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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大同，秋意已浓。新修复的东城墙巍然矗立在御河旁。这座城墙完全恢复了明代大将徐达所修建的模样一下宽18米，上宽14米，高14米，望楼12座、控军台两座、角楼两座，箭楼、月城、瓮城各一座，一字排开，绵延1800米一使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大同作为“九边重镇之首”的气度。
和阳门下，锣鼓喧天，中国大同国际文化艺术旅游节正在开幕。主席台上就坐着多位令人瞩目的“明星级”人物——山西省省长王君、常务副省长李小鹏、副省长张平、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李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著名美术家雕塑家韩美林。
吸引他们来到大同的绝不仅仅是这次旅游节，而是与大同这几年来的改造有关一自2008年来，大同的变化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用市长耿彦波的话说，是“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大同正在做的城市建设被冯骥才等人称为“前无古人”——在3.28平方公里范围内，以华严寺、善化寺、代王府等辽金以降的古代建筑群为基点，以四合院和北魏时期流传下来的里坊格局为经络，以东南西北四座城墙为边界，将其中的所有现代建筑予以拆除，打造一个彻彻底底的古城。
这种做法注定伴随着争议。一开始，争议更多地来自于拆迁，而随着城市规划的渐次落实，关于古城保护模式的争议逐渐升温。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城市改造的“大跃进”运动，巨额的投资，大规模拆建，短时期内促成的目标恐难以达成。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博导阮仪三对本刊直言：“历史上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还原，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基本的道理是原真性，现在修的东西就是搞个旅游景点。”
与阮仪三相反，冯骥才称赞大同找到了一条历史名城的“大同文化保护模式”。
争议声中，大同的改造在大步流星般迈进。到过大同的人，有人不赞同大同的模式，但是没有人不惊叹于“大同速度”——在几乎无处不在的起重机辉映下，短短两年时间里，大同已经露出了一座古代都城的面容。
“一轴双城”
现代的街名很快将被大同市民忘记，因为“魏都大道”这样的名称已经替换了它们。街灯也换了，一排排富有历史感的深灰色宫灯照亮了大同的夜晚。连公交车站牌也换成了深棕色的魏碑体一大同，做过96年的北魏都城。
辽金时期的华严寺本只剩下了一个大雄宝殿(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然而眼前经过重修的华严寺却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完全恢复了古代的规模。
2008年，大同作出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决定，提出了“一轴双城”的建设思路：“古城实行整体保护，在东边建立御东新区，中间以御河为轴，西边传统，东边现代，两相呼应。”
大同市长耿彦波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他从梁思成先生“保护古城，另辟新区”的思路中受到的启发，把传统的记忆放在古城，把现代的记忆放在新区。新旧两城分开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至于古城规划，一开始有不同的看法。耿彦波介绍，他们曾经制定了一个建控地带，可以搞一些多层建筑，只是对高度进行限制。
“但是这种保护，我感觉有问题。建控地带的多层怎么能跟古城相协调?”耿彦波说，“做规划的时候，专家拿来一个方案，他认为多层建筑可以不拆，可以建设历史协调区。我就给他打住，让他说明多层建筑的质量，高度，我的多层建筑不能超过12米，我让他给我说清楚怎么协调。”
后来这位专家向建设部反映了意见，批评大同古城保护模式对多层建筑拆迁太大，浪费很大，建设部专门派专家来做了调研。
“我就让他看，现在的多层建筑90％是违法的。这些建筑楼距最多不过10米，老百姓见不到阳光，这该不该拆?就算抛开名城保护，作为民生问题，应不应该拆?”耿彦波说，建设部最终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不同于一些地方修复局部故居和历史街区，大同最终明确了“六个基本走向”：从旧城改造走向古城保护；从单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从文物造假走向修旧如旧；从文化包袱走向产业创新，从个性泯灭走向特色张扬。
文物造假还是修旧如旧?
怎样从文物造假走向修旧如旧?怎样以传统的方法延续名城古都的生命?这是古城保护中最容易遭受质疑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顾军看来，这种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所谓复原工程，“绝对不慎重”。
耿彦波对此的解释是：中国的文物特点与欧洲有区别，欧洲是石结构为主，我们是砖木结构为主。大家看到，像欧洲的罗马斗兽场虽然残破但不加修复是可以存在下去的，它体现的是残缺之美；中国是砖木结构，如果屋顶有残破不加修复，它是很快会遭受毁灭性灾难的，所以要修复。
他举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例，其中记载“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耿彦波说，现在的岳阳楼就是清代重修的，如果清代不修的话，那么岳阳楼几千年的文化信息就失去了，所以修复是必然的。
关键问题是“文物造假”与“修旧如旧”的区别在哪里?耿彦波认为有四个最大的区别一是不是原材料、原结构、原形制、原工艺。“正如罗哲文先生讲的，修复看你是不是‘四原’营造，如果按‘四原’营造，那就不是文物造假。文物造假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用的是砖木结构还是钢筋水泥结构。有史以来记载的，中国传统建筑最大的特点，也就是梁思成先生说的‘大木构架’，如果是大木构架，按照‘四原’做的，也就是修旧如旧的修复，过几百年还是文物；如果你是钢筋水泥修复，那你就是文物造假。”
在具体施行当中，大同是否坚持了“四原”，冯骥才在考察几天之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甚至注意到，华严寺石头和木头衔接的那个胶，以及那个城堡式的小剧场，用的是老城砖砌的四方的堡垒式的建筑，那么快的速度，其精致度令人惊讶。”
饶是如此，仍然有不同的看法。阮仪三就说：“原来的材料，那要是问你是什么时候的木头?什么时候的砖头?这就是问题。原工艺，是不是原来的工艺?辽代工艺你是搞不清楚的。我们现在怎么能了解辽代人的具体工艺呢?”
大同转型的成败在此一举
阮仪三认为，对历史阶段要分清楚，哪个是要保护的哪个是要修的，而不是整片的拆迁，这种整片拆迁的做法，是对于历史层次的破坏。
中国古都学会的一位研究员也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大同的这种发展模式会造成历史的断层。旧城里的许多老房子也是一段历史，如果全部清除，这段时期的建筑就在历史中消失了。
但是在耿彦波看来，大同旧城内的那些现代建筑大多为“垃圾建筑”，不仅毫无审美价值，也不适合市民居住，即使出于民生考虑，也应当予以改造。
冯骥才是大同巨变的见证者之一，他说，曾经的大同在他的脑海里是一个很混乱的记忆，破旧脏乱的街区，灰蒙蒙的天空，都与今天干净整洁的市貌形成了鲜明对比。
平遥古城、丽江古镇的文化保护模式已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取得了相应的经济社会效益。那么，大同的方式是否开创了一种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大同能否在跟风造城的浪潮中独树一帜?
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朱士光告诉本刊记者，大同古都保护的理念是“正确的”，“一旦整体保护下来以后，的确能在我国古城保护方面创造一种模式，提供一个典型，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但是他提醒，这也要看具体的条件。“整体性方面，恐怕有些城市很难做到。”朱士光说，“比如西安，古城面积有11平方公里，太大了，整体保护实行起来比较难。”
朱士光认为，大同的模式或许可以给中小城市提供一个榜样：“既尊重了历史，也联系到了大同当前经济转型的需要。”
2008年之前，大同在城市建设上遭遇了“失去的20年”，基于一种渴望变化的企盼，越来越多的大同市民对旧城改造持一种支持态度。他们并不在乎大同模式的学术争议，而是担心，这项耗资以千亿元计的工程能否顺利改造完成。
“大同转型的成败在此一举。”一位大同市民对本刊说。
和阳门下，锣鼓喧天，中国大同国际文化艺术旅游节正在开幕。主席台上就坐着多位令人瞩目的“明星级”人物——山西省省长王君、常务副省长李小鹏、副省长张平、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李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著名美术家雕塑家韩美林。
吸引他们来到大同的绝不仅仅是这次旅游节，而是与大同这几年来的改造有关一自2008年来，大同的变化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用市长耿彦波的话说，是“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大同正在做的城市建设被冯骥才等人称为“前无古人”——在3.28平方公里范围内，以华严寺、善化寺、代王府等辽金以降的古代建筑群为基点，以四合院和北魏时期流传下来的里坊格局为经络，以东南西北四座城墙为边界，将其中的所有现代建筑予以拆除，打造一个彻彻底底的古城。
这种做法注定伴随着争议。一开始，争议更多地来自于拆迁，而随着城市规划的渐次落实，关于古城保护模式的争议逐渐升温。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城市改造的“大跃进”运动，巨额的投资，大规模拆建，短时期内促成的目标恐难以达成。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博导阮仪三对本刊直言：“历史上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还原，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基本的道理是原真性，现在修的东西就是搞个旅游景点。”
与阮仪三相反，冯骥才称赞大同找到了一条历史名城的“大同文化保护模式”。
争议声中，大同的改造在大步流星般迈进。到过大同的人，有人不赞同大同的模式，但是没有人不惊叹于“大同速度”——在几乎无处不在的起重机辉映下，短短两年时间里，大同已经露出了一座古代都城的面容。
“一轴双城”
现代的街名很快将被大同市民忘记，因为“魏都大道”这样的名称已经替换了它们。街灯也换了，一排排富有历史感的深灰色宫灯照亮了大同的夜晚。连公交车站牌也换成了深棕色的魏碑体一大同，做过96年的北魏都城。
辽金时期的华严寺本只剩下了一个大雄宝殿(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然而眼前经过重修的华严寺却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完全恢复了古代的规模。
2008年，大同作出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决定，提出了“一轴双城”的建设思路：“古城实行整体保护，在东边建立御东新区，中间以御河为轴，西边传统，东边现代，两相呼应。”
大同市长耿彦波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他从梁思成先生“保护古城，另辟新区”的思路中受到的启发，把传统的记忆放在古城，把现代的记忆放在新区。新旧两城分开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至于古城规划，一开始有不同的看法。耿彦波介绍，他们曾经制定了一个建控地带，可以搞一些多层建筑，只是对高度进行限制。
“但是这种保护，我感觉有问题。建控地带的多层怎么能跟古城相协调?”耿彦波说，“做规划的时候，专家拿来一个方案，他认为多层建筑可以不拆，可以建设历史协调区。我就给他打住，让他说明多层建筑的质量，高度，我的多层建筑不能超过12米，我让他给我说清楚怎么协调。”
后来这位专家向建设部反映了意见，批评大同古城保护模式对多层建筑拆迁太大，浪费很大，建设部专门派专家来做了调研。
“我就让他看，现在的多层建筑90％是违法的。这些建筑楼距最多不过10米，老百姓见不到阳光，这该不该拆?就算抛开名城保护，作为民生问题，应不应该拆?”耿彦波说，建设部最终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不同于一些地方修复局部故居和历史街区，大同最终明确了“六个基本走向”：从旧城改造走向古城保护；从单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从文物造假走向修旧如旧；从文化包袱走向产业创新，从个性泯灭走向特色张扬。
文物造假还是修旧如旧?
怎样从文物造假走向修旧如旧?怎样以传统的方法延续名城古都的生命?这是古城保护中最容易遭受质疑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顾军看来，这种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所谓复原工程，“绝对不慎重”。
耿彦波对此的解释是：中国的文物特点与欧洲有区别，欧洲是石结构为主，我们是砖木结构为主。大家看到，像欧洲的罗马斗兽场虽然残破但不加修复是可以存在下去的，它体现的是残缺之美；中国是砖木结构，如果屋顶有残破不加修复，它是很快会遭受毁灭性灾难的，所以要修复。
他举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例，其中记载“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耿彦波说，现在的岳阳楼就是清代重修的，如果清代不修的话，那么岳阳楼几千年的文化信息就失去了，所以修复是必然的。
关键问题是“文物造假”与“修旧如旧”的区别在哪里?耿彦波认为有四个最大的区别一是不是原材料、原结构、原形制、原工艺。“正如罗哲文先生讲的，修复看你是不是‘四原’营造，如果按‘四原’营造，那就不是文物造假。文物造假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用的是砖木结构还是钢筋水泥结构。有史以来记载的，中国传统建筑最大的特点，也就是梁思成先生说的‘大木构架’，如果是大木构架，按照‘四原’做的，也就是修旧如旧的修复，过几百年还是文物；如果你是钢筋水泥修复，那你就是文物造假。”
在具体施行当中，大同是否坚持了“四原”，冯骥才在考察几天之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甚至注意到，华严寺石头和木头衔接的那个胶，以及那个城堡式的小剧场，用的是老城砖砌的四方的堡垒式的建筑，那么快的速度，其精致度令人惊讶。”
饶是如此，仍然有不同的看法。阮仪三就说：“原来的材料，那要是问你是什么时候的木头?什么时候的砖头?这就是问题。原工艺，是不是原来的工艺?辽代工艺你是搞不清楚的。我们现在怎么能了解辽代人的具体工艺呢?”
大同转型的成败在此一举
阮仪三认为，对历史阶段要分清楚，哪个是要保护的哪个是要修的，而不是整片的拆迁，这种整片拆迁的做法，是对于历史层次的破坏。
中国古都学会的一位研究员也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大同的这种发展模式会造成历史的断层。旧城里的许多老房子也是一段历史，如果全部清除，这段时期的建筑就在历史中消失了。
但是在耿彦波看来，大同旧城内的那些现代建筑大多为“垃圾建筑”，不仅毫无审美价值，也不适合市民居住，即使出于民生考虑，也应当予以改造。
冯骥才是大同巨变的见证者之一，他说，曾经的大同在他的脑海里是一个很混乱的记忆，破旧脏乱的街区，灰蒙蒙的天空，都与今天干净整洁的市貌形成了鲜明对比。
平遥古城、丽江古镇的文化保护模式已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取得了相应的经济社会效益。那么，大同的方式是否开创了一种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大同能否在跟风造城的浪潮中独树一帜?
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朱士光告诉本刊记者，大同古都保护的理念是“正确的”，“一旦整体保护下来以后，的确能在我国古城保护方面创造一种模式，提供一个典型，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但是他提醒，这也要看具体的条件。“整体性方面，恐怕有些城市很难做到。”朱士光说，“比如西安，古城面积有11平方公里，太大了，整体保护实行起来比较难。”
朱士光认为，大同的模式或许可以给中小城市提供一个榜样：“既尊重了历史，也联系到了大同当前经济转型的需要。”
2008年之前，大同在城市建设上遭遇了“失去的20年”，基于一种渴望变化的企盼，越来越多的大同市民对旧城改造持一种支持态度。他们并不在乎大同模式的学术争议，而是担心，这项耗资以千亿元计的工程能否顺利改造完成。
“大同转型的成败在此一举。”一位大同市民对本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