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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子可能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辛格等人在煌煌巨著《技术史》中相信，周口店的北京人把在外面找到的石头带回山洞后，会用一块厚石板作砧板，用锤石把石头敲裂以制作工具。随着人类的发展，锤子也发生了演化。卡尔·马克思在1867年惊奇地了解到，仅在英国伯明翰就生产五百种不同的锤子，而且每一种都将在工业或手工业生产中派上不同的用场。
人类社会的早期技术基本上就由这些结构简单的工具所形塑着，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使用这类工具的技能的关心。波兰尼在《个人知识》里曾专门讨论了使用锤子的技能问题，他写到：
“当我们用锤子钉钉子时，我们既留意钉子，又留意锤子，但留意的方法却不一样。我们看着锤击钉子的效果，并力求用锤子最有效地敲打钉子。当我们往下甩锤子时，我们并不觉得锤柄击打着我们的手掌，而是觉得锤头击中了钉子。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肯定对把握着锤子的手掌和手指的感觉很警觉。这些感觉引导我们有效地把钉子钉上，我们对钉子的留意程度与对这些感觉的留意程度相同，但留意的方式却不一样。其不同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叙述：感觉不像钉子那样是注意力的目标，而是注意力的工具。感觉本身不是被‘看着’的；我们看着别的东西，而对感觉保持着高度的觉知。我对手掌的感觉有着附带觉知，这种觉知融汇于我对钉钉子的焦点觉知之中。”
波兰尼在这里使用了附带觉知和焦点觉知的范式。他还举例说，如果一位钢琴家在弹奏时把注意力从音乐转移到琴键上就会“发生混乱并可能不得不停止演奏”，这说明附带知觉和焦点知觉是互相排斥的。这种二分法对我们职业教育工作者的启示是，技能并不总是不可言传的，至少焦点知觉是可以传授的，而所谓的“默会知识”主要发生在附带知觉的部分。
但波兰尼同时也相信，通过智力行为可以“把某些事物附带地整合到我们的焦点关注中心之中”，也就是通过大脑的转换，一些不可言说的技能也可以进行传递。那么，在人类群体中为什么还会存在大量的默会知识呢？下面的情况可能是让技能的传递变得复杂的另一个原因：越是简单的工具其功能越复杂。一个锤子可以实现破碎、锻造、检查等多种功能。每种功能的焦点知觉部分的差异可能并不很大，但附带知觉的部分则千差万别而又难以言传。
巴萨拉在《技术发展简史》中记录了美国国家博物馆于1922年绘制的锤子进化序列图，其中包括了从最初打磨得很粗糙的打击用石头到詹姆斯·内史密斯1842年设计的巨型蒸汽锤。这张图显示，直到工业革命之前，锤子都是作为一件工具而被使用，但在工业革命发生后，锤子逐渐从一件工具进化成了一组机械，目前，典型的锤机械有蒸汽锤、压缩气锤、液压锤、电锤等。
工具变成了机械后对技能会产生哪些影响？芒德福在《技术与文明》中认为，像锤子这样的工具变成现代化的蒸汽锤后，其实是形成了一种介于工具和机器之间的另一类物件，他称之为“机器-工具”，他认为“机器强调功能的专门化，而工具强调灵活性……自动化的机器是一种非常专门化的物件”。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工具变成机械后，技术的复杂性相应提高了，但对技能的要求则降低了，这是因为“在使用工具时，人的手和眼睛要作复杂的动作，其在功能上无异于一台复杂的机器”，而机器的出现则是部分地取代了手和眼睛甚至大脑的功能，技能的要求自然降低了。同样是锻造，传统的铁匠十分讲究甩动大锤的力度、角度、速度等因素，好的铁匠与不太成功的同行间的技能差异十分明显。而在目前世界最大的8万吨锻压机面前，那些由个人掌握的“默会技能”已经外显化、纸面化、程序化了，个人的技能在技术体系面前已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
芒德福的《技术与文明》成书于1934年，那时还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没有工业4.0，在这些技术主导的今天，人们对技能的要求无疑更低了。所以在今天的职业学校，传统的钳工实习只是作为一种非核心课而存在，职业教育越来越多地与技术而不是与技能相关。
近来，社会和职教学术界有一股呼唤“工匠精神”回归的潮流，但根据波兰尼的观点，默会知识在工匠劳动中的比例是有限的，许多言论无限放大了这一比例，有一种将传统工匠劳动神秘化、甚至道德化的倾向。其实人类劳动远离工匠的生产方式已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传统的工匠生产留给我们的可重新复活的遗产已经不多了。
还有人认为，传统工匠的敬业精神与他们的手工劳动方式密不可分，所以要求在学校环境中加大技能教育的比例以锻炼学生的职业道德，但古代手工产品的高质量是因为手工劳动方式产生的，还是与当时严格的行会制度、学徒制度或制造者与质保者同一的制度更加相关？即使动手技能的训练能够提高敬业、忠诚等精神，这些附着在传统手工劳动上的职业道德一旦遇到现代化生产方式也会迅速瓦解的，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已经用19世纪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锤子的例子告诉我们，职业教育应该勇敢地拥抱技术，而不要幻想着回到传统的技能教育的状态。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
人类社会的早期技术基本上就由这些结构简单的工具所形塑着，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使用这类工具的技能的关心。波兰尼在《个人知识》里曾专门讨论了使用锤子的技能问题，他写到：
“当我们用锤子钉钉子时，我们既留意钉子，又留意锤子，但留意的方法却不一样。我们看着锤击钉子的效果，并力求用锤子最有效地敲打钉子。当我们往下甩锤子时，我们并不觉得锤柄击打着我们的手掌，而是觉得锤头击中了钉子。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肯定对把握着锤子的手掌和手指的感觉很警觉。这些感觉引导我们有效地把钉子钉上，我们对钉子的留意程度与对这些感觉的留意程度相同，但留意的方式却不一样。其不同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叙述：感觉不像钉子那样是注意力的目标，而是注意力的工具。感觉本身不是被‘看着’的；我们看着别的东西，而对感觉保持着高度的觉知。我对手掌的感觉有着附带觉知，这种觉知融汇于我对钉钉子的焦点觉知之中。”
波兰尼在这里使用了附带觉知和焦点觉知的范式。他还举例说，如果一位钢琴家在弹奏时把注意力从音乐转移到琴键上就会“发生混乱并可能不得不停止演奏”，这说明附带知觉和焦点知觉是互相排斥的。这种二分法对我们职业教育工作者的启示是，技能并不总是不可言传的，至少焦点知觉是可以传授的，而所谓的“默会知识”主要发生在附带知觉的部分。
但波兰尼同时也相信，通过智力行为可以“把某些事物附带地整合到我们的焦点关注中心之中”，也就是通过大脑的转换，一些不可言说的技能也可以进行传递。那么，在人类群体中为什么还会存在大量的默会知识呢？下面的情况可能是让技能的传递变得复杂的另一个原因：越是简单的工具其功能越复杂。一个锤子可以实现破碎、锻造、检查等多种功能。每种功能的焦点知觉部分的差异可能并不很大，但附带知觉的部分则千差万别而又难以言传。
巴萨拉在《技术发展简史》中记录了美国国家博物馆于1922年绘制的锤子进化序列图，其中包括了从最初打磨得很粗糙的打击用石头到詹姆斯·内史密斯1842年设计的巨型蒸汽锤。这张图显示，直到工业革命之前，锤子都是作为一件工具而被使用，但在工业革命发生后，锤子逐渐从一件工具进化成了一组机械，目前，典型的锤机械有蒸汽锤、压缩气锤、液压锤、电锤等。
工具变成了机械后对技能会产生哪些影响？芒德福在《技术与文明》中认为，像锤子这样的工具变成现代化的蒸汽锤后，其实是形成了一种介于工具和机器之间的另一类物件，他称之为“机器-工具”，他认为“机器强调功能的专门化，而工具强调灵活性……自动化的机器是一种非常专门化的物件”。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工具变成机械后，技术的复杂性相应提高了，但对技能的要求则降低了，这是因为“在使用工具时，人的手和眼睛要作复杂的动作，其在功能上无异于一台复杂的机器”，而机器的出现则是部分地取代了手和眼睛甚至大脑的功能，技能的要求自然降低了。同样是锻造，传统的铁匠十分讲究甩动大锤的力度、角度、速度等因素，好的铁匠与不太成功的同行间的技能差异十分明显。而在目前世界最大的8万吨锻压机面前，那些由个人掌握的“默会技能”已经外显化、纸面化、程序化了，个人的技能在技术体系面前已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
芒德福的《技术与文明》成书于1934年，那时还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没有工业4.0，在这些技术主导的今天，人们对技能的要求无疑更低了。所以在今天的职业学校，传统的钳工实习只是作为一种非核心课而存在，职业教育越来越多地与技术而不是与技能相关。
近来，社会和职教学术界有一股呼唤“工匠精神”回归的潮流，但根据波兰尼的观点，默会知识在工匠劳动中的比例是有限的，许多言论无限放大了这一比例，有一种将传统工匠劳动神秘化、甚至道德化的倾向。其实人类劳动远离工匠的生产方式已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传统的工匠生产留给我们的可重新复活的遗产已经不多了。
还有人认为，传统工匠的敬业精神与他们的手工劳动方式密不可分，所以要求在学校环境中加大技能教育的比例以锻炼学生的职业道德，但古代手工产品的高质量是因为手工劳动方式产生的，还是与当时严格的行会制度、学徒制度或制造者与质保者同一的制度更加相关？即使动手技能的训练能够提高敬业、忠诚等精神，这些附着在传统手工劳动上的职业道德一旦遇到现代化生产方式也会迅速瓦解的，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已经用19世纪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锤子的例子告诉我们，职业教育应该勇敢地拥抱技术，而不要幻想着回到传统的技能教育的状态。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