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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雪夜。雪在静静地飘着，刮刷器不停地来回摆动，我开车拉着妻子，从一个朋友那里回来。朋友住在城里，而我和妻子则在郊外租了一套住房。离家大约两三里路的时候，雪越下越大，路面上的积雪已铺得很厚，我紧握方向盘，小心翼翼地往前开。
忽然，我看见车子前面，有一对年轻人正在大雪里拥吻。我们的车碾过路面的声音，他们像是没有听见；那一对明亮的车灯，他们也像是没有看见；雪花飘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也像是没有感觉到……就这样一对雪人紧紧拥吻，像是天地间只有他们两个，其余的什么也不复存在。“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样？”妻子嘟哝着，伸手就要摁车喇叭，这时我一把把她拉开，还把食指竖在嘴上，在她耳边“嘘”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仍然没有动静，妻子要下车，过去提醒他们，我不让，而是调头把车开到另一条道上。
尽管我们多走了好几里路，路面也不好，但总算安全到家了。家里暖融融的，很温馨，一盆水仙正在绽放，散发着扑鼻的花香。我的心情愈发好了，竟打开音响放起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然而妻子仍然不解，不知我为什么路上不让按喇叭，也不让她下车喊开那一对年轻人？再说这么冷的天，他们要冻坏的……
而我不以为然。
我说也许他们是一对一见钟情的恋人，就在行走的时候，他们互相从对方的眼睛里发现了爱的天空；也许是分别多年的恋人，尝够了相互思念的苦涩，来不及回家，就在路上拥吻起来；也许原本是一对很好的恋人，因误会而劳燕分飞，现在忽然冰消雪融，压抑不住的爱在一瞬间喷发……天虽寒冷心里热。爱情在燃烧，血管在贲张，热血在沸流，他们是感觉不到冷的，也是分不开的。
接着，我又给妻子讲了一个发生在我们村子里的事。
前几年有一次我回老家，一到家就听说当年的老支书得了癌症，已不久于人世。我们一向要好——我在老家时，我们是忘年交，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家家户户的事儿，这为我后来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于是，在家稍停一会儿，我就提了礼物去看他。
一到他家他很高兴，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我阻止了他，并坐在他床前跟他说话。我们寒暄了几句，他就把话题往生死上引，他很看得开，说人都有这么一回，不过是早晚的事儿。他还说他一辈子也没办啥坏良心的事，估计到那边阎王爷也不会难为他，只是有一件事一直让他心里不得安生。他说：你知道，咱们村人口多，过去全村只有一个碾子，那时候在生产队里，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才能碾点小米啥的，碾米的人多，你家碾了我家碾，一家挨一家，这就得排号。我总是先尽着大伙碾，等碾子空下来俺家再碾，咱不能跟群众抢啊！有一天晚上，我睡醒一觉就起来了，想看看碾子是不是空出来了。刚到碾房门口，我一开手电筒的电门，就像扑楞楞惊飞了一对鸽子，原来是夏侯申和桂花从里面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了。桂花还扯着一条灰裙子。村子里早就传说他俩在谈恋爱，这回证实了。那时候人的思想和现在不一样，我本想喊一声，让他们第二天到大队部去一趟，可我到底沒有喊出声来，只是打了个嗓，假装着咳嗽了一声。我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他们两个就不见了，打那以后几十年没有踪影，他们两个到底上哪里去了呢？是死是活不知道。一想起他俩的事，我就责怪自己，怪自己当时不该打那个嗓，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我是快死的人了……
说到这儿，妻子说你别说了，你做得对，我们没有惊动爱情。
（摘自《文汇报》 作者：常跃强）
忽然，我看见车子前面，有一对年轻人正在大雪里拥吻。我们的车碾过路面的声音，他们像是没有听见；那一对明亮的车灯，他们也像是没有看见；雪花飘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也像是没有感觉到……就这样一对雪人紧紧拥吻，像是天地间只有他们两个，其余的什么也不复存在。“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样？”妻子嘟哝着，伸手就要摁车喇叭，这时我一把把她拉开，还把食指竖在嘴上，在她耳边“嘘”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仍然没有动静，妻子要下车，过去提醒他们，我不让，而是调头把车开到另一条道上。
尽管我们多走了好几里路，路面也不好，但总算安全到家了。家里暖融融的，很温馨，一盆水仙正在绽放，散发着扑鼻的花香。我的心情愈发好了，竟打开音响放起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然而妻子仍然不解，不知我为什么路上不让按喇叭，也不让她下车喊开那一对年轻人？再说这么冷的天，他们要冻坏的……
而我不以为然。
我说也许他们是一对一见钟情的恋人，就在行走的时候，他们互相从对方的眼睛里发现了爱的天空；也许是分别多年的恋人，尝够了相互思念的苦涩，来不及回家，就在路上拥吻起来；也许原本是一对很好的恋人，因误会而劳燕分飞，现在忽然冰消雪融，压抑不住的爱在一瞬间喷发……天虽寒冷心里热。爱情在燃烧，血管在贲张，热血在沸流，他们是感觉不到冷的，也是分不开的。
接着，我又给妻子讲了一个发生在我们村子里的事。
前几年有一次我回老家，一到家就听说当年的老支书得了癌症，已不久于人世。我们一向要好——我在老家时，我们是忘年交，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家家户户的事儿，这为我后来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于是，在家稍停一会儿，我就提了礼物去看他。
一到他家他很高兴，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我阻止了他，并坐在他床前跟他说话。我们寒暄了几句，他就把话题往生死上引，他很看得开，说人都有这么一回，不过是早晚的事儿。他还说他一辈子也没办啥坏良心的事，估计到那边阎王爷也不会难为他，只是有一件事一直让他心里不得安生。他说：你知道，咱们村人口多，过去全村只有一个碾子，那时候在生产队里，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才能碾点小米啥的，碾米的人多，你家碾了我家碾，一家挨一家，这就得排号。我总是先尽着大伙碾，等碾子空下来俺家再碾，咱不能跟群众抢啊！有一天晚上，我睡醒一觉就起来了，想看看碾子是不是空出来了。刚到碾房门口，我一开手电筒的电门，就像扑楞楞惊飞了一对鸽子，原来是夏侯申和桂花从里面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了。桂花还扯着一条灰裙子。村子里早就传说他俩在谈恋爱，这回证实了。那时候人的思想和现在不一样，我本想喊一声，让他们第二天到大队部去一趟，可我到底沒有喊出声来，只是打了个嗓，假装着咳嗽了一声。我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他们两个就不见了，打那以后几十年没有踪影，他们两个到底上哪里去了呢？是死是活不知道。一想起他俩的事，我就责怪自己，怪自己当时不该打那个嗓，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我是快死的人了……
说到这儿，妻子说你别说了，你做得对，我们没有惊动爱情。
（摘自《文汇报》 作者：常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