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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1948年10月6日生于吉林省敦化市，2004年7月7日逝世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历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等职。
杨小凯教授原是武汉大学的讲师，1983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国际贸易顶尖学者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嗣后，他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再后来被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经济系聘为讲师、高级讲师，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他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近30万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院士衔职的。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在访问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时对该校校长说：“当今世界经济学研究最前沿的工作——超边际分析，就在你们学校，创始人就是杨小凯。”美国一家著名媒体也评论说：“杨小凯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只要假以时日的话。
可是，上苍为何不公，似乎天忌英才！2001年9月，听说他患了肺癌，已至晚期，但是他并未因此而减轻自己的工作，继续向学术高峰攀登。之后，我看到国内一篇写他的文章，说他皈依了基督教，每日到教堂虔诚地去做祷告。据说，到了2002年12月，他的身心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身上的癌肿竟奇迹般地消失了，他能够游泳、打网球、登山、玩帆船……他又一次地创造了奇迹，人们无不为他而高兴！
2004年6月底，我的学生邹恒甫从美国到武汉大学讲学，我们在珞珈山上散步时相遇。恒甫与小凯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不仅是同行，而且又是校友、同乡。我问他：“小凯的情况如何，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如何？”他说：“小凯的情况不好，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用手写东西了。很可惜，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没有时间了。”
7月L2日晚饭时，儿子告诉我：“网上已报道，杨小凯逝世了。”当时，我的心情一下子阴沉了下来，饭也没有继续吃下去。我立即给邹恒甫打电话，问他小凯逝世消息是否属实？他说：“属实，是7月7日去世的，已代表董辅礽、黄训腾与我给小凯夫人吴小娟去了电话，表示悼念和慰问。”
7月13日，我立即用电子邮件给小娟发去了悼念和慰问。从网上得知，小凯的追悼会将在14日下午2时（澳大利亚时间），在墨尔本的ANGLICAN教堂舉行。十分遗憾，由于远隔重洋，我不可能前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于是，我立即写了悼念小凯逝世的诗3首，并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小娟。
杨小凯走完了人生的仅仅55个春秋，但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他的精神，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的一生是历经磨难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为实现自己的理念和钟情的事业，竭尽了全部心血，实现了他人生的最大价值。所以，他走得很安详，他死而无憾！他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多的朋友，对于他的不幸逝世，大家都是很悲痛的。连日以来，人们通过网络纷纷表达对他的悼念，这充分说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一个时期以来，我发现人们在叙述他的经历时，几乎忽略了他到武汉大学前后的情况。我作为当事人，似乎有责任填补这一段空白，以更全面地反映小凯丰富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杨小凯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原湖南省委高级领导干部，1959年受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株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父亲和母亲又受到了残酷的打击。1968年，杨小凯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由于被康生点名为“反革命分子”，于是1969年11月杨曦光（后使用杨小凯名字）以“反革命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1978年4月，小凯刑满释放，当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他先是到湖南大学旁听了数学等课程，后来到湖南新华印刷二厂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当时，由于他有所谓的“反革命背景”，厂内无人敢于接近他，唯独有一个叫吴小娟的女工同情小凯，敢于接近他。后来他们成为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以后，小凯报考了北京某重点大学，虽然他考试合格，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杨小凯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由于曾被判刑坐牢，他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人事调配控制得很严，他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不能作为正式职工调入，当然更谈不上迁移户口和解决妻子、女儿随调的问题。
1981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刘鹰恰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修，她见到了杨小凯，极为欣赏他的才华，便立即写信给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胡春芳，希望把杨小凯调到学校任教。我校经济管理系亦是新成立的，急需经济管理人才。是年5月份，我正好在湖南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经济管理系的党委书记胡春芳专程赶到湖南找我，向我说明了杨小凯的情况，希望我下决心并疏通湖南省委的关系，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当教师。正好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到我下榻的饭店看我，我当面向他汇报了意欲调动杨小凯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想法。
毛致用书记对杨小凯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对他的遭遇也是很同情的。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杨小凯受迫害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我们正在与中央有关部门商量给他平反的事，你们可以先把他调去使用，这对他改变环境和发挥作用是有好处的。”据此，我提出了3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据说有2尺多厚）不得进档转到武汉大学；三是把杨小凯的妻子、女儿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毛致用书记当即表示同意我的要求，并指示省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武汉大学尽快办妥杨小凯的调动事宜。为了做过细的工作，我那次还拜访了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同志，他毕竟是一位老革命了，他表示大力支持小凯的调动。就这样，小凯虽然没有正式入过大学的门，但他以自己自学和研究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器重，从而成了全国重点大学的一名教师。一年后，我校又经教育部批准破格晋升他为讲师，并据此给他定了工资级别。
小凯在武汉大学期间，担任了“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教师。与此同时，他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著，写出了《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初步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我校讲学，他与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对小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并表示要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很快，小凯收到了邹先生的邀请函，他立即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可是，那时还处在拨乱反正期间，左的思想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我把小凯的申请提到武汉大学党委常委会上讨论，结果绝大多数的常委不同意他出去，认为他坐过10年牢，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像他这样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辩解道：“小凯的问题，已由中组部正式平反了，既然是错案，那坐牢一事就不应当影响他出国。”但是，我势单力薄，小凯出国的申请仍遭到了否决。我把情况告诉了小凯，并对他说：“看来，现在只能绕道走，撇开武大党委。”我建议他请邹先生给时任总理写一封信，明确要求你去他那里读博士学位。果然这一招很灵，我很快收到了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李湘鲁在邹先生的信上的批示：“邹先生的要求应当支持，请武汉大学办理。”有了尚方宝剑，我就不再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了，而由我直接批准小凯出国。次年5月，我又批准小娟和女儿去美国探亲，这就解除了小凯的后顾之忧，使他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学术研究。
（摘自中国工人出版社《先生之风》 主编：丁冬 本文作者：刘道玉）
杨小凯教授原是武汉大学的讲师，1983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国际贸易顶尖学者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嗣后，他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再后来被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经济系聘为讲师、高级讲师，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他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近30万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院士衔职的。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在访问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时对该校校长说：“当今世界经济学研究最前沿的工作——超边际分析，就在你们学校，创始人就是杨小凯。”美国一家著名媒体也评论说：“杨小凯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只要假以时日的话。
可是，上苍为何不公，似乎天忌英才！2001年9月，听说他患了肺癌，已至晚期，但是他并未因此而减轻自己的工作，继续向学术高峰攀登。之后，我看到国内一篇写他的文章，说他皈依了基督教，每日到教堂虔诚地去做祷告。据说，到了2002年12月，他的身心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身上的癌肿竟奇迹般地消失了，他能够游泳、打网球、登山、玩帆船……他又一次地创造了奇迹，人们无不为他而高兴！
2004年6月底，我的学生邹恒甫从美国到武汉大学讲学，我们在珞珈山上散步时相遇。恒甫与小凯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不仅是同行，而且又是校友、同乡。我问他：“小凯的情况如何，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如何？”他说：“小凯的情况不好，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用手写东西了。很可惜，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没有时间了。”
7月L2日晚饭时，儿子告诉我：“网上已报道，杨小凯逝世了。”当时，我的心情一下子阴沉了下来，饭也没有继续吃下去。我立即给邹恒甫打电话，问他小凯逝世消息是否属实？他说：“属实，是7月7日去世的，已代表董辅礽、黄训腾与我给小凯夫人吴小娟去了电话，表示悼念和慰问。”
7月13日，我立即用电子邮件给小娟发去了悼念和慰问。从网上得知，小凯的追悼会将在14日下午2时（澳大利亚时间），在墨尔本的ANGLICAN教堂舉行。十分遗憾，由于远隔重洋，我不可能前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于是，我立即写了悼念小凯逝世的诗3首，并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小娟。
杨小凯走完了人生的仅仅55个春秋，但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他的精神，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的一生是历经磨难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为实现自己的理念和钟情的事业，竭尽了全部心血，实现了他人生的最大价值。所以，他走得很安详，他死而无憾！他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多的朋友，对于他的不幸逝世，大家都是很悲痛的。连日以来，人们通过网络纷纷表达对他的悼念，这充分说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一个时期以来，我发现人们在叙述他的经历时，几乎忽略了他到武汉大学前后的情况。我作为当事人，似乎有责任填补这一段空白，以更全面地反映小凯丰富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杨小凯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原湖南省委高级领导干部，1959年受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株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父亲和母亲又受到了残酷的打击。1968年，杨小凯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由于被康生点名为“反革命分子”，于是1969年11月杨曦光（后使用杨小凯名字）以“反革命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1978年4月，小凯刑满释放，当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他先是到湖南大学旁听了数学等课程，后来到湖南新华印刷二厂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当时，由于他有所谓的“反革命背景”，厂内无人敢于接近他，唯独有一个叫吴小娟的女工同情小凯，敢于接近他。后来他们成为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以后，小凯报考了北京某重点大学，虽然他考试合格，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杨小凯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由于曾被判刑坐牢，他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人事调配控制得很严，他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不能作为正式职工调入，当然更谈不上迁移户口和解决妻子、女儿随调的问题。
1981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刘鹰恰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修，她见到了杨小凯，极为欣赏他的才华，便立即写信给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胡春芳，希望把杨小凯调到学校任教。我校经济管理系亦是新成立的，急需经济管理人才。是年5月份，我正好在湖南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经济管理系的党委书记胡春芳专程赶到湖南找我，向我说明了杨小凯的情况，希望我下决心并疏通湖南省委的关系，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当教师。正好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到我下榻的饭店看我，我当面向他汇报了意欲调动杨小凯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想法。
毛致用书记对杨小凯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对他的遭遇也是很同情的。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杨小凯受迫害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我们正在与中央有关部门商量给他平反的事，你们可以先把他调去使用，这对他改变环境和发挥作用是有好处的。”据此，我提出了3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据说有2尺多厚）不得进档转到武汉大学；三是把杨小凯的妻子、女儿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毛致用书记当即表示同意我的要求，并指示省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武汉大学尽快办妥杨小凯的调动事宜。为了做过细的工作，我那次还拜访了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同志，他毕竟是一位老革命了，他表示大力支持小凯的调动。就这样，小凯虽然没有正式入过大学的门，但他以自己自学和研究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器重，从而成了全国重点大学的一名教师。一年后，我校又经教育部批准破格晋升他为讲师，并据此给他定了工资级别。
小凯在武汉大学期间，担任了“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教师。与此同时，他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著，写出了《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初步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我校讲学，他与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对小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并表示要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很快，小凯收到了邹先生的邀请函，他立即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可是，那时还处在拨乱反正期间，左的思想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我把小凯的申请提到武汉大学党委常委会上讨论，结果绝大多数的常委不同意他出去，认为他坐过10年牢，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像他这样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辩解道：“小凯的问题，已由中组部正式平反了，既然是错案，那坐牢一事就不应当影响他出国。”但是，我势单力薄，小凯出国的申请仍遭到了否决。我把情况告诉了小凯，并对他说：“看来，现在只能绕道走，撇开武大党委。”我建议他请邹先生给时任总理写一封信，明确要求你去他那里读博士学位。果然这一招很灵，我很快收到了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李湘鲁在邹先生的信上的批示：“邹先生的要求应当支持，请武汉大学办理。”有了尚方宝剑，我就不再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了，而由我直接批准小凯出国。次年5月，我又批准小娟和女儿去美国探亲，这就解除了小凯的后顾之忧，使他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学术研究。
（摘自中国工人出版社《先生之风》 主编：丁冬 本文作者：刘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