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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婚姻，在现代理当是个人追求幸福的殿堂，但在历史长河中，婚姻却被统治阶级用来当作巩固自身政治特权、经济利益、文化特权的重要政治手腕。中国的政治婚姻历史由来悠久，在群雄割据、士族门阀鼎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凸显。本文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联姻的特点来说明这一时期士族门阀的社会统治。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联姻的研究，有助于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所代表的多元文化。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庶族;政治;联姻
1 政治联姻之溯源
中国的政治联姻历史由来悠长。政治婚姻，顾名思议，其男女双方通婚，仅仅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条框束下，基本不考虑个人幸福，以政治目的为宗旨、在利益的驱使下结成的婚姻。
魏晋南北朝以往历史瀚海中，政治联姻即有先例。西汉时期，由于匈奴铁骑侵扰，经历了白登之围的汉高祖刘邦，对匈奴作战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接受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和亲;唐朝太宗时期，文臣公主远嫁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政治婚姻通婚目的主要是中原王朝想维护边境安宁，以图巩固自身统治，这是中国历史政治联姻的表率。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许多士族处于中国政局的核心地位，控制着政局。袁绍（袁良后裔）凭借出自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家族，在东汉庙堂上位高权重，许多故吏门生也因为袁氏祖上恩德，在袁绍起兵以后，投奔辅佐袁绍，足见其士族门阀对当时社会影响之深。东汉王朝瓦解后，各士族门阀凭借自身势力，逐渐成为了割据一方的枭雄，如河内司马氏、琅琊诸葛氏……，它们也是组成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雏形。历史的发展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魏晋南北朝对政治联姻的继承，恰恰相反，魏晋南北朝对于政治联姻做的更为“推陈出新、革故鼎新”。魏晋南北朝给予了政治联姻所特有的时代色彩，使得它与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联系起来，随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在中古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不容时光的流逝而有所篡改。
2 士族门阀政治之体现
2.1 士庶难婚类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牢牢地把握着国家统治权，以此来维护自身利益，以图排挤庶族。《通志·氏族略》载：“隋唐而上，官有薄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薄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士族排斥庶族，从婚姻上即可看出一二，种种界限犹如鸿沟，使得士庶之间难以逾越。而士族豪门也是自视高贵，决不容许自己高贵的血统中融入庶族血液，从而试图牢牢地把握着政坛。据《陈书·王元规》载：“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强援，元规泣请曰："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婚非类！”王元规出于太原王氏，即使在家道中落之际，也要维护自身高贵血统，不愿与土豪刘瑱通婚。
严格的婚姻士庶之别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维护其贵族寡头政治的生动体现。士族和庶族的社会地位判若云泥，正是这种士庶之别，在婚姻制度上体现的生动淋漓，其造成的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阶层的隔阂，也正是因此，也使得魏晋南北朝在中古史的历史中大放异彩，具有其它朝代不可比拟的色彩，其阶级程度虽远没有发展到印度的那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种姓制度，但在后人看来，已是达到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古语有云：“士庶之科，较然有别”、“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士族自视身份高贵，不愿意与庶族通婚，士族进行社会统治的核心是建立以血缘家属为基础等级制，他们的婚姻也被这种等级制所操控。士族与寒门之间的通婚，被称为是大逆不道的丑行。婚姻都要在家世相称的家族间举行，如果有类似士庶通婚的征象，就属于“婚宦矢类”，其结果会受到其它士族的排挤和嘲讽。史载南朝时期官员王源把女儿嫁给富商，但大臣沈约认为士庶通婚其性质恶劣至极，必须予以重惩，遂将王源开除出士族队伍。仅仅是一桩婚姻，就在当时足以横招非议，不难看出，士族门阀对其士族与寒门通婚的摒弃与厌恶。
由此来看，在当时社会情况下，士庶通婚首先得突破种种限制;而士庶不婚，在当时虽未明见于法令，但却好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现象，成为当时人们自觉遵守的习惯。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等级森严的轨制，但尚无任何一个时代类似于像魏晋南北朝——门第等级品级如此僵硬、如此鲜明。士庶之别，有如天壤之别，其鸿沟难以逾越，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地位上，士族门阀都占据着社会的优势与主导地位。
2.2 士族攀亲类
“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迨及论婚之际，门户逐隔。”士族既然依照家世和血缘确定官位，就不能不在文化和婚姻上都保持高度的排他性，社会和婚姻的阻隔使士族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团体，而他们内部彼此攀亲。政治婚姻作为各士族门阀维系自身利益的重要手腕，逐渐显露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又是中国政治中最繁杂、奇异的一段。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厘革的时代，从政治到经济在到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其它时代的特性，这类特性并不是倏然产生，是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从而达到质变的效果。各士族门阀不断地通过一系列手段，发展壮大自身的实力，维护自身集团所属的利益。《世说新语·雅量》载：“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郗鉴于是选中了王导的侄子王義之，把女儿嫁给了王義之。郗鉴首先是选定琅琊王氏这一家族，然后他才在王氏家族范围内选女婿，而这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的婚姻大都先是求族，然后才是择人。郗、王二族以政治利益相近而交好婚姻的事，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定的条件下涌现的。
2.3 利益的牟取
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联姻的背后，自然是各士族试图以政治特权换得经济上的好处。士族门阀在当时大多具有庞大的家族产业，这些士族门阀直接或间接通过政治联姻在内的一切手段，以图谋得经济利益。如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描写自己的庄园，称草药竹数、山禽鸟兽无所不有。士族豪强所占据的庄园不可胜数，其往往囊山括湖。士族凭借政治联姻以及政治特权的世代累积，逐渐节制了社会的经济命脉，成为当时时代的潮流与引导者。 除了牟取经济利益，士族还重视培养家族人物，以图族望不衰。各士族门阀十分重视家族教育，其背后往往表现的形态则是诸强宗大姓家门传学的风气。各门阀家族教育也是兴盛不衰，各具特色。“家世相传，并谱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士族门阀通过家族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有力地维系了自身士族门阀的统治，也间接地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在士族门阀联姻统治的背景下，士族与庶族学生所接触到的教育资源亦是天囊之别，国子学的设立则突显了门阀教育的特点——国子学在当时只招收五品以上的士族门阀子弟，其目的是为了在根上区别士庶之别。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九品中正制为代表的人才选举制度，肯定会多多少少的受到婚姻文化的影响。九品中正制重视士族门第等级的观念，使得士族门阀从制度上更重视门第等级的观念，保持住了其社会特权的垄断地位，同时也带动了婚姻重视门第等级成为时代的主流。
3 士族内部的“身份内婚制”
通常来说婚与宦是士族门阀维系统治实力的重要途径，即各士族彼此给予相互增援。宦，是指仕途的上的提携;婚，指互为婚姻以示联合。这样来看，除了宦，联姻的确是一种联系权势不容小觑的操作。也正是如此，各士族门阀之间互结婚姻，以达到巩固自身政治地位。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之间也同样是实施严格的“身份内婚制”制度，即士族门阀高门之间亦有等级之别，正是存在着门第的高低及升降，士族门阀内部姻亲因此也有了门第等级一说。
在中古时代，士族门阀成为了政治、社会结构的核心，站在了燈塔的顶尖。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之间也同样是实施严格的“身份内婚制”制度。“身份即指出身和社会地位，而身份内婚制，则指只在社会地位大致相当的家族群体内部实行通婚的一种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最突出的特点即在于讲究门第相当。”在当时士族门阀鼎盛的时代里，若各士族门阀婚姻不讲究门第相当，恐怕很难维系自身的社会地位等利益。据《世说新语·方正》记载，陈群谢氏曾求婚于诸葛恢，诸葛本为琅琊人，先祖号称琅琊诸葛氏，家族地位显赫，为汉魏以来的名门望族，早在三国鼎立时期，诸葛氏兄弟分仕三国，各为魏蜀吴之将相，其家族一直至东晋不衰。在随晋元帝过江后，地位就越显亲贵，所以拒绝与当时尚无名望的陈郡谢氏联姻。当时陈群谢氏相对于琅琊诸葛氏来讲，其地位还是有所差距的，毕竟陈郡谢氏只是到了东晋之际才上升到世家大族之列。各士族门阀往往以各自的利益需求为出发点，选择自认为合适的联姻家族，以达到维系自身势力的目的。一个时期的文化是其政治、经济因素在其社会历史领域内的深刻的反映。
据西方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后妃出身的因素的情况时，对中古后妃的家族背景情况给予集中了关注。揭示了南朝后妃大多出自于高族门第的现象，中古时期的大族名门以琅琊王氏为代表接连涌现皇后，高门大族婚聚名门、武将及皇室宗亲之家，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妄图挽救日益衰败的家族声望。史载梁武帝竟然因谢脁家族势力门单而毁弃婚约，将公主改嫁给武将张弘策之子张缅，这也透露出，各士族门阀考虑到自身利益，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往往更加重视其背后的士族门阀的力量，即使是皇族也不例外。据《新唐书·杜兼传》记载：“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干及崔、卢耶？”这是唐文宗欲将公主下嫁士族时曾发出的感概，这可能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的一种极端的婚姻文化。
4 士族婚姻的衰落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假使士族豪门之间的利益一旦相矛盾，其家族之间会渐趋疏远，甚至出现嫌隙。从家族利益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士族门阀婚姻关系上来看，其家族关系发展前景往往被人所不看好。史载王献之在年少之时，娶了其舅舅之女郗道茂。但王献之后来与郗道茂和离，另娶公主为妻。在现在看来，王氏一族弃旧图新，攀附帝室，与帝室联姻，虽在道义上有损，但就当时整体社会而言，却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若仅以婚姻道德来看，也就能理解后来王献之临死时上章首过的原因，即明知无能为力，却又不得已为之！
士族门阀的逐渐衰落，直至其退出历史舞台，除了自身联姻松散导致外，还有一个不容被忽略的重要因素——皇权的重新执政和庶族新生政权力量的崛起。
回眸历史，士族门阀统治的兴起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它曾和皇权进行过“生死决斗”，在古代封建社会皇权独尊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呈现的产物，其存在注定是暂时的，注定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轻轻地留下一笔，转瞬即逝，最后注定是要回到皇权独尊的历史大潮当中去。而九品中制度被科举制所代替的背后，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庶族新生力量的崛起。在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已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到了唐代前期，唐太宗通过修《氏族志》，就是企图重新建立一套新的门阀制度。后来武则天又通过高宗下诏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其根本目的同样也是试图将崛起的寒门庶族的地位抬高并固定下来，逐渐削弱以关陇门阀士族为代表的权势，打破魏晋时期的那种“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仇鹿鸣说：“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士族门阀也不能在胜利的巅峰永久地驻留，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松散的政治联姻背后，更有着皇权的重新执政和以庶族为代表的新生政权力量的步步崛起，他们的势力像沙漏里的沙一样，在渐渐的随着历史潮流而流逝。士族门阀统治的时代一直延续到了唐末，士族门阀终于在社会上消失，门阀轨制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自此，中国历史上“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尚阀阅”的时代开始了。
参考文献：
[1] 姚思廉.陈书·王元规传[M].中华书局，1972.
[2] 龚远生，李艳艳.宁都县民间现存谱牒[J].南方文物，2001（04）.
[3] 李文才.两晋南北朝十二讲[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
[4]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M].中华书局，1990.
[5] 刘庆华.释注：世说新语[M].雅量广州出版社，2001.
[6] 沈约.宋书·王准之传[M].中华书局，1999.
[7] 金仁义.东晋南朝国婚初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J].2011.
[8]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杜兼传[M].中华书局，1999.
[9]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势力与家族网络[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0] 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庶族;政治;联姻
1 政治联姻之溯源
中国的政治联姻历史由来悠长。政治婚姻，顾名思议，其男女双方通婚，仅仅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条框束下，基本不考虑个人幸福，以政治目的为宗旨、在利益的驱使下结成的婚姻。
魏晋南北朝以往历史瀚海中，政治联姻即有先例。西汉时期，由于匈奴铁骑侵扰，经历了白登之围的汉高祖刘邦，对匈奴作战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接受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和亲;唐朝太宗时期，文臣公主远嫁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政治婚姻通婚目的主要是中原王朝想维护边境安宁，以图巩固自身统治，这是中国历史政治联姻的表率。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许多士族处于中国政局的核心地位，控制着政局。袁绍（袁良后裔）凭借出自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家族，在东汉庙堂上位高权重，许多故吏门生也因为袁氏祖上恩德，在袁绍起兵以后，投奔辅佐袁绍，足见其士族门阀对当时社会影响之深。东汉王朝瓦解后，各士族门阀凭借自身势力，逐渐成为了割据一方的枭雄，如河内司马氏、琅琊诸葛氏……，它们也是组成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雏形。历史的发展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魏晋南北朝对政治联姻的继承，恰恰相反，魏晋南北朝对于政治联姻做的更为“推陈出新、革故鼎新”。魏晋南北朝给予了政治联姻所特有的时代色彩，使得它与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联系起来，随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在中古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不容时光的流逝而有所篡改。
2 士族门阀政治之体现
2.1 士庶难婚类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牢牢地把握着国家统治权，以此来维护自身利益，以图排挤庶族。《通志·氏族略》载：“隋唐而上，官有薄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薄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士族排斥庶族，从婚姻上即可看出一二，种种界限犹如鸿沟，使得士庶之间难以逾越。而士族豪门也是自视高贵，决不容许自己高贵的血统中融入庶族血液，从而试图牢牢地把握着政坛。据《陈书·王元规》载：“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强援，元规泣请曰："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婚非类！”王元规出于太原王氏，即使在家道中落之际，也要维护自身高贵血统，不愿与土豪刘瑱通婚。
严格的婚姻士庶之别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维护其贵族寡头政治的生动体现。士族和庶族的社会地位判若云泥，正是这种士庶之别，在婚姻制度上体现的生动淋漓，其造成的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阶层的隔阂，也正是因此，也使得魏晋南北朝在中古史的历史中大放异彩，具有其它朝代不可比拟的色彩，其阶级程度虽远没有发展到印度的那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种姓制度，但在后人看来，已是达到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古语有云：“士庶之科，较然有别”、“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士族自视身份高贵，不愿意与庶族通婚，士族进行社会统治的核心是建立以血缘家属为基础等级制，他们的婚姻也被这种等级制所操控。士族与寒门之间的通婚，被称为是大逆不道的丑行。婚姻都要在家世相称的家族间举行，如果有类似士庶通婚的征象，就属于“婚宦矢类”，其结果会受到其它士族的排挤和嘲讽。史载南朝时期官员王源把女儿嫁给富商，但大臣沈约认为士庶通婚其性质恶劣至极，必须予以重惩，遂将王源开除出士族队伍。仅仅是一桩婚姻，就在当时足以横招非议，不难看出，士族门阀对其士族与寒门通婚的摒弃与厌恶。
由此来看，在当时社会情况下，士庶通婚首先得突破种种限制;而士庶不婚，在当时虽未明见于法令，但却好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现象，成为当时人们自觉遵守的习惯。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等级森严的轨制，但尚无任何一个时代类似于像魏晋南北朝——门第等级品级如此僵硬、如此鲜明。士庶之别，有如天壤之别，其鸿沟难以逾越，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地位上，士族门阀都占据着社会的优势与主导地位。
2.2 士族攀亲类
“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迨及论婚之际，门户逐隔。”士族既然依照家世和血缘确定官位，就不能不在文化和婚姻上都保持高度的排他性，社会和婚姻的阻隔使士族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团体，而他们内部彼此攀亲。政治婚姻作为各士族门阀维系自身利益的重要手腕，逐渐显露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又是中国政治中最繁杂、奇异的一段。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厘革的时代，从政治到经济在到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其它时代的特性，这类特性并不是倏然产生，是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从而达到质变的效果。各士族门阀不断地通过一系列手段，发展壮大自身的实力，维护自身集团所属的利益。《世说新语·雅量》载：“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郗鉴于是选中了王导的侄子王義之，把女儿嫁给了王義之。郗鉴首先是选定琅琊王氏这一家族，然后他才在王氏家族范围内选女婿，而这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的婚姻大都先是求族，然后才是择人。郗、王二族以政治利益相近而交好婚姻的事，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定的条件下涌现的。
2.3 利益的牟取
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联姻的背后，自然是各士族试图以政治特权换得经济上的好处。士族门阀在当时大多具有庞大的家族产业，这些士族门阀直接或间接通过政治联姻在内的一切手段，以图谋得经济利益。如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描写自己的庄园，称草药竹数、山禽鸟兽无所不有。士族豪强所占据的庄园不可胜数，其往往囊山括湖。士族凭借政治联姻以及政治特权的世代累积，逐渐节制了社会的经济命脉，成为当时时代的潮流与引导者。 除了牟取经济利益，士族还重视培养家族人物，以图族望不衰。各士族门阀十分重视家族教育，其背后往往表现的形态则是诸强宗大姓家门传学的风气。各门阀家族教育也是兴盛不衰，各具特色。“家世相传，并谱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士族门阀通过家族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有力地维系了自身士族门阀的统治，也间接地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发展。在士族门阀联姻统治的背景下，士族与庶族学生所接触到的教育资源亦是天囊之别，国子学的设立则突显了门阀教育的特点——国子学在当时只招收五品以上的士族门阀子弟，其目的是为了在根上区别士庶之别。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九品中正制为代表的人才选举制度，肯定会多多少少的受到婚姻文化的影响。九品中正制重视士族门第等级的观念，使得士族门阀从制度上更重视门第等级的观念，保持住了其社会特权的垄断地位，同时也带动了婚姻重视门第等级成为时代的主流。
3 士族内部的“身份内婚制”
通常来说婚与宦是士族门阀维系统治实力的重要途径，即各士族彼此给予相互增援。宦，是指仕途的上的提携;婚，指互为婚姻以示联合。这样来看，除了宦，联姻的确是一种联系权势不容小觑的操作。也正是如此，各士族门阀之间互结婚姻，以达到巩固自身政治地位。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之间也同样是实施严格的“身份内婚制”制度，即士族门阀高门之间亦有等级之别，正是存在着门第的高低及升降，士族门阀内部姻亲因此也有了门第等级一说。
在中古时代，士族门阀成为了政治、社会结构的核心，站在了燈塔的顶尖。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之间也同样是实施严格的“身份内婚制”制度。“身份即指出身和社会地位，而身份内婚制，则指只在社会地位大致相当的家族群体内部实行通婚的一种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最突出的特点即在于讲究门第相当。”在当时士族门阀鼎盛的时代里，若各士族门阀婚姻不讲究门第相当，恐怕很难维系自身的社会地位等利益。据《世说新语·方正》记载，陈群谢氏曾求婚于诸葛恢，诸葛本为琅琊人，先祖号称琅琊诸葛氏，家族地位显赫，为汉魏以来的名门望族，早在三国鼎立时期，诸葛氏兄弟分仕三国，各为魏蜀吴之将相，其家族一直至东晋不衰。在随晋元帝过江后，地位就越显亲贵，所以拒绝与当时尚无名望的陈郡谢氏联姻。当时陈群谢氏相对于琅琊诸葛氏来讲，其地位还是有所差距的，毕竟陈郡谢氏只是到了东晋之际才上升到世家大族之列。各士族门阀往往以各自的利益需求为出发点，选择自认为合适的联姻家族，以达到维系自身势力的目的。一个时期的文化是其政治、经济因素在其社会历史领域内的深刻的反映。
据西方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后妃出身的因素的情况时，对中古后妃的家族背景情况给予集中了关注。揭示了南朝后妃大多出自于高族门第的现象，中古时期的大族名门以琅琊王氏为代表接连涌现皇后，高门大族婚聚名门、武将及皇室宗亲之家，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妄图挽救日益衰败的家族声望。史载梁武帝竟然因谢脁家族势力门单而毁弃婚约，将公主改嫁给武将张弘策之子张缅，这也透露出，各士族门阀考虑到自身利益，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往往更加重视其背后的士族门阀的力量，即使是皇族也不例外。据《新唐书·杜兼传》记载：“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干及崔、卢耶？”这是唐文宗欲将公主下嫁士族时曾发出的感概，这可能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的一种极端的婚姻文化。
4 士族婚姻的衰落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假使士族豪门之间的利益一旦相矛盾，其家族之间会渐趋疏远，甚至出现嫌隙。从家族利益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士族门阀婚姻关系上来看，其家族关系发展前景往往被人所不看好。史载王献之在年少之时，娶了其舅舅之女郗道茂。但王献之后来与郗道茂和离，另娶公主为妻。在现在看来，王氏一族弃旧图新，攀附帝室，与帝室联姻，虽在道义上有损，但就当时整体社会而言，却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若仅以婚姻道德来看，也就能理解后来王献之临死时上章首过的原因，即明知无能为力，却又不得已为之！
士族门阀的逐渐衰落，直至其退出历史舞台，除了自身联姻松散导致外，还有一个不容被忽略的重要因素——皇权的重新执政和庶族新生政权力量的崛起。
回眸历史，士族门阀统治的兴起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它曾和皇权进行过“生死决斗”，在古代封建社会皇权独尊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呈现的产物，其存在注定是暂时的，注定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轻轻地留下一笔，转瞬即逝，最后注定是要回到皇权独尊的历史大潮当中去。而九品中制度被科举制所代替的背后，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庶族新生力量的崛起。在南北朝后期，门阀制度已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到了唐代前期，唐太宗通过修《氏族志》，就是企图重新建立一套新的门阀制度。后来武则天又通过高宗下诏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其根本目的同样也是试图将崛起的寒门庶族的地位抬高并固定下来，逐渐削弱以关陇门阀士族为代表的权势，打破魏晋时期的那种“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仇鹿鸣说：“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士族门阀也不能在胜利的巅峰永久地驻留，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松散的政治联姻背后，更有着皇权的重新执政和以庶族为代表的新生政权力量的步步崛起，他们的势力像沙漏里的沙一样，在渐渐的随着历史潮流而流逝。士族门阀统治的时代一直延续到了唐末，士族门阀终于在社会上消失，门阀轨制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自此，中国历史上“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尚阀阅”的时代开始了。
参考文献：
[1] 姚思廉.陈书·王元规传[M].中华书局，1972.
[2] 龚远生，李艳艳.宁都县民间现存谱牒[J].南方文物，2001（04）.
[3] 李文才.两晋南北朝十二讲[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
[4]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M].中华书局，1990.
[5] 刘庆华.释注：世说新语[M].雅量广州出版社，2001.
[6] 沈约.宋书·王准之传[M].中华书局，1999.
[7] 金仁义.东晋南朝国婚初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J].2011.
[8]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杜兼传[M].中华书局，1999.
[9]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势力与家族网络[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0] 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