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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如果将每一届卡塞尔文献展串联起来，我们会发现，它不仅反映了战后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文化的发展，更是一部承载了20世纪艺术发展的历史。
作为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艺术展之一，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与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相较于另外两个艺术展两年一届的频率，卡塞尔文献展以5年一届的筹备时间，获得了人们更多的期待。从艺术表现和学术研究来看，它以对世界政治、社会和文化议题的敏感反应和深刻批判，坐上了世界当代艺术展的头把交椅。
因此，在每5年一届、展期100天的卡塞尔文献展期间，人们从世界各地争相涌进德国黑森州北部的城市卡塞尔，这个安静的城市以艺术之名而沸腾。从1955年举办第一届文献展以来，卡塞尔便凭借此展成了世界当代艺术的中心。
在卡塞尔今年迎来第十四届文献展之际，从各地前往“朝圣”的艺术家、策展人、艺术爱好者，以及各行各业对文献展感兴趣的人士，拥挤在卡塞尔的街头巷尾。我在前往卡塞尔的火车上，就遇到了好几个不同职业的人，他们都是去看文献展的。
本届文献展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便是位于卡塞尔市中心弗里德利希广场上的“书之帕特农神庙”。这件工程量浩大的作品，是阿根廷艺术家玛塔·米努欣在钢架的“帕特农神庙”结构上包裹书籍搭建而成。虽然我到达时文献展已经开始几周了，但这个面向全世界征集10万本禁书的艺术创作还在进行中，“神庙”几乎还有一整面是未被书籍覆盖的钢架。
但这并不影响它的观赏性。走进“神庙”，便会发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禁书五花八门，除了德国纳粹上台时期被焚毁的卡尔·马克思、史蒂芬·茨威格、托马斯·曼、卡夫卡等人的书，还有波伏娃的《第二性》、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另外还有一些禁书令人不解被禁的原因，如《小王子》《哈利波特》《爱丽丝梦游仙境》《五十度灰》等。
这并不是艺术家玛塔·米努欣第一次搭建“神庙”。1983年，她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做过这件作品，目的是为了反讽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1976-1983）所禁的书籍。这次重新在卡塞尔文献展搭建，除了呼应纳粹执政期间曾有两千多本书在这个广场焚毁，更重要的是强调，无论何时，世界都应该将个体价值、精神独立和言论自由作为信仰供奉。
虽然如此，我更觉得这件作品更多在于形式的夸张，正是因为其夸张的造型，使其几乎成了此届文献展的“代言人”。如果在现场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些书的重复率很高。而且，从整体上讲，这件作品不仅态度大于内容，而且过于直白，无法给人新的思考和感触。
当代艺术的重要意义在于反映时代、回应时代和批判时代，但这件作品似乎和当下距离遥远，并不能击中人心。看过这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后，我不禁失落，还有着小小的失望——展览并没那么精准且有力地对这5年来的世界进行反映，且很难看到将材料、创作思路和目的精妙结合的作品。
作为主展场之一的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展场内，摆放的全都是从雅典运过来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在“向希腊学习”的主题下，主展馆展示了雅典当代艺术博物馆从2000年开始收藏的、上世纪60年代以来希腊和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可以说，这是一次让全世界以希腊角度的观看，契合了艺术探索世界的逻辑。但换个角度看，会发现虽然从希腊运来的作品中有着关于移民、难民、全球化等当代问题的影射，但似乎并不足以承载当下现实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变动。
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主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认为，当前欧洲和世界面临的问题，可以回头向西方文明的源头雅典寻找答案。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的希腊，不仅在债务问题上困难重重，且被移民、难民等问题严重困扰。雅典可以作为当今政治、社会和文明所经受磨难的标本，但它离产生民主、哲学等文明的希臘城邦时代早已远去，此刻提出向它学习，似乎是闭着双眼唱一曲文明的挽歌。
卡塞尔文献展的基因是搏击型的，它直面世界并作出有力的反击。自第一届开始，它就在与自身文明进行一场搏斗。它最初举办的目的，是为在纳粹时期遭到禁止和被视为“颓废艺术”的作品进行正名，是系统地梳理和恢复从1905年到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艺术史，它因将被纳粹破坏的艺术体系拉回正轨而引起世界关注。如果将每一届展览串联起来，我们会发现，它不仅反映了欧洲在战后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更是一部承载了20世纪艺术发展的历史。（支点杂志2017年11月刊）
作为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艺术展之一，卡塞尔文献展（Kassel Documenta）与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相较于另外两个艺术展两年一届的频率，卡塞尔文献展以5年一届的筹备时间，获得了人们更多的期待。从艺术表现和学术研究来看，它以对世界政治、社会和文化议题的敏感反应和深刻批判，坐上了世界当代艺术展的头把交椅。
因此，在每5年一届、展期100天的卡塞尔文献展期间，人们从世界各地争相涌进德国黑森州北部的城市卡塞尔，这个安静的城市以艺术之名而沸腾。从1955年举办第一届文献展以来，卡塞尔便凭借此展成了世界当代艺术的中心。
在卡塞尔今年迎来第十四届文献展之际，从各地前往“朝圣”的艺术家、策展人、艺术爱好者，以及各行各业对文献展感兴趣的人士，拥挤在卡塞尔的街头巷尾。我在前往卡塞尔的火车上，就遇到了好几个不同职业的人，他们都是去看文献展的。
本届文献展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便是位于卡塞尔市中心弗里德利希广场上的“书之帕特农神庙”。这件工程量浩大的作品，是阿根廷艺术家玛塔·米努欣在钢架的“帕特农神庙”结构上包裹书籍搭建而成。虽然我到达时文献展已经开始几周了，但这个面向全世界征集10万本禁书的艺术创作还在进行中，“神庙”几乎还有一整面是未被书籍覆盖的钢架。
但这并不影响它的观赏性。走进“神庙”，便会发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禁书五花八门，除了德国纳粹上台时期被焚毁的卡尔·马克思、史蒂芬·茨威格、托马斯·曼、卡夫卡等人的书，还有波伏娃的《第二性》、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另外还有一些禁书令人不解被禁的原因，如《小王子》《哈利波特》《爱丽丝梦游仙境》《五十度灰》等。
这并不是艺术家玛塔·米努欣第一次搭建“神庙”。1983年，她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做过这件作品，目的是为了反讽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1976-1983）所禁的书籍。这次重新在卡塞尔文献展搭建，除了呼应纳粹执政期间曾有两千多本书在这个广场焚毁，更重要的是强调，无论何时，世界都应该将个体价值、精神独立和言论自由作为信仰供奉。
虽然如此，我更觉得这件作品更多在于形式的夸张，正是因为其夸张的造型，使其几乎成了此届文献展的“代言人”。如果在现场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些书的重复率很高。而且，从整体上讲，这件作品不仅态度大于内容，而且过于直白，无法给人新的思考和感触。
当代艺术的重要意义在于反映时代、回应时代和批判时代，但这件作品似乎和当下距离遥远，并不能击中人心。看过这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后，我不禁失落，还有着小小的失望——展览并没那么精准且有力地对这5年来的世界进行反映，且很难看到将材料、创作思路和目的精妙结合的作品。
作为主展场之一的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展场内，摆放的全都是从雅典运过来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在“向希腊学习”的主题下，主展馆展示了雅典当代艺术博物馆从2000年开始收藏的、上世纪60年代以来希腊和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可以说，这是一次让全世界以希腊角度的观看，契合了艺术探索世界的逻辑。但换个角度看，会发现虽然从希腊运来的作品中有着关于移民、难民、全球化等当代问题的影射，但似乎并不足以承载当下现实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变动。
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主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认为，当前欧洲和世界面临的问题，可以回头向西方文明的源头雅典寻找答案。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的希腊，不仅在债务问题上困难重重，且被移民、难民等问题严重困扰。雅典可以作为当今政治、社会和文明所经受磨难的标本，但它离产生民主、哲学等文明的希臘城邦时代早已远去，此刻提出向它学习，似乎是闭着双眼唱一曲文明的挽歌。
卡塞尔文献展的基因是搏击型的，它直面世界并作出有力的反击。自第一届开始，它就在与自身文明进行一场搏斗。它最初举办的目的，是为在纳粹时期遭到禁止和被视为“颓废艺术”的作品进行正名，是系统地梳理和恢复从1905年到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艺术史，它因将被纳粹破坏的艺术体系拉回正轨而引起世界关注。如果将每一届展览串联起来，我们会发现，它不仅反映了欧洲在战后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更是一部承载了20世纪艺术发展的历史。（支点杂志2017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