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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管上海、稳定上海市面的过程中，情况就更加复杂了。解放军进上海、接管上海，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国民党逃跑了，留下的这些旧机关人员都惶惶不安，不知道共产党还用不用他们，所以不敢办公，也不敢负责。因此上海在刚解放的头几天里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有点类似无政府状态。上海市里当时有好多难民、国民党的逃兵以及小偷土匪这些犯罪分子。这些人一看上海市面乱了，就开始兴风作浪。上海天天发生盗案抢案，这么多坏蛋，到底上哪儿找、上哪儿抓？ 当时在上海街头，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一名解放军持枪站岗。但是即使如此，因为情况不明，既逮不住坏人，也稳定不了上海的局面。这怎么办？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党员就给市委出了个主意，说还得用上海的老警察。上海的老警察有2万多人，这些人是“三朝元老”，有的在租界里给洋人当过警察，国民党来了又跟国民党干过，现在这些老警察都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共产党要不要他们，给不给他们饭吃。于是共产党就决定把上海市的旧警察全盘接收，重新录用，“让你上岗，给你饭吃”，这一下上海的老警察就安心了。解放军的军官接管警察局后，给警察提出了一个口号，过去叫警察，现在叫人民警察，要彻底地改造，为人民服务，这些旧警察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他们熟悉上海的情况，知道哪些地方是案件高发点，哪些地方是城乡接合部，哪些地方是贼窝。这些人被发动起来之后，共产党就有了帮手。在这些警察的帮助之下，上海市委组织全市大搜捕，一下就抓了四五百个犯罪分子。然后又加强治安巡逻，加强巡视管理，上海的盗案抢案就大大地减少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上海的市面这么乱，情况这么复杂，怎么才能彻底管好？ 怎么才能消灭犯罪分子的窝点？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党员又给上海市委出主意。上海过去为什么这么乱？因为租界就是冒险家的天堂。上海租界都是按照外国的管理方法管理的，户口管制很松，人想住哪就住哪。而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上海房地产大发展的时期，石库门居住区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所以在上海租房子特别容易，找房东租房子，只要给钱就行，人家也不问来路。这种户口管控的松弛，就使得中共中央能够在上海坚持那么多年的地下斗争。当时的老同志告诉我们，在上海搞地下斗争，就是以租界为界，特别是新闸路。新闸路北边是闸北区，是华界;南边是静安区，是租界。地下党就在新闸路两边租房子，白天到闸北区去，到工厂发动工人运动，到学校发动学生运动，如果国民党警察来追，就到租界去，在租界里没犯罪，法国巡警抓不了你。这么一种局面，让我们的地下党能够生存下来。现在要想管好上海，最重要的就是把户口管理好，把人管住，这样才能真正掌控上海。共产党在1949年底，首先进行了一次全市的户口大清查，家里哪些人是常住户口，总共几口人，都是干什么的，阿姨哪来的，亲戚哪来的。外地人也都到派出所去报临时户口。商店雇的员工、工厂雇的工人都得报集体户口，到上海来探亲、旅游、做生意都得有当地政府开的证明。这一下就把犯罪分子的路堵死了。所以上海解放初期形成了一套相当严密的户口管理体制，后来成为新中国城市户口管理的样板。
除了盗匪，还有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国民党在离开上海之前，还不忘要把上海搞乱。特务头子毛森当时留下了一大批潜伏特务，让他们以各种身份藏起来，一有机会就出来兴风作浪，搞破坏、造谣言、做案子、刺杀首长。国民党不断派遣特务到上海来，还从台湾地区派来特务，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共产党进了上海，怎么能在几百万人里把特务抓出来？怎么能知道哪些是好人，哪些是特务呢？这些情况容不得慢慢来应对。当时上海主持隐蔽战线工作的是潘汉年，他是时任上海市副市长，主持情报和肃反工作，具体执行人是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他曾是一名地下党。这两个人对上海的情况特别熟悉。怎么把国民党特务抓住？他们想了一个特殊的办法，叫以毒攻毒，以特制特。就是让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以及过去在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做过事的人立功赎罪，通过这种方式把国民党特务找到。
共产党知道，国民党的特务要潜进上海，不会去住旅馆，那样太容易暴露了，而是一定得找关系住到别人家里隐蔽起来。不久，国民党从台湾地区派来大特务刘全德。刘全德原来是江西苏区政治保卫局的干部，后来到上海中央工作，被国民党抓住后叛变，当了国民党的杀手，在抗战期间杀了几个汉奸，被戴笠称为“第一杀手”。1950年他被派回上海，任务是刺杀陈毅。刘全德非常狡猾，他不住旅馆，而是住朋友家。有一天有个线人在一个熟人家里碰见刘全德。刘全德问：你干吗来了？他说共产党把他给开除了，现在没工作了，所以找朋友看看能不能找碗饭吃，等等。这样刘全德就不怀疑他了。两个人喝了一通酒，然后刘全德要到别处去，这线人跟刘全德走着，心里很忐忑，是抓他还是不抓他？最后，他眼睁睁地看着刘全德走了。这个线人马上到公安局向扬帆报告，扬帆就又派了别的线人去找。另外一个线人又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刘全德，这次线人是有备而来，他喝了几杯酒装喝醉了要先回去。出了门之后，马上在街上找到解放军，两个战士冲到屋里把刘全德抓住了。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听说抓住了刘全德，亲自到上海来提审他。刘全德又交代了好几个派遣特务，北京、广州当局也把这些特务抓住了。最后刘全德被枪毙了。从1949年到1950年底，潘汉年、扬帆领导隐蔽战线，一共抓获了80多个国民党特务，使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一个一个地落入法网。这样就保证了上海的安全，打击了国民党的破坏活动。共产党在上海首先是稳定市面，打击敌特，下一步就是搞好经济。陈毅到了上海，要执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切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爱国的，都要团结他们，都要跟他们一起把工作做好。于是陈毅就接见了40多个上海的资本家代表，好言相劝∶你们放心，共产党肯定会帮助你们的。
这些资本家一看共产党对他们这么好，马上表示一定配合。荣家开家族会议，荣德生老爷子说∶“我不走，我这么多产业，我要等着共产党来。”于是，荣家分两半，无锡的产业荣德生老爷子管着，上海的申新纺纱厂和面粉厂荣毅仁少爷管着。
共产党进入上海以后，第一条就是要让上海的工厂重新运转，但只这一条就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上海过去是一个外向型的城市，所有东西都是进出口的。上海的老人都知道，他们吃的米不是国产米，是暹罗米、越南米。工厂里用的棉花不是国产棉，是澳洲棉、美国棉，这些进口棉花质量又好，价格又低，所以上海的纺织业非常发达，纺织的成品不断销往国内市场，还有很大一部分销往国际市场。但是国民党撤出之后，驻军舟山，派海军封锁了长江口，还在长江口布水雷，这一下所有的外轮都进不来了。于是陈云就来到了上海，主持上海的财经工作，把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从解放区其他的地区大量地调煤炭、调粮食，来维持上海的生活以及生产的运转。
到1949年10月，又一场严峻的斗争打响了，即米棉之战。陈云是上海人，他对上海的商人、资本家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上海的市面稳定不了，物价稳定不了，生产也稳定不了。陈云在上海运筹帷幄，要跟资本家打一场大战。他调集全国的物资、粮食，用各种手段源源不断地運进上海。火车运，轮船运，甚至是汽车运，以保证公家的商店天天有粮食出售，而且还天天降价。上海商人一看太高兴了，公家的商店里天天卖粮食，于是天天进货，这样商人的资金很快就用光了。商人资金用光了就去找钱庄，上海有好多钱庄，类似今天的小额贷款公司。商人们借高利贷，然后继续吃进，想等着共产党没粮食了再往外抛，赚大钱。陈云不断地调粮食，还让北京、天津配合，在北京天坛广场上拿席子搭大粮垛，往粮垛里面堆粮食，表示共产党的粮食多得连仓库都放不下了，都放在露天粮垛里了。商人一看共产党粮食这么多，而自己的资金都没了，又欠了高利贷，最后只能割肉往外吐。打了十几天的米棉之战后，陈云把物价稳定住了。上海的物价开始回落，物资供应趋于稳定，商人们这下都老实了。
编辑：沈海晨 haichen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