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今，中国西部魔幻电影创作方兴未艾，仍需要缜密而严谨的策划，依赖规范而准确的操作。当然，首先是要树立正确的创作意识，可以概括为“风土为表，人情为里;生活为骨，想象为翼;文化为血，精神为脉”。
在世界影坛的类型片创作中，魔幻片与科幻片同属于幻想片的范畴，科幻片的奇思妙想皆植根于科学土壤而枝繁叶茂，魔幻片则截然不同，其故事题材中含有诸多超自然元素，描绘的多是超越人类科学预知范围的事物与思想，往往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光怪陆离的风格、奇诡险奥的情节、雄绝瑰丽的场景，带给观众妙趣横生的观影体验。
因此，魔幻片往往具有宏大的制作规模，需要较为强健而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来支撑其创作，可以与其他类型片进行杂糅，从而收获广阔的观影群体，形成巨大的商业价值。
中国西部地区在魔幻片创作上拥有丰富的资源，曾缔造过许多优秀的作品。例如，重庆的丰都景区素有“中国神曲之乡”和“幽都”之誉，2021年春节上映的奇幻动作电影《刺杀小说家》就专程赴重庆取景拍摄，该片导演路阳正是抓准了当地的超现实主义气质来为影片铺就底色。
如今，中国西部魔幻电影创作方兴未艾，仍需要缜密而严谨的策划，依赖规范而准确的操作。当然，首先是要树立正确的创作意识，可以概括为“风土为表，人情为里;生活为骨，想象为翼;文化为血，精神为脉”。
一、风土为表 人情为里
中外魔幻电影多以绚丽多彩的风土环境来包裹千姿百态的人情故事。在《指环王》《霍比特人》《纳尼亚传奇》等西方魔幻片中，观众们既能观赏到“养眼”的风土形胜，又能体会到“走心”的人情世态。中国西部地区的风土人情各具地域特色，回顾影史，在中国魔幻电影发展的两次热潮中，多数作品的创作灵感都起源于西部的名山胜景。
中国早期的魔幻电影被称为“武侠神怪片”，内地的第一波创作热潮始于1928年上映的《火烧红莲寺》。《火烧红莲寺》改编自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所著小说《江湖奇侠传》。由张石川执导，上映后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片中的“红莲寺”即是四川峨眉山的灵岩寺，因红莲溪萦绕于寺区而得名。所涉及的峨眉派、 、昆仑派等门派，则源于四川、甘肃、新疆等地的名山古迹。
1983年，徐克执导的《新蜀山剑侠》上映。《新蜀山剑侠》改编自四川籍著名作家李寿民（笔名“还珠楼主”）所著小说《蜀山剑侠传》。该片首次礼聘好莱坞巨片《星球大战》的特技团队来提供技术支持，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东方魔幻电影风格”。2001年，徐克执导的《蜀山传》在香港上映，其特效制作的规模更为庞大。而受其影响，中国魔幻电影在内地的第二波创作热潮逐渐形成。
新世纪的中国魔幻电影更为多样化，西部的风土人情也得到了更多的展现。鲍德熹执导的《天脉传奇》（2002年）呈现了敦煌石窟的文明遗迹、青藏高原的自然风光。元奎、梁柏坚联合执导的《千机变2》（2004年）在云南元谋土林等地取景。唐季礼执导的《神话》（2005年）更是辗转西安的秦俑博物馆、骊山的悬崖瀑布、云南九乡的熔岩洞穴等多地取景。西部各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已然成为魔幻电影创作的重要资源。
二、生活为骨 想象为翼
在探讨中国电影的创作瓶颈时，总会提及想象力的欠缺。唯有以生活为源泉，才有充沛的想象力。因此，在魔幻电影的创作中，既要通过发挥想象来安插飞翼，又要通过植根生活来生成骨架，方能形成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艺术效果。纵观中国魔幻电影的两次发展热潮，都曾因脱离生活而在创作上遭遇“滑铁卢”。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类作品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的一种娱乐形式。众多的武侠神怪片涌现出来，掌心发雷、钻天入地、隐形遁迹等情节充斥在银幕上，彻底脱离了现实生活，充满“怪力乱神”的封建迷信色彩。最终，因宣扬“空想的虚无主义”、“野蛮的英雄主义”等不良思想情绪而遭到了官方查禁。
如今，中国内地的许多玄幻类、盗墓类、穿越类魔幻作品又重蹈覆辙，创作上再次堕入漠视生活的误区。而对比欧美魔幻片，《指环王》《哈利波特》《佩小姐的奇幻城堡》等经典之作并非一味空想，皆有丰厚的现实生活元素作为支撑。
例如，美国电影故事片《加勒比海盗》（2003年）的创意源于美国加州的迪士尼乐园。编剧们从公园中一项名为“加勒比海盗”的游乐设施中受到启发，主创人员在对相关历史背景等细节的考究上丝毫不敢马虎。制片方邀请历史学家彼得·特维斯特作为影片顾问，向剧组的各个部门传授相关历史知识，从当时的风俗、着装的细节，到日常生活、航海及军事状况等，从而增强了影片的历史质感。
其实，中国魔幻作品自古以来就善于以虚带实。郭沫若先生曾评价《聊斋志异》为：“写人写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近年来，一些魔幻电影创作者在规避敏感元素的同时，开始尝试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栽种魔幻电影之花。俞飞鸿执导的《爱有来生》（2009年）改编自女作家须兰的言情小说《银杏银杏》，在云南的高黎贡山、香格里拉、大理、丽江等地拍摄完成，讲述了男女主人公跨越生死离别、穿越前世今生的“轮回”故事。路阳执导的《刺杀小说家》（2021年）改编自双雪涛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片中，小说家笔下的魔幻世界与众人物角色所处的现实世界交互影响，不断推动着众人的命运轮转。
这些带有探索实验性质的作品很好地开拓了中国魔幻电影在题材上的广度，在思想上的深度，以及在风格上的包容度。
三、文化为血 精神为脉
中外魔幻电影在文化精神上的差异非常明显。在欧美魔幻片中，有关骑士、巫师、恶龙、吸血鬼的传说屡见不鲜，魔法、圣器、神剑、法杖等元素则比比皆是。而中国魔幻片多是以古代传说中的神怪仙魔为主要元素，往往包含寻仙问道的宗教思想，或扶正驱邪的武侠情节。
因此，中国的魔幻电影具有独立而完整的文化體系，既兼具儒、释、道等不同教派学说的文化基因，又容纳了不同年代、地域、群体的民俗元素，可谓博大精深。《搜神记》《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众多古代名著的创作灵感都是从这一文化体系中生发出来的，又成为后世魔幻电影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取材源泉。在当代魔幻电影的创作中，首先必须注重和坚持本土的文化信仰与精神传承。
陈嘉上执导的《画皮》（2008年）曾以优异的票房成绩，为中国魔幻电影创作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该片在文化精神上的缺失则很大程度上拉低了自身的艺术档次。之后的2011年，就堪称是中国魔幻电影创作的“灾年”。《画壁》《白蛇传说》《新倩女幽魂》等烂片迭出，当“王生”、“朱孝廉”等称谓被作为人物角色姓名来使用的时候，观众难免对作品的创作态度提出质疑。可以说，文化贫瘠、精神缺失是目前制约中国魔幻电影创作的一大症结。
中国魔幻电影要拨乱反正，还是需要以本土文化输血，以民族精神续脉。陈凯歌导演在经历《无极》的争议后，再次尝试魔幻电影创作，他执导的《妖猫传》（2017年）根据日本奇幻文学大师梦枕貘的代表作《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改编，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主脉来讲述唐代长安的传奇故事，同样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回归。
当今世界影坛，魔幻电影的创作势头正劲，奇片佳作屡现银幕。中国西部魔幻电影在创作上不乏优质资源，如果辅以正确的创作导向、优秀的创作人员、成熟的制作体系，定能为影坛栽种出更多奇花异朵。
在世界影坛的类型片创作中，魔幻片与科幻片同属于幻想片的范畴，科幻片的奇思妙想皆植根于科学土壤而枝繁叶茂，魔幻片则截然不同，其故事题材中含有诸多超自然元素，描绘的多是超越人类科学预知范围的事物与思想，往往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光怪陆离的风格、奇诡险奥的情节、雄绝瑰丽的场景，带给观众妙趣横生的观影体验。
因此，魔幻片往往具有宏大的制作规模，需要较为强健而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来支撑其创作，可以与其他类型片进行杂糅，从而收获广阔的观影群体，形成巨大的商业价值。
中国西部地区在魔幻片创作上拥有丰富的资源，曾缔造过许多优秀的作品。例如，重庆的丰都景区素有“中国神曲之乡”和“幽都”之誉，2021年春节上映的奇幻动作电影《刺杀小说家》就专程赴重庆取景拍摄，该片导演路阳正是抓准了当地的超现实主义气质来为影片铺就底色。
如今，中国西部魔幻电影创作方兴未艾，仍需要缜密而严谨的策划，依赖规范而准确的操作。当然，首先是要树立正确的创作意识，可以概括为“风土为表，人情为里;生活为骨，想象为翼;文化为血，精神为脉”。
一、风土为表 人情为里
中外魔幻电影多以绚丽多彩的风土环境来包裹千姿百态的人情故事。在《指环王》《霍比特人》《纳尼亚传奇》等西方魔幻片中，观众们既能观赏到“养眼”的风土形胜，又能体会到“走心”的人情世态。中国西部地区的风土人情各具地域特色，回顾影史，在中国魔幻电影发展的两次热潮中，多数作品的创作灵感都起源于西部的名山胜景。
中国早期的魔幻电影被称为“武侠神怪片”，内地的第一波创作热潮始于1928年上映的《火烧红莲寺》。《火烧红莲寺》改编自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所著小说《江湖奇侠传》。由张石川执导，上映后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片中的“红莲寺”即是四川峨眉山的灵岩寺，因红莲溪萦绕于寺区而得名。所涉及的峨眉派、 、昆仑派等门派，则源于四川、甘肃、新疆等地的名山古迹。
1983年，徐克执导的《新蜀山剑侠》上映。《新蜀山剑侠》改编自四川籍著名作家李寿民（笔名“还珠楼主”）所著小说《蜀山剑侠传》。该片首次礼聘好莱坞巨片《星球大战》的特技团队来提供技术支持，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东方魔幻电影风格”。2001年，徐克执导的《蜀山传》在香港上映，其特效制作的规模更为庞大。而受其影响，中国魔幻电影在内地的第二波创作热潮逐渐形成。
新世纪的中国魔幻电影更为多样化，西部的风土人情也得到了更多的展现。鲍德熹执导的《天脉传奇》（2002年）呈现了敦煌石窟的文明遗迹、青藏高原的自然风光。元奎、梁柏坚联合执导的《千机变2》（2004年）在云南元谋土林等地取景。唐季礼执导的《神话》（2005年）更是辗转西安的秦俑博物馆、骊山的悬崖瀑布、云南九乡的熔岩洞穴等多地取景。西部各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已然成为魔幻电影创作的重要资源。
二、生活为骨 想象为翼
在探讨中国电影的创作瓶颈时，总会提及想象力的欠缺。唯有以生活为源泉，才有充沛的想象力。因此，在魔幻电影的创作中，既要通过发挥想象来安插飞翼，又要通过植根生活来生成骨架，方能形成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艺术效果。纵观中国魔幻电影的两次发展热潮，都曾因脱离生活而在创作上遭遇“滑铁卢”。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类作品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的一种娱乐形式。众多的武侠神怪片涌现出来，掌心发雷、钻天入地、隐形遁迹等情节充斥在银幕上，彻底脱离了现实生活，充满“怪力乱神”的封建迷信色彩。最终，因宣扬“空想的虚无主义”、“野蛮的英雄主义”等不良思想情绪而遭到了官方查禁。
如今，中国内地的许多玄幻类、盗墓类、穿越类魔幻作品又重蹈覆辙，创作上再次堕入漠视生活的误区。而对比欧美魔幻片，《指环王》《哈利波特》《佩小姐的奇幻城堡》等经典之作并非一味空想，皆有丰厚的现实生活元素作为支撑。
例如，美国电影故事片《加勒比海盗》（2003年）的创意源于美国加州的迪士尼乐园。编剧们从公园中一项名为“加勒比海盗”的游乐设施中受到启发，主创人员在对相关历史背景等细节的考究上丝毫不敢马虎。制片方邀请历史学家彼得·特维斯特作为影片顾问，向剧组的各个部门传授相关历史知识，从当时的风俗、着装的细节，到日常生活、航海及军事状况等，从而增强了影片的历史质感。
其实，中国魔幻作品自古以来就善于以虚带实。郭沫若先生曾评价《聊斋志异》为：“写人写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近年来，一些魔幻电影创作者在规避敏感元素的同时，开始尝试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栽种魔幻电影之花。俞飞鸿执导的《爱有来生》（2009年）改编自女作家须兰的言情小说《银杏银杏》，在云南的高黎贡山、香格里拉、大理、丽江等地拍摄完成，讲述了男女主人公跨越生死离别、穿越前世今生的“轮回”故事。路阳执导的《刺杀小说家》（2021年）改编自双雪涛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片中，小说家笔下的魔幻世界与众人物角色所处的现实世界交互影响，不断推动着众人的命运轮转。
这些带有探索实验性质的作品很好地开拓了中国魔幻电影在题材上的广度，在思想上的深度，以及在风格上的包容度。
三、文化为血 精神为脉
中外魔幻电影在文化精神上的差异非常明显。在欧美魔幻片中，有关骑士、巫师、恶龙、吸血鬼的传说屡见不鲜，魔法、圣器、神剑、法杖等元素则比比皆是。而中国魔幻片多是以古代传说中的神怪仙魔为主要元素，往往包含寻仙问道的宗教思想，或扶正驱邪的武侠情节。
因此，中国的魔幻电影具有独立而完整的文化體系，既兼具儒、释、道等不同教派学说的文化基因，又容纳了不同年代、地域、群体的民俗元素，可谓博大精深。《搜神记》《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众多古代名著的创作灵感都是从这一文化体系中生发出来的，又成为后世魔幻电影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取材源泉。在当代魔幻电影的创作中，首先必须注重和坚持本土的文化信仰与精神传承。
陈嘉上执导的《画皮》（2008年）曾以优异的票房成绩，为中国魔幻电影创作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但是，该片在文化精神上的缺失则很大程度上拉低了自身的艺术档次。之后的2011年，就堪称是中国魔幻电影创作的“灾年”。《画壁》《白蛇传说》《新倩女幽魂》等烂片迭出，当“王生”、“朱孝廉”等称谓被作为人物角色姓名来使用的时候，观众难免对作品的创作态度提出质疑。可以说，文化贫瘠、精神缺失是目前制约中国魔幻电影创作的一大症结。
中国魔幻电影要拨乱反正，还是需要以本土文化输血，以民族精神续脉。陈凯歌导演在经历《无极》的争议后，再次尝试魔幻电影创作，他执导的《妖猫传》（2017年）根据日本奇幻文学大师梦枕貘的代表作《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改编，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主脉来讲述唐代长安的传奇故事，同样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回归。
当今世界影坛，魔幻电影的创作势头正劲，奇片佳作屡现银幕。中国西部魔幻电影在创作上不乏优质资源，如果辅以正确的创作导向、优秀的创作人员、成熟的制作体系，定能为影坛栽种出更多奇花异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