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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县级政府首长差异往往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本文以实证分析方法对江西省2006年至2007年期间11个县的县委书记与县长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指出除了县级政府首长的政治素质外,其民众信任度、工作地点变迁、在上级政府部门任职、学历等因素对县域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在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地方政府改革,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背景下,本研究结论为选配县级政府首长和建设县级政府首长队伍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县域经济;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1-0065-06
一、引言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全面实现小康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县级政府作为直接面对广大农村和基层的,承担着对中央政府、上级政府所制定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对本地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职能的一级行政建制,是我国农村基本的区域性政权设置,是农村经济基础、政治生活的区域性枢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县域经济中起着领导和服务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表明我们必须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明显加大”[1]的困境,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与关注民生、促进就业息息相关。我国绝大多数县域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于城市社会,具有“弱社会”的典型特征,在基本条件相差不大的县,县级政府首长差异往往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本文定义的县级政府首长是指县级政府领导班子的核心人物,即县委书记与县长。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这种文化特别重视人情关系。费孝通先生在其《乡村中国》中指出中国社会是学历性和关系型社会,其中学历与人力资本有关,关系则与社会资本有关,研究表明,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强关系在社会资源获得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除了政治素质外,县级政府首长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哪些要素与所在县域经济发展有影响?有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有关部门配置县级政府首长及当前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有什么启示?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二、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县域经济发展: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1.人力资本概念
人力资本概念萌芽于20 世纪60 年代初,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 •舒尔茨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及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自此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注重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争议颇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内容定义人力资本。西奥多•W •舒尔茨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2],一些学者以此为依据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的总和。如萨洛认为人力资本应定义为“个体的生产技术、才能和知识”(Thurow,1970)。
二是从人力资本形成角度定义人力资本。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的货币和消费能力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在教育、职业培训、健康、移民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
三是从人力和资本两方面定义人力资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
由于本文要研究的是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第二种定义来对本文进行假设。
2.人力资本计量综述
人力资本计量的研究主要是与人力资本的主体收益联系在一起,因此大多数人力资本的计量是从形成人力资本的投入角度、人力资本的收益角度或者人力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贡献角度等等进行计量。但是人力资本的计量除了人力资源会计以确定的价值计量外,还包括其他非货币化计量形式,如人力资本变量模型综合定价,它是以影响人力资本存量的因素作为变量。通常在决定人力资本价值的各种因素中,主要因素有:受教育年限(EY)、工作时间(WT)、工作变换次数(WF)、性别(S)、工作地点(WA)等,因此,可以将人力资本的价值(Y)表述为这些因素的函数:Y=f(EY+WT+WF+S+WA+…)+ ε(其中ε为随机变量)。这一定价模型既考虑了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成本补偿(受教育年限),又考虑了人力资本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同收益,或者说同样的人力资本由于受随机因素影响可能产生不同的收益(由随机变量决定),自然其定价应该不同,这符合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特征(李红松2003)。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带来个人收益,而且带来很大的社会收益,人力资源作为具有创造性和主观能力性的“活的资源”,是第一生产力已获得普遍认同。
3.基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人力资本概念和人力资本计量研究理论,本研究对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县级政府首长学历高,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2. 县级政府首长接受培训的次数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3.县级政府首长工作地点变动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4. 县级政府首长任期长,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1.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是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于70年代提出来的,但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则是科尔曼(James Coleman) 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的《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这是在美国社会学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他认为 “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组成,而且为在社会结构中个体的某些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3]。自布尔迪厄和科尔曼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概念,指的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这里指的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机会、信息等等。当这些资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变得稀缺时,行为者可以通过两种社会联系摄取。第一种社会联系是个人作为社会团体或组织的成员与这些团体和组织所建立起来的稳定的联系,第二种社会联系是人际社会网络。前者以“社会成员关系”获取社会资源,后者则以社会网络摄取社会资源(转引边燕杰,丘海雄 2000)。
我国学者也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能够通过这些联系而摄取稀缺资源是企业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 (边燕杰、丘海雄 2000)、“社会资本研究有三种范式:一是社会网络……二是社会聚集……三是信任”(丘海雄、徐建牛2002) “社会资本是指以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常青2001)、“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通过促使行动者进行交易与协作等特定活动而产生效益的资源,这些资源表现为社会网络及其某些特征,诸如信任与规范”(郭毅、朱熹2001)等等。
2.社会资本的测量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肯尼思•阿罗认为社会资本最大的问题就是定义的模糊性及其无法测度性。社会资本的测量虽然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学者们提出不同的测量方法,如詹姆斯•科尔曼提出要从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三个方面来衡量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与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数量、个人的社会网规模和异质性程度、个人从社会网络摄取资源的能力成正比,这几个方面表现的值越高或越多,其社会资本的个人拥有量就越多。林南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来测量,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罗特利奇(Bryan R Rortledge)和艾姆斯伯格(Joachim von Amsberg)根据社会资本与交易目标实现的关系,提出并建立了内生社会资本模型。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探索社会资本测量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如周小虎(2002)提出了测量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包括关系网络、企业家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和企业家所处的环境等方面。边燕杰和丘海雄设计了3个指标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
社会资本对经济具有促进作用这已成为共识。Putnam断言,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惯例和公民参与所体现的社会资本是一国经济发展以及有效政府的前提条件[4]。Knack和Keefer(1997)认为,成员关系对经济作用不同,基于个人诚信的人际关系、公民合作的准则对经济绩效起作用[5]; Richard Rose(1999)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了社会资本促进生活福利的提高[6]。Whitely(1997)则认为,个体间的诚信与国民收入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为0.56[7]。
3.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假设
近年来,社会资本概念虽有宽泛化倾向,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范围是社会网络、准则、个体诚信[8]。社会网络通过个人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团体关系获得,与社会网络的信任和规范特征有关。由于人际社会网络主要有业缘、地缘和亲缘获得,而以业缘和地缘为主。业缘是人们在社会群体中由于从事共同的、或在关联的社会工作中结成的人际关系,有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师徒关系、同事关系和同学关系,据有关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社会资本投资的众多因子中,多年的学校教育和个人的社团成员资格的粗略关联度为0.22;在参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方面,取得大学学位的人比只念到高中即辍学的人,其参与率要高30% (Glaeser等,2000)。地缘关系是以地缘为纽带而结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有邻里关系、老乡关系;亲缘关系一般是指以血缘姻缘为纽带而结成的关系。亲缘关系对县级政府首长工作一般而言关联性不大,而且其资料获得也比较困难,因此在本研究中不予考虑。此外县级政府首长参加社会团体有一定局限性,本文认为社会团体网络这方面的关系也予以忽略。因此我们对县级政府首长社会资本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如下假设:
假设1. 县级政府首长学历高,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2. 县级政府首长接受培训的次数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3.县级政府首长工作地点变动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4. 县级政府首长在上一级政府部门任职,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5.县级政府首长在基层工作过,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假设6. 县级政府首长任期长,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7. 县级政府首长得到民众的信任度越高,越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文献查阅获得有关信息,同时借助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问卷主要调查县级政府首长在民众中的威信,其他资料是通过个别访谈、查阅政府网站和地市统计年鉴获得。
(一)样本
本项研究样本为江西省11个县。2006年江西省县级干部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2007年进行部分调整,2008年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官员的频繁调动带来了研究的困难。因此为了统计的方便,本文所选取11个样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均在该县工作了两年。这十个县分别为永修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芦溪县、广丰县、崇仁县、宜丰县、吉安县、石城县和赣县,每县发放150—200份调查问卷,见下表1:
综合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所做出的假设,本文提出研究模型如下:
1.自变量[9]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选取民众对县级政府首长的信任、学历、培训、工作地点变迁次数、在上级部门和基层组织任职情况、任期作为自变量。
信任度测量:根据奈翰(Ronald Nyhan)、波德赛考夫(Podsakeoff,1990)等人对信任感的论述,从其诚信、工作能力和关心民众等三个方面测量民众对县委书记和县长(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任度。采用李科特五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不确定,4—同意,5—非常同意。取值从1到5。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所在县、学历等和关于对当地县级政府首长的信任度评价(此内容是作者《公民本位的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课题调查问卷一部分)。
学历测量:根据县级政府首长学历特点分大专及其下,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本研究取党政干部从政前的第一学历作为其学历,从样本来看,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学历组合有四种:本科与专科(记为Dbz),均为专科及专科以下(记为Dzz),本科与本科(记为Dbb)、本科与研究生(记为Dby)。由于学历是类别变量,为此在进行SPSS统计分析时引入虚拟变量,当每一类别为1时,其他类别的值均为0。
培训、工作地点变迁次数和上级政府跨部门任职情况、任期变量的测量:这些变量均以实际数字输入,如无则计为零;每个县的自变量数字均以县委书记和县长二人数字的平均数计,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培训以在各类党校学习和在职读研究生以及挂职锻炼的次数计。工作地点变迁次数则是指在不同性质部门和不同地方任职的次数。在上级部门任职情况则是指在地级市及以上政府任职,以不同部门计数。任期则是指以县级政府首长身份主持工作的时间,包括代理县级政府首长职务。
2.因变量
在本项研究中,因变量为各县2005年至2007年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记为RGDP11。
四、数据分析及解释
(一)数据可靠性分析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又叫做可靠性分析,通过该检验可以测试资料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可以评价在统计过程中,资料受到干扰因素所造成的随机误差的大小。信度分析关系到数据处理结果是否有效。美国统计学家Joseph等(1998)也认为克龙巴赫系数大于0.7,表明数据可靠性高,而当计量尺度中的测量项目数小于6个时,克龙巴赫系数大于0.6,表明数据可靠。
本研究自变量中民众对县级政府首长的信任度通过调查问卷获得,采用Cronbach's alpha信度分析。通过样本分析,民众对县级政府首长信任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52。因此我们认为本研究中民众信任度数据是可靠的。
(二)模型检验
本项研究用SPSS13.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3显示各模型的拟合情况,模型4的复相关系数为0.985,表明县域经济增长率与民众信任度、学历、上级部门任职和工作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根据表5,我们得到如下方程:
RGDP=19.888C-5.096D+1.457 S+2.593P-43.256
其中RGDP为县域生产总值的增长率,C为民众信任度, S为上级政府部门任职跨部门数,P为工作变迁次数,D为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学历结构,当二者均为专科及其下学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建立的多元回归分析方程后,需要进行显著性检验,以确认建立的数据模型是否很好的拟合了原始数据。本研究构建的模型经方差分析,F=48.242,sig=0.000,按α=0.05水平,说明所检验的自变量能够描述因变量,县域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民众信任度、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大专学历、跨部门工作数、工作变迁次数之间有直线关系。
同时经T检验:四个变量的P值分别为0.00,0.029,0.029,0.0945,按a =0.05, t的绝对值均大于>2,故可判断回归系数不为0,其相对应的变量可以作为解释变量来描述因变量。
(三)解释
数据分析结果支持我们概念模型中提出的大部分假设:分析结果表明民众信任度、县级政府首长的学历结构及其在上级部门任职和工作变动情况都对县域经济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民众信任度是基于县级政府首长的诚信、工作能力和对民众的关心三个维度测量,首长工作能力强、讲诚信,关心民众即以民为本,就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从当前来看县级政府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县级政府工作的二项最重要工作就是招商引资和维护稳定。在访谈中发现民众更看重的是县级政府首长的工作能力,看重的是其如何通过有效措施或通过自身关系、或发动群众招来更多的项目,更多的资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首长筹集的项目和资金越多,提高本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财力也就越雄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就越好,民众的反映就越好,信任度就越高,民众对其越信任,就越能对其决策及政策执行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以更多的热情参与县域经济活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首长在上级部门任职和工作变动多,有利于开阔其工作视野,学习更多的思维方式,在复杂的形势下更丰富的经验使之作出的非常规决策可能更具可行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积累更多的社会关系资源,人脉广泛,这种经历使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有更多积累,在中国国情下,这可以使之为本地经济发展争取更多的稀缺资源,争取到优惠政策和专项项目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数据显示当县级政府首长的学历结构是二人均为大专及大专以下时,则对当地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但是学历更高却不见得与县域经济发展有直接作用。这表明作为县级政府首长应当具备相当于本科的系统知识。一般而言,专科教育更注重知识实用性与技能性学习,而本科教育则更重视基本素养的培养及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传授,换句话说,本科教育比专科教育的优越性在于知识的系统性及理论解释,这非常利于系统思维的形成及知识的更新,而这正是作为一级政府首长应当具备的素质。
但是数据分析也不支持概念模型中的部分假设,如培训、任职时间和基层工作经历等都对县域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影响。从企业管理来看,培训对企业的增值效应是明显的,因此有远见的企业都非常重视员工培训,但是为什么县级政府首长的培训却不然呢?笔者认为可能是二个因素所致:一是此项研究可能培训资料收集不全,本文只是以县级政府首长后续学历教育、党校培训和挂职锻炼的次数作为变量,可能会有偏差,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部分首长片面追求学历教育,重形式甚于内容,分析资料时发现从政前第一学历是非全日制本科学校毕业的首长在工作期间绝大多数最终学历达到本科,甚至获得在职研究生学历。在职研究生学历首长人数占样本县所有首长人数的50%,其中全日制本科毕业的首长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低于非全日制本科毕业的首长(本文曾经以首长最终学历作为自变量输入,基本上都是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结果发现学历变量没能进入回归方程)。这表明县级政府首长特别是低学历首长更感觉到知识更新的压力,当然也有今后职业发展的学历压力。但是作为一县之主要领导工作确实很繁忙,加之有些教育单位又对其网开一面,因此导致部分首长的后续学历教育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
县级政府首长的任期长短会影响其工作经验积累,任期太短,不利于其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地方发展而言,更是不利。但是如在一地工作时间过长,则易于陷入惯性思维和心理懈怠,产生“业绩高原”现象,同时也易形成利益小集团。本研究中任期过短者未进入研究范围,样本县的首长均连续任期二年及以上,有的任期已达8年,但是研究表明任期长对县域经济发展并没有直接的作用。
基层工作经历变量在本研究却显示与县域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这或许与农村经济工作任务艰巨而见效慢有关,也可能与乡镇职能转变后经济职能减少有关。现在江西省许多县将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为主要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已从乡长和乡党委书记考核项目中除去,这将使其更好地集中精力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减少其经济工作知识和经验积累。
五、本研究的局限性及启示
本研究样本数均取自江西省,由于县长县委书记资料不像厅级及以上干部,其资料完全公开,本文官员资料均从县级政府网站、县级政府调查及一些党政网站获得,资料不够全面,同时由于县委书记和县长任期的变动性较大,使得县委书记和县长均在同一县连续工作两年的可选样本数少,等等这些因素都导致本研究的结论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甚至不具有普适意义。但是人才是第一资源,县委书记、县长作为党和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与地方经济社会政策的决策者、服务者更是引导、推动、协调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在今天加快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的背景下,本研究仍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获得民众信任度是县级政府首长做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和服务工作的决定因素。县级政府首长必须关心民生,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必须讲诚信,言必行,行必果;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并使之可持续发展,为县域公共服务提供更多的财力支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二,坚持干部知识化和年轻化,优化领导班子的学历结构,不唯学历,以“能力本位”的理念选拔县级政府首长。在当前应当淡化党政干部片面追求研究生学历的意识,鼓励党政干部基于工作需要和自身发展踏踏实实地参加各种学习包括学历提升教育,不断汲取新知识、培养新思维,提高自身素质,坚决杜绝以职权谋取学历的腐败行为。合理配置异质结构的领导班子,避免低学历结构。
第三,构建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多元渠道。建立和完善干部任期制度。相对稳定的任期,能使干部安心、用心、全心地做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工作,当然又要保持适当的流动性,要加强干部跨地区跨部门的有序交流,使之不断保持工作的创新热情与活力,也不断积累新的工作经验和新的关系资源。改变培训方式,除了理论的集中学习,更应当重视和扩大体验式培训方式。既重视乡镇等基层工作锻炼,也要加强干部到较发达省份以及上级政府各部门挂职学习甚至国外学习,以培养其更先进的行政理念和工作思维方式。基金项目:江西省“十一•五”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公民本位的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08sh1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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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除民众信任度外其他所有自变量的数据均根据县级政府网站和军政在线网站http://www.chinajunzheng.com/资料整理所得.
[10]数据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局:《数说江西三十年—江西改革开放30年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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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郭毅,朱熹.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家研究的深化[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1):13—17.
[作者简介]李晓园(1963—),女,江西省都昌县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
黄志刚(1978—),男,江西省临川人,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研究。
[收稿日期]2009-12-21
责编:启方;校对:正融
关键词: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县域经济;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1-0065-06
一、引言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全面实现小康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县级政府作为直接面对广大农村和基层的,承担着对中央政府、上级政府所制定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对本地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职能的一级行政建制,是我国农村基本的区域性政权设置,是农村经济基础、政治生活的区域性枢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县域经济中起着领导和服务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表明我们必须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明显加大”[1]的困境,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与关注民生、促进就业息息相关。我国绝大多数县域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于城市社会,具有“弱社会”的典型特征,在基本条件相差不大的县,县级政府首长差异往往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本文定义的县级政府首长是指县级政府领导班子的核心人物,即县委书记与县长。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这种文化特别重视人情关系。费孝通先生在其《乡村中国》中指出中国社会是学历性和关系型社会,其中学历与人力资本有关,关系则与社会资本有关,研究表明,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强关系在社会资源获得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除了政治素质外,县级政府首长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哪些要素与所在县域经济发展有影响?有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有关部门配置县级政府首长及当前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有什么启示?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二、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县域经济发展: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1.人力资本概念
人力资本概念萌芽于20 世纪60 年代初,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 •舒尔茨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及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自此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注重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争议颇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内容定义人力资本。西奥多•W •舒尔茨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2],一些学者以此为依据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的总和。如萨洛认为人力资本应定义为“个体的生产技术、才能和知识”(Thurow,1970)。
二是从人力资本形成角度定义人力资本。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的货币和消费能力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在教育、职业培训、健康、移民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
三是从人力和资本两方面定义人力资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
由于本文要研究的是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第二种定义来对本文进行假设。
2.人力资本计量综述
人力资本计量的研究主要是与人力资本的主体收益联系在一起,因此大多数人力资本的计量是从形成人力资本的投入角度、人力资本的收益角度或者人力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贡献角度等等进行计量。但是人力资本的计量除了人力资源会计以确定的价值计量外,还包括其他非货币化计量形式,如人力资本变量模型综合定价,它是以影响人力资本存量的因素作为变量。通常在决定人力资本价值的各种因素中,主要因素有:受教育年限(EY)、工作时间(WT)、工作变换次数(WF)、性别(S)、工作地点(WA)等,因此,可以将人力资本的价值(Y)表述为这些因素的函数:Y=f(EY+WT+WF+S+WA+…)+ ε(其中ε为随机变量)。这一定价模型既考虑了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成本补偿(受教育年限),又考虑了人力资本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同收益,或者说同样的人力资本由于受随机因素影响可能产生不同的收益(由随机变量决定),自然其定价应该不同,这符合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特征(李红松2003)。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带来个人收益,而且带来很大的社会收益,人力资源作为具有创造性和主观能力性的“活的资源”,是第一生产力已获得普遍认同。
3.基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人力资本概念和人力资本计量研究理论,本研究对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县级政府首长学历高,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2. 县级政府首长接受培训的次数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3.县级政府首长工作地点变动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4. 县级政府首长任期长,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1.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是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于70年代提出来的,但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则是科尔曼(James Coleman) 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的《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这是在美国社会学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他认为 “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组成,而且为在社会结构中个体的某些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3]。自布尔迪厄和科尔曼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概念,指的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这里指的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机会、信息等等。当这些资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变得稀缺时,行为者可以通过两种社会联系摄取。第一种社会联系是个人作为社会团体或组织的成员与这些团体和组织所建立起来的稳定的联系,第二种社会联系是人际社会网络。前者以“社会成员关系”获取社会资源,后者则以社会网络摄取社会资源(转引边燕杰,丘海雄 2000)。
我国学者也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能够通过这些联系而摄取稀缺资源是企业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 (边燕杰、丘海雄 2000)、“社会资本研究有三种范式:一是社会网络……二是社会聚集……三是信任”(丘海雄、徐建牛2002) “社会资本是指以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常青2001)、“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通过促使行动者进行交易与协作等特定活动而产生效益的资源,这些资源表现为社会网络及其某些特征,诸如信任与规范”(郭毅、朱熹2001)等等。
2.社会资本的测量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肯尼思•阿罗认为社会资本最大的问题就是定义的模糊性及其无法测度性。社会资本的测量虽然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学者们提出不同的测量方法,如詹姆斯•科尔曼提出要从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三个方面来衡量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与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数量、个人的社会网规模和异质性程度、个人从社会网络摄取资源的能力成正比,这几个方面表现的值越高或越多,其社会资本的个人拥有量就越多。林南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来测量,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罗特利奇(Bryan R Rortledge)和艾姆斯伯格(Joachim von Amsberg)根据社会资本与交易目标实现的关系,提出并建立了内生社会资本模型。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探索社会资本测量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如周小虎(2002)提出了测量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包括关系网络、企业家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和企业家所处的环境等方面。边燕杰和丘海雄设计了3个指标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
社会资本对经济具有促进作用这已成为共识。Putnam断言,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惯例和公民参与所体现的社会资本是一国经济发展以及有效政府的前提条件[4]。Knack和Keefer(1997)认为,成员关系对经济作用不同,基于个人诚信的人际关系、公民合作的准则对经济绩效起作用[5]; Richard Rose(1999)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了社会资本促进生活福利的提高[6]。Whitely(1997)则认为,个体间的诚信与国民收入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为0.56[7]。
3.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假设
近年来,社会资本概念虽有宽泛化倾向,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范围是社会网络、准则、个体诚信[8]。社会网络通过个人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团体关系获得,与社会网络的信任和规范特征有关。由于人际社会网络主要有业缘、地缘和亲缘获得,而以业缘和地缘为主。业缘是人们在社会群体中由于从事共同的、或在关联的社会工作中结成的人际关系,有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师徒关系、同事关系和同学关系,据有关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社会资本投资的众多因子中,多年的学校教育和个人的社团成员资格的粗略关联度为0.22;在参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方面,取得大学学位的人比只念到高中即辍学的人,其参与率要高30% (Glaeser等,2000)。地缘关系是以地缘为纽带而结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有邻里关系、老乡关系;亲缘关系一般是指以血缘姻缘为纽带而结成的关系。亲缘关系对县级政府首长工作一般而言关联性不大,而且其资料获得也比较困难,因此在本研究中不予考虑。此外县级政府首长参加社会团体有一定局限性,本文认为社会团体网络这方面的关系也予以忽略。因此我们对县级政府首长社会资本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如下假设:
假设1. 县级政府首长学历高,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2. 县级政府首长接受培训的次数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3.县级政府首长工作地点变动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4. 县级政府首长在上一级政府部门任职,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5.县级政府首长在基层工作过,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假设6. 县级政府首长任期长,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7. 县级政府首长得到民众的信任度越高,越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文献查阅获得有关信息,同时借助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问卷主要调查县级政府首长在民众中的威信,其他资料是通过个别访谈、查阅政府网站和地市统计年鉴获得。
(一)样本
本项研究样本为江西省11个县。2006年江西省县级干部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2007年进行部分调整,2008年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官员的频繁调动带来了研究的困难。因此为了统计的方便,本文所选取11个样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均在该县工作了两年。这十个县分别为永修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芦溪县、广丰县、崇仁县、宜丰县、吉安县、石城县和赣县,每县发放150—200份调查问卷,见下表1:
综合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所做出的假设,本文提出研究模型如下:
1.自变量[9]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选取民众对县级政府首长的信任、学历、培训、工作地点变迁次数、在上级部门和基层组织任职情况、任期作为自变量。
信任度测量:根据奈翰(Ronald Nyhan)、波德赛考夫(Podsakeoff,1990)等人对信任感的论述,从其诚信、工作能力和关心民众等三个方面测量民众对县委书记和县长(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任度。采用李科特五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不确定,4—同意,5—非常同意。取值从1到5。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所在县、学历等和关于对当地县级政府首长的信任度评价(此内容是作者《公民本位的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课题调查问卷一部分)。
学历测量:根据县级政府首长学历特点分大专及其下,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本研究取党政干部从政前的第一学历作为其学历,从样本来看,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学历组合有四种:本科与专科(记为Dbz),均为专科及专科以下(记为Dzz),本科与本科(记为Dbb)、本科与研究生(记为Dby)。由于学历是类别变量,为此在进行SPSS统计分析时引入虚拟变量,当每一类别为1时,其他类别的值均为0。
培训、工作地点变迁次数和上级政府跨部门任职情况、任期变量的测量:这些变量均以实际数字输入,如无则计为零;每个县的自变量数字均以县委书记和县长二人数字的平均数计,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培训以在各类党校学习和在职读研究生以及挂职锻炼的次数计。工作地点变迁次数则是指在不同性质部门和不同地方任职的次数。在上级部门任职情况则是指在地级市及以上政府任职,以不同部门计数。任期则是指以县级政府首长身份主持工作的时间,包括代理县级政府首长职务。
2.因变量
在本项研究中,因变量为各县2005年至2007年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记为RGDP11。
四、数据分析及解释
(一)数据可靠性分析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又叫做可靠性分析,通过该检验可以测试资料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可以评价在统计过程中,资料受到干扰因素所造成的随机误差的大小。信度分析关系到数据处理结果是否有效。美国统计学家Joseph等(1998)也认为克龙巴赫系数大于0.7,表明数据可靠性高,而当计量尺度中的测量项目数小于6个时,克龙巴赫系数大于0.6,表明数据可靠。
本研究自变量中民众对县级政府首长的信任度通过调查问卷获得,采用Cronbach's alpha信度分析。通过样本分析,民众对县级政府首长信任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52。因此我们认为本研究中民众信任度数据是可靠的。
(二)模型检验
本项研究用SPSS13.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3显示各模型的拟合情况,模型4的复相关系数为0.985,表明县域经济增长率与民众信任度、学历、上级部门任职和工作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根据表5,我们得到如下方程:
RGDP=19.888C-5.096D+1.457 S+2.593P-43.256
其中RGDP为县域生产总值的增长率,C为民众信任度, S为上级政府部门任职跨部门数,P为工作变迁次数,D为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学历结构,当二者均为专科及其下学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建立的多元回归分析方程后,需要进行显著性检验,以确认建立的数据模型是否很好的拟合了原始数据。本研究构建的模型经方差分析,F=48.242,sig=0.000,按α=0.05水平,说明所检验的自变量能够描述因变量,县域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民众信任度、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大专学历、跨部门工作数、工作变迁次数之间有直线关系。
同时经T检验:四个变量的P值分别为0.00,0.029,0.029,0.0945,按a =0.05, t的绝对值均大于>2,故可判断回归系数不为0,其相对应的变量可以作为解释变量来描述因变量。
(三)解释
数据分析结果支持我们概念模型中提出的大部分假设:分析结果表明民众信任度、县级政府首长的学历结构及其在上级部门任职和工作变动情况都对县域经济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民众信任度是基于县级政府首长的诚信、工作能力和对民众的关心三个维度测量,首长工作能力强、讲诚信,关心民众即以民为本,就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从当前来看县级政府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县级政府工作的二项最重要工作就是招商引资和维护稳定。在访谈中发现民众更看重的是县级政府首长的工作能力,看重的是其如何通过有效措施或通过自身关系、或发动群众招来更多的项目,更多的资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首长筹集的项目和资金越多,提高本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财力也就越雄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就越好,民众的反映就越好,信任度就越高,民众对其越信任,就越能对其决策及政策执行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以更多的热情参与县域经济活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首长在上级部门任职和工作变动多,有利于开阔其工作视野,学习更多的思维方式,在复杂的形势下更丰富的经验使之作出的非常规决策可能更具可行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积累更多的社会关系资源,人脉广泛,这种经历使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有更多积累,在中国国情下,这可以使之为本地经济发展争取更多的稀缺资源,争取到优惠政策和专项项目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数据显示当县级政府首长的学历结构是二人均为大专及大专以下时,则对当地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但是学历更高却不见得与县域经济发展有直接作用。这表明作为县级政府首长应当具备相当于本科的系统知识。一般而言,专科教育更注重知识实用性与技能性学习,而本科教育则更重视基本素养的培养及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传授,换句话说,本科教育比专科教育的优越性在于知识的系统性及理论解释,这非常利于系统思维的形成及知识的更新,而这正是作为一级政府首长应当具备的素质。
但是数据分析也不支持概念模型中的部分假设,如培训、任职时间和基层工作经历等都对县域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影响。从企业管理来看,培训对企业的增值效应是明显的,因此有远见的企业都非常重视员工培训,但是为什么县级政府首长的培训却不然呢?笔者认为可能是二个因素所致:一是此项研究可能培训资料收集不全,本文只是以县级政府首长后续学历教育、党校培训和挂职锻炼的次数作为变量,可能会有偏差,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部分首长片面追求学历教育,重形式甚于内容,分析资料时发现从政前第一学历是非全日制本科学校毕业的首长在工作期间绝大多数最终学历达到本科,甚至获得在职研究生学历。在职研究生学历首长人数占样本县所有首长人数的50%,其中全日制本科毕业的首长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低于非全日制本科毕业的首长(本文曾经以首长最终学历作为自变量输入,基本上都是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结果发现学历变量没能进入回归方程)。这表明县级政府首长特别是低学历首长更感觉到知识更新的压力,当然也有今后职业发展的学历压力。但是作为一县之主要领导工作确实很繁忙,加之有些教育单位又对其网开一面,因此导致部分首长的后续学历教育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
县级政府首长的任期长短会影响其工作经验积累,任期太短,不利于其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地方发展而言,更是不利。但是如在一地工作时间过长,则易于陷入惯性思维和心理懈怠,产生“业绩高原”现象,同时也易形成利益小集团。本研究中任期过短者未进入研究范围,样本县的首长均连续任期二年及以上,有的任期已达8年,但是研究表明任期长对县域经济发展并没有直接的作用。
基层工作经历变量在本研究却显示与县域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这或许与农村经济工作任务艰巨而见效慢有关,也可能与乡镇职能转变后经济职能减少有关。现在江西省许多县将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为主要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已从乡长和乡党委书记考核项目中除去,这将使其更好地集中精力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减少其经济工作知识和经验积累。
五、本研究的局限性及启示
本研究样本数均取自江西省,由于县长县委书记资料不像厅级及以上干部,其资料完全公开,本文官员资料均从县级政府网站、县级政府调查及一些党政网站获得,资料不够全面,同时由于县委书记和县长任期的变动性较大,使得县委书记和县长均在同一县连续工作两年的可选样本数少,等等这些因素都导致本研究的结论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甚至不具有普适意义。但是人才是第一资源,县委书记、县长作为党和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与地方经济社会政策的决策者、服务者更是引导、推动、协调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在今天加快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省直管县体制的背景下,本研究仍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获得民众信任度是县级政府首长做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和服务工作的决定因素。县级政府首长必须关心民生,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必须讲诚信,言必行,行必果;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并使之可持续发展,为县域公共服务提供更多的财力支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二,坚持干部知识化和年轻化,优化领导班子的学历结构,不唯学历,以“能力本位”的理念选拔县级政府首长。在当前应当淡化党政干部片面追求研究生学历的意识,鼓励党政干部基于工作需要和自身发展踏踏实实地参加各种学习包括学历提升教育,不断汲取新知识、培养新思维,提高自身素质,坚决杜绝以职权谋取学历的腐败行为。合理配置异质结构的领导班子,避免低学历结构。
第三,构建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多元渠道。建立和完善干部任期制度。相对稳定的任期,能使干部安心、用心、全心地做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工作,当然又要保持适当的流动性,要加强干部跨地区跨部门的有序交流,使之不断保持工作的创新热情与活力,也不断积累新的工作经验和新的关系资源。改变培训方式,除了理论的集中学习,更应当重视和扩大体验式培训方式。既重视乡镇等基层工作锻炼,也要加强干部到较发达省份以及上级政府各部门挂职学习甚至国外学习,以培养其更先进的行政理念和工作思维方式。基金项目:江西省“十一•五”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公民本位的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08sh1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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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园(1963—),女,江西省都昌县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
黄志刚(1978—),男,江西省临川人,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研究。
[收稿日期]2009-12-21
责编:启方;校对:正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