽子手处死，我也该这样吗？” [9] 薩丽塔在犹太圣贤的引导下，回归了信仰与家庭。该故事的教育意义与警示作用不言而喻。
索尔的真实故事可能已被传奇或神话所取代。当站在这一角度思考时，即想象索尔事件是犹太人和穆斯林两社群间的一种特殊性接触，且这种性接触是严格的社会禁忌，就会发现该事件的不可思议之初。[10]索尔本人及其故事在摩洛哥犹太人集体记忆和意识中的转变，区分了犹太和穆斯林两社群之间的社会和情感空间的边界，并说明边界被打破将导致的可怕后果。更确切地说，摩洛哥犹太人的集体记忆经过多种方式构成和重建，划定出犹太和穆斯林之间象征性的分离空间，构建一种思想中的隔都。以此为警戒线，防备来自穆斯林的危险和诱惑。简而言之，版本繁多所造成的困惑，似乎掩盖了以下问题：假如索尔真的爱上穆斯林，将会怎样？如果她和塔赫拉的友谊真的比她的宗教和家庭关系更牢固呢？换言之，当一个人“走到不属于他的另一边”，会发生什么？一旦越过边界，又该如何回归？ 需要明确的是，这不是对事实的质疑，而是探究集体记忆中“想象”的作用，同时我们需考虑到该事件可能包含的错误和不确定因素，以了解摩洛哥犹太人对穆斯林社群的集体恐惧，以及当时摩洛哥犹太社群面临的威胁及其不稳定状况。
集体记忆的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应对外来威胁并建立对自身的保护。索尔被神话成圣徒实际上揭示了摩洛哥犹太人的一种自我保护，以防范外界对犹太信仰的攻击。正如伊萨卡·本-阿米所解释的那样，“摩洛哥弱小而分散的犹太少数民族将他们的犹太圣徒视为对抗强大且时常充满敌意的穆斯林多数派的重要保障。摩洛哥犹太人通过犹太圣徒提供的道德力量，维系共同体，抵御穆斯林的威胁”。[11]在摩洛哥犹太人的集体想象中，索尔与她的蜕变具有警示意义，既是对外部威胁的应对，也是犹太社群道德粘合剂的一部分。如米尔恰·埃利亚德所写：“历史真相通过集体记忆被迅速转化，通过诗歌想象被重新估值，因此，一段时间后，将在神话领域中重生。” [12]在集体神话的武装下，一个群体增强了抵御外界攻击和威胁的能力。
结语
索尔故事的真实性对于摩洛哥犹太人而言，并不是问题，他们传承的版本便是他们所需要的“事实”。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人物以满足民族情感及现实需求。在不同需求的驱动下，“个人”可以被神化，也可以被无限贬低，这取决于特定时空下的需求。就摩洛哥犹太人而言，索尔之死既是道德教化，告诫他们警惕穆斯林的诱惑;同时又是维系犹太族群内部团结的纽带。因此，索尔之死需要非凡的意义，索尔需要被赋予圣人的光芒，她需要成为犹太民族不屈的象征。以期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每一个摩洛哥犹太人在面临“叛教”与“死亡”的选择时，都能成为下一个索尔·哈秋尔。
参考文献
[1] M. Rey， Souvenirs d’un Voyage au Maroc. Paris： Au Bureau du Journal L’Algérie， 1844.
[2] Romero， El martirio de la joven Hachuel ó la heroina hebrea， ix， 105. According to the version of Sol’s story in La Epoka， Issachar settled in Gibraltar after Sol’s death. “Sol La Saddeket，” Folioton Numero 2， Folieton de La Epoca， 1902.
[3] [9] [10] [12]Ya?lle Azagury， “Sol Hachuel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Folktales of Moroccan Jews，” in Emily Benichou Gottreich and Daniel J. Schroeter， eds.， Jewish culture and society in North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LATIFA BABAS， Lalla Suleika， the tragic end of a forbidden love story， 02/14/2018， https：//en.yabiladi.com/articles/details/61863/lalla-suleika-tragic-forbidden-love.html.
[5] [6] Sharon Vance， “Sol Hachuel， ‘Heroin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mily Benichou Gottreich and Daniel J. Schroeter， eds.， Jewish culture and society in North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Sarah Leibovici， “Sol Hachuel la Tsadikkah ou la force de la Foi （1834），” Pardès 4， 1986.
[8] Louis Voinot， Pèlerinages judéo- musulmans du Maroc， Paris： Larose 1948.
[11]Issachar Ben- Ami， “Beliefs and Customs，” in The Jew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Modern Times， ed. Reeva Spector Simon， Michael Menachim Laskier， and Sara Regu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关键词：摩洛哥犹太人;索尔·哈秋尔;犹太教;伊斯兰教
在摩洛哥犹太人的集体想象中，索尔·哈秋尔是最令人着迷的历史人物。索尔的事迹以多种形式相传，她位于菲斯的坟墓至今仍是犹太人的朝圣之地。殉教后的索尔被尊为圣徒，其事迹也被拔升到神话高度。索尔之死引起广泛关注，不仅在摩洛哥中广为流传，甚至成为欧洲文艺作品的主题，如阿尔弗雷德·德霍丹克的《被处决的摩洛哥犹太女子》。 [1]关于索尔的事迹，既有犹太人的记录，亦有欧洲人的记载，且两者间存在诸多不一致。这使我们难以真正了解那段往事，但通过文本比较，可以解释摩洛哥犹太人将索尔奉为圣徒的原因。
一、索尔的生平简介
西班牙人尤根尼奥·罗梅罗的《年轻的希伯来女殉道者》和法国人M·雷伊的《回忆摩洛哥之旅》是了解索尔事迹的主要史料，两书都基于索尔家族的证词写成。罗梅罗之书是首部专门记录索尔事迹的作品，该书出版于索尔被处决后的第三年。罗梅罗在直布罗陀会见了索尔的兄弟伊萨卡，然后前往丹吉尔采访索尔父母和其他目击者。[2]索尔的故事看似简单，她出生于1834年的丹吉尔，是哈伊姆和辛哈·哈秋尔之女。根据罗梅罗的记录，索尔17岁时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并不断抱怨被父母锁在家中。她与名叫塔赫拉·马斯穆迪的穆斯林女邻居成为朋友，在后来的某些版本中，甚至声称索尔与塔赫拉的兄弟“阿里”坠入爱河。塔赫拉提议索尔皈依伊斯兰教，但遭拒绝，因此塔赫拉向伊斯兰法官诬告索尔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重归犹太教。[3]在伊斯兰教法中，叛教最高可处死刑。穆斯林要求索尔承认皈依伊斯兰教，并许诺帮她摆脱父母控制并赐予财富。索尔不为所动，最终在菲斯被斩首，她用一句话宣告身份认同：“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鬼”（Hebrea naci y Hebrea quero [sic] morir）。后来，这句话成为她的墓志铭。
二、文本的差异性
关于索尔的事迹众说纷纭。犹太文本往往淡化或者未提及索尔家庭内的不和，由于美貌，索尔引起穆斯林权贵的觊觎，并被迫改宗委身于穆斯林。[4]所有的犹太文本都强调索尔对犹太教的捍卫，为了犹太信仰与身份甘愿殉教。而在欧洲文本中，菲斯的拉比们试图说服索尔承认改宗以保全性命。不同于犹太文本，所有的欧洲文本都描述了索尔母女间的矛盾，并将母女矛盾视为悲剧的主要催化剂。比如罗伯特·布特撰写的小说版索尔的故事中，布特着重讲述了母女间的紧张关系。此外，欧洲文本更多涉及欧洲政治以及法国和西班牙殖民摩洛哥的图谋，较少关注索尔的信仰。[5]比如，罗梅罗在书中借索尔之口表达主张，罗梅罗笔下的索尔演讲，回荡着启蒙运动的思想。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班牙，蔓延着反对专制主义和宗教裁判所的自由主义政治辩论，罗梅罗借索尔之口，对祖国严苛的宗教政策进行抨击，甚至在书中一度放弃叙述者的立场，直接对读者发声：“野蛮人！就这样，你们侮辱了这位年轻的女英雄！你们把美德称为不敬！只因你们无法说服她，所以亵渎她。” [6]摩洛哥犹太人与欧洲基督徒因立场不同，在对索尔事迹的记载上存在不小的差异。
尽管罗梅罗的版本看起来可信度较高，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繁杂的版本使索尔的故事明显缺乏精确性。例如，索尔到底几岁？14、15还是17岁。索尔的母亲是生母还是继母？是否存在其他男性角色？到底是哪个男人爱上索尔，“阿里”究竟是谁？[7]其中一个版本的说法是，索尔为了与穆斯林情人成婚，在丹吉尔皈依了伊斯兰教，但由于情人过世，随后恢复犹太信仰，因否认皈依伊斯兰教，被送至菲斯接受伊斯兰法官的折磨。[8]该版本的索尔被认为因爱改宗，但另有版本指出索尔出于对母亲的怨恨改宗伊斯兰教，因为她受母亲虐待后，在穆斯林朋友塔赫拉处得到慰藉。笔者无法提明的事实版本，通过分析文本的模糊性，能发现索尔事迹与摩洛哥犹太人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欧洲人出于政治原因和殖民需求，有意无意地改写了索尔的故事。而在摩洛哥犹太人方面，同样具有将索尔故事进行二次加工的需要，将一名犹太女子的事迹传奇化或神话化，为摩洛哥犹太人树立虔诚的榜样，以期增强犹太社群抵抗外部势力的能力。鉴于需求不同，版本间存在不少矛盾。纵然作者们在创作时都可能带入主观看法，但是每一版本都提供了一个角度来认识索尔，因此通过分析文本异同，能够接近真相。
三、制造圣徒
当我们看待索尔故事的不同版本与童话、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的关系时，发现存在许多象征性的“违背”主题。比如索尔去找塔赫拉时对空间的违背;當她拒绝遵守母亲禁止她与穆斯林交往的禁令时，对家庭的违背等等，这种违背带有童话性及神话性色彩。通过索尔的故事，摩洛哥犹太人的集体记忆构建了一个警世故事，让犹太人警惕伊斯兰的诱惑。因此，可将索尔事迹与道德故事的一般功能结合起来。在埃莉萨·奇门蒂的《萨丽塔》故事中，这点尤为明显。虽然该故事表面上与索尔无关，但萨丽塔实际上就是另一个索尔，同样来自丹吉尔的虔诚犹太家庭，同样与母亲关系紧张，在与一名穆斯林相爱后，打算与其私奔。在私奔当晚，一位犹太贤者向萨丽塔问路，当她带贤者到其目的地时，却发现自己在世父母的坟墓，于是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一定是弄错了，我的父母还健在，愿以色列的上帝保佑他们长命百岁。”
“他们还活着，但很快就将在绝望和耻辱中死去，他们死于你手，一个为了异教徒而忘记信仰和种族的以色列女儿。”
“是我的错吗？有股强大的魔力驱使着我。”
“在这里，唯有你的意志起作用。你想为了英俊的穆斯林丈夫而致父母于死地吗？”
“不，不，上帝不会让我遭受索尔那样的命运，她已经由刽子手处死，我也该这样吗？” [9] 薩丽塔在犹太圣贤的引导下，回归了信仰与家庭。该故事的教育意义与警示作用不言而喻。
索尔的真实故事可能已被传奇或神话所取代。当站在这一角度思考时，即想象索尔事件是犹太人和穆斯林两社群间的一种特殊性接触，且这种性接触是严格的社会禁忌，就会发现该事件的不可思议之初。[10]索尔本人及其故事在摩洛哥犹太人集体记忆和意识中的转变，区分了犹太和穆斯林两社群之间的社会和情感空间的边界，并说明边界被打破将导致的可怕后果。更确切地说，摩洛哥犹太人的集体记忆经过多种方式构成和重建，划定出犹太和穆斯林之间象征性的分离空间，构建一种思想中的隔都。以此为警戒线，防备来自穆斯林的危险和诱惑。简而言之，版本繁多所造成的困惑，似乎掩盖了以下问题：假如索尔真的爱上穆斯林，将会怎样？如果她和塔赫拉的友谊真的比她的宗教和家庭关系更牢固呢？换言之，当一个人“走到不属于他的另一边”，会发生什么？一旦越过边界，又该如何回归？ 需要明确的是，这不是对事实的质疑，而是探究集体记忆中“想象”的作用，同时我们需考虑到该事件可能包含的错误和不确定因素，以了解摩洛哥犹太人对穆斯林社群的集体恐惧，以及当时摩洛哥犹太社群面临的威胁及其不稳定状况。
集体记忆的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应对外来威胁并建立对自身的保护。索尔被神话成圣徒实际上揭示了摩洛哥犹太人的一种自我保护，以防范外界对犹太信仰的攻击。正如伊萨卡·本-阿米所解释的那样，“摩洛哥弱小而分散的犹太少数民族将他们的犹太圣徒视为对抗强大且时常充满敌意的穆斯林多数派的重要保障。摩洛哥犹太人通过犹太圣徒提供的道德力量，维系共同体，抵御穆斯林的威胁”。[11]在摩洛哥犹太人的集体想象中，索尔与她的蜕变具有警示意义，既是对外部威胁的应对，也是犹太社群道德粘合剂的一部分。如米尔恰·埃利亚德所写：“历史真相通过集体记忆被迅速转化，通过诗歌想象被重新估值，因此，一段时间后，将在神话领域中重生。” [12]在集体神话的武装下，一个群体增强了抵御外界攻击和威胁的能力。
结语
索尔故事的真实性对于摩洛哥犹太人而言，并不是问题，他们传承的版本便是他们所需要的“事实”。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人物以满足民族情感及现实需求。在不同需求的驱动下，“个人”可以被神化，也可以被无限贬低，这取决于特定时空下的需求。就摩洛哥犹太人而言，索尔之死既是道德教化，告诫他们警惕穆斯林的诱惑;同时又是维系犹太族群内部团结的纽带。因此，索尔之死需要非凡的意义，索尔需要被赋予圣人的光芒，她需要成为犹太民族不屈的象征。以期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每一个摩洛哥犹太人在面临“叛教”与“死亡”的选择时，都能成为下一个索尔·哈秋尔。
参考文献
[1] M. Rey， Souvenirs d’un Voyage au Maroc. Paris： Au Bureau du Journal L’Algérie， 1844.
[2] Romero， El martirio de la joven Hachuel ó la heroina hebrea， ix， 105. According to the version of Sol’s story in La Epoka， Issachar settled in Gibraltar after Sol’s death. “Sol La Saddeket，” Folioton Numero 2， Folieton de La Epoca， 1902.
[3] [9] [10] [12]Ya?lle Azagury， “Sol Hachuel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Folktales of Moroccan Jews，” in Emily Benichou Gottreich and Daniel J. Schroeter， eds.， Jewish culture and society in North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LATIFA BABAS， Lalla Suleika， the tragic end of a forbidden love story， 02/14/2018， https：//en.yabiladi.com/articles/details/61863/lalla-suleika-tragic-forbidden-love.html.
[5] [6] Sharon Vance， “Sol Hachuel， ‘Heroin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mily Benichou Gottreich and Daniel J. Schroeter， eds.， Jewish culture and society in North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Sarah Leibovici， “Sol Hachuel la Tsadikkah ou la force de la Foi （1834），” Pardès 4， 1986.
[8] Louis Voinot， Pèlerinages judéo- musulmans du Maroc， Paris： Larose 1948.
[11]Issachar Ben- Ami， “Beliefs and Customs，” in The Jew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Modern Times， ed. Reeva Spector Simon， Michael Menachim Laskier， and Sara Regu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