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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十二五”时期，我国的改革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的关节点上，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重大的战略选择，能不能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重要进展，取决于改革的新突破。只有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实现改革的新突破，才能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
关键词：“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1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131-06
2010年10月30日—3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海口联合召开了以“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选择”为主题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中国、德国、英国、美国、墨西哥、巴西、俄罗斯、印度、越南、蒙古、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官员和学者40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与会专家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的改革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的关节点上，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重大的战略选择，能不能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重要进展，取决于改革的新突破。只有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实现改革的新突破，才能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在改革的新突破
（一）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重在实现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
我国过去30年的改革在初级生产要素市场化上有很大进展，但中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化还远不到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指出，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的进一步专业化、高端化，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加快发展，都对中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化提出新的要求。人才、技术、金融、教育、医疗、文化领域要素市场化对经济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
推进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对技术创新至关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认为，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全面履行国家出资人职责的三个性质完全不同领域，分立由不同机构承担。第一，推进国有资产立法，建立资产负债总表，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和结构调整政策，应由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例如财政等部门负责。第二，建立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财务制度，分层明确委托主体和受托主体、明确委托财产的边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权力，形成有法律保障、可追溯产权责任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三，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按《公司法》，经工商注册分别设立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即独资国有资本投资控股公司（国投公司），国家将所属企业的国有资本注入其中。第四，对国有资本运营的监督，国有资本投资控股公司向同级政府报告工作，接受政府授权的部门，如财政、政府审计部门对受托国有资本运营状况、运作的合规性进行审计监督。
（二）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在新一轮的发展起点上，所有的发展是为了人，是人的参与，是人的共享，如果没有人的要素，根本谈不上发展质量和速度的问题。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赵白鸽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模式上的相互借鉴和发展效率上的激烈竞争，已经从传统的土地、矿产、普通劳动力等物质资源，逐渐扩展到科学、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源等。国家竞争力的最终决定因素，应该是聚焦在人力资本上。如果说我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功有赖于庞大的人口规模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优势，未来可持续发展将取决于能否确立起真正的人力资本优势。我们必须考虑采取什么样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和机制促进公民的参与和分享。要完善整个社会政策体系，包括家庭、户籍、教育、社保、社会平等和人口迁移在内与人口相关的政策体系。
当前，利益失衡问题相当严重，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和相对独立的力量，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这客观上要求更强的治理能力，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多元的治理结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强调社会建设的含义重在建设和维护社会的主体性。第一，以能动社会的建设为先导，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可能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第二，能动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双重建设，可以分别选择“劳资关系”和“官民关系”为突破口；第三，以建立劳资博弈机制推动“能动社会”建设；第四，关键的问题是在劳资双方之间建立起利益均衡的机制，这种机制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劳动者的利益，而是劳资利益的均衡。
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村社会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指出，要让农村跟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步伐，农村现有的社会基础结构需要再造。这就需要建设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兼有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的职业农民团体，是以经济手段完成社会目标的社会企业类型的伞状经济社会组织，是政府各项政策贯彻实施的组织平台，是中国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结构。其建设应纳入国家重大战略，在“十二五”时期进行政策试验和理论探索。
（三）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政府转型决定“十二五”改革全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强调，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解决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过去的改革实践表明，如果不将重点放在政府转型上，行政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政府应鼓励竞争和支持创新。刘世锦认为，促进市场化结构和水平的升级，需要政府支持创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沈奎认为，要发挥政府在推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制定创新战略与创新政策，培育创新活动主体，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发展支持创新的金融，营造创新的法治环境，搭建创新活动平台。
在社会体制改革上，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建设。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谢地指出，政府应特别大力推进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在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回应国民福祉。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应当逐步从私人物品供给体系中“抽身”出来，全力以赴致力于供给社会亟须的各种公共物品。
在文化体制改革上，提高国家软实力，要转变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渠道。广东湛江市委党校教授刘国军认为，政府应解放思想，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强化服务意识和管理意识，加快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文化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推动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联动改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如影相随，财政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也对行政体制改革有着多方面的促动作用。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改革更容易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十二五”必须在转变中谋求发展
（一）国内外双重压力倒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1．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去杠杆化”可能演变为“去全球化”。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发达国家在无就业复苏背景下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度泛滥，冲击到发展中国家，中间利率的波动会引起更大的摩擦。要警惕金融危机的“去杠杆化”变成经济上的“去全球化”。
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各国间围绕汇率问题展开的货币较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振中指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仅来自美国，而且来自印度、巴西和拉丁美洲等中等收入国家，有很复杂的因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陈文敬指出，2009年我国占全球对外贸易的9.6%，但是在反倾销案件中占40%，反补贴案件中占75%。王振中指出，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已不仅体现在低附加值产品上，而且开始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进行封杀。此外，与会专家还指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世界政治格局新变化等国际压力，都将逼迫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国内发展压力增大
输入性通胀与成本推动型通胀并存。刘世锦认为，一方面，输入性的通胀今后一段时间会越来越突出，过剩的流动性由主要追逐供不应求的商品转为追逐需求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商品，例如铁矿石、黄金、农作物；另一方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也相当大，尤其是要面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人口红利面临终结。曹远征、陈文敬等专家指出，近年来农村青壮劳动力50%已转入到城市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0%，人口红利还能用多久是一个极大挑战。另外，未来10年人口结构中17%是60岁以上人口，未富先老，储蓄率很快会下降，以高储蓄率维持的高投资率将受到威胁，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严重削弱。
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与资源环境变化的不期而遇，是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王振中进一步指出，“十二五”我国将面临减排承诺、高度耗能和耕地红线“三大约束”，逼迫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刘世锦指出，建设“两型社会”，本质上是把过去没有内在化的、扭曲的、低估的资源环境成本校正过来，算到企业成本里面。
防止陷入“赶超第一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两大陷阱”。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宋立进一步指出，由于总量的“跨三进二”和中高收入阶段的不期而遇，由此引发了外部世界利益相关者的防范意识，非经济冲击增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和风险更大。可以说，跨越“超二赶一陷阱”成功与否将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败。而能否顺利跨越“两大陷阱”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和效果。
中速增长将成为常态。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3—5年进入一个次高或者中速增长期，很可能是从目前10%降到7%。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慢变量，因此转型现在就要起步。曹远征也认为，如果我国经济完全以内需为基础，未来10年的情形是从目前10%的高增长向6%的增长转变，现在的政策安排就是控制这个收敛速度和幅度。
（二）“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四大转变”
1.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
迟福林认为，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追求。要实现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关键取决于能不能推动相关政策和体制的创新。宋立指出，短期内扩大内需只能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同时适度扩大消费需求；中长期应该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主要努力方向，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动投资结构优化，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稳步扩大消费规模和比例。
2.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变
迟福林认为，从工业化主导到城市化主导，对发展方式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一条主要依靠国外市场拉动和国外资源供给的外源工业化道路。实践证明，它既推动了我国经济繁荣，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失衡，外源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十二五”我国应在外源工业化的基础上，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加快内源城市化进程。
3.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转变
王振中强调，我们不能只陶醉于“黑色”GDP超过日本，更要在“绿色”GDP方面超过日本。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力的政策推动。常修泽、宋立等专家认为，我国要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必须把环境产权制度问题突出出来，通过深化资源产权制度、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资源税费制度等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和企业自动减排。
4.从公共产品短缺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变
迟福林指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经济水平的制约，更涉及财政支出结构等制度安排。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认为，“十二五”应把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尤其是把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
（三）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动各领域改革
1.使改革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与会专家指出，“十二五”改革攻坚能不能有重大突破、能不能有所作为，关键在于要把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勇气、魄力，与社会的参与、表达、协商、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的积极性与自下而上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以形成改革的基本共识，形成改革攻坚的社会合力。迟福林认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十二五”改革主要体现在发展导向的三大转变：一是由对物的追求向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转变；二是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三是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凌云指出，民生发展时代具有特定的改革需求:目标从面向经济发展转向面向民生；重心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社会体制改革；出发点从物本转向人本；动力从经济理性转向社会理性；评价标准从经济发展最大化转向民生发展最大化。
2.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组织保障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巡视员宋葛龙等专家认为，现在由部门推进的改革，触及利益的时候就会避重就轻，所以需要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协调推进全面改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指出，“十二五”推进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全方位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改革协调机制，如建立高层次的改革组织领导和协调机制，对改革实施全面统一领导。曹远征指出，过去三十年间，改革推进之所以比较顺利，其中很重要的是不仅有改革的共识，还有改革的组织保证。因此，“十二五”推进改革不仅要有改革的规划、改革的行动纲领，还需要有改革的组织保障。
三、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突破口
（一）收入分配改革是关系发展方式转变全局的关键性问题
1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指出，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突破口。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既是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又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涉及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公共服务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等多个领域的改革。
曹远征认为，在内外环境变化下，“十二五”应尽快启动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导向的改革，这是未来十年最为重要的环节。
2. 收入分配改革关系到扩大内需战略的实现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形成依靠消费拉动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迟福林指出，收入分配改革不仅在于它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还在于它是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战略支点，是形成消费主导的重要基础。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指出，国外的经济发展历史均表明，劳动报酬越高的地区，其消费率一般也会越高。但我国的数据表明，人均GDP水平越高的地区，最终消费率反而越低，相关系数为-0.44。为此，要从总需求方面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改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尽快提高“两个比重”。
3.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深刻的、复杂的利益格局调整
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重在利益关系调整。它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构，其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以往的改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立平提出，收入分配不仅仅是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财富和资源的分配问题。有研究表明2009年政府各种形式收入是11.5万亿，约占当年GDP的三分之一。这表明收入分配进程中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这是一个更大层面的利益格局调整问题。
4. 把收入分配改革纳入“十二五”约束性指标
迟福林提出，“十二五”要明确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建议“十二五”把我国消费率从2008年的48.6%提高到55%～60%左右，并且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上制定相应的约束性指标。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肖毅敏建议，应确立政府在“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例如，财政预算必须把基本用途和支出流向、分配比率规划清楚，包括政务消费、战略投资、基本建设、社会保障、居民增收等支出项目和分配比率按照不同量级细化。
（二）推动“民富优先”的收入分配改革
1.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合理配置国有资源
迟福林建议，“十二五”要以资源红利社会共享为目标，实现国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国资委企业分配局局长于吉指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核心在于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提高垄断行业利润的上交比例，发挥国有资本收益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对垄断行业获取的政策性垄断超额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控制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逐步消除公众对收入分配失衡、失范的感受。肖毅敏建议可以参照其他竞争性行业的平均收入，在垄断行业里量化出一个平均收入的相对比率，从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上进行双重调控，以缩小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
2. 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为目标启动财税体制改革
迟福林提出，这些年财税体制以及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滞后，是收入分配关系难以理顺的根本原因。为此，“十二五”初期要尽快启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明显加大对所得和财产的课税力度，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基本公共产品供给。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范金指出，要积极推进税收体制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变，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积极研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和环境税，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在交易环节，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和印花税等来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将这部分税收用于促进低收入群体消费的社会保障支出。
3 .建立保障“两个同步实现”的机制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十七届五中全会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提出“两个同步”。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预计分别为10%和8.9%，与GDP增长速度大概同步。但要注意的是，从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看，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中长期要保持“两个同步”，使偶然成为必然，需要加快相应的体制建设。沈坤荣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建立“两个同步”的稳定机制。一方面，在初次分配方面，应当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在收入的再分配领域，主要是从收支两方面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和降低他们的生活负担，最终形成和谐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通过公共支出手段，优化社会消费环境，改善居民部门的收入预期。肖毅敏建议，改变企业内部自主分配中资本与管理要素主导的情形。在实施工资谈判制度和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上，限制企业管理层的自定薪酬和自主分红。
4.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凌云指出，在政府目标优先序中，要进一步突出民生发展的优先地位。政府的支出重点要从经济发展转向民生发展，不断加大对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社区建设等民生支出和社会开支的比重。杨宜勇指出要促进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逐步缩小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从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建议尽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投入，优化城乡消费环境，改善城乡消费相关基础设施，扩大对私人消费具有引致和激发作用的政府公共消费。沈坤荣认为，对于中产阶层来说，由于政府公共支出的不足、支出结构的扭曲，使得消费愿望很低。解决问题的核心内容一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二是增加公共支出，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力度。
5.加快社会重建，防止“收入倍增”蜕变成“支出倍增”
孙立平认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发点很好，但社会反应不佳。原因在于收入倍增还看不到明显的迹象，而支出倍增的迹象和趋势已经很明显。要防止收入倍增成为支出倍增，需要加强机制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为此，关键在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一是实现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在博弈能力上的对等或博弈权利上的基本对等；二是实现对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性制约。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周长城建议，“十二五”应从赋权角度出发，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微观层次治理收入分配的过度失衡。即赋予工人团结权、谈判权、集体争议权这三种权力。一方面，推进企业工会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对集体合同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专门立法。
（三）“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取决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展
1.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市场的因素，也有政府因素
迟福林指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市场的因素，更有政府的因素，尤其是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紧密相关。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下，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使公共财政体制难以建立；长期压低劳动力报酬，使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偏好“做大蛋糕”，使“分好蛋糕”的矛盾逐步突出。
2 .尽快转变政府发展理念
洪虎指出，科学发展要做到“惠民发展”，本质在于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3.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改变政府的利益化倾向
与会专家认为，从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阻力来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如果不能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导致腐败产生的资源配置不公问题，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工资这类问题上，就难以触及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所以，政府推动以公平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改革当把自身改革放在首位。迟福林提出，要尽快改变政府自身利益的倾向，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定位。杨宜勇指出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关键在于限制政府扩充权力和资源的动机，缩小政府规模。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我国政府往往具有扩充自己权力、控制更多社会资源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存在是政府涉入具体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根源，也势必就要求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将政府职能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保障民生，从根本上限制政府对权力和资源的追逐。
四、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转型与变革提速
（一）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转型与变革的压力逐步增大
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较多变数，经过多年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开始凸显。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尔夫·郎哈默尔指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和制造业全球竞争力下降等问题，欧元区国家仍处在主权债务危机和未来石油危机的阴影笼罩之下，拉美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全球经济增长复苏需要更长的时间。吉尔吉斯斯坦政策分析联合会会长阿萨马特-迪卡巴夫提出，资源、人口和技术变化推动了新的格局的形成，各国在资源领域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强，各国人口变化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突出，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浪潮已经到来，正在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考验。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首席执行总裁艾森·布莱特认为，金融危机后世界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内在巨大的转型压力，比如俄罗斯面临技术创新放缓、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等社会问题；巴西这些年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业问题再次突出，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仍然较大。
（二）新兴经济体以改革促转型的步伐加快
从外方专家介绍的多个新兴经济体的情况看，以改革促转型是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的政策方针。各国有不同的改革思路和侧重点，希望未来五年能够在发展方式转型上有较大的突破。
印度实施“包容性增长”的改革战略。施巴尼·斯温司长介绍了印度“十一五”计划（2007—2012年）中“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制度和政策。“包容性增长”重在强调社会民生和反贫困目标，强调控制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目标，把促进社会公平提到新的高度，旨在把更多的穷人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纳入到经济增长框架中。在规划中，不但明确了包括健康、教育、医疗、卫生、贫困等社会发展指标和人力发展目标指标，也明确了加强教育、医疗和农业发展方面的投入和相关改革。通过提高社会福利，增加国民购买力。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改革重点是完善公共治理结构。
越南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并举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据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武智成介绍，过去30年越南的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目前越南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工业化水平和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未来十年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现代化导向的工业化国家，建立一个文明社会和人民高度参与政治的社会。未来五年是越南实现新的发展目标的基础性五年，这期间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应设定过高，最好在6%~7%，最高不超过8%，而社会目标、文化目标、环境目标和政治目标应当更为明确。围绕这些目标，越南最需要的是同时推进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上重点是推进所有制、市场机制和开放政策的三维改革，在政治改革上重点是提高制度体系的透明度和政府行政效率。
巴西一直在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致力于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首席执行总裁艾森·布莱特提到，巴西一直在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新的模式更加注重提高劳动者能力、国民教育水平和城市化。巴西驻华大使馆经济处一等秘书马可·卡布拉提到，巴西正试图建立资源环境可持续的产业体系和贸易体系。一方面，促进高碳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变，主要包括建立农业生态区、发展非耕农业和改善农产品贸易结构。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这些年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颇有成效，很大程度上在于有严格的环境立法和环境准入许可等制度保障。
同时，从外方专家介绍的情况看，在后危机时代，蒙古、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纷纷采取了以改善民生为取向的改革政策。
（三）加强区域合作对新兴经济体的转型与变革至关重要
一些专家提出，在新的形势下，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政策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值得新兴经济体关注和思考。新兴经济体加强区域合作不仅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也是自身转型与变革的重要内容。
在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加强区域内经济循环无疑是降低风险的另一条途径。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处商务代表齐普拉科夫·谢尔盖提到，在全球经济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充分利用彼此经济的互补性，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是实现新兴经济体经济内部循环的客观选择。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首席执行总裁艾森·布莱特指出，除了各自在内部积极推进转型，“金砖四国”通过彼此紧密合作以及强调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提高了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专家认为，加强区域合作是新兴经济体转型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区域合作是新兴经济体扩大对外开放中的重点内容，开放格局的转变与内部经济社会结构调整是相互依托、相互推动的关系。一些专家建议，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除了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还可以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领域拓展区域合作空间。
专家认为，新兴国家正成为世界治理格局中的新生力量。在新的时期，新兴经济体应当积极推进转型与改革，坚持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从而在稳定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执笔人］方栓喜、倪建伟、张飞、夏峰、符莉、马振涛、梅东海、蔡文龙、何科妮、祝雅辉。
［收稿日期］2010-11-16
责编：梅文；校对：一丁
关键词：“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1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131-06
2010年10月30日—3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海口联合召开了以“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选择”为主题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中国、德国、英国、美国、墨西哥、巴西、俄罗斯、印度、越南、蒙古、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官员和学者40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与会专家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的改革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的关节点上，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重大的战略选择，能不能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重要进展，取决于改革的新突破。只有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实现改革的新突破，才能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在改革的新突破
（一）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重在实现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
我国过去30年的改革在初级生产要素市场化上有很大进展，但中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化还远不到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指出，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的进一步专业化、高端化，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加快发展，都对中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化提出新的要求。人才、技术、金融、教育、医疗、文化领域要素市场化对经济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
推进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对技术创新至关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认为，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全面履行国家出资人职责的三个性质完全不同领域，分立由不同机构承担。第一，推进国有资产立法，建立资产负债总表，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和结构调整政策，应由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例如财政等部门负责。第二，建立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财务制度，分层明确委托主体和受托主体、明确委托财产的边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权力，形成有法律保障、可追溯产权责任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三，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按《公司法》，经工商注册分别设立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即独资国有资本投资控股公司（国投公司），国家将所属企业的国有资本注入其中。第四，对国有资本运营的监督，国有资本投资控股公司向同级政府报告工作，接受政府授权的部门，如财政、政府审计部门对受托国有资本运营状况、运作的合规性进行审计监督。
（二）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在新一轮的发展起点上，所有的发展是为了人，是人的参与，是人的共享，如果没有人的要素，根本谈不上发展质量和速度的问题。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赵白鸽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模式上的相互借鉴和发展效率上的激烈竞争，已经从传统的土地、矿产、普通劳动力等物质资源，逐渐扩展到科学、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源等。国家竞争力的最终决定因素，应该是聚焦在人力资本上。如果说我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功有赖于庞大的人口规模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优势，未来可持续发展将取决于能否确立起真正的人力资本优势。我们必须考虑采取什么样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和机制促进公民的参与和分享。要完善整个社会政策体系，包括家庭、户籍、教育、社保、社会平等和人口迁移在内与人口相关的政策体系。
当前，利益失衡问题相当严重，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和相对独立的力量，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这客观上要求更强的治理能力，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多元的治理结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强调社会建设的含义重在建设和维护社会的主体性。第一，以能动社会的建设为先导，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可能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第二，能动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双重建设，可以分别选择“劳资关系”和“官民关系”为突破口；第三，以建立劳资博弈机制推动“能动社会”建设；第四，关键的问题是在劳资双方之间建立起利益均衡的机制，这种机制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劳动者的利益，而是劳资利益的均衡。
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村社会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指出，要让农村跟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步伐，农村现有的社会基础结构需要再造。这就需要建设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兼有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的职业农民团体，是以经济手段完成社会目标的社会企业类型的伞状经济社会组织，是政府各项政策贯彻实施的组织平台，是中国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结构。其建设应纳入国家重大战略，在“十二五”时期进行政策试验和理论探索。
（三）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政府转型决定“十二五”改革全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强调，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解决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过去的改革实践表明，如果不将重点放在政府转型上，行政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政府应鼓励竞争和支持创新。刘世锦认为，促进市场化结构和水平的升级，需要政府支持创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沈奎认为，要发挥政府在推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制定创新战略与创新政策，培育创新活动主体，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发展支持创新的金融，营造创新的法治环境，搭建创新活动平台。
在社会体制改革上，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建设。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谢地指出，政府应特别大力推进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在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回应国民福祉。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应当逐步从私人物品供给体系中“抽身”出来，全力以赴致力于供给社会亟须的各种公共物品。
在文化体制改革上，提高国家软实力，要转变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渠道。广东湛江市委党校教授刘国军认为，政府应解放思想，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强化服务意识和管理意识，加快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文化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推动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联动改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如影相随，财政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也对行政体制改革有着多方面的促动作用。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改革更容易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十二五”必须在转变中谋求发展
（一）国内外双重压力倒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1．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去杠杆化”可能演变为“去全球化”。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发达国家在无就业复苏背景下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度泛滥，冲击到发展中国家，中间利率的波动会引起更大的摩擦。要警惕金融危机的“去杠杆化”变成经济上的“去全球化”。
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各国间围绕汇率问题展开的货币较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振中指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仅来自美国，而且来自印度、巴西和拉丁美洲等中等收入国家，有很复杂的因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陈文敬指出，2009年我国占全球对外贸易的9.6%，但是在反倾销案件中占40%，反补贴案件中占75%。王振中指出，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已不仅体现在低附加值产品上，而且开始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进行封杀。此外，与会专家还指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世界政治格局新变化等国际压力，都将逼迫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国内发展压力增大
输入性通胀与成本推动型通胀并存。刘世锦认为，一方面，输入性的通胀今后一段时间会越来越突出，过剩的流动性由主要追逐供不应求的商品转为追逐需求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商品，例如铁矿石、黄金、农作物；另一方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也相当大，尤其是要面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人口红利面临终结。曹远征、陈文敬等专家指出，近年来农村青壮劳动力50%已转入到城市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0%，人口红利还能用多久是一个极大挑战。另外，未来10年人口结构中17%是60岁以上人口，未富先老，储蓄率很快会下降，以高储蓄率维持的高投资率将受到威胁，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严重削弱。
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与资源环境变化的不期而遇，是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王振中进一步指出，“十二五”我国将面临减排承诺、高度耗能和耕地红线“三大约束”，逼迫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刘世锦指出，建设“两型社会”，本质上是把过去没有内在化的、扭曲的、低估的资源环境成本校正过来，算到企业成本里面。
防止陷入“赶超第一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两大陷阱”。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宋立进一步指出，由于总量的“跨三进二”和中高收入阶段的不期而遇，由此引发了外部世界利益相关者的防范意识，非经济冲击增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和风险更大。可以说，跨越“超二赶一陷阱”成功与否将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败。而能否顺利跨越“两大陷阱”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和效果。
中速增长将成为常态。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3—5年进入一个次高或者中速增长期，很可能是从目前10%降到7%。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慢变量，因此转型现在就要起步。曹远征也认为，如果我国经济完全以内需为基础，未来10年的情形是从目前10%的高增长向6%的增长转变，现在的政策安排就是控制这个收敛速度和幅度。
（二）“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四大转变”
1.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
迟福林认为，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追求。要实现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关键取决于能不能推动相关政策和体制的创新。宋立指出，短期内扩大内需只能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同时适度扩大消费需求；中长期应该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主要努力方向，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动投资结构优化，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稳步扩大消费规模和比例。
2.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变
迟福林认为，从工业化主导到城市化主导，对发展方式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一条主要依靠国外市场拉动和国外资源供给的外源工业化道路。实践证明，它既推动了我国经济繁荣，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失衡，外源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十二五”我国应在外源工业化的基础上，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加快内源城市化进程。
3.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转变
王振中强调，我们不能只陶醉于“黑色”GDP超过日本，更要在“绿色”GDP方面超过日本。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力的政策推动。常修泽、宋立等专家认为，我国要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必须把环境产权制度问题突出出来，通过深化资源产权制度、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资源税费制度等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和企业自动减排。
4.从公共产品短缺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变
迟福林指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经济水平的制约，更涉及财政支出结构等制度安排。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认为，“十二五”应把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尤其是把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
（三）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动各领域改革
1.使改革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与会专家指出，“十二五”改革攻坚能不能有重大突破、能不能有所作为，关键在于要把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勇气、魄力，与社会的参与、表达、协商、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的积极性与自下而上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以形成改革的基本共识，形成改革攻坚的社会合力。迟福林认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十二五”改革主要体现在发展导向的三大转变：一是由对物的追求向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转变；二是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三是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凌云指出，民生发展时代具有特定的改革需求:目标从面向经济发展转向面向民生；重心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社会体制改革；出发点从物本转向人本；动力从经济理性转向社会理性；评价标准从经济发展最大化转向民生发展最大化。
2.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组织保障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巡视员宋葛龙等专家认为，现在由部门推进的改革，触及利益的时候就会避重就轻，所以需要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协调推进全面改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指出，“十二五”推进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全方位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改革协调机制，如建立高层次的改革组织领导和协调机制，对改革实施全面统一领导。曹远征指出，过去三十年间，改革推进之所以比较顺利，其中很重要的是不仅有改革的共识，还有改革的组织保证。因此，“十二五”推进改革不仅要有改革的规划、改革的行动纲领，还需要有改革的组织保障。
三、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突破口
（一）收入分配改革是关系发展方式转变全局的关键性问题
1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指出，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改革的突破口。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既是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又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涉及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公共服务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等多个领域的改革。
曹远征认为，在内外环境变化下，“十二五”应尽快启动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导向的改革，这是未来十年最为重要的环节。
2. 收入分配改革关系到扩大内需战略的实现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形成依靠消费拉动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迟福林指出，收入分配改革不仅在于它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还在于它是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战略支点，是形成消费主导的重要基础。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指出，国外的经济发展历史均表明，劳动报酬越高的地区，其消费率一般也会越高。但我国的数据表明，人均GDP水平越高的地区，最终消费率反而越低，相关系数为-0.44。为此，要从总需求方面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改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尽快提高“两个比重”。
3.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深刻的、复杂的利益格局调整
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重在利益关系调整。它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构，其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以往的改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立平提出，收入分配不仅仅是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财富和资源的分配问题。有研究表明2009年政府各种形式收入是11.5万亿，约占当年GDP的三分之一。这表明收入分配进程中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这是一个更大层面的利益格局调整问题。
4. 把收入分配改革纳入“十二五”约束性指标
迟福林提出，“十二五”要明确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建议“十二五”把我国消费率从2008年的48.6%提高到55%～60%左右，并且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上制定相应的约束性指标。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肖毅敏建议，应确立政府在“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例如，财政预算必须把基本用途和支出流向、分配比率规划清楚，包括政务消费、战略投资、基本建设、社会保障、居民增收等支出项目和分配比率按照不同量级细化。
（二）推动“民富优先”的收入分配改革
1.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合理配置国有资源
迟福林建议，“十二五”要以资源红利社会共享为目标，实现国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国资委企业分配局局长于吉指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核心在于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提高垄断行业利润的上交比例，发挥国有资本收益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对垄断行业获取的政策性垄断超额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控制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逐步消除公众对收入分配失衡、失范的感受。肖毅敏建议可以参照其他竞争性行业的平均收入，在垄断行业里量化出一个平均收入的相对比率，从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上进行双重调控，以缩小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
2. 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为目标启动财税体制改革
迟福林提出，这些年财税体制以及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滞后，是收入分配关系难以理顺的根本原因。为此，“十二五”初期要尽快启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明显加大对所得和财产的课税力度，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基本公共产品供给。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范金指出，要积极推进税收体制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变，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积极研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障税和环境税，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在交易环节，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和印花税等来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将这部分税收用于促进低收入群体消费的社会保障支出。
3 .建立保障“两个同步实现”的机制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十七届五中全会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提出“两个同步”。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预计分别为10%和8.9%，与GDP增长速度大概同步。但要注意的是，从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看，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中长期要保持“两个同步”，使偶然成为必然，需要加快相应的体制建设。沈坤荣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建立“两个同步”的稳定机制。一方面，在初次分配方面，应当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在收入的再分配领域，主要是从收支两方面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和降低他们的生活负担，最终形成和谐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通过公共支出手段，优化社会消费环境，改善居民部门的收入预期。肖毅敏建议，改变企业内部自主分配中资本与管理要素主导的情形。在实施工资谈判制度和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上，限制企业管理层的自定薪酬和自主分红。
4.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凌云指出，在政府目标优先序中，要进一步突出民生发展的优先地位。政府的支出重点要从经济发展转向民生发展，不断加大对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社区建设等民生支出和社会开支的比重。杨宜勇指出要促进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逐步缩小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从而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建议尽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投入，优化城乡消费环境，改善城乡消费相关基础设施，扩大对私人消费具有引致和激发作用的政府公共消费。沈坤荣认为，对于中产阶层来说，由于政府公共支出的不足、支出结构的扭曲，使得消费愿望很低。解决问题的核心内容一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二是增加公共支出，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力度。
5.加快社会重建，防止“收入倍增”蜕变成“支出倍增”
孙立平认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发点很好，但社会反应不佳。原因在于收入倍增还看不到明显的迹象，而支出倍增的迹象和趋势已经很明显。要防止收入倍增成为支出倍增，需要加强机制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为此，关键在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一是实现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在博弈能力上的对等或博弈权利上的基本对等；二是实现对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性制约。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周长城建议，“十二五”应从赋权角度出发，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微观层次治理收入分配的过度失衡。即赋予工人团结权、谈判权、集体争议权这三种权力。一方面，推进企业工会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对集体合同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专门立法。
（三）“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取决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展
1.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市场的因素，也有政府因素
迟福林指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市场的因素，更有政府的因素，尤其是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紧密相关。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下，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使公共财政体制难以建立；长期压低劳动力报酬，使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偏好“做大蛋糕”，使“分好蛋糕”的矛盾逐步突出。
2 .尽快转变政府发展理念
洪虎指出，科学发展要做到“惠民发展”，本质在于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3.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改变政府的利益化倾向
与会专家认为，从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阻力来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如果不能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导致腐败产生的资源配置不公问题，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工资这类问题上，就难以触及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所以，政府推动以公平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改革当把自身改革放在首位。迟福林提出，要尽快改变政府自身利益的倾向，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定位。杨宜勇指出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关键在于限制政府扩充权力和资源的动机，缩小政府规模。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我国政府往往具有扩充自己权力、控制更多社会资源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存在是政府涉入具体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根源，也势必就要求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将政府职能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保障民生，从根本上限制政府对权力和资源的追逐。
四、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转型与变革提速
（一）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转型与变革的压力逐步增大
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较多变数，经过多年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开始凸显。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尔夫·郎哈默尔指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和制造业全球竞争力下降等问题，欧元区国家仍处在主权债务危机和未来石油危机的阴影笼罩之下，拉美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全球经济增长复苏需要更长的时间。吉尔吉斯斯坦政策分析联合会会长阿萨马特-迪卡巴夫提出，资源、人口和技术变化推动了新的格局的形成，各国在资源领域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强，各国人口变化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突出，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浪潮已经到来，正在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考验。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首席执行总裁艾森·布莱特认为，金融危机后世界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内在巨大的转型压力，比如俄罗斯面临技术创新放缓、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等社会问题；巴西这些年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业问题再次突出，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仍然较大。
（二）新兴经济体以改革促转型的步伐加快
从外方专家介绍的多个新兴经济体的情况看，以改革促转型是未来五年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的政策方针。各国有不同的改革思路和侧重点，希望未来五年能够在发展方式转型上有较大的突破。
印度实施“包容性增长”的改革战略。施巴尼·斯温司长介绍了印度“十一五”计划（2007—2012年）中“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制度和政策。“包容性增长”重在强调社会民生和反贫困目标，强调控制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目标，把促进社会公平提到新的高度，旨在把更多的穷人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纳入到经济增长框架中。在规划中，不但明确了包括健康、教育、医疗、卫生、贫困等社会发展指标和人力发展目标指标，也明确了加强教育、医疗和农业发展方面的投入和相关改革。通过提高社会福利，增加国民购买力。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改革重点是完善公共治理结构。
越南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并举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据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武智成介绍，过去30年越南的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目前越南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工业化水平和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未来十年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现代化导向的工业化国家，建立一个文明社会和人民高度参与政治的社会。未来五年是越南实现新的发展目标的基础性五年，这期间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应设定过高，最好在6%~7%，最高不超过8%，而社会目标、文化目标、环境目标和政治目标应当更为明确。围绕这些目标，越南最需要的是同时推进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上重点是推进所有制、市场机制和开放政策的三维改革，在政治改革上重点是提高制度体系的透明度和政府行政效率。
巴西一直在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致力于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首席执行总裁艾森·布莱特提到，巴西一直在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新的模式更加注重提高劳动者能力、国民教育水平和城市化。巴西驻华大使馆经济处一等秘书马可·卡布拉提到，巴西正试图建立资源环境可持续的产业体系和贸易体系。一方面，促进高碳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变，主要包括建立农业生态区、发展非耕农业和改善农产品贸易结构。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这些年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颇有成效，很大程度上在于有严格的环境立法和环境准入许可等制度保障。
同时，从外方专家介绍的情况看，在后危机时代，蒙古、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纷纷采取了以改善民生为取向的改革政策。
（三）加强区域合作对新兴经济体的转型与变革至关重要
一些专家提出，在新的形势下，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政策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值得新兴经济体关注和思考。新兴经济体加强区域合作不仅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也是自身转型与变革的重要内容。
在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加强区域内经济循环无疑是降低风险的另一条途径。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处商务代表齐普拉科夫·谢尔盖提到，在全球经济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充分利用彼此经济的互补性，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是实现新兴经济体经济内部循环的客观选择。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首席执行总裁艾森·布莱特指出，除了各自在内部积极推进转型，“金砖四国”通过彼此紧密合作以及强调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提高了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专家认为，加强区域合作是新兴经济体转型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区域合作是新兴经济体扩大对外开放中的重点内容，开放格局的转变与内部经济社会结构调整是相互依托、相互推动的关系。一些专家建议，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除了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还可以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领域拓展区域合作空间。
专家认为，新兴国家正成为世界治理格局中的新生力量。在新的时期，新兴经济体应当积极推进转型与改革，坚持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从而在稳定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执笔人］方栓喜、倪建伟、张飞、夏峰、符莉、马振涛、梅东海、蔡文龙、何科妮、祝雅辉。
［收稿日期］2010-11-16
责编：梅文；校对：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