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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一生的思想历险中，其早期的精神病理学-心理学阶段常被论者所轻忽。实际上，作为一位富有临床经验的精神病理学家，他在这个阶段出版过三部重要的著作——《普通精神病理学》《世界观的心理学》《斯特林堡与凡·高》，其中最后一部书是他从精神病理学—生存哲学双重视角，试图理解精神分裂症艺术家的生存状况及其作品的一种尝试，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由精神病理学-心理学领域向生存哲学领域过渡的消息。
该书首个中译本由河北师范大学孙秀昌教授译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该书的移译对学界深入理解雅斯贝斯完整的精神历程及其内在理路，尤其对理解艺术家论在其思想整体中的位置至为关键。
在《斯特林堡与凡·高》一书的引言中，雅斯贝斯首先表明了自己研究艺术家的方法。他声明自己所做的并非文学批评或美学研究，就斯特林堡这个案例而言，“我打算清晰地展呈他的疾病的性质。这种疾病在他的生命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斯特林堡与凡·高》，P1）。雅斯贝斯认为，如果想要理解这些“例外”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我们就必须考察发生在这些艺术家一生中异常丰富的事件，也就是说要直面他们鲜活的现实生命，如此才能在现实的基础上更新病理学的知识，而不是在书本知识的规范下把艺术家的精神病志视为“怪人怪事”。
斯特林堡自1887年开始嫉妒狂躁状态和癫痫，1897年回归平静，在这期间，疾病并未损害斯特林堡的艺术创造力。从分析斯特林堡的病志出发，雅斯贝斯开始晃动精神病理学的“客观性”神话，在他看来，在精神分裂过程中产生的那些病态现象与“正常”状态的心理之间并不存在彻底的断裂，人们只是从常人的标准出发，来划定“病态”的领域，试图用概念来把握那些实际上无法把握的非“正常”现象。
精神病理学家仅仅根据显而易见的症状和清楚明晰的概念范畴对患者进行分析，在雅斯贝斯看来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将精神病理学上升为生存的哲学。在他看来精神病理学的对象不仅仅是人的身体，而是精神、人格、自我的“人”之整体：“人的整体远在任何能设想的客观化的事物之外。人不能圆满地既作为自为的存在又作为认识的对象。人的存在可谓是‘敞开’的。人总是超过了他对自己所知或所能知的一切。”（《雅斯贝斯哲学自传》，王立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P19）所以精神病理学只是一种尝试理解人之整体的方法，一种语言的、概念的描述体系，以严格的现象学方法对艺术家精神病志的描述也只是为我们理解他们的一个面相提供参照。
“病态”的艺术家，特别是智识超群的精神分裂症艺术家，如何以其创作与“正常”之人地分享独一无二的临界体验，这是雅斯贝斯探究生存“价值”的关键。在斯特林堡的世界观中，雅斯贝斯发现其根本特性在于对交流的决绝反抗。斯特林堡的嫉妒狂躁症及其对女性、性关系和婚姻生活的带有仇视的批判，诱发他写出《父亲》《同伴》等反女性主义作品。在《分裂》中，他表露出对婚姻生活中无法保存秘密的厌恶，这也正是斯特林堡在根本上无法形成一段私密关系（朋友、爱人）的原因。
雅斯贝斯认为，全部的疾病经验都在智识超群的艺术家、哲学家那里成为可交流传达的精神性的东西。因此，他们的独异体验无论如何超出常理，却依然可以通过他们用語言、色彩等形式创造的作品为我们所理解，而这些普遍化的范畴恰好构成了人类之间相互交流的中介。
在现代主义艺术家中最为雅斯贝斯所称道的凡·高就是一个范例，他的绘画无法用特定的病理学范畴加以解释：
这些绘画能够开阔人们的视野，使人们认识到精神分裂症就存在于人的生命本质与惊异的事实之中，并让人们能在其中看到一些在临床病人那里并无法明晰显露出来的东西。（《斯特林堡与凡·高》，P162）
我们在试图理解这类独异的作品时，仅凭艺术史的整体知识进行判断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一个人的精神若只能封闭于可解释的东西之中，他便无从对凡·高的绘画产生“震惊”的体验。
在雅斯贝斯的哲学自传中，不乏他对自我的心理分析。他称自己从小是一个好冲动、好奋斗的目标明确之人，虽然有朋友、双亲、姐姐的陪伴，但他仍然有一种强烈的对于交流的渴望：
这种交流超越各种误解，超越一切暂时的东西，超越一切太过自明的东西的各种界限。人要认识他自己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交流，而决不能仅仅依靠知识。我们成为我们自身达到何种程度在于他人成为他们自己达到何种程度，只有在别人自由的时候我们才有自由。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问题不仅是雅斯贝斯童年及学生时代的首要问题，更成为其哲学地思考生存的基本问题，对交流产生助益或阻碍遂成为他衡量所有思想之真理性的试金石。于是，精神分裂症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即其生成自我的过程，同时生成着只属于艺术本身的真理。这类的真理，在《斯特林堡与凡·高》中是以凡·高为代表的生存和超越性艺术，在《论真理：哲学逻辑》中则是俄狄浦斯、哈姆雷特等悲剧英雄陷于绝境中的失败经验。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坚持着对真理的探索，他们的死亡或失败最终成为见证终极真理的“密码”。
人必须面对自身的有限性，尝试通过感知、聆听符号的声音获得超越限度的机缘，但也许他永远无法超越其生存的平庸状态。精神分裂症艺术家以其全部精神对象化的作品，成为他与我们交流的中介，即使他像悲剧英雄一样败于命运，他的失败却为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换得超越性的象征意义。但雅斯贝斯从不盲目追求任何绝对的真理，在《哈姆雷特》中他看到的是人在其独一无二的绝境中坚持追求真理，直至死亡的过程，它表明了易于犯错的人类不可能完全接受真理，追求绝对的真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之中，在绝望地追寻自身真理的历险中，雅斯贝斯看到了“大哲学家”们象征的人类尊严和真理本身。他们不仅将自身抛入临界状态，甚至备受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困扰，但他们各自以其无法复制的方式探寻具体的真理。《斯特林堡与凡·高》让我们有机会聆听、精神分裂症艺术家的“生存的交流”。这些独异之人的作品深度和生命力并不低于“正常”艺术家的创造，而我们之所以能够亲近这些伟大的艺术，在于其能被普遍理解的、可交流的形式。所以凡·高作品的迷人之处在于其绘画绝非孤立的审美客体，而是起源于其独特生存的超越性形式。
雅斯贝斯将艺术真理的实现寄望于交流，这让精神分裂症艺术家超越了正常 、病态的二元区分，成为对生存的阐明。《斯特林堡与凡·高》一书可谓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的开端，它虽然仍留有精神病理学阶段的印痕，但它所蕴藏的生存密码仍有待后来人仔细聆听和分辨。
（作者系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该书首个中译本由河北师范大学孙秀昌教授译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该书的移译对学界深入理解雅斯贝斯完整的精神历程及其内在理路，尤其对理解艺术家论在其思想整体中的位置至为关键。
“客观”精神病理学之反思
在《斯特林堡与凡·高》一书的引言中，雅斯贝斯首先表明了自己研究艺术家的方法。他声明自己所做的并非文学批评或美学研究，就斯特林堡这个案例而言，“我打算清晰地展呈他的疾病的性质。这种疾病在他的生命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斯特林堡与凡·高》，P1）。雅斯贝斯认为，如果想要理解这些“例外”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我们就必须考察发生在这些艺术家一生中异常丰富的事件，也就是说要直面他们鲜活的现实生命，如此才能在现实的基础上更新病理学的知识，而不是在书本知识的规范下把艺术家的精神病志视为“怪人怪事”。
斯特林堡自1887年开始嫉妒狂躁状态和癫痫，1897年回归平静，在这期间，疾病并未损害斯特林堡的艺术创造力。从分析斯特林堡的病志出发，雅斯贝斯开始晃动精神病理学的“客观性”神话，在他看来，在精神分裂过程中产生的那些病态现象与“正常”状态的心理之间并不存在彻底的断裂，人们只是从常人的标准出发，来划定“病态”的领域，试图用概念来把握那些实际上无法把握的非“正常”现象。
精神病理学家仅仅根据显而易见的症状和清楚明晰的概念范畴对患者进行分析，在雅斯贝斯看来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将精神病理学上升为生存的哲学。在他看来精神病理学的对象不仅仅是人的身体，而是精神、人格、自我的“人”之整体：“人的整体远在任何能设想的客观化的事物之外。人不能圆满地既作为自为的存在又作为认识的对象。人的存在可谓是‘敞开’的。人总是超过了他对自己所知或所能知的一切。”（《雅斯贝斯哲学自传》，王立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P19）所以精神病理学只是一种尝试理解人之整体的方法，一种语言的、概念的描述体系，以严格的现象学方法对艺术家精神病志的描述也只是为我们理解他们的一个面相提供参照。
“病态”艺术家的“正常”
“病态”的艺术家，特别是智识超群的精神分裂症艺术家，如何以其创作与“正常”之人地分享独一无二的临界体验，这是雅斯贝斯探究生存“价值”的关键。在斯特林堡的世界观中，雅斯贝斯发现其根本特性在于对交流的决绝反抗。斯特林堡的嫉妒狂躁症及其对女性、性关系和婚姻生活的带有仇视的批判，诱发他写出《父亲》《同伴》等反女性主义作品。在《分裂》中，他表露出对婚姻生活中无法保存秘密的厌恶，这也正是斯特林堡在根本上无法形成一段私密关系（朋友、爱人）的原因。
雅斯贝斯认为，全部的疾病经验都在智识超群的艺术家、哲学家那里成为可交流传达的精神性的东西。因此，他们的独异体验无论如何超出常理，却依然可以通过他们用語言、色彩等形式创造的作品为我们所理解，而这些普遍化的范畴恰好构成了人类之间相互交流的中介。
在现代主义艺术家中最为雅斯贝斯所称道的凡·高就是一个范例，他的绘画无法用特定的病理学范畴加以解释：
这些绘画能够开阔人们的视野，使人们认识到精神分裂症就存在于人的生命本质与惊异的事实之中，并让人们能在其中看到一些在临床病人那里并无法明晰显露出来的东西。（《斯特林堡与凡·高》，P162）
我们在试图理解这类独异的作品时，仅凭艺术史的整体知识进行判断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一个人的精神若只能封闭于可解释的东西之中，他便无从对凡·高的绘画产生“震惊”的体验。
艺术真理的交流性
在雅斯贝斯的哲学自传中，不乏他对自我的心理分析。他称自己从小是一个好冲动、好奋斗的目标明确之人，虽然有朋友、双亲、姐姐的陪伴，但他仍然有一种强烈的对于交流的渴望：
这种交流超越各种误解，超越一切暂时的东西，超越一切太过自明的东西的各种界限。人要认识他自己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交流，而决不能仅仅依靠知识。我们成为我们自身达到何种程度在于他人成为他们自己达到何种程度，只有在别人自由的时候我们才有自由。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问题不仅是雅斯贝斯童年及学生时代的首要问题，更成为其哲学地思考生存的基本问题，对交流产生助益或阻碍遂成为他衡量所有思想之真理性的试金石。于是，精神分裂症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即其生成自我的过程，同时生成着只属于艺术本身的真理。这类的真理，在《斯特林堡与凡·高》中是以凡·高为代表的生存和超越性艺术，在《论真理：哲学逻辑》中则是俄狄浦斯、哈姆雷特等悲剧英雄陷于绝境中的失败经验。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坚持着对真理的探索，他们的死亡或失败最终成为见证终极真理的“密码”。
人必须面对自身的有限性，尝试通过感知、聆听符号的声音获得超越限度的机缘，但也许他永远无法超越其生存的平庸状态。精神分裂症艺术家以其全部精神对象化的作品，成为他与我们交流的中介，即使他像悲剧英雄一样败于命运，他的失败却为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换得超越性的象征意义。但雅斯贝斯从不盲目追求任何绝对的真理，在《哈姆雷特》中他看到的是人在其独一无二的绝境中坚持追求真理，直至死亡的过程，它表明了易于犯错的人类不可能完全接受真理，追求绝对的真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之中，在绝望地追寻自身真理的历险中，雅斯贝斯看到了“大哲学家”们象征的人类尊严和真理本身。他们不仅将自身抛入临界状态，甚至备受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困扰，但他们各自以其无法复制的方式探寻具体的真理。《斯特林堡与凡·高》让我们有机会聆听、精神分裂症艺术家的“生存的交流”。这些独异之人的作品深度和生命力并不低于“正常”艺术家的创造，而我们之所以能够亲近这些伟大的艺术，在于其能被普遍理解的、可交流的形式。所以凡·高作品的迷人之处在于其绘画绝非孤立的审美客体，而是起源于其独特生存的超越性形式。
雅斯贝斯将艺术真理的实现寄望于交流，这让精神分裂症艺术家超越了正常 、病态的二元区分，成为对生存的阐明。《斯特林堡与凡·高》一书可谓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的开端，它虽然仍留有精神病理学阶段的印痕，但它所蕴藏的生存密码仍有待后来人仔细聆听和分辨。
（作者系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